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光大师(1861—1940年)，法名圣量，别号常惭愧僧。陕西合阳县路井镇赤东村人，俗姓赵，名绍伊，字子任。幼年随兄读儒书，颖悟非常。因读程朱（熹）、韩（愈）、欧（阳修）之书，受其影响而辟佛。15岁后，病困数载，得读佛经书，始悟前非，乃回心向佛。清光绪七年(1881)大师21岁，礼终南山南五台莲花洞道纯和尚出家。次年，到陕西兴安县（今安康市汉滨区）双溪寺印海律师座下受具足戒。此前，曾在湖北省竹溪县莲化寺晒经时，得读残本《龙舒净土文》，得知念佛法门之妙。自幼病目，几乎失明，至是一心念佛，目疾乃愈。平生自行化他，一心净土为归，即肇端于此。
嗣后，闻红螺山资福寺为专修净土道场，于1887年辞师前往。
1888年正月朝五台毕，仍回资福寺。1888年10月进念佛堂，后任香灯、寮元及藏主等职。此间，除念佛外，深入经藏，研读大乘典籍。
1891年，至北京龙泉寺当行堂，苦行培福，潜修密证，长养圣胎。
1892年住圆广寺；1894年，适普陀山法雨寺化闻和尚，入京迎请《龙藏》，助理需人，遂随化闻和尚南下，居法雨寺藏经楼。
1895年（34岁），应寺众坚请，讲《佛说阿弥陀佛经要解便蒙钞》毕，即于殿侧闭关，两期六载。出关后，居茅蓬。1905年，为温州头陀寺请藏经，事毕北归，仍住法雨寺藏经楼。至此，出家三十年，终清之世，始终韬晦。
民国二年(1912年，五十二岁），高鹤年居士取大师文章数篇，次年刊载上海《佛学丛报》，署名“常惭”，读者叹服。民国六年（五十七岁），徐蔚如居士得大师三封写给友人的书信，遂印行，题为《印光法师信稿》。次岁，又得大师文稿二十余篇，印于北京，题曰《印光法师文钞》。师六十岁时，徐再集大师文稿数十篇合订二册，出版于商务印书馆，木刻于扬州藏经院。后又迭次增广，排印于中华书局，题曰《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其文言言见谛，字字归宗，上符佛旨，下契群机，发挥禅净奥义，抉择法门难易，发前人所未发。
民国十一年，师六十二岁，江苏义务教育会成立，呈请省下令用寺庙作校舍，佛教界哗然，大师为此奔走，护教护寺不遗余力。同年，应定海知事陶在东请，推荐智德法师去监狱讲《安士全书》，宣扬因果报应和净土教义，自己应聘为“江苏监狱感化院”名誉院长。是年，陶在东又与会稽道尹黄涵之，汇集大师之道行、事迹，呈报政府，请予题赐“悟彻圆明”匾额。贲送普陀，香花供养，盛极一时，缁素赞叹，喜悦异常，然大师对此则置若罔闻。有问之者，答曰：“虚空楼阁，自无盛德，惭愧不已，荣从何来？”民国十八年（69岁），应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请，连日开示，听者蜂拥而至。
大师一生俭以自奉，厚以待人，凡善信供养香敬，从来不入私囊，助印佛书流通而外，办佛教义赈会、慈幼院等，亟力于慈善事业，广种福田。
大师早就拟欲归隐，于民国十九年二月住苏州，掩关于报国寺，课余则修订四大名山山志，民国二十六年（77岁）冬，由于战事，应妙真和尚请，移锡灵岩山寺掩关安居。中外信徒来寺叩关请益，大师对来者慈悲开导，折摄兼施，使闻者悦服。
民国二十九年农历十一月初四，大师预知时至，端坐念佛，安祥生西，时年八十，僧腊六十。次年二月十五日茶毗，得五色舍利无数。僧俗弟子建塔灵岩山巅，并于民国三十六年九月十九日将师舍利奉安入塔。大师一生严持毗尼，一丝不苟，六时念佛，三业清净，护教重道，勤奋修学，言传身教，为人师表，弘扬净土，不遗余力，皈依弟子，众星拱辰。后人尊大师为净土宗第十三祖。
《印光大师文钞》
现今留存的《印光大师全集》共有七册，其中前三册是印光大师本人亲撰的作品，即第一册《印光大师文钞》（增广正编），第二册《印光大师文钞续编》（第二编），第三册《印光大师文钞三编》（外集）。
《佛法修行止偏法要》
《佛法修行止偏法要》是印光大师的思想精华，书中摘录了《印光法师文钞》中的相关部分，作为现代人防止修行出偏的参照。并将《楞严经》五十种阴魔境(有注解)作为佛的圣言量的参照标准附在书后。
《印光大师嘉言录》
《嘉言录》是李圆净居士编述的，书分十篇三十八章，由《增广文钞》（《全集》第一册）中节录出来，分门别类，拣择安插而成为一册。其所选录的出处，某卷某页，都记载的很详细，可以依照《文钞》全文相互的对阅。
《嘉言录》的特点在于截取《文钞》的精要，汇归一类，每一类别中，或有文义相近者时常出现，是提携阅读的人反覆再三的注意，望能速断疑惑生起信心。又以《文钞》繁广，初机或难以简别，故令光看《嘉言录》，以免望文生义，或退却学佛的意愿。也因此附录《文钞》选读篇目，附于《嘉言录》目录之后，希望未曾研究佛学的人，能依循著次第而入佛道。
同样的，也有很多人一阅读《印光大师嘉言录》，即得到启发，愿意皈依佛教，敬信佛法。这是《嘉言录》摄化众生的不可思议处。
《印光大师嘉言录续编》
《嘉言录续编》，是由广觉法师，与徐志一居士，二位发心将《文钞续编》（为《全集》的第二册）节录出来，整理分成十篇而编成的。其完成的时间是在民国卅二年（一九四三），是为印光大师往生后的第三年（注九）。《嘉言录》既然是净土入门的书，《嘉言录续编》，亦复如是。
《印光大师文钞菁华录》
《菁华录》是李净通居士于民国四十一年（一九五二）依《文钞正编》、《文钞续编》、《文钞三编》选出精粹的部分，理显真常，语无重见，录有三百三十三则。仍按照《嘉言录》的编次，分为十类，并一一详细圈点，以便阅读。
《永思集》
顾名思义是对印光大师缅怀纪念所收集而成的。于民国三十年（一九四一）大法錀书局的陈海量居士，裒辑十方缁素颂扬印光大师的文章。普令四众弟子见闻景仰，敬重其行，效仿学习之。
《永思集》的内容，包括有大师传记——行业记、略传、小史、苦行略记等；大师遗教——自述、信札、训示等；七众怆辞——悼文、赞词、挽联等。本章，第一节印光大师的传略就是根据《永思集》所编纂的资料而写成的。
《永思集续编》
乐崇辉居士发起为纪念印光大师三十周年（民国五十九）的文字征集。其中有菩提树九十七期印光大师生西二十周年纪念专号，纪念文十多篇，皆是在台缁素大德追思大师的佳作；还有复应脱大师等书札六通，《文钞》、《永思集》未载入的。以纪念性质来提醒世人，印光大师在无尽的数海中，为何独取念佛法门度人，为何净土的三根普被，九界咸收，适应于末法众生。《永思集》与《永思集续编》编在《印光大师全集》的第五册。
《遗教摘要》
现收于《印光大师全集》第六册，是应脱大师等摘辑的。将〈文钞〉里的〈辟程朱〉、〈家庭教育〉、〈净土决疑论〉、〈印光大师破邪论〉等较重要的提出来加以解释，俾使读者一目了然，而不会望文生义的裹足不前。
《纪念文集》
列于《印光大师全集》第七册，为广定法师数次亲自到国外，四处搜集大师遣著资料，又将〈弘化月刊〉所载遗教，及各佛教月刊，有关大师遗稿，尽为搜辑。因而有《纪念文集》的诞生（注一三）。看了《纪念文集》更可明了印光大师的伟大与崇高，不愧为第十三代净土教的祖师。
印光大师于1933年正式将《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阿弥陀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普贤菩萨行愿品》、《往生论》勘定为《净土五经一论》，作为后人持诵的范本，充分体现了祖师良苦和深远的用心。
那时有一位天涯行脚的高鹤年居士，光绪二十四年（1899年）到法雨寺吊化闻老和尚之丧，和印光法师由此相识，以后就常到普陀山去探视印光法师。民国元年（1912年），上海的狄楚青居士创办《佛学丛报》，高鹤年向印光法师要了几篇文稿，交给《佛学丛报》刊登，报上署名“常惭”，世人还不知道印光之名。
后来在北京政府任职的徐蔚如居士，读到《佛学丛报》上的文章，向人打听常惭是谁？最后问出来是普陀山的印光法师。民国三年（1914年）、五年（1916年），他两度亲到普陀山求见印光法师，要到了印老几件信稿，带到北京印行，题名曰《印光法师信稿》。到了民国七年（1918年），徐蔚如搜集了二十多篇信稿，重为印行，题曰《印光法师文钞》。这以后一再增益，在商务印书馆印出了铅印版，在扬州藏经院印出了木刻版，后来又在中华书局、上海佛学书局、苏州弘化社，一印再印，这部《印光法师文钞》就风行天下了。徐蔚如为文钞作跋云∶
大法陵夷，于今为极，不图当世，尚有具正知正见如师者，续佛慧命，于是乎在。 又云∶师之文，盖无一语无来历，深入显出，妙契时机，诚末法中应病良药，可谓善识法要，竭忱钦仰者矣！
民国八年（1919年）以前，印光法师在普陀山，从不收皈依弟子。民国五年（1915年），徐蔚如陪着母亲上山求皈依，印光法师介绍他母子去皈依谛闲法师。民国六年（1917年），北京天津大水为灾，上海的居士名流狄楚青、王一亭、程雪楼等，委托高鹤年北上勘察灾情。鹤年回到上海，当地居士随组成“佛教慈悲义赈会”，并推请鹤年到各地劝设分会，鹤年以此到了普陀山。这时，法雨寺的方丈是了清和尚。印光法师关怀灾情，他认为“救灾即是普度众生”，他与了清出面，召集诸山长老，在普陀山也设了赈灾分会，大家随缘乐助。印光法师把他仅有的银洋拾元也捐了出来。
第二天，印光法师以陕西的小米粥和油饼招待高鹤年，吃着饭他说∶“某某先生等到山上来皈依我，我决不准！并送香金，也分文不收。”
高鹤年恳切的劝他说∶“如果是真正发心请求的，说方便皈依，普度众生，也是释尊的遗制；如果说这样作有违常住的规矩，我去向法雨寺的老当家和方丈请求通过。”
印光法师这时才点头说可以考虑。这样到了民国八年（1919年），徐蔚如的朋友周孟由兄弟陪着他们的庶祖母到普陀山，再三恳求印老为那位老太太及周氏兄弟授三皈依，各赐法名。 这是他受人皈依之始。以后二十馀年，他的皈依弟子遍天下，多到不可以数计。
印光法师于光绪十九年到普陀山，一住二十五年，直到民国七年（1918年），他五十八岁的时候，才出山活动。原来他想到扬州刻经处去印经，以人地生疏，约高鹤年陪他去。到扬州办完事，回到上海，高鹤年要带他到海潮寺或玉佛寺挂单，印老不许，他说∶“你的熟人太多，你陪我去，人家一定要客气办斋。你我都是苦人，何必苦中作乐，既花钱，又耗时。”高鹤年只得带他找了一所最冷落的小庙，住了下来。
这一次到上海，高鹤年为他介绍了沪上名流狄楚青、程雪楼、王一亭、陈子修、邓心安诸居士。印光法师与他们广谈孔孟学理、净土因果等。分别时，这些人欲送香仪礼物，印光法师一一谢却。
民国八年（1919年），印光法师为印经事，又约高鹤年陪他到上海。这一次高鹤年陪他到“南园”，和佛教护法居士简照南、简玉阶兄弟等见了面，为他们说净土法门。简氏兄弟供养他千元，其他居士也有供养，这恰够他印经之需。这以后，到普陀山去求皈依的人，如山阴道上，接应不暇。皈依者供养之款，他一概拿来作印书赠人之用。
民国十一年（1922年），定海县的县知事陶在东，和会稽道的道尹黄涵之，以印师教化一方，汇师道行，请北京政府的大总统徐世昌，颁给印光法师“悟彻圆明”匾额一方，铜鼓喧天的送到法雨寺，香花供养，极盛一时。这在世人认为是难得的殊荣，而印光法师淡然置之，有如罔闻。后来有一位德森法师，侍印光法师座下，为印光法师校对所印的经书，偶然读到马契西居士为印光法师撰写的传记，才知道有徐大总统赠匾这件事，他就叩问印光法师。印光法师下脸说∶“悟尚未能，遑论圆明？瞎造谣言，增我惭愧。”德森后来在大殿高处发现了这块匾，盖因殿高匾小，平常未注意到也！
自民国七年（1918年）以后，印光法师常到上海印经书，而苦于没有落脚的处所。后来法雨寺的真达法师，住持三圣堂，三圣堂有下院太平寺，民国十一年（1922年）翻修过，真达特辟了一间净室，这以后印老到上海，始有了安居之所。日子久了，上海佛教人士都知道他住在太平寺，这一来，居士名流去问道的，善男信女求皈依的，以至于各方的函件，都愈来愈多，太平寺出了名，也增加了他人事繁杂的困扰。到了民国十七（1928年）、八年（1929年），他急欲找个清净的地方归隐，后来真达与沪上居士关炯之、沈惺叔、赵云韶等商议，找到了苏州的报国寺，真达花费了几千元的现洋予以修缮，到民国十九年（1930年）二月，他就迁到苏州报国寺去闭关了。印光法师到苏州后，创办了一所“苏州弘化社”，专印佛书赠人，自净土经论、《安士全书》、他自己的文钞，以至于各种初机佛书，前后多年印送的书籍，不下四五百万部，佛像亦百万馀帧。这种工作，全是代佛宣化，以期挽救世道人心而已。
印老自奉极薄，食则唯求充饥，不求适口；衣则唯求御寒，厌弃华丽。如果有人供养他珍美的衣食，他却而不受。不得已受下，就拿来转赠别人。如果是普通物品，就交到库房，由大众共享。有一次，关絅之居士请他到家应供，他声明只需高装馒头、炒豆腐渣两样即可。关居士无奈，只得在素斋席上另备了这两样东西。他驻锡太平寺时，关居士去拜访，楼上楼下找不到他，最后在天井中找到了，原来他蹲在地上洗衣服。
他虽薄以待己，却厚以待人，凡善男信女供养的香敬，他都拿来印佛书流通，为人种福田。他对于赈灾济贫的事，权衡轻重，先其所急。如民国十五年（1926年），刘镇华兵围西安，饿死数万人。解围之后，印老立即以印书之款，汇去三千圆办赈济。二十四年陕西大旱，得到王幼农居士的函告，立刻拿出存折，令人提款一千圆汇去，而提汇之后，存折余额剩下了百元，而报国寺的一切费用全赖存折款维持，他认为赈灾事急，余事均可从缓。
1917年12月，陕西靖国军兴，护法讨陈。同盟会会员吴希真的部下袁占彪在乾县，张承轼在礼泉，李象荣、韩德元等在扶风、武功一带响应护法。次年吴集结省西各地武装，驻扎岐山，整编训练，参加护法讨陈。后因与郭坚部发生冲突，又为北洋系驻军所败，遂离开陕西。吴离陕后，先到杭州访问印光法师（同为陕西人），研究佛学，在杭州意外得到一只百年海龟，印光大师道此乃天意，吴希真遂将此龟放至咸阳市乾县姜村镇双羊村释迦院供养。后来人们便将此寺称为海龟寺。十年动乱时期，此龟不知去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