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尔布特（Pol Pot，原名Saloth Sar，1925年5月19日—1998年4月15日），原柬埔寨共产党（红色高棉）总书记。1976年至1979年间出任民主柬埔寨总理。他是一个极左主义者，其极左政策普遍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波尔布特曾组织抵抗法国殖民的运动。1975年，他发动红色高棉运动，推翻原来亲美国的朗诺政权，建立一党专政的独裁政府，迎接西哈努克亲王，后使其被迫“退休”，并将其软禁。
他在执政期间实行农业集体化，将所有城市居民强行驱赶到农村的集体农场劳动，并下令屠杀持不同政见者。在他的统治下，货币被取消，但共产主义的理想并未实现，反而造成国家经济全面崩溃。执政期间的发动“红色高棉大屠杀”，造成柬埔寨170多万人死于非命，是柬埔寨历史上的大罪人。为纪念大屠杀的结束，即1979年越南军队攻陷柬埔寨首都金边的日子，每年的1月7日，终于成为柬埔寨的公众假期，称为“大屠杀逾越日”（Victory Over the Genocide Day）。
因为1979年越南占领柬埔寨，他逃到山区，建立游击队抵抗越军，曾有一段时间他不知去向，还有他死亡的传言。期间逐渐失去共产党人支持。1997年7月22日，波尔布特在红色高棉基地安隆汶成为阶下囚。他因6月下令杀害国防部长宋先及其家属以及“对人民和国家犯下严重的屠杀罪行”而受到红色高棉的公开审讯，被判终身监禁，次年病死。
波尔布特1925年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1949年以良好的学习成绩获得到法国留学的奖学金，在巴黎读书期间接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1975年4月17日，红色高棉推翻了朗诺军人政府，1976年1月5日，颁布新宪法，改国名为民主柬埔寨后，同时宣布废除君主立宪制。同年4月，西哈努克亲王辞去国家元首后退休，接着召开了第1届人民代表大会，乔森潘任国家主席团主席，波尔布特任政府总理。
红色高棉执政时期，认为城市是资本主义的丑恶象征，它会腐化干部和群众。要建设理想社会，就必须消灭城市。红色高棉宣布要在十到十五年内使国家实现现代化，把柬变成一个农业社会后，它着手推广原在解放区实行的合作社制度。取消货币和市场，实行按需分配和全民供给制。男女老少集体劳动，在公共食堂集体就餐。红色高棉禁止私人拥有财产，取消家庭，甚至婚姻也由组织安排，婚后夫妇要分开居住。禁止人们从事宗教活动，勒令僧侣还俗。视知识为罪恶，不设正规学校，禁用书籍和印刷品。人们不能自由流动。全国没有邮政电信，也没有医院。
1978年12月25日，越南对其邻国民主柬埔寨发动战争。
1975年5月，越南南方解放和1976年7月南北统一后，黎笋集团地区霸权主义野心急剧膨胀。1975年6月4日，越军强占柬埔寨的威岛。从1977年起，越柬边境不断发生冲突事件。同年9月和12月，越军先后两次入侵柬埔寨。1978年6月，越南加入经互会。11月上旬，《越苏友好合作条约》签订。苏联对越南的军事援助迅速增加。
12月25日，越南出动10多个师，20多万正规部队，分兵7路，向民主柬埔寨发动大规模武装入侵。1979年1月7日，占领金边，并拼凑韩桑林为首的亲越政权。越南的侵略行径遭到国际社会特别是东盟国家的强烈谴责。联合国大会从1979年以来，每年都通过决议，要求越南无条件地从柬埔寨撤军，恢复柬埔寨的和平、中立、不结盟地位。柬埔寨人民奋起抵抗。1979年8月成立柬埔寨爱国、民主、民族大团结阵线。1979年10月成立宋双领导的高棉人民民族解放阵线。1981年3月成立西哈努克亲王领导的争取柬埔寨独立、中立、和平与合作民族团结阵线。1982年6月22日，三方爱国力量组成柬埔寨联合政府，得到国际社会广泛承认和支持。越南速战速决占领柬埔寨的计划破产。
1989年9月越南从柬埔寨撤军。1991年10月23日，柬冲突四方在巴黎签署《巴黎和平协定》。柬将实现民族和解，在联合国监督下进行大选。但作为柬国内重要政治派别的红色高棉却拒绝与联合国合作，抵制大选，白白葬送了合法回归柬政坛的历史性机遇。红色高棉失去国内盟友和国际支持，陷入全面孤立。在政府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红色高棉内部思想混乱，官兵厌战思乡，开始逃离。对此，强硬派领导人始终没有制定切合实际的对策。波尔布特对外迷恋军事斗争的魔力，对内他坚持抗美时期的做法，反对自由经济和私有财产，强化他的绝对领导，清除不同意见者，结果激起内变。1996年8月红色高棉二号人物英萨利率领两个师投降政府军，到1997年5月，红色高棉已丧失了近80%的作战部队，大势已去。
人们对讨厌的物品可以抛进垃圾箱，对过去的历史不论是辉煌还是灾难却都不能弃之如敝履，这是因为其正负面影响仍会制约着现在的社会生活。回避而不总结历史灾难，往往会重新引发类似的灾祸。
在“左”的思想泛滥的七十年代，波尔布特的名字在中国人中间并不陌生，一度还成为宣传媒介中的明星。据当年负责在万寿路新十八所招待中联部外宾的老人回忆，波尔布特从丛林根据地秘密到北京来时，见到服务员都握手拥抱，在住所还同种树养花的工人一同干活，与其他外宾完全不同。这种体现“劳动人民本色”的表象，给许多领导人留下极好的印象。中国革命依靠劳苦大众进行斗争的经历，使人们容易对国外的贫苦人也有一种天然的同情。
认为越贫苦的人就会越革命，这其实是一种片面的理解。革命的准确含义，是以代表新生产力的制度来代替旧的生产力。饥寒交迫者对旧有制度的确容易产生不满，易于参加革命，然而他们却不一定是先进生产力、先进思想、先进文化的代表。遗憾的是，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国内对这一点才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
从各种材料看，波尔布特出身一个农村的家庭，在当地家境却算中上等。据说他有一个在王宫里服务的亲戚，因此能与普遍失学的穷家孩子不同，读完寺庙小学又到金边上中学，接着考上电工技校，1949年又以官费留学法国。在那里他接触到马列主义，并于1951年加入法共，1953年回国后进入革命组织，几年后就担任了最高领导。应该说，在法国，波尔布特曾接触过现代文明，并与本国的落后面貌对比形成巨大的心理反差，他后来极为激进的变革思想很大程度上是由此引发。不过从波尔布特回国后几十年的种种作为来看，更多地还是受到生长环境中落后性的影响，并带着寺院神学教育的某些神秘、虚幻特色的烙印。
应该说，波尔布特现象有着复杂的社会原因，想考究清楚恐怕要专家们写一本大部头著作。我们在这里简单地概括而言，便是此等人虽然学到某些革命词句，却绝非先进生产力、先进思想和先进文化的代表。若是把仅有美好称号却建筑在落后社会基础上的畸形思想付诸掌权后的施政，其结果往往就不能冠以“左派幼稚病”，称为政治妄想狂才恰如其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