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任香港菩提学会会长、荃湾西方寺方丈、香港佛教联合会副会长的永惺大师，来自东北辽宁而久居香江，是天台宗法脉第45代教观总持。在香港共创建了4间弘法道场：荃湾东林念佛堂、荃湾西方寺和菩提学会、虚云和尚纪念堂。东林念佛堂和西方寺为教演天台、行归净土的道场。菩提学会则是一间非牟利慈善机构。大师在内地和国外也修建了多间寺庙，在美国休斯顿创办浴佛寺、佛光寺，波士顿创办千佛寺，马来西亚创建普陀寺等；并多次代表香港佛教界出席“世界佛教大会”、“世界佛教僧伽大会”，以及多次主持天台宗传法大典。
大师12岁出家，不久即遭逢八年抗战和国共内战，从东北辽宁一直南下逃难，于1948年初抵达香港，从此落地生根。他在荃湾华南学佛院修读了3年，毕业后，便立即投入披荆斩棘的办道岁月，立志开荒创建弘法道场。
回想初建第一座道场“东林念佛堂”时，当年的辛酸仍然历历在目。“开始修建时，口袋里只有2千元。辛苦了好几个月才建好，谁知山洪暴发，佛堂被冲刷得支离破碎。那天是八月初四”。钱花光了，房子倒了，几个月辛苦付诸流水。大师叹了口气接着说，“当时人生地不熟，也不懂讲广东语，感觉十分辛苦。手里拿着由政府派发的难民救济饭，饭里只有牛肉，没有菜。出家人只能要了饭，回来再拌着豆腐乳一起吃”。永惺大师曾在东林念佛堂当了18年监院，现任方丈是圣怀法师。
到了60年代初，大师继续在荃湾三叠潭买地筹建西方寺。当时由于经济困难，寺院多采用旧木料和锌铁等盖搭，在大师亲自督工下于70年代建成。寒来暑往，寺院久经日晒雨淋，白蚁蛀蚀，木料渐渐腐烂，随时有倒塌之危险。加上信众与日俱增，殿堂不敷应用。
大师遂于98年初重建西方寺，以70岁高龄亲自发起了8次大型筹款活动。“寺院邀请本港歌星献唱，举办粤剧表演、僧人禅修、水陆法会、义卖活动、大型斋宴，还有奖券义卖及爱心曲奇义卖。后来，寺院又陆续发起由信众认捐石柱、供奉寺院佛像”，大师指着寺院内坛续说，“当年所有认捐者的名字全部可以看得到”。重修历经多年完成，大师之后在西方寺后山还兴建起东林安老院和佛教菩提护理安老院。
西方寺以仿宋宫殿建筑为主要格调，建筑群包括大雄宝殿、万佛宝塔、藏经楼、天王殿、地藏殿、钟楼、鼓楼、寮房、山门等。全寺红墙黄瓦，雕梁画栋，飞檐斗拱，古色古香，既为香江名刹，也是闻名海内外的佛教净土道场。
宽运法师接掌西方寺
现在西方寺每月举办的“佛七法会”是全港道场之最，其馀还有诸佛菩萨圣诞法会、浴佛法会、盂兰法会、水陆法会。每年吸引数万名善信、游客及海内外高僧大德参拜。为了发挥寺院之现代化多元功能，寺院构思举办大专佛学夏令营活动。
西方寺将由监院宽运法师升任为第二任方丈，他近年来已逐渐接掌寺内大小法务和事务。他生于1964年，21岁时跟随永惺大师出家和修习佛法，是本港佛教界较年青而熟习法务的僧人。宽运法师则透露，永惺上人将退而不休，继续潜心于佛学。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据中国东北，1937年爆发“七七事变”，中国开始艰苦的八年抗战。1945年9月日本投降后，国共开始内战。在这种持续战火下，生长在东北的少年永惺被迫展开十多年的逃难之旅。他在无情战火中寻求生死意义，在艰苦磨难中不忘追求佛法，为他后来弘法香江奠定坚实的基础。
1926年农历三月十四日，他出生在东北辽宁省喀喇沁左旗。俗名刘克勤，家中排行第五，与母亲李氏一样长得脸相饱满，双目炯炯有神，性格却与父亲刘德一样敦厚老实。1937年3月，12岁那年，家中远亲、增福寺常修老和尚觉得他是可塑之僧材，遂问“跟我出家好吗？”他从此便出了家，改法号演霖(后再改永惺)。问及当年出家理由，大师说：“当年出家是不懂事。既然出家了，便继续向前走。经历过日本侵华、中国抗战和国共内战，我一路上在摸索中前进，渐渐点燃一盏佛灯。”
12岁出家后，常修老和尚对他爱护有加，经三数年悉心调教，永惺举凡诵经念佛、敲击和执持法器都能板眼如法。在寺院的工作不外是赶经忏、做法事，渐渐地他开始反覆自问“出家所为何事？”为了上求佛法，他萌生了受戒参访之心。
1943年，他听说长春般若寺召开传戒活动，按照规定，戒子须满20岁。年仅17岁的永惺决定前往，具一定经忏和佛理造诣的他竟被取录。受戒后他深感佛学渊如大海，为求真正的领悟，决心深入经藏研究佛理，遂往哈尔滨观音寺佛学院正式接受佛学教育，直到1945年。
这年日本战败，国共开始内战，观音寺遭遇百年不遇的水灾，迫使永惺返回增福寺，因途中染上致命的传染病，他回家养病。不料，有晚劫匪进入家中抢劫后枪伤母亲，最后返魂无术。不到一个月，常修老和尚也同样遭遇枪伤抢救无效。慈母、恩师的双双离世，使他更加笃定本心追求生死解脱之法。
永惺决心南下云游四方，先后到过上海普济寺、舟山定海竹隐庵、杭州灵隐寺、青岛湛山寺。数年间，他亲近无数高僧大德的经座，接受正宗丛林教育，更要求自己“自度度人”，深入经藏，不断解答“出家所为何来”的疑问，一步一脚印走在菩提路上。
1948年初，永惺南下至广东曲江南华寺，后辗转至香港，进入由倓虚老和尚创办的荃湾弘法精舍华南学佛院。3年后毕业，他逐步在香江开展菩提善业，弘法60载。
出家所为何事？两眉发白的大师说：“荷担如来家业，既是自己的志愿，也是自己的工作，更是自己的事业。”回望走过的菩提路，他缓缓叹了口气说，“唉！辛苦！人生在世，每个人都要奔波劳碌。出家人以弘法为家务，利生为事业，更要忍苦耐劳。”
佛教所以能够流传千古，除了般若文字的传递外，具有佛陀示教利喜精神的僧才也是十分重要的。这位来自东北的高僧常常思及家乡，一直望能在家乡开设佛学院，专门用作培养弘法之才。
永惺大师与宽运法师接受辽宁省朝阳市宗教局及文化博物馆之邀请管理使用朝阳佑顺寺。大师发现临近佑顺寺有一间博物馆，重新修建后可以成为佛学院，“我当时决定买下来，改建成佛教活动中心，并以此与东北著名学府辽宁大学合作创办专上佛学院，考虑命名为东北僧伽佛学院”。
大师指，佛教活动中心早已动工修建，届时便会正式开班。首届招生对象主要为当地或内地的出家人，未来更会面向世界各地的出家人。首批学生约在50至100名内，年龄介乎20至40，需要具备初、高中文凭。一旦被录取后，所有的学费和生活杂费全由佛学院供养。
他续指，佛学院课程主要是传授文化文学和佛学课。根据办学经验，第1、2年主要是传授文化文学，之后4年再传授佛学。他解释，佛学精深浩瀚，学生要先打好文学基础后才能深入明了佛学。或需10年或以上，他们便可弘法于世间。
大师早年曾说过，“开设佛学院是我多年的宿愿，当自己身受前辈法师的栽培才能有今天。所谓薪火相传，努力栽培年青一代的弘法之才，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他对东北僧伽佛学院顺利开办寄予厚望，并计划将来逐步发展为一所设备更完善、更具规模的佛教法界大学，达成平生夙愿。
大师也深感教育的重要性，早已在香港创办九龙牛池湾彩辉菩提幼稚园、九龙慈云山慈正?菩提幼稚园。还与洗尘法师合办能仁书院，又按照大学本科制在西方寺创办菩提佛学院、华夏书院和华夏中医学院等，并曾资助内地希望学校20多家。他还在家乡兴建了4所高中、10多所中小学和幼稚园。大师感叹地说，曾经为此收到很多赞助信，希望他能赞助家乡发展。“家乡很穷困，心里很想为家乡做事。可我不是生意人，平时惟有省吃俭用，把攒下的钱用来资助家乡”。
永惺大师除了通晓经、律、论三藏外，对建筑设计、印刷出版、财务管理、缝纫、厨艺……也都是手到拿来，无一不能，赢得了“万能法师”之美名。这位东北僧侣说起刚到港的生活时指，“那时在华南学佛院读书，生活环境不是很好。我和同修到学佛院后山种菜、伐柴、织手袜、制肥皂、酿酱油、开印刷厂……什么都做”。
后来，他为了修建东林念佛堂和西方寺，常常亲自觅地，之后负起策划督工，每天到工地指挥。道场修好了，他又负起全部僧侣的生活事务和道场法务。“你知道吗？西方寺的布局全是我一人设计”，大师深感自豪地说。
大师于1965年创办“菩提学会”，学会每年印赠佛经，广结法缘，如编印《菩提丛书》，出版高僧或学者所著之佛学入门书籍十数种，接引初学佛者；为保存香港寺院历史，礼聘多位专业人士拜访各大道场，搜集资料及拍照，出版《香江梵宇》大型画册。
他更亲自于86年3月创办《菩提月刊》，内容涵盖佛法义理、生活应用、寺院介绍、高僧传记、教界新闻等，图文并茂，至今已出版至240期，广受海内外读者欢迎，发行量还在不断增长。学会亦整理、出版永惺大师之开示，历年出版有《永惺法语录》、《永惺上人开示录》、《菩提随笔》、《菩提文集》、《佛学问答》、《永惺上人开示录(三)》，均大受好评。
大师如今高寿80，双眉早已发白，身体行动日渐不便。他说，“辛苦劳累了一生，如今走起路来腰酸腿也疼，眼睛也不太看得清东西”。话虽如此，大师还是力所能及地出席佛教界举办的活动，为菩提事业殚精竭虑。
“大师居港半个多世纪，粤语说得很好吧？”大师不禁说起了一个小笑话：有一次，有本地客人到访，他以粤语与之交谈。期间有位访客说，大师您还是讲普通话吧。您讲普通话，还有一半人听得懂，您讲广东话，全部人都听不懂。自此之后再也不敢开口讲广东话。大师最后补充说，“不过，我全部都听得懂”。
香港佛教联合会荣誉会长、香港菩提学会会长、香港西方寺开山、传天台宗第四十五代教观总持上永下惺老和尚，功行圆满，于公元二零一六年五月六日（农历岁次丙申年三月三十日）上午八时零七分安详舍报示寂，世寿九十一岁，僧腊七十八载，戒腊七十三夏。老和尚示现无常，住世缘尽而舍报，诚为佛门之悲，教界之痛。其行事佛迹，难以详述，惟祈老和尚以慈悲宏愿，慈航倒驾，乘愿再来，广度有情。
香港特区民政事务局局长刘江华和署理教育局局长杨润雄5月6日对永惺长老圆寂深表哀悼。香港荃湾老围西方寺5月12日于寺内举行“永惺老和尚圆寂追思赞颂大典”暨封馆仪式，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中联办主任张晓明、特区民政事务局局长刘江华、特区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高永文、特区行政会议召集人林焕光等多位政商界名人出席封棺仪式吊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