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7年（清光绪三年，岁次丁丑）农历六月十三日，蔡东藩生于浙江省山阴县临浦牛场头（今属萧山县）一个店员的家庭里。幼名椿寿，稍长取名郕，号东藩，有时写成东帆。
蔡东藩幼年时，家境穷困，父亲蔡文杰，是临浦一家丝行的店员，工资微薄，备受老板的剥削与压迫，极力想摆脱这种境遇，因此，就把三个女儿嫁给农村里的自耕农，叫三个儿子用功读书，以求改变穷困的处境。
蔡东藩6岁左右，就跟随哥哥读书。不久大哥去世，就靠二哥对他教学。二哥比他大四五岁，天资聪颖，学习认真，十多岁时，已博览群书，能诗善文。当时亲友都目为“神童”，全家人的希望都寄托在二哥身上。可是事情恰恰出于意料，二哥患了足疾，逐渐不会行走，医治无效，夭折了。
他父母因长次两子相继去世，就把希望全寄托在蔡东藩身上。可是家境贫困，无力给他求学，没奈何只好到富家为公子当“伴读”。这样，可以有机会听老师讲课，又不需学费，且还有伙食供应。但蔡东藩从小秉性刚直，不喜逢迎，“伴读”生活寄人篱下，心情总不舒畅。他的二姐夫田沛鋆家境较好，一心要参加科举考试。为了互相切磋，就请蔡东藩到他家去共同学习。
蔡东藩14岁时，和二姐夫田沛鋆一道去考秀才。田沛鋆比蔡东藩大20岁左右，身体魁梧，而蔡东藩身材瘦小。考秀才需经过县考和府考，进考场人很拥挤。田沛鋆力大，双手挽着两只考篮，在前开路，腰中系着一根布带，叫蔡东藩拉住裤带，跟在后面。别人看起来好像父子同进考场那样。经过县考、府考后，蔡东藩和田沛鋆都考中，而蔡东藩的名次远远在二姐夫前面。这次临浦考中秀才的有好几个，数蔡东藩的年龄最小。从此，他的名字就在附近传开了。
此后，蔡东藩经友人介绍，到杭州一满族人家做家庭教师。那家有两个儿子要他教学，大的年龄比他稍大，小的也与他差不多。全家人对他都比较尊敬。
蔡东藩的父母长期来由于生活贫苦，又遭长次两子先后去世，忧郁成疾。虽然蔡东藩中了秀才，心里有些高兴，但积疾难医。因此，不久相继去世。蔡东藩只好向二姐夫田沛鋆家借债办理丧葬。
适值这年是乡试之年，蔡东藩的才学在附近有些名气，这时就有人来请他去做“枪手”，就是冒名顶替去考试。他明知干这样的事有着极大的危险，但为了偿还债务，就下决心“铤而走险”，给人家考取了举人，得到了一笔钱，还清了旧债。自那以后好几次乡试(一般每隔三年举行一次)，他仍然去做“枪手”，给人家考取举人。过了好几年，蔡东藩在杭州教学的那家人的两个儿子，都已中了秀才。有一年，师生三人同去参加考试。进了试场后，他认真构思，尽力把文章写好。中秋前夜，蔡东藩已把文章写好，誊写清楚，自己看看比较得意。
不料第二天早上，同去参加考试的两个学生，为了孝敬老师，欢度中秋，送来了一碗蒸鸡。蔡东藩在逊让时，不慎把鸡汤晃出了许多，恰巧旁边放着誊写好的试卷，这鸡汤就沾湿了试卷，于是印格子的红色渗开，有的字迹模糊难辨。由于时间紧迫来不及重抄，没奈何把这样的试卷缴了上去，发榜时名落孙山。幸亏他对功名不大看重，情绪上还没有什么波动。
旧中国，列强入侵，清政府对外屈辱投降，贪官污吏遍地，人民生活困苦。蔡东藩想找一条出路，为国为民做一点事情，于是去参加优贡的考试。先是省里考，成绩优异，被录取了；接着到北京去参加朝考，被录取在100名之内，属于优等。发榜后，他曾去朝见过皇帝。蔡东藩对孙子说：“说起这件事真好笑，比演戏还不如。为了朝见，花了一大笔钱，去购买了一套绣花衣帽。半夜里就在朝见的殿外等候。等到天将黎明，由太监传出话来，说是朝见皇帝了。于是跟着大家进了殿门，跟着大家跪下叩头，跟着大家叫万岁。这样身不由主地搞了一段时候，总算朝见结束，各自可以回去了。天晓得，不但皇帝的影子没有看到，而且连什么大臣的影子也没有看到。”
蔡东藩被分发到福建省以知县候补。这对他来讲，一方面有些高兴，但另一方面也有些踌躇。他想，到福建去的一切费用如何设法？后经亲友们的帮助，才到了福州。未经仕途的蔡东藩，哪知当时官场的陋俗恶习。一个远道而来的候补知县，在省城里有谁看得起！蔡东藩没有向巡抚、臬台、藩台等衙门的守门人送上钱，连会见这些大官的机会也没有。虽几经周折，能与这些大官相会，他们又哪里把他放在眼里！官场中的应酬，吹牛拍马，尔虞我诈等，天真的蔡东藩都不甚了了，待稍有觉察，也不肯仰人鼻息，轻易折腰。因此在福州不愉快地住了一个多月，就称病回家。这时正是1911年（辛亥）的夏天。
蔡东藩从福建回来后，痛恨清政府的腐败和官场的黑暗，决心跳出仕途的圈子。当时，他有个好友邵希雍，字廉存，号伯棠，山阴县（今萧山县）下邵村人，知道蔡东藩的情况，称赞他是“悬崖勒马，智士也。”邵希雍长住上海，曾著《高等小学论说文范》，由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出版，风行全国。邵拟续著《中等论说文范》，但国事多，抽不出时间，想聘请他参加编撰。蔡东藩欣然应聘。此时，适逢辛亥革命，蔡东藩对辛亥革命是欢欣鼓舞，尽情歌颂的，这在《中等论说文范》一书中充分反映出来。
他在该书的自序中说：“窃谓为国民，当革奴隶性；为新国文，亦不可不革奴隶性。”“但能理正词纯，明白晓畅，以发挥新道德、新政治、新社会之精神，为新国民之先导足矣。”自《中等论说文范》由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出版后，他就常常与该局打交道了。邵死后，会文堂新记书局因邵著的《高等小学论说文范》需要修改，也请他执笔加工。从此，祖父陆续替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编撰了《写信必读》《楹联大全》《留青别集》《幼学故事琼林续集》《客中消遣录》等书。这些书的发行量倒也不少。这样，他与该局的关系就更加密切了。
蔡东藩一生所走过的道路是崎岖的。他在家庭里所遇到的，也多是不幸的事。他两个哥哥死去不久，父母就先后去世。接着，嫁在农村的三个姐姐，都患肺病，相继死亡，她们没有一个生男育女。蔡东藩20多岁时，与一王姓农家女子结了婚，生二子。长子震濆，次子不满10岁，患急病夭亡。这王姓与蔡东藩相处不几年，就与世长辞了。
后来，有个黄姓名医看中蔡东藩，将其女许配给他。蔡东藩讲起她，知书达理，能文善诗，平日夫妻同写诗文，互相切磋，还从她那里学到不少医学知识，真是伉俪情深，相依为命。她曾生一女，但好景不常，爱女突患重病，多方求医无效，不几日也夭折了。女死母哀，这个黄姓女子总是忧郁难解，不久也就永别人世。这对蔡东藩来讲，是莫大的打击。
此后，蔡东藩又与一韩姓店员之女结婚。这第三个妻子体质较差，平时多病，始终不孕。当时，蔡东藩的子女仅存震濆，但震濆一向多病，因此稍长后，蔡东藩就叫震濆到杭州中医专科学校求学，使他懂得一些医药知识，一方面可以注意自己身体的调理，另一方面可以解救人们疾病的痛苦。
国难家愁犹如无情的冰雪阵阵向蔡东藩袭来，而他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和事业心，好像岁寒的松柏、怎肯甘心老死牖下！辛亥革命以后，他念念不忘是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安危，群众的疾苦。他热情拥护共和，赞成民主；坚决反对帝制，憎恨专制。他在当时“演义救国”思潮影响下，就着手撰写历史演义。
蔡东藩年轻时，到杭州担任家庭教师，到绍兴一所中学里做过国文教师，在临浦小学里也兼过课。写《中等论说文范》时，曾与邵希雍谈及对教育的看法。邵在该书的序言中说：“吾同学友蔡君东藩，究心教育有年矣。……夏初与晤申浦，纵谈当世事，蔡君以教育急进为第一义，余深韪之。”“教育救国”，对蔡东藩来说是根深蒂固的。因此从1927年起，他又在临浦小学任过一段时间的国文教师。后来身体愈差，只在家里教学几个亲友的子女。
蔡东藩亲眼看到三个姐姐嫁到农村后，都不孕而早死，看到农民患病总是缺医少药，这样他要儿子到农村去行医。在他的二姐夫田沛鋆的帮助下，在田家的附近造了三间房子，要儿子住在那里替农民看病。抗战前几年，抵制日货，蔡东藩很赞成，就在儿子行医那里开办了一家小小的毛巾厂，名叫“坤元”，有十来张木机，用手工操作。他想搞个试验，一以提倡国货，一以增加农民的收入。然而这谈何容易，日伪军渡过钱塘江后，被抢劫一空。
蔡东藩原住在临浦牛场头，有一间房子。后因隔壁所住的堂侄患神经病，喜怒无常，吵闹不休，不便居住，就在临浦达弄向人家另租房子住下来。1937年7月，抗战爆发，不久杭州沦陷，临浦是水陆交通码头，常遭日机轰炸，蔡东藩就把全家迁到离临浦十多里外父亲行医的庄里陈。1940年初，日军渡过钱塘江，庄里陈亦为日军所占，幸好全家早几天避入一山村山里王，免遭蹂躏。半月后，日军离去，但萧山、临浦等城镇已为日伪军所占，离庄里陈不远。蔡东藩痛恨日本军国主义，不愿在刺刀下过奴隶生活，于是毅然挈全家避难于诸暨藏绿坞。藏绿坞系一小村，离日伪军的驻点较远，就在那里住下来了。
蔡东藩在乡间主要是行医，经常给贫苦农民看病。虽然年老体衰，还是不辞劳苦地出诊，救人急难。他曾风趣地对家里人开过玩笑：“像我这样，总可叫作儒医吧！”他医治有方，请他看病的人，常常络绎不绝。
1944年深秋，有一天来了四个青壮年农民，自称是富阳紫阆来的，因为老父有病，打听到蔡东藩医好的人很多，特来请他去给他们的父亲看病。刚巧当时蔡东藩自觉身体不适，去与不去，踌躇未决。经过四个农民的再三恳请，他就不推辞，坚决前去。老农的病是治好了，可是他自己回来后．就发“三日疟”（即“四日两头”的疟疾），从此每隔三天发一次疟疾。到了年底，就卧床不起。他自知在世不长了，就要儿子设法，把他从小路送回庄里陈。1945年3月5日（农历正月二十一日）半夜，他溘然与世长辞，享年六十九岁。
蔡东藩写的历史演义，可分三类：
其一是从秦始皇起，一直写到1920年，共写了2166年的事情。分别是：《前汉通俗演义》（附秦朝）100回、《后汉通俗演义》（附三国）100回、《两晋通俗演义》100回、《南北史通俗演义》100回、《唐史通俗演义》100回、《五代史通俗演义》60回、《宋史通俗演义》100回、《元史通俗演义》60回、《明史通俗演义》100回、《清史通俗演义》100回、《民国通俗演义》120回（另外许廑夫续写40回，计160回）共11部，1040回，字数600万左右。总的名称叫《历朝通俗演义》，或叫《中国历代通俗演义》。
这11部书，蔡东藩不是顺着朝代次序写的，他成书的次序是：一、清史。二、元史。三、明史。四、民国史。五、宋史。六、唐史。七、五代史。八、南北史。九、两晋史。十，前汉史。十一、后汉史。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陆续印行这11部演义，《清史通俗演义》最早，出版于1916年7月，《后汉通俗演义》最迟，出版于1926年9月。开始印的都是有光纸石印插图本，当时这套书的销行量非常大。到了1935年，会文堂新记书局又把它全部改为铅印本，加上许廑父续的《民国通俗演义》后面的40回，总的书名称《历朝通俗演义》，分装40册。另刊《历朝通俗演义改版印行缘起》一册，把全书的序文和每部的回目集合在一起。这一次重印出版，其销量又大大超过了前次。
其二，是《西太后演义》或叫《慈禧太后演义》，30万字左右，1916年由上海会文堂书局出版。
其三，是增订了《历朝史演义》。这是清初新昌吕安世所著，祖父作了增订。从盘古开天辟地起，一直写到清朝，字数50万字左右。由上海大东书局出版发行。
蔡东藩兴趣广泛，学识渊博。除历史演义外，尚著有《留青别集》《留青新集》《客中消遣录》《楹联大全》及诗集《风月吟稿》《写忧草》等。在居乡期间，曾随岳父习医，写了《内科临症歌诀》4卷，并任临浦小学国语教师，后又设私塾授学。对语文教学提倡“学以致用”，力主革新。蔡东藩晚年生活艰辛，以行医、卖文为生。
蔡东藩写书的动机，与当时民族危亡的历史现状密不可分。以一己之长诉之史笔，以期用通俗演义的形式讲述中国历史，以此帮助国人从历史的启迪中寻找救亡图存的道路，正是他“书生报国”之意。正是因此，他才选择了首先写《清史通俗演义》，并从此一发而不可收。蔡东藩这套演义重史轻文，尽管略输文采，但却提供了一部浩瀚而通俗的中华通史，为普及中国历史知识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蔡东藩《中国历代通俗演义》，即是一部历史巨著，也是一部文学巨著，阅读《中国历代通俗演义》，既可以了解中国历史，又可以欣赏传奇故事，真是两全其美。
众所周知，罗贯中写《三国演义》是秉承着一条“七分事实、三分虚构”的写作方法。他尊重历史，但又不拘泥于历史，能把很多野史糅合融化进去，巧于剪裁，因此把人物与故事情节写得栩栩如生，具有很高的艺术性。然而蔡东藩却相反，他竭力反对于史无据的虚构。他主张遵循正史，严格地做到了所谓“无一事无来历”、“以不使观者往往为所惑乱”，他自称所编历史演义，“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逸闻为纬，不尚虚诬”。拒不戏说的态度对后辈历史作家影响很深。然而正是这一点，使他的演义小说在艺术上大为逊色，使它不能成为一部文学的演义小说而只能是一部历史的演义小说。这也许正是这部小说被冷落的原因。
历史价值高于文学价值，蔡东藩作品的最大特色在于他对历史真实的严格追求。他写历史演义，“语皆有本”，力求其主要情节均有历史记载作为根据。自然，作为“演义”，他也有虚构，特别是人物对话。但是，他很谨慎，力求符合特定历史环境和特定历史人物的性格，不敢任意编造。因此，他的书，可以当作历史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