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龄出生于奉天东郊渔樵寨村（今辽宁省沈阳市东陵区深井子镇赵家铺村），祖籍山西太原。据族谱溯源和后人代代传述，郭家是唐朝名将、祖籍太原晋阳的汾阳郡王郭子仪的后裔。郭松龄的远祖在明朝迁来东北戍边，到清代由于世乱和兵祸，家业无存，其祖父一代迁到渔樵寨村落户。郭松龄的父亲郭复兴曾想追求功名复兴家业，但家境的衰落迫使他放弃进仕之路，在乡村做了一名私塾先生。郭松龄的母亲是一位典型的农村妇女，勤劳善良，尽管自家不富裕，也常救济比自己更困难的人，这给郭松龄以很深的文化影响。
姜登选，字超六，直隶省南宫县（今河北省南宫市）陈村人，1903年被派往日本学习军事，毕业于振武士官学校，同时受黄兴、宋教仁等影响，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参加了“同志会”，次年参加了孙中山在日本组织的“中国同盟会”。历任四川军政府参谋总长、黑龙江护军使署参谋长、奉军苏鲁皖剿匪总司令、安徽省军务督办。在张作霖帐下，郭松龄与李景林、韩麟春、张宗昌、姜登选并称五虎将！这五虎将品行不一，性情各异：韩麟春有智谋，而不拘小节；李景林多才艺而好大话；张宗昌粗鲁放纵无规矩准则；郭松龄机敏狡诈而城府颇深。独姜登选豪爽轻财，和蔼可亲，能与士卒共甘苦，重义而轻利。郭松龄与姜登选一向不睦，而李景林、张宗昌各有打算，只有姜登选和韩麟春关系最为亲密。
甲子年，直奉大战。九门口一役，郭松龄疑姜登选所部陈琛旅不听调遣，欲将之正法。姜登选为之辩解，不听。后姜登选跪述于少帅之前，痛哭失声，郭才免陈于死罪。此后，二人更不能相容。1925年11月，郭松龄于滦南倒戈反奉，姜登选乘车赴奉经滦州车站，欲与郭面谈，进城后被扣押。郭力劝姜登选合作反奉，反遭大骂。扣姜登选于滦城。姜登选历数其叛上谋友之罪，被郭下令处死，盛于薄木棺材，放置于荒野。后郭兵败，韩麟春亲自为姜登选迁坟至原籍厚葬。当开棺时，只见姜的遗骸双手绑绳已松，棺内木板遍布爪痕。原来，姜登选被枪击，其实并没中要害，而是被闷死在棺中。见者无不垂泪！
姜登选性情刚毅果敢，待人诚实，为官清廉，不唯荣利，治军严明，平易近人，为驻地军民及家乡人民所怀念。
郭松龄是个有雄心有抱负的人，虽然经过几次挫折，但他并没有放弃从军愿望。1912年，郭松龄考入北京将校研究所，第二年的秋天又考入中国陆军大学。在这里，郭松龄学习了3年，研读了德日近现代军事科学。经过刻苦学习，郭松龄不仅掌握了当代最新的军事知识，具有一定的指挥才能，而且获得了许多新知识、新思想，在同代军人中脱颖而出。
1916年，郭松龄从陆大毕业，因成绩优异，被特聘为北京讲武堂教官。1917年，孙中山在广东发起护法运动，郭的老上级朱庆澜就在孙中山的麾下担任广东省省长。听到这个消息，郭松龄毫不犹豫辞去官职，只身南下，投奔到革命军阵营中。朱庆澜对老部下的到来非常高兴，先后任命郭担任粤、赣、湘边防督办公署参谋和广东省警卫军营长等职务，后来又调郭松龄任韶关讲武堂教官，为广东军政府训练军队和培养军事人才。
在广东期间，郭松龄目睹军政府政令、军令不能统一，对实权操纵在地方军阀手中的状况很是忧虑。便寻得一个机会，拜谒孙中山，慷慨陈词，建议：“欲谋真正共和，须由军人革命”，孙中山对这个年轻军官的见识很是欣赏，曾不止一次在下属中夸奖郭松龄。
1918年5月，护法运动失败，一批追随孙中山的国会议员和军人被迫相继离开广州。失望加怅惘的郭松龄无法继续留在广州，便于1918年的秋天重返奉天。
1918年末，回到奉天的郭松龄经陆大同学秦华（时任督军署参谋长）的推荐进入督军署任少校参谋。1919年2月，张作霖因增编陆军混成旅急需军事人才，重建东三省陆军讲武堂。郭被调到讲武堂，任战术教官。张作霖有一次去讲武堂视察时看到了郭松龄，认出他，说，“你不是那个同盟会会员吗，怎么想到我这儿干了？”还没等郭松龄回答，张作霖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回来就好，我不管你是什么，只要你好好干，我不会埋没人才的”。
当时，张学良也在讲武堂学习，为第一期炮兵科学员。如果说奉军是张作霖的“家兵”，那么，讲武堂就是张作霖的“家校”。讲武堂教官多对张学良甚为关照甚至逢迎，唯独郭松龄“管教甚严，决不稍加宽容”。张学良是一位有正义感和爱国思想的青年，接受过西方思想。郭常向他讲述救国救民的道理，这对张学良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郭对学员要求极严，而他自己也能做到和学员一样，不怕吃苦，真正做到严于律己。特别是郭松龄深厚的军事造诣让张学良十分佩服，深为能遇上这样的良师而感到幸运。此时的张学良与郭松龄可以说亦师亦友，“学良有动于衷，又奇公学识，有罗为己用之意”。因此，当张学良从讲武堂毕业后担任巡阅使署卫队旅旅长时，便向张作霖推荐郭松龄任卫队旅参谋长兼第二团团长。这是郭松龄受到张学良信任和垂青的开始，此时是1920年。
郭松龄担任卫队旅参谋长后，专心致力于训练、整顿军纪，进行军事教育。不到1年时间，卫队旅的面貌大为改观，绿林弊端一扫殆尽，军容一新，名冠各军。 1920年7月，张作霖入关调停直皖战争，郭松龄充任先锋司令，在天津小站以一团的兵力击溃了皖军的两个旅。同年10月，郭松龄随张学良到吉林一面坡、密山（此二县今属黑龙江）、珲春等地剿匪，整个作战计划都由他制定，并与士兵同甘共苦，身先士卒，亲率团队进攻，迅速平定匪患。
两次军事行动崭露出郭松龄的军事才能，使他在奉军中声名鹊起，也更受到张学良的信任。张作霖也改变了最初的怀疑态度，对他予以破格提升。1921年5月，郭松龄被提升为扩编后的陆军混成第八旅旅长，与张学良任旅长的第三旅合署办公，而实际的行政、训练都由郭负责。在郭的整顿下，三、八旅的战斗力大为增强。
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奉军全线大败，各部一触即溃。任东路军第二梯队副司令的郭松龄负责具体指挥三、八旅，在他的指挥下，三、八旅撤退完整，并且在山海关一役中，在临榆、抚宁一线与直军几倍追兵相抗衡，阻止了直军突破山海关直取奉天的计划，使得张作霖得以安然退回奉天。
从此，张作霖对郭松龄有了好感。张学良对他的信任更不待言，常向人毫不掩饰地夸奖郭松龄的治军才能。张学良对郭松龄的信任和依赖是超乎寻常的，当时三、八旅的事务一般都由郭负责，整军和作战实际事务多由郭松龄操持。张学良如此放手，郭松龄对张学良也很尊重，平时做事都是经请示后才决定，从没有依仗被信任而有所跋扈，而且凡是张学良坚持的事，他多是服从。时人评价说：“张对郭推心置腹，而郭对张也鞠躬尽瘁。一般人都认为郭是张的灵魂”。而张学良自己则说：“我就是茂宸，茂宸就是我”。可见他们二人的感情之深。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不甘心失败的张作霖积极整军经武，并总结失败教训，重用杨宇霆、姜登选、韩麟春、郭松龄等新派军人，整肃军纪，训练新军。张作霖成立东三省陆军整理处，张学良任参谋长，实际由郭松龄代理。张作霖将奉、吉、黑三省军队统一以“东北军”的番号，取消师制，改为旅制。张学良的第三旅改为第二旅，郭松龄的第八旅改为第六旅，仍合署办公。郭松龄凭借张学良的支持，对二、六旅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使二、六旅成为东北军的精锐。郭松龄本人也赢得了“大公无私、量才使用、信赏必罚、甘苦与共”的称誉。郭松龄常说：“凡平日升官心切的人，就是战时最怕死的人；平时钻营门路的人，就是轻弃职守的人。”郭松龄在军队中推行军需独立，这是旧军阀部队实行正规化的重要改良步骤。军需不再是长官的私人账房，而是部队供给的保障。蒋介石后来说，东北有两件事值得学，一件是王永江的理财之道，另一件便是军需独立。
1924年秋，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以张学良为军长、郭松龄为副军长的第3军，虽没有攻入山海关，却一直吸引着直军的主力。郭松龄率领第3军主力增援九门口后，激战石门寨，出击秦皇岛，所向披靡。山海关大捷使张学良与郭松龄的名声大振，他们在奉军中的地位已不可动摇。据张学良后来回忆：“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奉天方面取得了胜利。通过这次胜利，我升上来了。但是这次胜利的功劳不是我的，我没有那样的能力，实际上是郭松龄支持着我。”60多年后，张学良仍然说：“我最敬重郭松龄，我前半生的事业完全靠他”。
1924年10月中旬，第二次直奉战争打得异常激烈。郭松龄率第3军从正面的平地仰攻山海关，韩麟春、姜登选率第1军从侧面在山海关西南方的山地向长城各个隘口进攻。第1军先传捷报，攻入了九门口和石门寨。在军事会议上，张学良提议暗中从山海关正面战场调出5团精锐，由郭松龄亲自指挥，增援石门寨侧背战场。姜、韩不愿郭松龄来“抢功”，无奈这一决策既是正确的，又是张学良提出的，只好表示赞同。
会议结束时，韩麟春对郭松龄说：“这计谋好啊，你也好露露脸，也可以立功嘛。”郭松龄脾气倔强，自尊心又极强，听了韩麟春这句风凉话，脸色陡然大变，忿忿地说：“我郭某从来不沾别人的光，我还是从山海关正面打过去！”说完掉头就走，冲动之下，他将带来的5个团也撤走了。大家面面相觑，谁也不说话，片刻，姜登选才打破沉默说：“这破坏了我们的全盘计划。如此大胆妄为，该当何罪！”姜登选后来派韩麟春到张作霖那儿告了郭松龄一状，由此种下了郭松龄仇恨姜登选的种子。姜登选后来当上了安徽督军，抢了郭松龄的位子。姜在逃离安徽返回奉天途中，遭到郭松龄扣押并被处死。姜和郭曾经同是朱庆澜的部下，而姜在奉系集团有着很高的威信，姜的被杀可见郭的心胸狭隘。
张学良得知郭擅离职守后，连夜策马加鞭追赶郭松龄。在九门口的一个小旅店，张学良追上了郭松龄。张学良来不及喘口气，便对郭松龄说：“茂宸，咱俩到后院，我跟你说几句话。”到了后院，张让郭坐在一个板凳上，说：“茂宸，你要干什么？从前，我是你的学生，可今天不同啊，我现在是你的长官，没有我的命令，你擅自率领部队撤离石门寨，破坏了整个军事部署，这怎么行？现在，我身上什么也没带，你要抗命，就开枪把我打死！不然，就得服从我的命令！”
郭松龄看着张学良，眼中慢慢流出了眼泪：“我违犯了军法，现在只求一死！”
张学良提高了声音：“你真愿意死？你要给我争脸面？这很简单！那你上前线去死，何必让我处死你！你率部跟敌人去拼，战死不是比处死你好嘛！”张学良说着，自己也泪流满面，拉着郭松龄的手，说不下去了。就这样，在战局紧要关头，张学良重演了“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故事，总算把固执的郭松龄追了回来。
郭松龄在愤激之下，置生死于不顾，督率所部，勇猛攻击，一口气打到了秦皇岛。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奉军内部逐渐形成了“老派”、“新派”。老派是奉军中的实力派，绝大多数都是和张作霖一起出道的结拜兄弟，成员有张作相、张景惠、汤玉麟、孙烈臣、吴俊升，这些人在奉军中都担任军政要职。新派分为“士官”派和“陆大”派，都是军校出身的人，“士官”派大多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以杨宇霆为首脑，成员有姜登选、韩麟春、于珍、常阴槐、王树常、于国翰、邢士廉等人，这些人对杨宇霆甚为依赖，视杨为“智囊”、“精神领袖”。
“陆大”派大多毕业于中国陆军大学和保定军官学校，以郭松龄为首。张学良虽不是陆大派的首领，但对陆大派最为赏识和拔擢，陆大派成员多是担任师长、旅长等职。郭松龄和奉天省省长王永江一样都是主张“精兵强卒、保卫桑梓、开发东北、不事内争、抵御外侮”。而杨宇霆倚仗张作霖的信任，极力主张奉系势力向中原地区发展，俨然成为张作霖称霸中原的最得力助手。杨宇霆和郭松龄都是性格有缺陷的人。杨宇霆专横跋扈，恃才傲物，好搞小圈圈。他仗着大帅张作霖的宠信，有时对张学良也不放在眼里。而郭松龄呢，属于那种不苟言笑的特别严肃的人，为人心胸狭窄，刚愎自用。奉军在整编军队时，杨宇霆常限制二、六旅的经费预算和军械弹药的供应，张学良都感到“事事受杨的刁难”。杨与郭历来不合，分别仗着老帅和少帅的宠信，更成水火不容之势。
冯玉祥赶跑直系军阀、控制北京后，奉系张作霖对他虎视眈眈。因缺粮缺饷，冯玉祥一面虚与委蛇，一面秘密联系奉系少壮派将领郭松龄，打算里应外合，联合反奉。
郭松龄之所以倒戈，冯玉祥和李景林能够与之联合，是重要的外援。有了这个外援，不但没有后顾之忧，而且可以得到配合。从冯玉祥与郭松龄签订的密约看，双方应该真诚配合。但是，冯玉祥为了自己的利益，却在背后挖了郭松龄的墙脚。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奉系内部发生了激烈的地盘之争。据何柱国回忆：张作霖原先预定由姜登选去接江苏，郭松龄去接安徽。不料杨宇霆也想要个地盘，结果杨去了江苏，把姜登选挤到了安徽，郭松龄则落了空。郭松龄在此次直奉战争中功高而未获赏，心中极为不满。后来杨宇霆、姜登选将苏、皖丢失，郭松龄气愤地对张学良说：“东北的事都叫杨宇霆这帮人弄坏了，安徽、江苏失败，断送了3个师的兵力，现在杨宇霆又缠着老帅，给他们去打地盘子，这个炮头我不再充当了。要把东北事情办好，只有把杨宇霆这帮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赶走，请少帅来当家。”此时，郭松龄已露出反奉的心思，但张学良没有在意。
1925年10月初，郭松龄作为奉军的代表去日本观操。日本参谋本部一位重要职员去拜访他，问他到日本是否还有代表张作霖与日本签订密约的任务。郭松龄才知道张作霖拟以“落实二十一条”为条件，商由日方供给奉军军火，进攻冯玉祥的国民军。此事激起郭松龄的强烈义愤，郭便将此事告诉了当时同在日本观操的国民军代表韩复榘。郭对韩表示：“国家殆危到今日这个地步，张作霖还为个人权力，出卖国家。他的这种干法，我无论如何是不能苟同的。我是国家的军人，不是某一个私人的走狗，张作霖若真打国民军，我就打他。”并请韩向冯玉祥转达自己的合作意向。
同年10月24日，郭松龄应张作霖的电召回到奉天，随后被派到天津去部署进攻国民军。郭到天津后，代表张学良组织第三方面军司令部，他紧紧抓住这一时机，安置亲信，与冯玉祥频繁联系，为武装反奉作准备。
11月13日，张学良在天津召集郭松龄、李景林等将领开会，传达向国民军进攻的密令。郭在会上公然抗命，痛切陈述不可再战。此时，张作霖也察觉出郭有异心，遂发急电令郭调所部集中在滦州，回奉听候命令。郭于是立即派人携带一份密约去包头与冯玉祥接洽，双方议定由冯玉祥据西北，直隶、热河归李景林，郭管辖东三省，冯、李共同支持郭军反奉。
11月19日晚，郭松龄在天津国民饭店秘密召集亲信旅长刘伟、范浦江、霁云、刘振东等人举行紧急会议，公开表示对张作霖、杨宇霆所作所为的不满。11月20日，郭松龄以军团长张学良的名义下令部队撤退到滦州。11月21日，郭在滦州车站召开军事会议，约有百人参加，郭的夫人韩淑秀亦出席会议。郭痛陈国内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并说：“在老帅面前专与我们作对的是杨宇霆……现在叫我们为他们收复地盘，为他们卖命我是不干的……我已拿定主意，此次绝不参加国内战争。”郭松龄拟定好两个方案，一是移兵开垦，不参加国内战争；二是战争到底，武力统一，请大家选择签名，何去何从各从己愿。与会将领绝大多数表示赞同，大家相继在第一个方案反奉宣言书上签了字。唯有第五师师长赵恩臻、第七师师长高维岳、第十师师长齐恩铭、第十二师师长裴春生等30多人犹豫不决，有的人还表示了反对。郭松龄将这些人逮捕，押往天津李景林处关押起来。最后郭说：“我这样行动等于造反，将来成功自然无问题，倘不幸失败，我唯有一死而已。”夫人韩淑秀应声道：“军长若死，我也不活！”
11月21日晚，郭松龄发出讨伐张作霖、杨宇霆的通电，提出三大主张：一是反对内战，主张和平；二是要求祸国媚日的张作霖下野，惩办主战罪魁杨宇霆；三是拥护张学良为首领，改革东三省。
郭松龄将所部整编为5个军，郭亲任总司令，原炮兵司令邹作华为参谋长，刘伟、霁云、魏益三、范浦江、刘振东任军长。1925年11月23日，七万大军浩浩荡荡向奉天进发，一场血战拉开帷幕。
郭松龄敢于起兵反奉，不仅因为他是一名民主革命者，与张作霖等旧式军阀有本质区别，同时也与张学良的充分信任和纵容有着密切的关系。张学良秉承父亲张作霖“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作风，对郭松龄有着超乎寻常的信任，这在奉系集团内部早已成为美谈。因此当郭松龄“对张作霖的军政措施，时常表示不满”时，张学良对郭松龄则“每表同情”，并不加以制止。
郭松龄起兵前，称病住进天津意大利医院。张学良于11月20日前去探望，劝他回奉天向“上将军面陈意见”。郭则表示：“上将军脑筋陈旧，在杨宇霆这帮群小包围之下恐已无力挽回，必须赶走老杨这帮人，父让子继，由我们来干”。张学良虽然赞成郭反对军阀混战、革新东北的主张，但无论如何他还是做不到冒着忤逆之名去反对他的父亲。此时，郭松龄的谋逆已表露无遗，可张学良仍未及时对郭加以规劝。后人分析，张学良对郭松龄太过信任，一点儿也没有想到他真会起兵造反。
对郭松龄起兵，张作霖也是万万没有想到。张作霖始终把郭松龄看作是辅佐儿子张学良的人物。郭松龄的快速升迁与张学良有着很大的关系，更与张作霖的寄予厚望有着直接的关系。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张作霖论功行赏，将山东督军给了张宗昌，江苏督军给了杨宇霆，安徽督军给了姜登选，而贡献最大的郭松龄却什么位子也没得到。对此，张作霖的解释是：“将来我的位子就是小六子的，小六子掌了大权，你郭松龄还怕没有位子吗？”张作霖心里清楚，郭松龄与张学良共穿一条裤子都嫌肥，将来的东北就是张学良和郭松龄的。在张作霖心中，郭松龄就等同于张学良，所以，好武器、好装备都可着郭军来。可以说，奉军精锐当时几乎尽在郭松龄麾下。
郭松龄的突然造反让张作霖如闻惊雷。开始时，他还误以为张学良跟郭松龄一起反老子呢。弄清真相后，他一面指使杨宇霆辞职退隐大连，以去郭松龄起兵口实，一面派张学良直接与郭疏通。24日，张学良向其父洒泪叩头而别，急赴秦皇岛，企望劝说郭松龄罢兵言和。26日，张学良在秦皇岛通过日人顾问仪峨与在滦州的郭松龄身边的日医守田福松电话联系，要求与郭面谈，遭郭松龄婉拒。27日，张学良给郭写了一封亲笔信，日医守田到昌黎将此信转呈郭松龄，信中写道：
茂宸兄钧鉴：承兄厚意，拥良上台，隆谊足感。唯良对于朋友之义，尚不能背，安肯见利忘义，背叛家父。故兄之所谓统驭三省，经营东北者，我兄自为犹可耳。良虽万死，不敢承命，致成千秋忤逆之名。君子爱人以德，我兄知我，必不以此相逼。兄举兵之心，弟所洞亮。果能即此停止军事，均可提出磋商，不难解决。至兄一切善后，弟当誓死负责，绝无危险……学良顿首。
信发出后，仍然没有回音。1925年11月27日，张学良第二次派仪峨与守田接触，希望郭松龄先行停止军事行动，有什么要求尽可以磋商。郭松龄这次有了回复，提出下列停战条件：（1）山东归岳维竣；（2）直隶归冯玉祥；（3）热河归李景林；（4）郭回奉执政，统掌东北。
至此，郭松龄反奉之目的已然明朗，他要独自掌控东三省，以实现其改造东三省之目的。张学良感到劝说郭的工作完全失败，不再对其抱有幻想。于是，派飞机在郭军上空投撒传单，揭露郭松龄盗用自己名义倒戈反奉，谴责其忘恩负义。
1925年11月28日，郭军攻占山海关。同年在山海关将部队更名为“东北国民军”，官兵一律佩带“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的绿色标志。郭松龄不再盗用张学良的名义，以东北国民军总司令的名义发表通电，电告全国，随即率部队出关。张作霖也在11月30日正式发布讨伐令，命令张作相、张学良在连山一带迎战。
郭军出关后原计划攻取锦州，然后夺取奉天。不料李景林突然背盟，向冯玉祥的国民军开战，并扣押郭军在天津存放的钱款和6万套冬装，使郭军的给养发生困难，并威胁郭军的后路。为防备李景林从背后偷袭，郭松龄命令魏益三的第五军回守山海关，同时请求冯玉祥派兵援助。但冯玉祥犹豫不决，迟迟按兵不动。所以，郭军一开始就陷入无后方的境地，还要分兵对冯、李加以戒备。
1925年12月2日，辽西遭遇一场百年不遇的大风雪。这场大雪使张作霖喜不自禁，他认为郭军的冬装被李景林扣押，士兵在这样的天气下穿着秋装难以持久，只要奉军坚持住，便可使郭军不战自溃。但出乎意料的是，郭军却利用大风雪的掩护，从结冰的海上进行偷袭，迅速突破连山防线，并于5日清早夺取连山。接着，郭军马不停蹄，对锦州发动进攻。奉军只有一小部分进行抵抗，大部分一触即溃。12月7日黎明，郭军攻占锦州，形势的发展对郭松龄非常有利。
当时，张作霖所能调动的只有张作相的第五方面军5万多人，黑龙江的部队由于苏联控制的中东铁路拒绝运送张的部队而无法及时到达。1925年12月5日，锦州失守的消息传到奉天后，张作霖大失常态，“当即命令内眷收拾细软转移，府内上下手忙脚乱。10时检点就绪，即以电车27辆，往返输送（家私）南满货栈。然后令副官购入汽油10余车及引火木柴等，布满楼房前后，派兵多名看守，一旦情况紧急，准备逃跑时付之一炬”。据目击者回忆，在得知郭军进入锦州后，张作霖“整天躺在小炕上抽大烟，他抽一会儿烟，又起来在屋里来回走动，口口声声骂小六子混蛋，骂一阵子又回到炕上去抽大烟。”
形势逼迫，张作霖准备下野。省长王永江按照张作霖的意思，召集省城各法团负责人开会，说：“大帅让我召集你们大家来谈。军事情况，对我们是不利的，但集中兵力还可背城一战，不过使家乡父老遭到兵的蹂躏，大帅是不忍心的。大帅说，政治好像演戏一样，郭鬼子嫌我唱得不好听，让他们上台唱几出，我们到台下去听听，左右是一家人，何苦兵戎相见。烦你们辛苦一趟，专车已经备好，你们沿铁路向西去迎接他，和他说明，我们准备正式移交。”
1925年12月初，郭松龄正率大军向沈阳进发，战斗处于激烈的白热化状态，正需要冯玉祥和李景林的声援。但恰在这个时候，冯玉祥却突然率军大举进攻李景林的部队。直隶督办李景林，也是郭松龄反奉所联系的对象，在郭松龄起兵前，李景林已经宣布脱离奉系，加入冯玉祥和郭松龄的联合阵线，冯玉祥也为此感到高兴。这个时候，冯玉祥为了拓展自己的地盘，进攻李景林，抢夺了直隶省的地盘，并霸占了天津作出海口。郭松龄陷入了孤军奋战的境地。不仅如此，在郭松龄起兵时，镇守热河的阚朝玺拥兵观望时，冯玉祥觉得有机可乘。他突然出兵，夺取了热河。
这场内讧，使在辽宁与张作霖正面作战的郭松龄陷入孤立无援的地步，郭最终在白旗堡战败身亡。
在郭松龄起兵之初，日本人明里打着“严守中立”、“不干涉”的幌子，背地里却与郭松龄接触，企图乘机取得过去没有得到的利益。
拉拢郭松龄失败后，日本人转而与张作霖接触。在此危急时刻，张作霖慌不择路，也希望日本人能够拉自己一把。张作霖向日本人表示，只要能保住他的地位，“一切要求都好商量”。日本人乘机提出增筑吉会等7条铁路、获得商租权等侵害中国国家主权的要求，张作霖为一时之急，同意了日本人的无理要求，双方订立了反郭密约。战事结束后，张作霖对日本人所作的承诺全部反悔，作为补偿，张作霖亲自携带私款500万现大洋酬谢日方有关人员。但此举并没有起多大作用，日后被炸身亡，即源起于这个没有兑现的反郭密约。
1925年12月8日，关东军司令官奉日本内阁之命对张、郭两军发出警告：“帝国在该地有重大权利与利益。因此，在铁道附属地带，即我军守备区域内，因战斗或骚乱，对帝国利益带来伤害，或有危害之虞时……本司令官当然要执行必要之措施。”这一警告看似针对双方，其实对处于劣势的张作霖来说是有着很大的帮助的。
12月10日，关东军参谋浦澄江中佐赴锦州东北国民军总司令部向郭松龄递交警告书，并恫吓说：“我帝国完全准备好了应付阁下任何行动方案，顺便转告。”郭松龄答复：“贵国在东三省之侨民生命财产，于本军范围内，当竭力保障其安全……惟对方反对本军和平主旨，恐不择手段。”
此时，大凌河铁桥及沟帮子铁路给水塔被奉军炸毁，不能通行火车，郭松龄被迫改变策略，以主力徒步向奉天进发。另派一旅袭取营口，抄东路侧击奉天。1925年12月13日，郭军前锋抵达沟帮子，右路军马忠诚旅抵达营口对岸。12月14日，郭松龄发表《痛告东三省父老书》，宣布张作霖的十大罪状，发布自己治奉的十大方针。
这时，日本人又向郭松龄递交第二次警告书。与此同时，关东军司令官白川义则秘密委派大石桥守备队长安河与郭接触谈判，做最后的拉拢。安河提出：“阁下如要进入奉天，必须承认张作霖与日本帝国所缔结的条约，维护日本帝国在满蒙的特殊权利和投资利益，也就是说，必须正视日本帝国在满蒙的优越地位和特殊权利。如果阁下能答应这些条件，则日本帝国就能立即予阁下以援助，至少亦当促使张作霖下野。”郭松龄答道：“我班师回奉是中国的内政，希望贵国不要干涉。我不懂得什么是日本帝国在满蒙的优越地位和特殊权利。”安河见拉拢不成就威胁道：“阁下如不承认日本帝国的优势地位和特殊权利，帝国可要对阁下不便了。”郭松龄义愤填膺：“岂有此理！你们日本如果不讲道理硬要干涉中国内政，你们若把我拉到水里，我也要把你们拖进泥里！”
拉拢失败后，日本人开始对郭军的进攻进行干预。1925年12月14日晨，日本守备队奉白川司令官的命令对渡过辽河开往营口市区的马忠诚旅进行强硬阻挠，迟滞了郭军原定14日对奉军发起总攻的时间。15日，白川司令官将大石桥、辽阳、奉天、抚顺、铁岭、开原、长春等14个铁路沿线重要城镇划为禁止武装部队进入区域，禁止郭军通过。随后，又假借“护桥”、“换防”的名义，从日本国内和朝鲜紧急调入两个师团，分驻马三家、塔湾、皇姑屯一带，拱卫奉天，一旦奉军危急，便可出动。
“郭鬼子”是郭松龄的绰号，他人大身高，平素穿一套布军服，和士兵军服一样，当时奉军将领都是穿的质素很好的呢军服，布军服除了士兵穿，就是白俄兵穿，郭穿布军服又长得像白俄一样高大，因此遂被人呼为“郭鬼子”。
我在翻阅沈阳的老照片时，不经意间有两张照片像枪弹一样将我射中，我被这发黄的照片上散发出的悲惨和恐怖的气氛刺激得心里不住地战栗。这是1925年12月25日轰动全国的郭松龄倒戈反奉失败后，郭松龄将军和妻子韩淑秀被处决并遭到暴尸羞辱的写实记录。
我不忍心看下去。谁都不会忍心看下去。沈阳市档案馆周庶江副馆长在一旁连连唏嘘：“太惨了！太惨了！太惨了！这两个人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这是对此情此景此二人最到位的评价。
但我屏着呼吸一定要看个仔细，仿佛这样才能对他们不死的灵魂表达敬意。
全奉天城为之震动了，没有谁不为他们的壮举所动容。报上载文称：“郭松龄之败，非败于张作霖，乃败于日本帝国主义。”
郭松龄被捕时，王永清曾电告张学良。张学良得知高金山受命押解郭氏夫妇，拟电令高金山将郭押解到军团部，想救郭松龄一命，送他出国留学。但电未发出，即接高金山电话，告张已将郭处决。张学良得到郭松龄被处死的消息后，痛惜地说：“如郭不走，决不致死。”
郭氏夫妇被害后，张作霖命令将郭氏夫妇的尸体运回奉天，在小河沿体育场曝尸三日示众，并将遗体拍成照片各处张贴，传示东三省各市、各县，惩一儆百。当时小河沿围观群众数以千计。
郭氏夫妇死后，因父母、弟弟和继子逃难在外，遗体由亲友代为装棺，暂厝于小东门外珠林寺。“九一八”事变后，其家属才把郭氏夫妇安葬在家乡附近。1948年，由其继子郭鸿志移葬于沈阳东陵区七间房墓地。
张学良对郭松龄夫妇的死很是惋惜。1926年，张学良给饶汉祥的信中说：“良与茂宸共事七年，谊同骨肉，其去冬举事鲁莽……良事前不能察防，事败不能援手。回忆前尘，曷极方事之殷，良惟自愧。”后来，每当张学良遇到难办的事，就感叹说：“有茂宸在，哪用我为这份难？”1937年，“九一八”事变6周年之际，张学良回顾往事仍扼腕长叹说：“如果当时郭松龄在，日本人就不敢发动‘九一八’事变”。这是张学良对郭松龄军事才能的一种充分肯定，也是对良师益友郭松龄的深切缅怀。
1925年12月，郭松龄、韩淑秀夫妻惨遭“曝尸”之辱。
当年就是这两张照片被张作霖贴遍东三省。张作霖总算没有做得太绝，派人洗净了郭松龄夫妇身上的血迹，换上了一身新衣服，曝尸处用席子围上。
提起郭松龄，不了解历史的人对他知之甚少，但老沈阳人却都知道这个大名鼎鼎的“郭鬼子”。
“郭鬼子”是郭松龄的绰号，在东北讲武堂任战术教官时，由于他鬼主意多，为人机灵，学员们就给他起了这个绰号。
郭松龄是奉系历史上唯一大规模武装反对张作霖的人。受张家大恩的郭松龄为何发动反奉战争？其说不一，甚至连最了解他的张学良在郭松龄被捕之后也想当面问问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