木增（1587-1646），字长卿、益新，号华岳、生白，纳西名阿宅阿寺。明代丽江府第十二任土知府木青之长子。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袭知府职，时年11岁。
生白公自幼聪颖，学习勤奋，当政后，于备边之暇，博览群书，熟读经史，吟诗作赋。他力倡学习汉文化，在万卷楼广集百家之书。藏书千箱，手不释卷，博闻强记，有出众的文学修养。
木增是我省乃至全国不可多得的少数民族藏书家，亦是丽江地区木氏土司世袭470年共22代中学习汉文化最多，并在政治、经济、文化、图书的保存方面都取得较大成就的一代开明英主。
纳西族之所以成为云南省少数民族中一个文化较发达的民族，是与木增发扬光大祖辈重学习的风气，引进汉文化、读书爱书、重视文化教育分不开的。
《明史．土司传》云：“云南诸土官知史书，好礼守义，以丽江木氏为首。”可见当时丽江木氏土司在学习和接受汉文化方面，是首屈一指的。
而木氏土司也以其“土地广大”“传世最远”和“富冠诸土郡”得以与蒙化（即巍山）土府、元江土府并称为云南三大土府。
同时为清代以后纳西社会汉文化的普及和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准备了条件。而木增在位的这段时期，因其诸多业绩，成为纳西族史上最为强盛的时期，其也被当地人尊称为“撒旦杰波”（丽江王）或“木天王”，在许多寺庙中，塑有其像，并名垂后世。
木氏家族的兴旺不是偶然的，木增的祖辈均倡导学习汉族诗书文化、木增自小热爱图书，熟读经史书籍，励精图治，志存高远。
木增世袭土司之职时，四川乡城一带土著头人，妄想乘木氏新历幼主，以数千骑进犯边寨，“一日纵敌，数世之患”，小木增深知这一道理，不顾自己年幼，率家将前往克敌，并亲执桴击鼓，冒矢石以进，“丈夫未可轻少年”。
众兵见幼主如此勇敢，个个奋勇鏖战，大获全胜后又乘胜追击至四川木里、乡城、巴塘和西藏的芒康、盐井等地，木氏土司的范围逐渐扩大，外敌从此不敢来犯，木增的统治地位也更加巩固，更为木增安邦治国一心一意发展丽江地区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奠定了一条平坦的道路。
“人生志气立，所贵功业昌”，木增学以致用，善于总结历史经验。他从唐王朝中央政权出于扶持南诏政权以抵御吐蕃的需要，支持南诏吞并其余诸诏而导致越析诏最终败亡的惨痛教训中，明白了只有依附中央王朝，争取支持，从而扩张自己势力的重要性，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采取了进取亲和政策，在辽阳发生战事时，主动捐助朝庭军饷1万两银子，并上疏。
万历帝喜曰：“丽江遐荒之臣，闻讨贼之举，助饷至以万金，急公一念，良可嘉尝，宜加三品服，以示风劝。”万历四十八年又捐银1千2百两用于解京军前买马，万历帝赐“忠义”二字。
天启二年（1622）再捐银1千两，以及矿产和土特产品，并上疏十事：“一曰敬天法，二曰爱身修德，三曰爱民，四曰用贤，五曰纳谏，六曰辨邪正，七曰慎刑，八曰重信，九日平辽，十曰圣学。”明熹宗大悦嘉纳，京都争先传阅。
据《明史录》载，木氏向明王朝进贡多达18次。木氏土司还承担了入朝受封、差发、贡赋、征调运筹粮草等义务，并积极帮助明王朝征剿平乱，并趁机扩充自己的军事力量。
木氏对中央王朝的依附和支持，使明王朝视纳西族木氏为能“节制吐蕃”“辑宁边境”的“西北藩篱”，并多次得到了朝廷的嘉奖和封赐，其中见之于记录的就多达28次，如，万历三十四年，授中宪大夫。
天启三年，授封中宪大夫云南布政使司右布政。崇桢十三年，授四川布政司左布政。十七年，钦加太仆寺正卿等职衔。
正因为得到了朝廷的诸多封赠和嘉奖，并扩大了势力，使得木氏政权更为强大，势力范围更为广阔，及与中央王朝的关系更为密切，为纳西族的发展和吸收先进的文化赢得了时间和空间。
有了上述条件，木增在任期间大力发展经济，在南坪、中甸、维西、宁蒗及四川木里，西藏盐井等地开发银矿、铜矿、金矿、铁矿、盐矿等。
在康巴藏区组织兴修水利，引种稻谷。发行铸有木增字样的银锭。并在先辈的基础上，进一步大兴土木，扩建兴建木氏府署，建忠义坊，修建白沙大定阁、金刚殿等建筑，增修福国寺，捐修重建鹤庆庄子宫，捐修禄丰大石桥、宾川五孔大石桥、西藏盐井桥等。
万历年间木增又捐款1万多两银子，在鸡足山上建造悉檀寺，并在永胜、宾川、邓川等地购置1千多亩田地，捐给鸡足山，为鸡足山刻印经书，请徐霞客修《鸡足山志》。《新纂云南通志》称：“山中功德，以增为最”。
纳西族地区是藏族文化南传、云南内地文化北传的交汇地。木增在重视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也出于木氏统治目的，采取“兼收并蓄”的宗教政策，在丽江地区实行“顺俗施政”和“顺俗施化”的开明政策，继承先辈方略，支持藏族、蒙古族笃信的藏传佛教。
在藏区支持修建不少喇嘛寺，在鹤庆龙华山、西山、松桂等地建佛教寺庙，并捐赠佛经（今鹤庆县图书馆收藏有木增在江苏刻印，捐给鹤庆佛寺的10多种经书）。
木增不仅自己熟读经史书籍，且文学修养很好，还非常重视并身体力行地在纳西族家族中倡导汉文化。他竭力聘请内地文人到丽江给其子弟传授汉文化，或送子弟外出求学，系统接受汉文化教育，从而使先进的汉文化在丽江纳西族地区得到传播。
同时在丽江建立了“玉嵩书院”和“万卷楼”，并不惜重金广泛搜集各类书籍，据乾隆《丽江府志》说：“增又好读书传，极群籍，家有万卷楼。与杨慎、张含唱和甚多。”
为更好地学习汉文化，木增花巨资在所住府署左建了土楼三层，又不惜工本，从内地购进大量书籍，置于三层楼中，“楼中凡宋明各善本以数万卷，群书锓版亦能备其大要。”成为名副其实的“万卷楼”，木增有《检书》诗云；“万卷浑如邺架藏，清藜小阁满云香”，生动地描画了“万卷楼”藏书之富。
而这盛极一时的万卷楼亦是木氏家族传经授科，披咏酬唱互相学习的主要场所和文化享受。现楼虽毁，书已散失，但仍有零星书籍散落民间，上面印有“万卷楼记”字样。
木增不仅自建藏书楼藏书，在许多寺观中也曾特建藏经阁，据史载明清了两朝，丽江地区寺观众多，这些寺庙、道观都设有藏经楼，收藏了相当数量的经籍。
如，鸡足山华严寺，明熹宗根据木增的要求，赐佛经藏于此，并赐名该寺为“祝国悉檀寺”。永胜灵源寺观音寺藏经楼，也曾收藏了相当数量的经籍。
在退隐岑山解脱寺专心读书著述期间，木增还重刊版刻了《慈悲梁皇忏法》经卷一部存于寺内。这些经卷至今仍有部分藏于丽江县图书馆。而这些经卷至今得以保存，是与木增一生爱书惜书，忏诚信佛分不开的。
他在倡导学汉文化同时，为保存传播图书经籍，于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聘请西藏高僧到丽江，编校刊刻藏文佛经《大藏经》，历经九年，于天启三年（1623）共刻成108卷的丽江版大藏经，其中一套捐给西藏拉萨大昭寺。这是在藏区第一次正式雕版的《甘珠尔》，是大昭寺的珍贵文物之一。
“人生富贵驹入隙，唯有荣名寿金石”天启四年（1624）38岁的木增成名隐退，让位给儿子木懿，自己在玉龙山南芝山别墅静居，把他的大半生光阴花在参神秘居，写诗赋文和教育子弟上。
本着“丈夫拥书万卷，何假南面百城”的精神，木增积极招迎中原文人名士和各方人才到丽江，促进文化交流，并广泛与本省及中原著名文人交往，先后邀徐霞客、担当和尚到丽江，与之结为文字之交。与杨升庵、张志淳、董其昌、周延儒、张邦纪等名士诗书往来，互相酬唱。
这样的往来使木增眼界大开，在文学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其传世的诗词赋有一千多首，分别收在《云淡墨》、《空翠居集》、《啸月堂集》、《山中逸集》、《芝山云集》、《光碧楼诗抄》等六部集子中。《滇南诗略》、《滇文丛录》、《滇诗丛录》、《滇词丛录》、《云南丛书》等书节选有其作品。
徐霞客来丽江时，木增还请他在汉学上指教其子，以“窥中原文脉”。木增除了从中原请来一些汉学教师、医生、画师外，如明代文人蓟羽士，周月泉，画家马肖仙，名医杨辉等，还聘请开矿技术人才、建筑人才及其他工匠技艺人员到丽江来，促进了丽江地区技术的发展。
由于木氏土司对汉文化的积极引进和倡导，使木氏家族具备了较高的文化素养与造诣，出现了以木公、木增为代表的明代木氏土司作家群，并开创了纳西族历史上以汉文化创作的作家文学新篇章，除木公、木增外，木泰、木高、木青等人都能用汉文写诗作赋，且具有较高的艺术成就，他们的作品被分别选入《明诗别裁录》、《滇南诗略》等诗选中，成为纳西族文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曾委托毛晋将其木氏诗文及著述刻印成版片，运回丽江自为印刷。天启四年（1642）退隐后,在玉龙山西侧的芝山，另建别墅为“解脱林”，内设印书堂，刻印木氏家族历代诗文、著述以及罕见珍秘之本。
万历四十二年（1614）亲自主持刊印藏文佛经大典《甘珠尔》、用银粉刷印《大乘观世音菩萨普门经》。著名地理学家徐霞客到丽江等地考察，下榻于其家，并结为文字交。
作品有千篇诗文，分别收入《云迈淡墨》、《啸目堂诗》、《山中逸趣》、《乏山云迈墨》、《空翠居集》、《光碧楼诗抄》等集中。
其中《云迈淡墨》是读书札记，记载了不少奇闻逸事，花鸟虫鱼小品，《四库全书·子部》著录有此书。所藏之书在清咸丰、同治间因兵燹毁于战火。
著有《云薖集》、《啸月函》、《山中逸集》、《芝山集》、《空翠居录》、《光碧楼选集》、《云薖淡墨》等7部诗文集。遗诗1000余首,收入《四库全书·子部杂家》，《云南丛书》亦收27首。其诗多一题复咏，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韵律和诗体表达不同的立意。
木增是诗人、散文家，同时也是书法家。他与被誉为“南董北米”的大书法家董其昌、“诗、书、画三绝”的云南大书法家担当交往甚密，常有诗书往来。木增既学习董书的秀润流丽，又受担当飘逸豪放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现存木增手书“谈空客喜花含笑，说法僧闲鸟乱啼”单条直幅一轴，是纳西族汉字书法艺术的珍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