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4月17日，出生于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祝阳镇下乔庄村（祖籍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范镇岔河村）。早年父孙育典病故，生活陷入贫困。
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4岁的孙传芳一家受其婶母虐待，随其母逃荒至历城谋生。长姊嫁商河县程姓，次姊适历城县逯姓。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10岁的孙传芳一家又随其母去商河，就食于程家。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义和团在山东兴起，孙传芳又随其母及三姊避居济南。适有山东巡抚袁世凯部下武卫右军执法营务处王英楷，其妻患疯癫，经人说合娶孙传芳之三姊为二房，并供养孙传芳母子生活。时孙传芳年已15岁，附读于王家，从此他把出生地改为山东历城。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袁世凯升任直隶总督，调保定，孙传芳及其母亲跟着姐夫王英楷迁往保定居住。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夏，袁世凯创练常备军，设陆军练官营于保定东关外，以冯国璋任练官营总办。是年8月，孙传芳经王英楷荐入练官营当学兵，编入步兵科第三班。孙传芳天资聪敏，且知用功，所有军事课程，一读便通，故而学科与操法之考试，往往名列前茅。同年在陆军练官营毕业后，孙传芳又经冯国璋准予免考保送入陆军速成武备学堂，其同学好友有蔡玉标（蔡玉标后来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工兵科教官，其学生有叶挺、邓演达、陈宝仓等）。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夏，孙传芳从北洋陆军速成学堂步兵科毕业后，北京练兵处考选陆军学生派往日本留学，速成武备学堂选40余人去京应试，其中就包括孙传芳、周荫人、卢香亭等人。经考试录取，并于同年8月由留学监督赵理泰率领各省留日生百余人，由天津转上海乘“大智丸”赴日。抵日后，先入东京牛达区振武学校。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孙传芳毕业后，派入日本陆军第十师步兵联队充候补生。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11月，孙传芳入东京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为第六期生，步兵中尉冈村宁次任中国留学生的区队长。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12月，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又回原步兵联队见习3个月，于清宣统元年（1909年）3月回国。
清宣统元年（1909年），回国后，孙传芳先返回济南结婚，娶妻张氏。然后来天津到直隶督练公所报到。同年8月，留日士官生在北京接受陆军部考试，由陆军部尚书铁良任主考官。同时参加考试的留日士官生有阎锡山、厉尔康、李烈钧、唐继尧、张凤翔、刘存厚、赵恒惕、尹昌衡等人，孙传芳被授予步兵科举人，并授步兵协军校。孙传芳经陆军部复试后，返天津督练公所候差，旋派充北洋陆军第二镇第三协第五标教练官。当时第二镇的统制为马龙标，驻保定；第三协的协统为王占元，驻永平；第五标的标统为王金镜。孙传芳为人健谈，善于应对联络，不仅在本协本标内与人相处融洽，即对于他镇他协亦常有来往，因此颇受协统王占元的赏识。
清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第二镇改为第二师，孙传芳调任第二师辎重第二营营长。
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孙传芳曾随王占元在河南省固始一带参加“追剿”白朗农民起义军的战役。
中华民国二年（1913年），王占元提升孙传芳为该师步兵第六团团长。此时孙传芳与师参谋长何佩瑢成为王占元之左右手。
中华民国四年（1915年），王占元代湖北将军，当以何佩瑢为参谋长，因何常驻北京联络，王占元乃派孙传芳代行其职。
中华民国五年（1916年），王占元任湖北督军，调任孙传芳为第三旅旅长，不久，升为第二十一混成旅旅长。
中华民国六年（1917年），孙传芳又升任湖北暂编第一师师长。在王占元的提携下，孙传芳得展才干，颇受王的信任，倚若智囊，时常充当湖北代表对外接洽公务，有时甚至代表督军检阅师旅，在湖北大有一手遮天。
中华民国九年（1920年）夏，湘军袭鄂，王占元命孙传芳率兵迎战，湘军败退，旋孙传芳接任第二师。同年7月，直皖战争起，皖军战败，王占元秉承直系首领曹锟意旨，将皖系之长江上游总司令吴光新扣押武昌，以孙传芳代替，并由孙传芳改编皖系残余部队。
中华民国十年（1921年），湘鄂战争又起，湖南赵恒惕、夏斗寅发兵攻袭鄂南，王占元任命孙传芳为新嘉蒲通警备司令，率第二师应战，总司令部设赵李桥车站。孙传芳派孟昭月及张允朋两旅在得胜山、铁山咀、官山口一带与湘军对抗，大战10昼夜，受挫，退而集结于武穴（广济）休整，王占元下台。第八混成旅旅长靳云鹗为前敌总司令，率部进驻茶庵岭。曹、吴名为援鄂，实为驱王，曾有“援鄂不援王”之语。援鄂大军开往前线，靳云鄂部向湘军猛攻，吴佩孚又亲自率兵乘兵轮直捣岳阳，湘军被水陆夹击，败退长沙，被迫与吴佩孚议和。
中华民国十一年（1922年）4月，直奉战争爆发，奉军战败，直系势力日盛。曹、吴既置齐燮元于江苏，又置萧耀南于湖北，惟福建、浙江仍在皖系手中，势在必取，于是有援闽之议。直皖战争后，福建督军李厚基试图依附直系，后徐树铮从北京逃来福州，策动第二十四混成旅旅长王永泉驱李，以帮办代行职务。同年秋，曹锟召孙传芳至京，命其发兵援闽，由江西蔡成勋为之后援，并偕同驻赣第十二师周荫人一同前往。孙传芳受命后，赴洛阳见吴佩孚，吴面允由湖北萧耀南接济开拔军饷，由汉阳兵工厂补充枪支弹药。为此孙传芳又来武昌，从财政厅领到军饷30万元，从汉阳兵工厂领到约值7万元的弹药。
中华民国十二年（1923年）初，一切布置就绪，孙传芳即由宜昌赴南昌，约定周荫人并邀请督署参谋长刘宗纪一道入闽。复由九江秘密赴南京，与江苏督军齐燮元达成在适当时机夹攻浙江卢永祥的协议。福建帮办王永泉，直隶省人，亦系留日士官生出身，当时在直系大军压境下，何去何从，举棋不定。孙传芳致电王占元说明周荫人援闽，希双方合作，王占元当即复电欢迎。周荫人率部由南昌经抚州（临川），由杉关入闽，经邵武，沿闽江而下，直抵福州，与王永泉同学相晤，畅叙旧谊。孙传芳亦督第二师两个旅并配备炮兵工程，相继入闽，留张俊峰旅驻扎邵武，由孟昭月旅直驱福州。孙、周二师在王永泉、王永彝昆弟未抵抗之下，顺利地进驻了福建。
中华民国十二年（1923年）3月，孙传芳被任命为福建军务督理。孙传芳以刘宗纪为参谋长，王永泉仍留任帮办，周荫人任闽北护军使。孙传芳与王永泉虽是日本士官学校同学，但彼此政治背景不同，关系并不融洽，加以福建军政实权仍多掌握在王之手中，因此孙传芳决计驱王。
中华民国十二年（1923年）10月，周荫人袭击王永泉，王军驻扎在福州甚少，无力抵抗，逃泉州其弟王永彝处，又奔厦门，后声明下野，逃往上海。王被驱后，臧致平、杨化昭及王永彝等在闽南兴兵反孙传芳，意欲联合粤、浙、奉系各方面力量，联合发起倒直战争。中华民国十三年（1924年）春，孙传芳抽调兵力，交由周荫人、卢香亭率领，并联合福建地方势力高义、谢定国、张毅等民军，向闽南臧、杨发动进攻。双方在同安一带展开鏖战，臧、杨败退，经由漳州、龙岩，最后由汀州入江西，逃入浙江，投奔卢永祥。闽南民军纷纷通款于孙、周，闽事大定。臧致平、杨化昭率残部退入浙江境内，为卢永祥收编，对江苏齐燮元有所威胁，成为齐进攻浙江的借口。
中华民国十三年（1924年）9月，江浙战争起，双方陈兵于淞沪之间。孙传芳与齐燮元原来就有合力夹击浙卢之密谋，在此江浙战端初启之际，孙传芳即令其驻洛代表王金钰向吴佩孚请缨，入浙援苏，吴允其所请。孙传芳以闽浙联军总司令名义，出兵援齐。是时，奉天张作霖提兵西向入关，援助卢永祥，通电讨直。孙传芳挥师北上，直指闽浙界上之仙霞岭。孙传芳派卢香亭及谢鸿勋两个旅向仙霞岭挺进，命孟昭月旅为后继。
中华民国十三年（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以后曹锟、吴佩孚兵溃失势，曹锟被冯玉祥囚于中南海延庆楼。同年11月，段祺瑞上台执政，但北京政府实际上处于冯玉祥、张作霖的共同控制之下。中华民国十四年（1925年），孙传芳被授予恪威上将军勋位。同年春，孙传芳派人去北京奔走于段祺瑞门下，以取得段对他的谅解与支持。段也有意拉拢他，在孙传芳得第三个男孩时，曾遣龚维疆（与孙在日本同学）来杭致贺，并以翠根小玉牛相赠。孙传芳表示段为其师辈，自当竭诚拥戴。为了讨好粤方北伐军，复令赴沪面见章太炎，晋贽2000元；又访国民党要人张继，试图与南方联络，以缓后顾之忧。孙传芳一方面积极打通各方关系，一方面整顿内部实力，等待机会，再图扩张。孙传芳主浙以后，在浙尚有皖系王宾镇守使及陈乐山第四师的部队，孙传芳派卢香享、谢鸿勋、张俊峰出兵清除。段祺瑞对此亦无可奈何。其后，他又对部队加以整饬扩充，兵力益强。
中华民国十四年（1925年）秋，孙传芳奉军陈师长江，以邢士廉师驻上海，丁喜春驻南京。其后，复派刘翼飞及赵鸣皋两旅开赴上海。同年3月，孙传芳即派人前往福州，授意周荫人筹措军费，接济浙江。4月，又衔命去张家口会见冯玉祥，说明孙传芳准备进攻奉张之决心，并转达孙传芳愿与冯结为金兰之好。5月，他的手下去开封会见河南办理军务收束事宜岳维峻，商定如何共同夹击奉军。其后，又前往岳阳，代表孙传芳敦请吴佩孚出任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并携款5万元赠吴。在返回杭州途中，又分别会见了江西军务督办方本仁和赣北镇守使邓如琢，劝说他们拥戴吴佩孚，合力讨奉。同年8月，他又派人去南京，劝说江苏军务帮办陈调元共同驱奉，定下里应外合之密谋。
中华民国十四年（1925年）10月，孙传芳出敌不意，骤然响起反奉号角，由江浙边境分三路出击：以李宝璋师直扑上海，以卢香亭师渡太湖袭占丹阳，以谢鸿勋师经宜兴攻取南京。孙传芳钱塘进军，一举夺得松江、上海，长驱直入，直抵石头城下，沿途溃军尽为孙传芳所俘获。
孙传芳督师抵南京，不暇入城，随即渡江逐北。是时张宗昌任山东督办，屯兵济南，孙军北上后，与张南下之部队交锋于津浦线上。11月初，孙军谢鸿勋师与张宗昌的前敌总指挥、济南镇守使施从滨部遭遇，施部一击而破，谢师遂占领蚌埠，施在固镇以南被俘，解至蚌埠，孙传芳决定立即处决。当时他的朋友对他说：“我们打内战，对待俘虏不宜杀戮，不如押送南京监禁。”孙传芳不听，命李宝璋在车站南边的旷野执行斩决。
孙军继续乘胜北进，直达山东边境。孙传芳既席卷苏皖，筹划建立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体系，壮大声势。孙传芳在徐州大摆庆功宴会，意态骄盈，不可一世。10月，孙传芳成立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自任总司令兼江苏总司令，又派手下为联军总司令部总参议，刘宗纪为参谋长，陈阁为秘书长兼浦口商埠督办，张世铭为副官长，万鸿图为政务处长，孙基昌为军务处长，程登科为军需处长，陈锡璋为军法处长，金振中为军医处长，赵正平为宣传处长。各省省长的安排为：江苏省长陈陶遗，浙江省长夏超，安徽省长王普，福建省长萨镇冰，江西省长李定魁。
孙传芳为笼络地方耆绅，聘请江浙知名人士为顾问，其中有张謇、吴士鉴等人。又聘日本军人冈村宁次为高等军事顾问，月支薪800元，优礼有加。
孙传芳原来的基本队伍为二师及一师，及入闽又增置两混成旅，入浙又扩编四个师与一混成旅，此次组织联军，除皖陈、赣邓所属部队外，闽、浙、苏三省共建立十余师之众，足以控制闽、江、淮、赣诸水流域。财政最上，赖有善于理财的蔡朴任总部军需总监，筹划军饷政费，应付裕如。
中华民国十二年（1923年）以来，三年之内，孙传芳由鄂援闽，由闽入浙，今又进据五省。孙传芳进而又想夺取中央政权，企图推倒段祺瑞，捧出江苏巨绅张謇（民初曾任北京政府农商总长）任北京政府临时总统，以便于操纵。为此，孙传芳曾以出巡为名，亲往南通拜访张謇。
中华民国十五年（1926年）夏，国民革命军开始从广东誓师北伐。
在一年多以前，奉张大军南下时，孙传芳曾派手下往见冯玉祥商议携手反奉，同时联系直系将领拥戴吴佩孚出山。去年10月，吴佩孚在武汉就任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起初，讨贼指的是讨伐张作霖，后来竟与奉张言归于好，偷梁换柱，一变而为联合张作霖讨伐冯玉祥了。孙传芳对此甚为不满。同年4月，吴、张共同进攻国民军，南北夹击，冯玉祥部被迫退出北京，扼守南口。孙传芳作壁上观。
中华民国十五年（1926年），正当吴佩孚在长辛店指挥军队攻击南口时，国民革命军北伐直抵岳阳。吴佩孚以武汉为大本营之所在，仓皇南返抵御。在北伐军锐不可当进军下，吴军连遭惨败，退师死守武昌，以待援兵。吴佩孚连电孙传芳请援，并派翟殿林到南京见他，促他出兵。孙传芳则希望北伐军与吴佩孚两败俱伤，坐收渔利。吴待援兵急如星火，孙传芳则按兵不动。直到吴佩孚从两湖败退河南，北伐军于9月初挺进江西后，孙传芳才出兵迎战，并亲赴九江督师。
当时双方之军事部署大体如下：国民革命军入江西以取南昌、九江为目标，兵力的部署一路由广东韶关趋赣南，一路由湘西进赣中，又一路由湘北、鄂南袭赣西北。孙传芳的应战，以夺取武汉、长沙为闻标，兵力的部署：谢鸿勋第四师挡赣西北，卢香亭第二师、郑俊彦第十师及杨赓和独立旅、彭德铨混成旅沿南浔铁路前进。他亲率陈调元第六师、周凤岐第三师及武铭卫队旅屯兵九江、武穴。
两军对阵，战幕揭开。在西北一路，国民革命军攻占修水、铜鼓等县，谢鸿勋中流弹重伤，死于医院，因而兵败。在中路，国民革命军李宗仁、白崇禧等部从赣南、赣西合力夹击，孙军溃退，南昌失守。卢香亭进兵南浔铁路，命郑俊彦师、杨赓和旅星夜过赣江出击，将南昌收复，又南进至丰城，即与国民革命军对峙。在北路，孙传芳驻九江督战，总部设在江新号轮船上，旋因江永轮被间谍纵火焚毁，孙传芳存戒心，遂白天在江新轮办公，夜宿决川号军舰上。
陈调元屯兵武穴，并不进军武汉，因陈已秘密派其总参议范熙绩与北伐军唐生智暗通款曲，表示保持中立。当时的局面是：谢鸿勋战死，左翼断折；陈调元中立，右翼瘫痪；唯有卢香亭、郑俊彦部尚可一战。在双方互相袭扰鏖战进退达45天之后，孙军后方增援部队走火，于是谣诼纷起，草木皆兵，各部蜂拥撤退，不可遏止，纷向九江逃奔。孙传芳急乘决川号赴武穴，意在促陈调元进攻武汉，以解九江之危，但陈成竹在胸，按兵不动。他又返航九江，停泊于对岸小池口，时北伐军已破城而入；又驶至湖口，见卢香亭部战败，乱成一团，溃不成军。至此，已一败涂地，不可收拾，孙传芳立命决川号舰长陈至宾鼓足马力东折，狼狈逃回南京。时在1926年11月。
卢香亭随孙传芳东征战败而归。与此同时，国民革命军何应钦部由广东攻入闽南，周荫人战败，被迫退出福建，暂屯浙江。孙传芳返回南京后，宣称放弃赣、闽，保守江、浙、皖三省。但实际上，安徽陈调元已经依附北伐军，浙江孟昭月腹背受敌，危在旦夕，暂时可以控制的惟江苏一省而已。
孙传芳战败归来，检点兵马，重新整编为15个师，准备再战。他感到国民革命军声势浩大，步步紧逼，如欲挽回颓势，必须谋求北洋各系之大联合，于是乃有段、吴、孙三角联合之议。
中华民国十五年（1926年）冬，孙传芳曾邀请段祺瑞、吴佩孚派代表在南京集会，商讨共同抵御国民革命军。参加会议的有：靳云鹏、吴光新代表段，熊炳琦代表吴，以及孙传芳、刘宗纪。会上靳云鹏吹捧段祺瑞，大骂吴佩孚，熊炳琦大为不满，反唇相讥，吵得不欢而散。
孙传芳在段、吴、孙三角联合的幻想破灭以后，不得已掉转头来，乞怜于奉系。
中华民国十五年（1926年）11月，孙传芳派手下去济南见张宗昌，取得张对孙的谅解；又前往天津见张作霖，申明合作之意。张表示既往不咎，双方同意共同联合抵抗国民革命军。
中华民国十五年（1926年）11月，孙传芳秘密前往天津，亲自向张作霖表示捐嫌修好，共同对敌。孙传芳抵津后，立即派手下往见张作霖，约定会面时间，张作霖当即派张宗昌、张学良同手下迎孙传芳。人们陪同他来到蔡家花园，孙传芳见张后先行一礼，说声“对不起大帅”，张作霖接着表示“过去的事不要提了”，二人遂化敌为友。经共同商议，决定成立安国军，由张作霖任总司今，孙传芳、张宗昌任副司令。张作霖面允派张宗昌率直鲁联军南下支援，并允为他接济军械，孙传芳乃如愿以偿，返回南京。
中华民国十六年（1927年）2月，国民革命军占领杭州，在四个月前孙传芳在九江作战时，浙江省长夏超谋变，为孙传芳处决，改派陈仪继任省长。陈系浙江绍兴人，与蒋介石有同乡之谊，孙传芳曾利用这一点指使陈暗中与蒋建立联系，任命陈为浙江省长，似有借陈居中缓冲之意。讵料陈仪一向主张“浙人治浙”，对孙传芳早已离心离德，何应钦率部进入浙江后，陈开门迎降，归附北伐军。这时，安徽陈调元倾向国民革命军事孙传芳亦微有所闻，为了拉拢陈，他特送陈20万元，但无济于事，陈终于归附国民革命军。
中华民国十六年（1927年）3月，张宗昌率直鲁联军开到南京，孙传芳将宁沪防务移交，苏督一职，亦让与褚玉璞继任，又由毕庶澄驻守上海、自率总部人员退驻扬州。在直鲁联军立足未稳之际，国民革命军即展开浙、皖钳形攻势，于3月下旬先后占领上海、南京，褚、毕皆大败，仓皇北逃。孙军亦被迫渡江北撤。国民革命军占领南京后，蒋介石又派张群通过朋友劝孙传芳反正，参加北伐，孙传芳不从。国民革命军渡江北进，于5月攻占蚌埠、徐州。此时，冯玉祥出潼关抵洛阳，与蒋介石合流北伐，直驱直隶、山东。
中华民国十六年（1927年）6月，张作霖在北京召开军事会议，孙传芳参加。他怂恿张成立安国军政府，出任大元帅。其后，孙传芳奉张作霖之命反攻徐州，任郑俊彦为前敌总司令，李宝璋为副总司令，分率第十师、第二师沿津浦路南下。此时，蒋介石已叛变革命，排共清党，暴露其反革命真面目。因而其所率之北伐军人心涣散，士无斗志。李宝璋第二师鼓勇前冲，一战而夺回徐州。北伐军守徐州者为第十军，军长王天培，退出徐州后据云罗山顽抗，当时孙传芳、蒋介石均亲临前线督战。相峙未久，郑俊彦率部增援，王天培部溃败，蒋介石南逃。蒋恼羞成怒，杀王天培以泄愤。李宝璋率部乘胜追击，兵不血刃而攻克蚌埠。孙传芳进驻蚌埠，兵据浦口，两军隔江对阵。张宗昌闻捷报，特赍30万元劳军。蒋介石受挫后，二度辞职赴沪。
中华民国十七年（1928年）春，他奉命任鲁西前线总指挥，设总司令部于济宁。先后经过两次战：一次在金乡、鱼台北侧，与蒋介石军之贺耀组、夏斗寅、张克瑶等部相遇，激战两日一夜，贺部等被击溃，孙军占领金乡、鱼台、丰县等地；另一次在济宁及其附近，对手为冯玉祥军之孙良诚、方振武、吉鸿昌、石友三等部，双方激战达七八日之久，互有进退，伤亡皆多，陷入胶着状态。正在这时，津浦铁路战线张宗昌失利，溃退济南，孙传芳后路空虚，不敢恋战，立即收兵撤回济南，形势急转直下。从此，孙传芳即一蹶不振。孙传芳撤回济南之后，将懈兵乏，已无振作南下之望。
中华民国十七年（1928年）4月，蒋介石联合阎锡山、冯玉祥，共同举兵北进，发动总攻。孙传芳及张宗昌率残部过黄河北逃。至此，败局已定，而孙传芳心犹不死，赴京面见张作霖，请允其率兵出关，奋战到底。孙军从济南北撤后，驻扎在大城、任邱、河间、宝坻一带，他下令开拔东去，将领士兵均不愿出关，议论纷纷，军心涣散。6月4日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孙军退缩在冀东滦州一带，后由阎锡山派人收编，孙传芳逃往沈阳，投奔张学良，寄人篱下，以待时机。国民革命军北伐告成后，派人去沈阳劝说张学良归附。同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接受南京国民政府领导。在此以前，张学良曾多次与孙传芳交换政见，孙传芳意在东北应成一割据形势，以日本为靠山，伺机再度进关，与蒋介石争夺天下。奉系将领杨宇霆亦主张反蒋，于是他曲意与杨捐嫌修好，引为同调，二人过从甚密，意在全力劝导张学良就范。杨自张作霖死后，以前辈自居，目中无张学良，张急欲除之。
中华民国十八年（1929年）1月10日，张命高纪毅杀杨宇霆、常荫槐于督
署老虎厅内。孙传芳怕祸及自身，翌晨即潜赴大连引避。孙传芳在大连时，仍迭次建议张学良固守东北，以图东山再起；至1930年，阎、冯倒蒋，爆发了中原大战，孙传芳又劝张与阎、冯取一致行动。张不仅不从，反而出兵助蒋。至此，他依奉再起之迷梦彻底破灭。
中华民国二十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孙传芳隐居天津，在天津的日本势力土肥原贤二和冈村宁次，便开始拉拢孙传芳投靠日本。冈村宁次利用同窗关系多次登门造访，动员他出任伪职，而孙传芳作为中国人的良心尚未泯灭，内心还是不愿意当汉奸，因而严词拒绝。
中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4月，孙在天津组织佛教居士林，自任理事长。
中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1月13日，国民党军统局利用被孙传芳处决的施从滨之女施剑翘为父报仇的心态，通过各种渠道使施剑翘得到了一支勃郎宁手枪。同年11月13日，施剑翘刺杀孙传芳于天津居士林佛堂。孙传芳终年50岁。
拒绝日本人无理要求，具有民族气节
孙传芳在某些方面表现出爱国情节。比如，为史学界所乐道的“孙传芳醉打冈村宁次”就是其中的一个实例。而且，孙传芳面对日本人的无理要求，多次给与严词拒绝的实例也很多。他在筹建“”就力主将帝国主义的特权收回，并废除不平等条约。很大程度上他们是在尽最大努力维护民族利益的前提下利用帝国主义的。
孙传芳曾言 ：“本帅抱定三爱 主义，三爱主义，曰爱国、爱民、爱友，爱国爱民，为人人应尽的天职。”以此来表达自己的爱国爱民之心迹。因此：站在民族的立场上，他们总的来讲还是有一定的民族气节的。
统治江南五省时人民生活安定，受人爱戴
从社会、经济、思想文化、人民等角度看待孙传芳。他表现的比其他军阀更好一些。
在军阀混战的20世纪20年代，孙传芳口碑相对较好，他打着保境安民的旗号，统治江南五省。孙传芳虽然被 国民政府骂为“残暴”，但他治理的南方五省却一片升平。
他裁减赋税，善待农人，颇得时人爱戴。
善用人才、尊重知识分子
孙传芳重用地方贤达陈陶遗、张嘉璈，优礼章太炎、张謇，获得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好感。
他还重用丁文江等学者，委以建设大上海的重任。后来乡绅主动进言，希望增加赋税以助军费， 但他坚决不许。因此在他失败后，江浙老百姓无不感伤。曾有军事家对孙传芳作过这种评价：“孙传芳为北洋后起军阀之最狡诈且有机警纵横之才者。””孙传芳并非仅仅是在军事上想有所作为， 更想在政治权术上表现他过人的才能。”
他使江南许多社会名流对他有好感， 甚至投靠到他的麾下， 除了丁文江外，尚有蒋百里、陈仪、刘厚生等人。在他们的帮助下，孙传芳成为直系后期最大军阀，治理的南方五省却一片升平，为后来的军事改革奠定了必要条件。
对部队进行现代化军事改革
孙传芳组织多位军事专家共同制定军事改革方案，拟定出一个很现代化的军制改革草案。
草案认为当前国内的作战单位仍然是以步兵为主力，其他各兵种为辅，根据需要设置特种兵。至于编制单位如师、旅、混成旅、团、营等，因为沿袭已久不必做更动。
改革方案几经修改，并充分考虑五省的财政状况，地区特点，重点在于加强部队的技术力量，以适应战争发展需要。然而由于时间紧迫，在北伐战争开始之前，这些方案并未真正落实，成了尘封的历史档案。
不过也有几项完成的，比如军装。根据南方气候炎热的特点，统一定制了联军的服装。类似于后来国民政府的童子军军服，大檐帽。既轻便又美观，与全国其他部队别具一格。被江南人呼为“大帽子兵”。
还有就是上海兵工厂。孙传芳对其进行进一步完善、扩建，派亲信负责督促生产，以满足五省军队的需求。同时还改建了老旧的金陵制造局，以生产更多的武器。
孙传芳出身正途，毕业于保定武备学堂又留学日本，因此非常重视人才的积累与培养。他用人唯才，不分省界，特别是从外国留学归来者，大量高薪网罗。联军中营长以上的军官基本是各种军校的毕业生。即使如此，仍感到人材匮乏，为此专门筹建了一所金陵军官学校，培养下级军官。
在军饷方面，一改北洋陋习。要求各省每月一日按时关饷，不得拖欠。而且经济公开，不得克扣、挪用士兵的饷项。
到1926年3月，五省联军基本做到了统一号令、统一着装。
“哟希，哟希！孙君，你的胆量大大的！是一条汉子！”——冈村宁次
“馨远系余劝其学佛，平日作功夫甚为认真，诚心忏悔。除每遇星期一三五来诵经外，在家作功夫更勤。每日必三次拜佛，每次必行大拜二十四拜，所以两年以来神色大变，与前判若两人。遭此惨变，殊出人意料之外，几使人改过无由，自新亦不得……人非圣贤，谁能无过，要在知过改过。若努力改过犹遭不测，则无出路可想。”——《大公报》“孙公馆缉贼赏米，中秋夜乐善好施”。——《立时报》
孙传芳作为出生于我们泰安土地上的影响巨大的泰山儿女，作为一代枭雄，毕竟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痕迹。——《泰安历史》
施剑翘在杀害孙传芳后，为博取社会舆论的同情，刻意贬低、污蔑孙传芳的人格，以此来为自己的罪行开脱。然而孙传芳在统治东南五省期间，军纪严明，相较同时期的其他军阀，其口碑相对较好。作为一个崛起于乱世之中的枭雄，孙传芳纵有错处，也不应当将其丑化、矮化。——天津信息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