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白驹（1903—1973），海南省琼山市人。无产阶级革命家，别名裕球、继周。琼崖革命武装和根据地创建人。被誉为琼崖人民的一面旗帜”。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琼崖独立二师师长，广东省人民抗日纵队琼崖独立总队总队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琼崖纵队司令员兼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南军区暨43军政治委员，中共海南区委第一书记，海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海南行署主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广东省、浙江省副省长等职。
冯白驹（1903—1973），乳名公孙，辈名冯裕球，学名冯继周，笔名冯布文。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长泰村人。父亲冯运熙，除种田外，兼做石匠。母亲吴氏是个勤劳善良的农家妇女。冯白驹从小勤奋读书，胸怀豁达，追求进步。
1916年在云龙高等小学读书期间，就与进步同学组织同志互助社。
1919年就读琼山中学，积极参加五四运动，是该校学生运动的骨干。
1925年考入上海大夏大学预科，常与在沪琼籍进步同学往来，阅读革命书刊。
1926年初，离沪回琼，经同学李爱春介绍，任海口市郊农民协会办事处主任，
1926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琼崖四二二事变，中共琼崖地方委员会转入农村斗争，奉命组建中共琼山县委员会，任书记。建立和发展基层党组织，创建琼山县讨逆革命军。
1927年7月，任琼崖讨逆革命军第六路军党代表，1927年9月率部参加全琼武装总暴动。后任中共琼崖特别委员会候补委员。
1929年初，受中共琼崖特别委员会委派组建中共澄迈县委员会，任县委书记。
1940年9月任中共琼崖特委书记兼独立总队总队长和政治委员。1941年2月任中共琼崖军事委员会主席。
1944年秋任琼崖人民抗日游击队独立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为琼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抗日武装的发展壮大作出了卓越贡献。解放战争时期，他任中共琼崖区委书记、琼崖临时人民政府主席、人民解放军琼崖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他领导海南军民坚持革命战争23年红旗不倒，被誉为“琼崖人民的一面旗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海南区委第一书记，海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海南行署主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广东省、浙江省副省长等职。
1955年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73年7月19日在北京市逝世。
1983年中共中央作出平反决定，恢复名誉。
著有《中国共产党的光辉照耀在海南岛上》、《红旗不倒》等。
1950年5月，任海南军政委员会副主任（副主席）；1950年6月任中共海南岛区委员会书记（后称第一书记）；
1950年7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950年9月任海南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主席；
1950年11月上旬与叶剑英进京汇报工作，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接见；
1951年4月，担任广东省人民政府海南行政公署主任；
1952年夏，在中共广东省党内开展反“地方主义”斗争中受到批判，同年冬调任中共华南分局委员兼统战部长；
1952年10月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负责抓“私营工商业改造”试点工作；
1954年8月，被免去中共海南岛区委员会第一书记的职务；
1954年9月当选为第一届中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4年12月任中共广东省委员会书记处书记、常务委员会委员、副省长；
1955年9月，任国防委员会委员，并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八一勋章和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1957年2月，在中共广东省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因1956年冬所谓的“地方主义”受到批判；1957年12月，被撤销广东省委员会书记、常务委员会委员和海南军区政治委员的职务；
1958年1月，被下放到广东省三水县劳动锻炼；
1963年4月，调任中共浙江省省委员会委员、浙江省副省长，分管文教、卫生、科技，主管计划生育和防治血吸虫病等工作；
1966年8月，出席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文化大革命”中遭受审查和迫害；
1971年9月，解除审查；
1973年7月19日，在北京逝世。
冯白驹长期担任琼崖党政军主要领导职务，创立了琼崖武装斗争“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光辉业绩，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高度评价。毛泽东关于海南战役的指示中说：“海南岛与金门岛不同的地方，一是冯白驹的配合，二是敌军战斗力较差。”周恩来称誉冯白驹是“琼崖人民的一面旗帜”。1983年2月9日，中共中央为其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1938年12月琼崖工农红军改编为广东省民众抗日自卫团第14区独立队，他任队长。他为培育这支抗日武装呕心沥血，亲自给战士们上政治课，讲授毛泽东军事思想和红军的优良传统作风，同战士们一起进行军事技术、战术训练，使这支武装的军政素 质和作战能力不断提高，成了冲杀在海南人民抗战最前线的一面红旗。
1939年2月日军入侵海南岛，他在琼山县潭口指挥了阻击日军的战斗，打响了琼崖抗战的第一枪。不久部队扩编为广东省琼崖抗日游击队独立总队，任总队长。率部开展独立自主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取得了琼山罗刘桥、罗板铺伏击战，海口长林桥袭击战，那大围攻战等战斗的胜利，先后开辟琼文、美合、白沙等根据地，并挫败了日伪军的多次“扫荡”和蚕食。
1929年2月和7月，设在海口市的中共琼崖特别委员会机关二次遭破坏，特别委员会领导人被捕牺牲。危急时刻冯白驹挺身而出，建议召开各县代表联席会议，重建中共琼崖特别委员会领导机关。1929年8月，各县代表联席会议在定安县内洞山召开（史称“内洞山会议”），成立中共琼崖临时特别委员会（1929年9月，中共广东省委员会批准正式成立中共琼崖特别委员会），任中共琼崖特别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会委员，并受重病在身的中共琼崖特别委员会书记王文明委托主持中共琼崖特别委员会工作。
1930年1月，王文明病逝后，接任中共琼崖特别委员会书记。1930年2月，冯白驹先后前往香港、上海，向中共广东省委员会和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受李立三、周恩来接见。1930年4月，在母瑞山主持召开中共琼崖特别委员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传达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员会的指示，总结经验教训，作出扩大农村根据地、发展党组织、扩建红军等项决议。1930年8月，成立琼崖工农红军独立师。
1932年，琼崖红军反“围剿”失败，革命转入低潮，他带领党政机关及警卫连共100多人，在母瑞山坚持8个多月艰苦卓绝的斗争，保存了中共琼崖特别委员会领导核心，支撑着琼崖革命红旗。
1933年4月，带领幸存的25人突围返回琼山县革命老区。在群众的积极帮助下，仅三四个月时间，琼山县就有9个乡的党组织恢复起来，武装斗争的烈火也燃烧起来。冯白驹常以此教育干部战士：琼文地区没有大山，但有革命群众，我们才能牢牢地扎下根来。这就叫“不是山藏人，而是人藏人”！经过3年的艰苦斗争，中共琼崖基层党组织得到恢复和发展，重建红军游击队。
1936年5月，在中共琼崖特别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上，再次当选为中共琼崖特别委员会书记，并成立琼崖红军游击队司令部，开创革命新局面。
1937年七七事变后，执行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代表中共琼崖特别委员会致函中国国民党琼崖当局，建议停止内战，团结抗日。1937年同年10月，与夫人曾惠予一起在塔市乡演村被国民党琼崖当局抓捕。经周恩来等向国民党提出交涉，1937年12月释放出狱，任中共琼崖特别委员会常务委员。
1938年1月与国民党琼崖当局谈判，1938年10月达成合作协议，琼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形成。1938年12月5日，琼崖红军游击队在琼山县云龙乡改编为“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十四区独立队”（史称“云龙改编”），任独立队队长。
1939年2月10日，日本军队从天尾港登陆占领海口后，向清澜、嘉积进犯。命令独立队第一中队在南渡江潭口渡口阻击日本军队，打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琼崖抗日武装抗击日本侵略军的第一枪。 1938年3月独立队扩编为独立总队，任总队长。
1940年9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复任中共琼崖特别委员会书记，并任琼崖抗日独立总队总队长兼政治委员。创建美合山区抗日根据地，创办琼崖抗日公学，兼任校长。
1941年2月，兼任中共琼崖特别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主席。1941年11月成立琼崖东北区抗日民主政府，当选为主席。
1942年到1943年，在日伪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残酷的“蚕食”、“扫荡”，在与中央中断电讯联系的情况下，创造性制定了“坚持内线，挺出外线”的作战方针。率领独立总队粉碎了日伪军“蚕食”、“扫荡”，扩大抗日根据地。
1944年秋，琼崖抗日独立总队改为琼崖抗日独立纵队，任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945年挥师挺进白沙，创建白沙抗日根据地，迎来了琼崖抗日战争的胜利。
1946年1月，在白沙县牙叉主持召开中共党政军科级以上干部会议（史称“牙叉会议”），统一思想，作出做好自卫反击战准备的决定粉碎国民党四十六军挑起内战、进剿解放区、消灭琼崖主力的阴谋。
1944年4月和8月，先后收到中共中央关于琼崖独立纵队北撤山东的指示和中共广东区委员会关于琼崖独立纵队南撤越南的指示，从琼崖斗争实际出发，致电中共中央，提出继续坚持琼崖斗争的建议，获得中共中央的批准。率领部队挺进五指山区建立中心革命根据地。
1947年5月，主持召开中共琼崖特别委员会第五次代表大会，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将中共琼崖特别委员会改为中共琼崖区委员会，当选为区委员会书记。1947年10月，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将“广东省琼崖游击队独立纵队”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琼崖纵队”，任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948年9月到1949年7月，领导琼崖纵队相继发动秋、春、夏三大军事攻势，取得歼敌3000余人的辉煌胜利。1949年九十月间，先后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委员、广东省人民政府委员、广东军区第三副政治委员。1949年底到1950年5月，领导琼崖党政军民全力以赴，有力地接应和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渡海兵团登陆作战，解放海南岛。
大勇大智大忠的将军 “勇”。每当危险的关键时刻，冯白驹都挺身而出。有几件事是令人难忘的：1927年4月琼崖国民党反动派挥起屠刀，杀害了大批共产党人，他的入党介绍人、琼山县委书记李爱春英勇就义，入党不满一年的他被指定负责组建琼山县委并任书记。他没有被白色恐怖所吓倒，而是毫无犹豫挑起这副担子，并组织起武装队伍，把琼山的组织工作和武装斗争搞得有声有色。后来，澄迈县委遭到破坏，他被派前往收拾残局。他不辱使命，不到一年就打开了局面。
1929年7月琼崖特委机关遭到严重破坏，领导人被捕牺牲，琼崖的斗争失去了统一的领导，在斗争处于危急关头，他挺身而出，倡议召开各县联席会议，重建了特委领导机关。此一壮举，曾被党中央作为党课教材的范例。 1939年2月日军在海南登陆后，国民党军队纷纷向定安的翰林、岭口等地撤退，而冯白驹领导的琼崖抗日独立队，在琼山县潭口狙击登陆的日军后，立即转入琼山的道崇、咸来、树德一带，创建琼文抗日游击根据地。他英勇组织抗日，不仅唤起岛内民众的抗日热情，也得到海外华侨的支持，新加坡、马来西亚掀起“援八”、“援四”、“援冯”运动，被周恩来称之“琼崖人民的一面旗帜。”
“智”。孤岛奋战，表现出冯白驹过人的胆略与智慧。他的智，表现在战略战术上。武装斗争早期，他的智慧就初露锋芒。大屠杀后到处白色恐怖，他在琼山组建起一支短枪队，化装袭击大致坡、捣毁白石溪炮楼、夜袭道崇团局，有效地打击敌人的反动气焰。在抗日初期，采用游击战争的战术，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采取伏击、化装奇袭等战术，在潭口、罗牛桥、永兴、文昌等地连续打了几个漂亮战，大大鼓舞了全琼民众的斗志，独立队也随着壮大扩编为独立总队。他的智，表现在对敌的斗智上。“云龙改编”后，琼崖国民党守备司令王毅指定我军开进府城，企图吞并我独立队，但冯白驹非常机智地反驳说：“既然我军在组织建制上独立，驻防问题应由我们自行决定，当局不能干涉。”始终保持了“琼纵”的独立性。抗战初期，冯白驹深感干部奇缺，应靠“众智”和敌人斗。便在琼崖独立队创办“随营军政培训班”，亲自给学员讲授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文章及相关课程，后来还在美合根据地创办党校、琼崖抗日公学，培养了大批党政军干部。他的智，表现在重大问题的决策上。美合事件后，特委机关和部队何去何从，当时有些同志认为应转移到南丰那大地区，那里山高林密，可以掩蔽活动。但冯白驹认为这个地区虽然有地形可依靠，但革命较晚，群众基础薄弱，还是转回琼山、文昌地区，那里群众基础好，有回旋余地，“不是山藏人，而是人藏人。”经特委集体研究后向琼文地区转移。实践证明，冯白驹的决策是正确的。在渡海战役前夕，他提出“先偷渡一批兵力，加强琼纵接应力量，后大兵团渡海”等建议，得到野战军前线指挥部的采纳。 “忠”。首先，是对共产主义的忠。从二六年入党起，他就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不论多么艰苦、多么曲折，他从不动摇过。1932年琼崖红军仅剩25人，但他仍充满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坚持艰苦卓绝的斗争，领导琼崖纵队发展壮大到解放时25000人。
1937年，被捕入狱，不论敌人高官厚禄软硬兼施，都大义凛然，并在狱中组织党支部与敌人进行斗争。解放后，曾被错误地关进监狱，但他的信念没有动摇过。其二，对党中央和毛泽东思想的忠。尽管远离中央，但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自觉地服从中央的领导，由于环境恶劣，几次因失去电台中断了联络，但仍自觉地运用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开展游击战争。正是自觉地创造性地运用了毛泽东思想，使琼崖纵队“从小打到大，从弱打到强。”其三，对人民的忠，忠实地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打土豪，除恶霸，保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
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在根据地发行“国币代用券”、“琼崖人民政府代用券”，不让人民的利益受损失。他经常教育干部战士要敬重和保护好“衣食父母”。他爱人民，植根于群众之中，人民群众都亲切称他“老冯”、“冯同志”。
领导风范
冯白驹从1929年联席会议起，就主持琼崖的工作，是任职最长的第一把手。他那民主作风和多谋善断的事迹是感人至深的。他尽管是一把手，但始终把自己当作集体领导中的一员，重大问题不搞个人说了算，而是经过集体研究决定。如1943年常委讨论总部机关向东南还是向西南转移建立根据地问题，尽管自己提出向西南转移是正确的，但多数同志不同意，他个人只声明保留意见，组织上仍按照多数通过的决议执行。后来执行结果行不通，大家认识到他的意见是正确的，他的意见 才形成集体的意见。先到六连岭，后转向五指山区建立根据地。海南远离中央、远离主力，冯白驹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和海南的实际情况，做出决策、指导工作。在实事求是方面，他是有过深刻教训的。
1930年广东行动委员会命令琼崖“夺取海口”，1932年“肃清AB团”，这两次左倾路线的干扰，给琼崖红军造成极大的损失。正因为教训深刻，从母瑞山下来后，他的决策极少出现偏差。尽管数次中断与中央的联络，陆陆续续十年之久，但他领导琼崖的斗争的决策和实践，总体上是符合中央精神的。
被批判
1952年夏，在广东省内开展“反地方主义”斗争中，有人指责海南土改进度慢，并抓住海南区党委曾挂过冯白驹像和当时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的海南代表准备提出将海南成立一个省的建制的议案（注：当时海南隶属于广东省，这一议案后来因意见不一致而没有正式提出）等问题，指责冯白驹搞所谓的“地方主义”对他进行了批判。
随后，广东省委调冯白驹离开海南到广东省工作。冯白驹调离海南后，区党委班子调进了不少外来干部，地方干部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少。有些外来干部不了解情况，在工作中造成了不少的失误。
时任华南局第四书记的陶铸对此是有所了解的，他在下海南之前，就物色海南的地方干部，打算调回去充实海南的地方领导班子。当时，他选中了广东省人民委员会任秘书长的林克泽，想要他回去任海南行署的主任。
林克泽是20年代入党的老干部，此刻正生病住院治疗，听说要调他回海南工作，一口回绝了。他表示海南的工作难搞，不想去。为此，陶铸亲自到医院去做林克泽的思想工作，林表示再考虑考虑。陶铸从医院出来，又怕林克泽的思想会出现反复，又去找冯白驹，要冯再去做林克泽的工作。10月13日，冯白驹前往医院做林克泽的思想工作，要他回海南当行署主任。林当时未答应。
14日，林克泽把自己的想法和要求写了一封信给冯白驹，信中提出了海南行署班子的人选名单，并说他回海南如果不担任区委书记，很难发挥作用。林克泽在信的末尾写到：“古老（古大存，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兼副省长）向来对海南比较关心，此信是否也让他看一看。”
冯白驹不在，信就由他的妻子曾惠予收后交秘书郭晓东进行处理。而郭晓东违反了信件的一般处理原则，将冯白驹的信看过后交给了当时任省委纪检会的书记李坚真，再由李坚真交给了省委的主要负责人。陶铸看过了这封“密信”之后大为恼火，认为这是“以冯白驹为首的海南地方主义分子”企图从组织上来改组海南区党委和海南行署，排挤外来干部以及坚决执行正确路线的海南地方干部，攫取海南党组织和军队的大权，把海南变成“独立王国”的阴谋。
陶铸立即把信交去复印，分发给正在参加广东省委的省委委员们传阅。这样，这封信竟成为所谓的“反党信件”，并由此无端的掀起了“反地方主义”的狂澜和一排排整人的恶浪。
1957年12月，中共广东省委第8次全体会议正式通过了《关于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和冯白驹，古大存同志错误的决议》，自此以后，冯白驹蒙受了极大地冤屈，作为“地方主义反党集团”的头子受到了大小会议的批斗和报刊的批判，广东省委、省人委、和广州市委、各地市委、各地市县因受牵连而被处分的干部有两万人之多。
申诉“反党集团”问题
1957年广东开展“反地方主义”后不久，毛泽东感到不太妥当，在周恩来送来的有关冯白驹的材料上曾这样批示：“冯白驹同志的问题如果没有处理的话，就不要处理了，他在历史上对党是有功的。”但由于广东省委已经宣布了对冯白驹的处理，因而就未作变更。
1962年2月16日至3月1日，中共广东省委在从化温泉召开扩大会议，贯彻党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精神。会议开始时，会议主持人宣布，这次会议是谈心的会议，省委常委和党员副省长都参加，大家来谈谈心事，有啥说啥，时间不限制。
于是，冯白驹吧多年积压在心里的话对党做了倾诉，对形势和广东省委的工作提出看法，对自己因所谓的“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受处分的问题提出申诉。
冯白驹坦率地说，不要庸俗的、机械的理解主席提出的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不能只片面的强调缺点或错误只有一个指头，广东这几年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但是缺点和错误也不少，而且还相当的严重。“这方面的实例我不必多举了，陶铸同志在许多会议上也讲过不少了。”“是什么东西在作怪呢？一句话，脱离现实”
冯白驹在申诉中坦率地讲：“陶铸、陈郁等三位同志，是党内优秀的领导干部，好的方面是主要的，几年来领导广东工作，做出不少成绩，使我很敬佩。但是，缺点也还是有的，且在某些方面是相当突出和严重的。”冯白驹认为，广东在经济方面所犯的错误，他们要负主要的责任，“特别是陶铸同志，应负主要的责任。”
1963年4月，冯白驹给中央写信，要求调离广东。事实上，冯白驹对广东这个地方伤透了心。1961年12月陶铸提出将冯白驹当做广东的元老看待，挂个空名，高兴了就到下面跑跑，了解点材料回来向省委提意见。对陶铸的这个提议，冯白驹不同意。他明确的说：“这样做，我是不愿意的，且当元老我也没有条件。”
经中央同意，冯白驹于1963年4月离开广东，到浙江省工作。职务除了原保留的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以外，另任中共浙江省委委员，浙江省副省长。由于身体的原因和特殊的处境，冯白驹在浙江所做的事，所接触的人都不是很多。
终获平反
1966年8月，冯白驹到北京出席当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参加华东局的讨论中，冯白驹说林彪很能干，但冯的乡音太重，好多人听不懂，还以为是在贬林彪。在当时的情况下，冯夸林彪很能干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海南是林彪的四野解放的，冯白驹把自己对被打成“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头子”并受到处理有意见的话向陈毅说了。陈毅安慰冯白驹：“你是一位好同志，应该向前看，不要背包袱。”
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陶铸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位居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成为中央政治局的第四号人物。1967年1月，陶铸作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中国最大的保皇派”被突然打倒。
“文革”开始时，浙江的群众认为冯白驹没有什么问题，都同意把他作为“三结合”的对象。因为，一开始“造反派”也没有为难他。但黄永胜、谢富治等通知其在浙江的代理人对冯白驹重新审查立案，对冯白驹更大、更残酷的迫害开始了。
“造反派”抄家时，抄走了冯白驹的左轮手枪。冯白驹最挂念的就是这支左轮手枪，他曾对秘书孔庆演说：“这是缴的薛岳部队的，对我有纪念意义。”当年冯白驹指挥琼崖纵队，接应渡海大军，一举突破了薛岳曾自嘘为固若金汤的“伯陵防线”，海南获得解放。这支左轮手枪，对冯白驹来说，意义非同一般。
“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总理陪一个代表来杭州参观，总理突然问起冯白驹的身体状况。不久，在浙江省委工作的谭启龙向中央报告了冯白驹的处境，在周恩来的亲自干预下，1971年9月8日，中共中央通知，“解除对冯白驹同志的审查”，并派专人照顾，住院治疗。
1973年7月19日，冯白驹在北京逝世。由于悼词的初稿过于简单，对冯白驹的评价缺少材料，周恩来很生气，指示浙江省委再次派人带冯白驹的材料上北京。材料整理打印完毕送至中央时已经是午夜1点，中央政治局立即开会讨论对冯白驹的悼词和追悼规格周恩来和叶剑英对一些主要问题问得很细，最后，周恩来说，冯白驹的贡献在于他在远离党中央的条件下，坚持几十年艰苦的战争，革命红旗始终不到，很不简单，很了不起，追悼会一定要在八宝山举行，《人民日报》要刊登在第一版。
1983年2月，中共中央正式作出《为冯白驹、古大存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
平反昭雪
冯白驹，原名冯裕球，学名冯继周，海南琼山县(现属海口)云龙镇长泰村人，1903年6月7日出生于农民家庭。冯白驹将军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领导海南军民坚持武装斗争，二十三年红旗不倒，被周恩来誉为“琼崖人民的一面旗帜”。
1955年他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国务院第一届国防委员会委员。当年同时拥有3个一级勋章的人，包括十大元帅在内，全国只有51人。
1957年，在广东开展的反右派和反地方主义斗争中，冯白驹受到错误的批判，被撤销省委书记处书记和副省长职务；1963年调任中共浙江省委委员、副省长。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1972年初，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到北京治病，1973年7月19日在京病逝。1983年2月，中共中央批准为冯白驹平反，撤销了原处分决定，恢复其名誉。此时，冯白驹已经逝世10周年，蒙冤已达26年之久。
1983年春季的一天，羊城广州乍暖还凉，在广东第一轻工业厅工作的冯白驹的长女冯尔超，来到广东省委组织部。她是接到广东省委的通知后，来看关于父亲平反的中央文件的。文件的全称是“《中共中央关于为冯白驹、古大存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中央[一九八三]8号)”。由于这份《通知》当时无法复印，也不能带走，因此，冯尔超便逐字逐句地抄写下来———
“中央同意中纪委《关于冯白驹古大存同志的问题审查意见的报告》，撤销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广东省委第八次全体会议(扩大)《关于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和冯白驹、古大存同志的错误的决议》，撤销对冯白驹、古大存同志原处分的决定，恢复他们的名誉。冯白驹、古大存同志都是我党的老党员，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武装斗争，对党对人民是有重要贡献的。”落款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时间为：一九八三年二月九日。
抄完《通知》，冯尔超眼眶不禁湿润了起来，她这才相信，父亲的冤案终于被平反了，尽管这份通知来得太迟了！
2009年11月30日，冯尔超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说，那一天她还抄写了两份文件，分别是1982年4月7日广东省委上报中央纪委的《关于冯白驹、古大存同志的问题复查结论的请示报告》，以及1983年1月27日中央纪委发给中央书记处的《关于冯白驹、古大存同志的问题审查意见的报告》，这2份报告合起来约有1200字。
据查，文件中提到的古大存(1896-1966)是广东五华人，解放前是东江纵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解放后曾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副省长、省委副书记等职务，1957年在广东反地方主义时，与冯白驹一同受到错误的处分，1958年下放到广东增城县，任县委书记。1961年11月至1965年12月再任广东省副省长，12月起任广东省委委员。古大存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1966年11月4日病逝于广州。
调职浙江再受隔离审查
古大存1958年被下放到增城后，冯白驹也于次年到广东三水任副县长。2009年12月1日，海南日报记者电话采访了现居广州的冯白驹次女冯尔敏，她依然记得，父亲在去三水之前，紧紧地抱住她大哭，当时年仅12岁的她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才明白原来是父亲舍不得与年幼的孩子分离，因为当时大姐冯尔超刚刚19岁，三弟尔生也就10岁，四妹尔曾才6岁。
冯白驹到三水后，按理应该住在县委大院，但他选择住在农民家里，坚守“群众路线”，就像他在海南岛开展游击战时说的“山不藏人人藏人”那样，与老百姓打成一片。
1963年，冯白驹到浙江当副省长，看似重新受到重用，其实吉凶难测。果不其然，“文革”第二年4月，冯白驹被“造反派”关押起来，先是关在省委84号大院，与其他省级干部一起接受盘问；后来又转移到西湖西北面的灵隐寺最高处的一间小房子内，与外界隔离起来，吃喝拉撒睡都在里面，生病了也不让看病，并有“专案组”对他的所谓“问题”进行审查。
冯尔超和冯尔敏告诉记者，当时专案组的人几乎天天都到家里来，动员她们带领弟弟、妹妹与父亲划清界线，但她们坚决不依。特别是身为军人的大姐冯尔超，态度非常坚定，义正辞严地说：“我父亲又不是‘反革命’，为什么要跟他划清界线？”
1969年，全国知识青年响应毛泽东“上山下乡”的号召，冯尔敏被分派到“北大荒”———黑龙江省佳木斯富锦县下面的一个生产队，弟弟冯尔生和妹妹冯尔曾则回海南插队。
临走前，冯尔敏向专案组提出要见父亲一面，得到批准，但“约法三章”：不准讲海南话；不准讲外面的形势；说服冯白驹坦白从宽。
父女见面时，冯尔敏一直在哭；出门时，冯尔敏把随身带去的一张照片递给冯白驹，让父亲想她的时候就看照片，于是，两人抱头大哭。
1970年初，冯尔超因工作调动，要离开杭州前往山东济南钢铁厂。此时的冯白驹已被转移到了灵隐寺，进行更加严密的隔离审查，家人想要见上他一面非常困难。但性情刚烈的冯尔超顾不了这许多，她来到专案组，喊着、闹着就是要见冯白驹，理直气壮地说：“我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到我父亲了，为什么不让我们见面？”专案组执拗不过，只好应允。冯尔超回忆道，当时，在关押冯白驹的小房子外头，有一个班的士兵在看守。
儿女心目中的坚强父亲
1971年9月初，在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和干预下，中共中央通知浙江省委，解除对冯白驹的隔离审查。这年冬天，冯尔敏从东北回到杭州探望父亲，那时，冯白驹已经被检查出“前列腺癌”，在浙江省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当时，我父亲蜷曲在病床上，虽然有将近一米八的个头，却显得非常干瘦，看了让人心酸。”冯尔敏对记者说。
1972年初，周恩来指示浙江省革委会用公务车送冯白驹到北京日坛医院继续治疗，冯白驹妻子曾惠予和二女儿冯尔敏随行照顾。冯尔敏说：“不管是在广州、杭州，还是在北京，也不管是在家里，还是被关押和患病住院后，父亲都表现得很坚强，不在家人面前表露出难处来。”
冯白驹喜欢琼剧，在北京住院期间，常常在病床上哼起经典剧目，心情好时还自编自唱起来。冯尔敏记得最清楚的一句唱词是“我裕球有三女一男”，自我感觉很幸福，也很自豪。
冯白驹在北京时，想吃海南的“虾酱”和“冬菜”，冯尔敏骑着一辆旧单车，跑遍了京城都买不到；不过，倒是能买到他喜欢的豆腐，还有煲汤用的猪骨头。
不久，周总理病重，照顾不上冯白驹。“四人帮”的势力控制了日坛医院，干预冯白驹的治疗。冯白驹出现反复发烧、昏迷和抽搐等症状，此时他的4位子女先后来到身边。冯白驹临终前，没有留下任何遗嘱，只是嘴里念叨着几句话，担心他走后没人照顾孩子。
邓小平题写：冯白驹将军
1973年7月19日，冯白驹含冤离世。据1973年7月29日的《人民日报》报道，冯白驹的追悼会于7月28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周恩来派人送去了花圈，叶剑英、周建人(鲁迅弟弟，当时的浙江省省长)等人参加了追悼会。
冯白驹能在蒙冤26年后得到平反，其长女冯尔超认为，古大存的妻子曾史文女士出了不少力，因为她一直在写申诉材料为丈夫喊冤，同时也等于在为冯白驹伸冤。冯尔超说，曾史文的申诉最终受到了北京的重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还到广东了解冯白驹和古大存的冤情，并且亲自签字为他们平反。
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后，冯白驹的亲属考虑到他们都在南方工作和生活，不便于每年都北上扫墓，于是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将冯白驹的骨灰运回海南安放。
1988年6月4日，无产阶级革命家、琼崖革命武装和根据地创建人之一的冯白驹将军的骨灰盒，从北京运回海口。6月7日，冯白驹将军雕像揭幕仪式和冯白驹骨灰安放仪式，在海口人民公园举行。雕像位于海口人民公园，5米高的大柱石顶端嵌着冯白驹头像，柱石中间嵌有邓小平题写的“冯白驹将军”五个金色大字。中共海南省工委、省政府领导许士杰、梁湘等参加了雕像揭幕仪式和骨灰安放仪式。同日，“冯白驹同志生平事迹展览”正式展出。
冯白驹在极其艰苦的琼崖斗争中，他始终保持着乐观主义精神。特别是坚持母瑞山斗争时期，没有粮食，找山茨，挖野菜，还把一种无名的野菜叫做“革命菜”。衣服破烂了，剥树皮来做“百花衣”。没有被子，用芭蕉叶遮盖。在那艰苦的岁月中，他还风趣地把白居易《古原草》改为《母瑞山野火》“莽莽母瑞山，敌困我自强；野火扑不灭，春风吹又旺。”鼓舞着战士们的斗志。后来，在平时战斗空隙期间，他总喜欢和战士们下象棋、唱琼戏、讲故事。抗战时期，还在琼纵组建起歌剧团、文工团，增强部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冯白驹从1930年起，他担任琼崖特委书记。
1937年因为被捕入狱，出狱后改任常委，他没有因为职务的变迁而影响工作，而是积极挑起抗日独立队长兼政委重任，率领抗战。
直到1940年党中央恢复他的书记职务，从此才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他领导孤岛奋战，功勋卓著，但他从不居功自傲，而是归功于党中央的英明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不论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冯白驹都严格要求自己，从不搞特殊化。不多吃一块肉、一个饭团，不肯多做一套衣服。他作为一把手，生下女儿不肯麻烦组织，而是让老母亲带到一个堡垒户家赡养，直到解放。
解放后，他的村子重新修建，而他连自己的祖宅基地也让老百姓盖上房子。他的故居，是1984年政府动员几户人家搬迁才建起的。他有四个子女，都没有特别的“关照”，像普通人家的子女那样生活着、工作着。他的“遗产”，是他无私无畏的精神财富。
冯白驹故居处于村庄最高处。故居在长泰村背依山丘，面俯绿野。
故居屋后古木成林，屋前庭地宽阔，花圃艳丽，草地如锦，真不愧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杰出将领的摇篮地。冯白驹故居经多次修缮，但始终保持其原屋居迹及砖瓦桁[木解]结构的海南农家室。这里不仅再现了历史的现状，而且告诉人们，一位功勋卓著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正是出生、长大在这样一个极普通的农民家庭。
正屋左侧，顺势建造一列横廊，里面陈列着关于冯白驹将军家世、生活、革命活动等的物件及图片。在这里，参观者可以了解到琼崖革命斗争的史迹和冯白驹将军的生平事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