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杜，原是奉军张作霖的爱将，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在日寇兵进吉林省，东北面临危亡之时，他出自爱国之心，率部下奋起守土，浴血抗战，重创敌伪军，后因孤军无援而失利。他取道苏联，进关面见蒋介石，敦请出兵东北，收复失地，连遭冷遇，遂对国民党政府失去信心。欲重返东北杀场，由于受阻，三次努力未遂，壮志难酬。在救国无门之时找到共产党，毅然参加中共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他舍弃亲生骨肉，营救毛泽东之子出险境，送往苏联。他奔走于国共两党之间，说服张学良与中共联合抗日，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促成做出重要的贡献。他发誓“凡有生之日，皆报国之年。”他不思个人荣辱，忠守其志，在抗日时期，在国统时期，不畏艰险，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他为国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李杜将军是爱国者的典范，值此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之际，追述其业绩，以为纪念。
李杜是著名的抗日英雄，被人誉为“凡有生之日，皆报国之年”。
李杜，字植初，1880年8月4日出生在辽宁省义县西关一个半农半商的家庭。父亲李万钟，母亲王氏。李杜兄弟四人，他居长，六岁时入私塾读书，他学习刻苦，聪慧过人，每次考试皆列前茅。十九岁时，家道中衰，去义县清河门一家烧锅当学徒。1900年庚子之变，俄军出兵中国东北，溃败的大辫子清兵路过李杜的家乡，肆行劫掠。李杜回家，见清兵殴打其父母，他上前阻止，被清兵开枪击伤，幸亏未击中要害。溃兵去后，他得知家乡的百姓多受其害。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产生了强烈的不满。对遭受战乱之苦的乡亲们深感不平。他气愤之下，决心投笔从戎，取得军权，解救受难的苍生。他发誓果有带兵之日，定剿除害民之兵匪，保护百姓，“绝不扰民”。他伤愈后，察访到驻义县的清军二十镇的耿营官比较正派，便投其麾下充任司书，负责管理兵饷。
1905年，日俄战后，东三省改设行省，总督徐世昌着手整训军队，张作霖也组织民团，保卫地方，李杜改投义县民团，他多次和土匪交仗，作战勇敢，当了班长。后来，他又入东北讲武堂学习军事，毕业后任连长。1908年升任奉军左路随营总教习、左路教练官。1912年就任奉天防军管带、东北陆军第二十九师一一四团第三营营长等职。驻锦州一带，负责该段铁路保护。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武昌起义成功，李杜得知消息后，即刻响应，带头剪去辫子，和清政府决裂，并着力保护在辖区内的革命党人。
1917年，李杜升任东北陆军步兵一一四团团长。在此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曾以金钱、武器为诱饵，唆使满清贵族肃亲王善耆和蒙古贵族巴布扎布的宗社党策划“独立”，频繁寇边，声势甚大，一度窜入南满铁路的郭家店，扰乱百姓不得安宁。奉军二十九师师长吴俊升奉命率军征剿，因蒙军挟众万人，彪悍善战，又有日本人的武器装备，吴俊升多次征战，连连失利。张作霖调集重兵增援，击毙巴布扎布，但余匪仍然骚扰不息。李杜目睹兵来匪去，人民不堪其苦，便亲书剿抚计划，上呈当局，请求单骑直入匪穴，劝其归服，以避免双方征杀，百姓罹难。军中同僚恐其受害，百般劝阻，李杜说：“倘能靖边氛，一身何足惜”。毅然单骑深入匪穴，胸怀大义，坦然自若，在刀山剑丛之中与匪首谈判二十余日，终于说服匪首缴械投诚，并交出日本人资助的武器弹药、清朝逊帝肖像、龙旗等物。李杜大智大勇，深得有正义感的官兵赞誉，但也受到吴俊升的嫉妒和排斥，遂于1917年秋呈上辞表，拂袖而去。
1918年，李杜转任奉军总司令部第四输送队大队长。1919年赴北京任北平将校研究所所长、军事科长。1921年，孙烈臣督黑龙江，李杜被任命为黑龙江省山林警察局局长，专管剿匪事宜。1922年，孙烈臣转任吉林督军，李杜随孙烈臣到吉林，任吉林军械厂厂长。1923年，张作相任吉林督军。李杜先后被任命为吉林省警备司令和长春戒严司令。在任警备司令期间，曾多次率部征剿胡匪，劝降了“老白龙”改编为部下，维护地方百姓的安定生活，深受人民的爱戴。
东北地区人民中流传的枪毙女匪坨龙的故事，就是李杜在长春时奉命执行的。坨龙是开原老城人，活动于吉林和辽北一带，李杜的部下李发(后为李杜的卫队长)，率人几经侦察追捕，在铁岭地区捕获了坨龙。吴俊升和少帅张学良得知消息后都想看看这个威名一时的女匪，都打电报给李杜，要坨龙。对此李杜很感为难，经部下王子明出主意，为了双方都不得罪，先将坨龙枪毙，然后给吴俊升、张学良回电报，并寄去坨龙的照片，电报说：“收到电报之时，已将坨龙处决。”对此，少帅张学良没当回事，吴俊升因与李杜有过节，很生气。过些日子，寻找借口，诬陷李杜克扣军饷，把李杜逮捕关押起来。李杜的夫人王者培得知，大为恼火，决心去大帅府大闹一场。
王者培是李杜的二夫人，吉林人，是满族家庭的大家闺秀，自幼学武，刀枪纯熟，双手使枪，百发百中，人称“双枪女侠”。她久慕李杜之名，李杜在吉林剿匪期间，她找机会看见李杜，见他青年英俊，军纪严明，是个将才，便产生爱慕之心，决心嫁给他。托人找李杜说媒，李杜因家中已有夫人马氏，没答应。王者培嫁他之心坚决，在李杜带兵回义县之时，她带几名男女随从尾随至义县，面见李杜，非要嫁给他不可。李杜还是不答应，但无法摆脱王者培的纠缠，对她说：“听说你枪法好，你要是能把塔顶上的鸽子打下来，我就娶你。”王者培说：“你说话算话?”，李杜说；“君子一言出口，驷马难追，有父母二老做证。”父母二老见王者培精明强干，因李杜常年在外行军作战，也希望有一个这样的儿媳伴随儿子，便答应了。王者培与李杜一家人来到义县佛塔前，王者培看看塔顶的鸽子，毫不犹豫，拔枪抬手一抢，塔上的鸽子应声而落。李杜再也无法推辞，老人也很喜欢这个儿媳，婚事就定下来了，过门之后，王者培知书达理，办事利落，孝敬老人，尊重马夫人，姐妹相处很好，深受家人拥戴。过门不久就让她当家，王者培管理家务，里里外外条条是道，是李杜的贤内助。
王者培听说李杜被关押，立即带几名随从，乘马奔赴沈阳，来到张作霖的大帅府，卫兵说大帅不在，她找省参议会大闹，叫他们下令放人。省参议会官员们一看王者培的架势，惹不起，说做不了主，叫她去找张大帅。王者培再次来到大帅府，卫兵不让进，争吵起来，王者培硬闯，三拳两脚，将几个拦阻的卫兵打倒在地。这时张作霖和寿夫人乘车回来，见此情景，问明情况，王者培要求进屋说话，到了客厅，王者培说明丈夫李杜被关押的经过，要求大帅做主放人。寿夫人也是干脆利落的人，和王者培一见如故，禀性相投，急帮腔让张作霖下令放人。李杜当时被关押在八面城，王者培带着大帅的手令，亲自长途跋涉，去昌图八面城，找吴俊升把李杜要了出来。李杜出狱后，与王者培到沈阳大帅府，面见张作霖致谢。张大帅早闻李杜的名声，一见李杜果然不凡，很是喜欢，对李杜说：“你去依兰吧，那有个兵工厂，你去当厂长，兼镇守使，替我对付北边那些俄国人”。李杜表示：“愿意效劳”。临别时，大帅叫住李杜，问李杜原先是什么军衔，李杜回答后，张作霖说；“你就当个旅长吧”。于是李杜就去依兰任镇守使，兼十旅旅长，少将衔。成为张大帅部下将领。1925年，奉军军长郭松龄率部反奉，李杜时任吉林第15师10旅旅长，奉命在山海关一带阻截郭军，他在平息郭军的战争中，军纪严明，全力保护无辜，深得张作霖的好感和器重，升任十五师中将师长。
第二次直奉战争，张作霖出兵进关攻打冯玉祥，李杜痛感内战频起误国害民，坚决不参加内战，张作霖只好仍委任他为依兰镇守使，兼第九旅旅长。后改为第二十四旅。当时，依兰镇守使管辖下江十三县。1927年5月，李杜上任后，力主地方实施善政，宽柔于民，惩治邪恶。要求各级官吏奉公守法，对贪赃枉法者严惩不贷，并身体力行，深受民众的尊敬和信赖。当地百姓在镇守使门前献上“造福于民”“恩泽桑梓”、“名垂东北”和“政绩斐然”等八块匾额及万民伞、万民旗等，表示对他的敬赖。
李杜带兵以后，果然话附前言“绝不扰民”。他严明军纪，部队所过之处，秋毫无犯，遇匪剿匪，北方的俄国人不敢正眼视之，保卫了地方居民的安定生活，他的部队深受百姓的拥护和支持。为了提高官兵的爱民保民思想，李杜在镇守使大堂正中高悬亲笔书写的对联：“柳营春试马，虎帐夜谈兵”，横幅“还我河山”。还在旅部设军官轮训班，亲自为各级军官讲授兵法，分析战例，同时严明军纪，依法治军。他的部队是奉军中战斗力甚强的队伍。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侵略东北的战争爆发了。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使日本侵略者轻易占领了辽宁省。吉林省的军署参谋长熙洽为首的军政要员们不惜出卖国土主权，公然向日军投降，日军兵不血刃，于9月21日即占领了吉林省城长春，24日宣布成立以熙洽为首的伪吉林省长官公署，25日熙洽正式就任伪省长之职，并发表与南京政府脱离关系的通电；还宣令吉林省所属各县部队必须服从“新政府”节制，这一函文发至依兰地区，各县署纷纷电呈镇守使，请求决策，李杜当即宣令：“拒不附逆，坚决抗日”。
熙洽公开叛变投敌的行径，使李杜义愤填膺，他立即以依兰镇守使名义向所辖各县发出通电，痛斥熙洽的卖国行径。呼吁各县军民团结起来，一致对敌，将日本侵略者驱除国土。要求各界协助部队维持地方秩序，积蓄粮草和军用物资，支援抗战。当时，李杜属下兵力有六六七、六六八、六六九三个团，分驻于依兰、佳木斯、富锦、饶河等地区，担负松花江下游和边防地区的警备任务。为了防止不测，他亲到富锦，将驻军团长、熙洽的亲信马龙图革职，改派他的副官长马则周接任。然后，他断然通令属下封锁松花江下游各县的永衡官银号、农业银行及财政税收部门的款项，拒绝向省城交纳税收，积蓄起来以充军备。他还召集全旅少校以上的军官会议，讨论时局问题，他在会上说：“日本用武力侵占我国领土，我们也必须用武力将他们赶出去。守土抗战，保国卫民是军人的天职，我李杜决不当汉奸，叫国人唾骂，更不做亡国奴，任人宰割”。“现在国难当头，大敌当前，军人不能苟且偷生，除了奔赴疆场，为国杀敌，报效国家之外，再无别路可走！”与会部属慨然响应，决心追随李杜将军揭举义旗，共赴国难。为了做好迎击日本侵略军的准备，李杜下令将分驻在松花江下游的各部集结在依兰附近整训，以待杀敌时机；并派人员整顿下江十三县的地方武装，设立自卫团督办处，组织民团以配合正规军作战。同时，积极筹集积蓄军事物资、弹药、粮草，登记民枪，以备战时之需。为了了解敌情，他派人密切监视敌方动态，将富锦的无线电台站搬迁至依兰，与张学良和上海、天津等地频繁联络，互通情报。同时密派人员往赴哈尔滨、齐齐哈尔、舒兰、阿城、榆树等地联络马占山、丁超、邢占清、冯占海、张作舟等将领相约抗日。又派原镇守使署副官长马宪章率步兵一团和炮兵、工兵、通讯兵各一连开赴阿城前线，接换在拉林受挫的冯占海的防务，并分出部队到哈尔滨以东的三棵树附近，监视哈尔滨动态。就这样，在日军压境、汉奸投敌、国土沦亡的危急关头，李杜将军临危不乱，沉着运筹，做好了一切应变的准备。
吉林伪政权建立后，熙洽、孙其昌一伙投降派分头向各地驻军将领进行拉拢和威胁利诱，极力招降。原吉长镇守使兼二十三旅旅长李桂林，延吉镇守使兼二十七旅旅长吉兴以及曾被撤职的骑兵师长于琛澄相继附逆，其属下的团长刘宝麟、马锡麟、王树棠等人也均成了投降势力的骨干，他们这些汉奸们明来暗去，四出活动，充当日本侵略者的走卒，拉拢投降派势力，卖国求荣的鼓噪声甚嚣尘上。
汉奸熙洽深怕李杜在下江树起一帜，千方百计拉拢劝降。先以伪吉林省长官公署参谋长一职诱惑李杜降日，被李杜严辞拒绝。后又派伪省木税局局长翟景儒到依兰力劝李杜附逆，
李杜不仅拒绝，还嘱翟景儒回去规劝熙洽“省识大体，勿充国贼”。熙洽仍不死心，他深知李杜雄才大略，又在将士和民众中有极高威望，如其归降，是他的一支臂膀；如其不降，将是他日伪政权的劲敌。于是他再度派翟某去依兰游说。李杜为稳住局势，置酒筵款待，并宣称：“彼此故交也，今夜祗可谈风月，幸无及其他，否则，足资烦恼”。翟景儒不敢再言，筵罢辞去。熙洽招降不成，便派人暗中去下江诸县诱降地方官员和部队头领，企图釜底抽薪，破坏下江的抗日阵营。李杜闻密报后，立即采取对策，在撤换马龙图之后，又撤换了桦川县县长，调力主抗日的同江县长张赐侯接任。同时收抚乡间义士王勇，组建民团参加抗日。
熙洽对劝降李杜仍不死心，亲自带人携礼品去吉林李杜家中，对李杜的夫人马氏和王者培进行威胁利诱。送来一套珍贵的宋代瓷器，一套黄金包头的象牙筷子，让王者培劝说李杜投降。并威胁：如李杜不降，激怒日方，李氏全家老小后果不堪设想。当时李杜的父母健在，二子李乐、李铁(即李凡)尚年幼。为保护家人安全，二位夫人不敢公然拒绝，只好假意应承，支走熙洽。王者培恐怕熙洽引日本人前来抄家捕人，当天夜里，携带动产，金银首饰和贵重之物，一家六口人连夜逃走，到依兰投奔李杜。
李杜听夫人讲述事情经过后，拿起那套宋瓷看了看，连声夸赞：“好东西，可卖不少钱。”王者培以为丈夫动了心，急忙说：“咱可不能做那留万代骂名的事啊！”李杜微微一笑，把熙洽送来的宋瓷、象牙筷子和夫人带来的贵重物品都送去变卖，充为军饷，竖起了抗日大旗。为了一心一意处理战事，让全家人化装成难民，令卫队长李发带几名卫士护送进关去天津躲避。当时李杜的三弟李雨霖任天津保安队总队长。家人走后，李杜将军已存有与国土共存亡誓与日寇血战到底之念。
1932年2月1日，李杜率部参加哈尔滨保卫战。日伪方面以5个旅的伪军和一个旅团的日军气势汹汹的杀向哈尔滨。李杜率部拼死抵抗，让日军付出了沉痛的代价。然而，在战斗的关键时刻，顾乡屯守军旅长王瑞华临阵逃跑，南岗守军将领也放弃阵地率部退入市内，自卫军团长白文俊、宋文清以及张景惠的警察总队阵前倒戈投敌，丁超则脱离部队，只身一人跑到张景惠的公馆里避险。李杜孤军奋战，独木难支，哈尔滨保卫战失败。
日军占领哈尔滨后，李杜拒不投降，带领残余部队继续转战黑龙江，直至完全失败，退入苏联。
李杜（1880—1956），字植初，辽宁省义县人，东北讲武堂毕业，历任奉军连长、团长、师长等职。
1880年8月4日（清光绪六年八月四日出）出生于锦州义县西关。1900年在义县入清军，任第二十镇司书。1905年入东北讲武堂普通科。1908年毕业后任第二十镇连长、左路随营总教习、左路教练官。1911年任奉天巡防军管带。后任东北第二十九师第一一四团第三营营长。1917年任东北陆军第一一四团团长。1918年任奉军总司令部第四运送大队大队长。1919年任北平段祺瑞政府将校研究所所长。1920年任黑龙江全省山林警察局局长。1921年任吉长镇守使署参谋长。1922年任吉林军械支厂副厂长、代理厂长兼陆军补充队队长，不久改任第五十六团团长。1923年为吉林警备队统领，次年兼任长春戒严司令。1925年任东北陆军第十五师步兵第十旅旅长。1926年2月任依兰镇守使兼陆军独立第二十四旅旅长。1929年任防俄松花江沿岸军队总指挥，晋任中将。1931年任东北自卫军总司令。1932年7月任吉林省边防副司令长官，后任吉林自卫军总司令。九一八事变后在吉林、哈尔滨率部与日军作战，1933年失败后退入苏联。
1934年7月在上海参加了中国民族自卫委员会，任武装部部长。1937年2月在上海就任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多次试图返回东北抗日，未能如愿。1939年3月21日派任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委员。1940年3月被委任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议官。1942年抗日联军司令部被强行解散。1946年7月31日被任陆军上将，并作退役。抗战胜利后，居重庆，始终未回东北。1946年4月，中共领导的解放区吉林省召开首届临参会议，与会代表推选缺席的李杜为吉林省参议会议长。1947年以后主要从事反内战活动。
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李杜任依兰镇守使兼东北军二十四旅旅长，1932年1月，日军驱使熙洽派吉林省剿“匪”军部司令于琛澄率军进逼哈尔滨，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张景惠暗中勾结日军，伺机投降，滨江镇守使兼二十一旅旅长丁超动摇不定，哈尔滨一时风雨飘摇，岌岌可危，李杜毅然率领主力西进，于1月16日抵达哈尔滨，联络部分爱国将领组织吉林自卫军，任总司令，发表抗日讨逆通电和告民众书，表示“在此形势严重之日，正我军人效命疆场之时”“望我父老子弟，念国土之垂危，痛沦胥之将及”，“一致团结共赴国难”“敌忾同仇，义无反顾”。之后，率部在哈尔滨、方正、依兰密山等地抗击日本侵略者，2月3日，日军重兵逼近哈尔滨，为保卫哈尔滨，他亲临前线指挥，战斗持续到2月5日凌晨，在敌军强攻下，自卫军损失严重，防地相继失守，李杜痛心疾首，已无力挽救残局，于2月5日撤离哈尔滨，率军退守依兰，1933年1月，自卫军失败后，李杜率残部退入苏联，同年5月假道欧洲回国，参加由宋庆龄组织的抗日救亡运动，抗战胜利后，在重庆投身于和平民主运动。
全国解放后，李杜被推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四川省政协委员，重庆市政协委员，1956年8月23日突发心脏病经抢救无效，在重庆逝世，终年76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