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其芳，1912年2月5日生于重庆万州。何其芳幼年时喜爱中国古代诗词小说。
1929年到上海入中国公学预科学习，阅读了大量新诗。
1931—1935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
1936年他与卞之琳、李广田的诗歌合集《汉园集》出版，他的散文集《画梦录》于1937年出版，并获得《大公报》文艺金奖。
大学毕业后，何其芳先后在天津南开中学和山东莱阳乡村师范学校（现鲁东大学）任教。
1935年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先后在全国各地任教，创办刊物《工作》，发表过大量诗歌与政论文章，对国民党消极抗战表示了极大愤慨。他早期的作品如：《汉园集》《夜歌》《预言》《夜歌与白天的歌》等，深受读者喜爱。
1938年，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革命文艺作了大量拓荒工作。建国后，历任一、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文联历届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
抗日战争爆发后，何其芳回到老家万州任教，一面继续写作诗歌、散文、杂文等。
1938年北上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教，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鲁艺文学系主任，并做过朱德的私人秘书受到极大器重，文风大变，充满时代的革命强音，此时代表作《生活是多么广阔》《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
1944─1947年两次被派到重庆，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从事文化工作。历任中共四川省委委员、宣传部副部长，《新华日报》社副社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基本放弃创作（但仍创作了像《我们最伟大的节日》这样的作品），主要从事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研究（红学）以及教学工作，历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和书记处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等职，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同时担任文艺界的领导工作。
1948年至1953年，在延安马列学院任教。
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学部委员。
1957年在对胡风的政治运动中，何其芳措辞激烈，与胡风激烈交恶。何其芳在“文革”中也不能幸免，被打为“走资派”，面对世人的误解，他曾说过：“我相信，只要中国还有理解我的人，我就会继续活下去”。
1977年7月24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65岁。
时间 名称 备注
1936年 《汉园集》 商务出版社
1945年 《预言》 文生出版社
1945年 《夜歌》 诗文学社
时间 名称 备注
1936年 《画梦录》 文生出版社
1939年 《还乡日记》 良友出版社
1945年 《星火集》 群益出版社
1949年 《星火集续编》 群益出版社
1982年 《一个平常的故事》 百花出版社
时间 名称 备注
1950年 《关于现实主义》 海燕出版社
1952年 《西苑集》 人文出版社
1956年 《关于写诗和读诗》 作家出版社
1962年 《诗歌欣赏》 作家出版社
诗歌是何其芳最先喜爱和运用的文学样式。他自称开始创作时“成天梦着一些美丽的温柔的东西”，早期的作品鲜明地表现出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思想感情和个性。他不满丑恶的现实，又不清楚出路何在；他热切地向往着生活中美好的事物，但缺乏热烈的追求。于是较多徘徊于怀念、憧憬和梦幻中，只能留下寂寞和忧郁。
在诗歌方面，何其芳创作之初即十分讲究完整的形式、严格的韵律、谐美的节奏，并注意表现出诗的形象和意境。因此，他的诗明显地具有细腻和华丽的特色。在散文创作上，他自称“我的工作是在为抒情的散文发现一个新的园地”，他善于融合诗的特点，写出浓郁缠绵的文字，借用新奇的比喻和典故，渲染幻美的颜色和图案，使何其芳散文别具风格。
在何其芳看来，做学问的方法，研究的方法，在本质上是一种思想方法，是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具体学术研究领域的应用，他一再强调，学术研究方法其实是一种特殊的工作方法。在具体的研究对象上，何其芳非常重视占有和掌握资料，通过占有和掌握资料，尽可能详细和周密地了解课题的历史和现状。例如，前人有些什么重要的、值得重视的研究成果，有哪些值得借鉴之处，存在着哪些局限，以及进展到什么程度，水平如何，难点何在，等等，他都要了解。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找到自己进行研究的着力点，最终获得创造性的实绩。以对屈原的研究为例，他讲，这并不是他非常熟悉的领域。为尽可能详细地占有资料，了解屈原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他阅读了能够找得到的古往今来的全部《楚辞》的注本，特别是文学所图书馆馆藏的屈赋注本。
何其芳认为，从事文学研究必须要有广博的学识，不仅要广博，而且要扎实。因此，他主张读好书，多读书。
何其芳读书，有做批注的习惯，许多很重要的思想见解，就批在他自己的书上，它们大部分没有被系统地整理过。整理这些批语，不仅对于何其芳研究，就是对于更广的意义上的文学研究，也都是非常有价值的。从文化视野上来看，何其芳学术研究所关注的领域，也可以说涵盖了古今中外。在他留下来的学术遗产中，属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以1956年写的长达8万余字的《论〈红楼梦〉》为代表。在这篇论文中，他不仅对《红楼梦》作了全面的精细的思想分析和艺术分析，对其中一些主要的人物给予了准确的评价，对当时与以往红学研究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如“市民说”的问题，后四十回的真伪问题等，都经过缜密的研究，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而且，通过对这部封建时代社会生活百科全书式的作品的研究与评价，充分而全面地展示了何其芳的才情与学力、学风和品格。
何其芳同志在艺术上不断进行着新的追求和探索，在理论上也有自己的独立建树。何其芳同志治学严谨，刻苦勤奋。他研究了我国古典诗歌、民歌、新诗在形式上的特点，根据现代汉语的客观规律，提出了建立现代格律诗的主张，并且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对诗歌的形式进行了新的探索。他关于我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提出了不少自己独到的见解，推动了我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发展。他不止一次地说过，做好古典文学研究工作，特别是总结那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不仅有助于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还可以丰富我国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中国文学网评）
何其芳的一生，经历了多次转折与蜕变，由新月派诗人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由一个学者而成为新中国文学研究的领军人物，他为中国新文艺、新中国的文学研究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和讯网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