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仪祉，原名协，字宜之。父亲李桐轩，关中名儒，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后曾任陕西省咨议局副局长、省修史局总纂、西安易俗社首任社长、剧作家。伯父李仲特，数学家，曾任川汉铁路工程师、同盟会陕西分会会长。
李仪祉的青年时代，满清政府昏庸腐朽，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中国人民饱经忧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风起云涌。他自幼受到父辈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学习接受近代科学知识，以及两次留学德国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奠定了他忧国忧民、科学救国的思想基础。
李仪祉（1882～1938）,原名协，字宜之。陕西蒲城人,是我国著名水利学家和教育家，我国现代水利建设的先驱。他创办了我国第一所水利工程高等学府——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和多所院校，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水利人才。倡导和修建了陕西的泾惠渠等水利工程，树立起现代灌溉工程样板，使陕西百万亩农田旱涝保收，造福后代。他主张治理黄河要上中下游并重，把我国治理黄河的理论和方略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治黄导淮、整治运河，贡献卓著，被誉为一代水圣。
其父李桐轩和伯父李异材，都是关中名儒，同盟会会员。其父李桐轩辛亥革命后曾任陕西省咨议局副局长、省修史局总纂、西安易俗社首任社长。曾在老家成立了戏班子“易俗社”，经常借助艺术表演宣传进步思想。其伯父李异材，数学家，曾任川汉铁路工程师、同盟会陕西分会会长。其父亲和伯父的爱好和学识，对李仪祉的影响颇深。在李仪祉先生的幼年，除攻读了四书五经以外，还从其父及伯父处学习了代数、几何等科学，接触了所谓“西学”。
1898年，李仪祉以精于数学考取了秀才第一名。第二年又进入专门学习西学的泾阳崇实书院。1901年，入西安关中学堂。1904年，考取北京京师大学预科德文班。1909年，由西潼铁路局派赴德国柏林皇家工程大学土木工程科留学。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中辍学业回国。1913年，返德国继续求学，并和陕西水利局局长郭希仁一道遍游了俄、德、法、荷、比、英、瑞等欧洲诸国，“考察河流闸堰堤防”，目睹欧洲各国水利事业的发达景象，比较我国水利事业的颓废，百感交集，立下了专攻水利科学技术，振兴祖国水利事业之鸿志。留学期间，他为了给国家省钱，不愿拿学位，认为只要知识学到手，学位不过是个荣誉而已。务实、不重名利，成为他一生事业的真实写照。
李仪祉自幼生长在渭北高原，这片土地长期缺水。他的终生夙愿就是效法郑国、白公，振兴关中水利。1922年，李仪祉离开南京，回陕西任省水利局局长兼渭北水利局总工程师，开始了他兴修水利的生涯。他回陕后积极网罗人才，组织引泾灌溉工程勘测设计，但因经费一直没有着落，直到1927年仍无法开工，李仪祉辞职东去。
陕西古代之所以被称为“天府之国”，是因为秦时有郑渠，汉时有白渠，引水灌田，民富国强，造就了“秦川自古帝王都”。可是自1929年开始连续五年的大旱灾和瘟疫，使关中从天堂变成了地狱。田园荒芜，渠道废毁，恢复农业，极需重修水利，兴修水利的呼声越来越高。1930年，杨虎城督陕，任省主席，召回李仪祉任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在国外华侨的赞助和杨虎城将军的支持下，解决了款源问题，使他的引泾计划得以实施。各方共筹集百万余元，于当年开工建设泾惠渠，至1932年6月第一期工程完工通水,可灌地50万亩。1935年第二期工程完工,扩灌至65万亩。泾惠渠的建成受益，成为中国当时现代化水利工程之典范，在我国水利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
泾惠渠竣工后，李仪祉辞去建设厅厅长，任省水利局局长，集中精力兴修水利，在杨虎诚的支持下,成立洛惠渠工程局。他栉风沐雨，不辞劳苦，亲自出马勘测设计，1934年至1937年基本修成了洛惠渠主体工程。1935年到1936年底又完成了渭惠渠一期工程。梅惠渠也于1936年开工，到1938年完成。他还亲赴陕南陕北考察，筹划了陕南汉惠渠、褒惠渠和陕北的定（无定河）惠渠。他制订了《陕西水利工程十年计划纲要》，筹划了关中八惠：泾惠、渭惠、洛惠、梅惠、黑惠、涝惠、沣惠、泔惠，计划在十年内水利惠及全省，使陕西成为一个模范农田水利区。至1938年李仪祉逝世，泾渭洛梅四渠已初具规模，灌地180万亩，初步实现了“郑白宏愿”。如今，当年李仪祉精心筹划的“关中八惠”已基本变为现实，陕西关中地区在全国率先实现了水利化，成为我国高产稳产的现代化农业基地。如今泾惠渠水碧波荡漾，两岸的庄稼得水之灌溉，绿意盈盈，长势喜人，李仪祉先生主持修建的水利设施至今仍发挥着造福于三秦人民的巨大作用。关中的农业能有这么发达，关中农民的生活能这样富裕，李仪祉先生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
李仪祉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先后参加创办三秦公学。1915年，参与创办中国第一所高等水利专门学府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任教授、教务长，曾一度主持教务，主讲河工学、水文学、大坝设计等课程，培养了中国第一批水利专门人才。1925年春，兼任国立西北大学校长，倡设陕西古物保管会，并完成引泾灌溉工程泾惠渠设计方案。1932年，在西安创办了陕西省水利专科班，1934年6月，经陕西省政府第100次政务会议决定陕西省水利专科班归并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任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水利组首任主任并执教。他还曾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同济大学、第四中山大学、交通大学执教,造就了大批科技人才和志士仁人，为我国水利工程教育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李仪祉终生以治水为志，求郑白之愿，效大禹之业，凿泾引渭，治黄导淮，足迹遍布祖国江河湖海，卓有贡献，尤对黄河治理，精心钻研，独有建树。他把国外的科学技术与我国古代的治水经验相结合，科学地提出一套治理黄河的理论，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遗产。正如原水电部部长钱正英所说：“李仪祉把我国治黄理论和方略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直到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1933年至1935年李仪祉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兼总工程师，李仪祉生于黄土高原，奔波于黄河上下，对我国历代治理黄河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提出了科学的治河方略，先后撰写了《黄河概况及治本探讨》《导治黄河宜注意上游》《治黄关键》《黄河水文之研究》《函德国恩格尔斯教授关于黄河质疑之点》等40余篇论文与报告，提出了对黄河治理必须是上中下游并重的指导思想，防洪、航运、灌溉和水电兼顾，改变了几千年来单纯着眼于黄河下游的治水思想。综合开发，利用黄河。特别是在水土保持理论方面开创先河。他提出培植森林，防治河患。李仪祉认为森林有涵养水源、防治洪水之功能。他分析了黄河水沙情况，“就中卫以上而言，则黄河之水本不甚浊，森林之有益于河”，“中国洪水由于沿岸之山原无森林也。欲根本去水患，必自培植森林始……森林为治水惟一要道，森林植则水患从此息矣……吾国内地山谷之间，不适于农田旷地甚多，不植森林焉用之？故为国家生计计，非大植森林不可”。他的这些理论和观点，在今天仍有现实指导意义。
李仪祉一生勤奋，博学多才。他曾试图以“水利救国”，直到临终前他还吩咐说：“未竟及尚未着手之水利工程，应竭尽人力财力，以求于短期内逐渐完成。”终年57岁。人民为了纪念他，墓地选在泾惠渠旁分水闸后的张家山。于右任为李仪祉手书的挽联：“殊功早入河渠志，遗宅仍规水竹居。”题写在墓园大门两侧。自觉参加送葬的群众达三万人之多。国民政府发了特令褒扬，《大公报》发表短评，称：“李先生不但是水利专家，而且是人格高洁的模范学者，一生勤学治事,燃烧着爱国爱民的热情，有公无私，有人无我。”表达了社会对这位水利大师一代贤哲的缅怀之情。
许多年过去了，但关中的老百姓没有忘记这位为人民呕心沥血、无私奉献的水利大师，每逢清明节和李仪祉诞辰日，都会有大批民众自发来到泾阳县他的墓前祭奠。
1、李仪祉．永定河改道之商榷．华北水利月刊，1928（1）．
2、李仪祉．黄河根本治法商榷．华北水利月利，1923（2）．
3、李仪祉．森林与水工之关系．扬子江水道月刊，1929（4）．
4、李仪祉．华北之水道交通．华北水利月刊，1930（3）．
5、李仪祉．泾惠渠管理意见．华北水利月刊，1930（9）．
6、李仪祉．陕西水利工程之急要．华北水利月刊，1930（12）．
7、李仪祉．沟洫．华北水利月刊，1931（5）．
8、李仪祉．陕西泾惠渠工程报告．华北水利月刊，1932（7）．
9、李仪祉．陕西水利工程十年计划纲要．陕西水利月刊，1933（1）．
10、李仪祉．关于变迁河床河流治导之模型试验．陕西水利季报，1933（7）．
11、李仪祉．导渭之真谛．黄河水利月刊，1934（2）．
12、李仪祉．治黄意见．陕西水利月刊，1934（3）．
13、李仪祉．治理黄河工作纲要．陕西水利月刊，1934（7）．
14、李仪祉．黄河治本的探讨．黄河水利月刊，1934（7）．
15、李仪祉．蓄水．黄河水利月刊，1934（8）．
16、李仪祉．后汉王景理水之探讨．华北水利月刊，1935（6）．
17、李仪祉．巩固堤防策．黄河水利月刊，1935（6）．
18、李仪祉．论德国堵塞决口法．黄河水利月刊，1935（6）．
19、李仪祉．固定黄河河床水位应以何水位为标准．黄河水利月刊，1935（8）．
20、李仪祉．纵论河患．陕西水利月刊，1935（9）．
陕西近代水利的奠基人
李仪祉自幼生长在渭北高原，他的终生夙愿就是效法郑国、白公，振兴关中水利。约在公元前236年，秦国在关中建成了引泾灌溉工程——郑国渠，与四川都江堰、广西灵渠并称秦代三大水利工程。郑国渠从泾阳县泾河峡谷出口张家山引水，渠长150公里，灌地4万余顷（合今2800万亩），亩收1钟（合今122．5公斤），“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司马迁《史记·河渠书》）“汉武帝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赵忠大夫白公，奏穿渠引泾水。首起阳谷，尾入栎阳，注渭，中袤二百里，灌田四千五百余顷。”（《汉书·沟洫志》）郑白二渠使关中成为天府之国，起到了“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白渠谣》）的作用。
1922年李仪祉离开南京，回陕西任省水利局局长兼渭北水利局总工程师，在艰难曲折的道路上，真正开始了他兴修水利的生涯。他回陕后积极网罗人才，取得陕西陆军测量局的支持，组织引泾灌溉工程勘测设计，到1924年完成两种设计方案。但因省长齐振华作梗，经费没有着落，直到1927年仍无法开工。他在给当局呈文中写道“协所虑者政治设施举凡一切倾于革命一端而于增加国家生产，减轻人民痛苦之道，曾无一注意及之者，则不但训政时期无以见革命之真旨，抑且革命时期亦将大失国人信心也……协生于此国，长于此乡，救危定难，自愧无方，爱国悯人，亦何能后。”痛斥当局，愤然辞职，拂袖东去。
1927年，李仪祉离陕任上海港务局工程师、局长，兼任南京第四中山大学教授。又去四川任重庆市政府工程师，设计了成渝公路重庆市郊老鹰岩盘道工程，为当时公路设计之杰作。1928年至1930年，李仪祉先后担任华北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兼北方大港筹备处主任、导淮委员会委员兼总工程师、浙江省建设厅顾问。在此期间他筹划了白河水利，倡办了华北灌溉讲学班，设置了黄河水文站，亲自勘察了运河和淮河，拟定了导淮计划，设计了杭州湾新式海塘，在天津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水工实验室。
1929年关中大旱，饿殍载道，人相食，百姓流离失所，老弱转乎沟壑，兴修水利的呼声越来越高。1930年，杨虎城督陕，任省主席，召回李仪祉任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才使他的引泾计划得以实施。由陕西省政府筹款40万元，华洋义赈会筹款40万元，美国檀香山华侨募捐15万元，朱子桥先生捐助水泥两万袋，各方共筹集百万余元。于1930年开工，至1932年6月第一期工程完工通水，可灌地50万亩。1935年第二期工程完工，扩灌至65万亩。泾惠渠的建成受益，成为中国当时现代化水利工程之典范，在我国水利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
泾惠渠竣工后，李仪祉辞去建设厅厅长，任省水利局局长，集中精力继续实施他兴建“关中八惠”（泾、渭、洛、梅、黑、涝、沣、泔）的宏伟规划。1932年泾惠渠一期工程完成后，李仪祉就派人勘测设计洛惠渠工程，他给杨虎城写信说：“泾惠渠由公手而成，亦复有意再成洛惠渠乎？”杨欣然同意，两人同到大荔县铁镰山视察，杨批准成立了引洛工程局。计划由洛河?头筑坝引水，穿越铁镰山，灌溉大荔、朝邑县农田50万亩，预算投资121万元。1933年，邵力子继任陕西省政府主席，支持引洛工程，当年开工，到1936年渠道基本开通，唯铁镰山五号隧洞受阻，工程艰巨，1947年勉强通水，1950年灌地10万亩，后扩灌到70万亩。
1933年，李仪祉命人勘测渭惠渠，1934年完成设计，决定从眉县魏家堡筑坝引水，灌溉武功、兴平、咸阳等县60万亩农田。1935年春开工，1936年12月渠成通水，初灌30万亩。1936年眉县梅惠渠开工，1938年6月竣工通水，灌地30万亩。1937年陕北米脂织女渠也相继开工。此外，李仪祉还亲赴陕南陕北考察，筹划了陕南汉惠渠、褒惠渠和陕北的定（无定河）惠渠。至1938年李逝世，泾渭洛梅四渠已初具规模，灌地180万亩，初步实现了“郑白宏愿”。
近代科学治理黄河先驱
李仪祉终生以治水为志，求郑白之愿，效大禹之业，凿泾引渭，治黄导淮，整治运河长江凡数十年，足迹遍布祖国江河湖海，卓有贡献，尤对黄河治理，精心钻研，独有建树。
1933年，李仪祉奉命筹设黄河水利委员会，并出任第一任委员长。8月，黄河决口泛滥，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了黄河水灾救济会，李积极组织防洪抢险，救济灾民。1934年，他长途跋涉，到黄河上游考察。同年，黄河在贯台决口，他组织抢险。1935年，黄河又在山东甄县董庄决口，他奉命加修金堤。这两年他还巡查黄河、沁河、不牢河、微山湖、运河，研究验收贯台堵口工程，督筑金堤，并回陕视察指导水利工程，疲惫不堪。在黄委会工作期间，孔祥熙同族孔祥榕任副委员长，主持堵口之事，乘机搜刮民财，凡大事裁决取于占卜，迷信“金龙四大王”。李气愤地说：“以孔理财，以孔治水，水和财都要从那个孔里流出去”。因此，辞职回陕。
李仪祉生于黄土高原，奔波于黄河上下，对我国历代治理黄河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提出了科学的治河方略，写成了40多篇文章。正如全国政协副主席、原水电部部长钱正英同志所说：“李仪祉把我国治黄理论和方略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直到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李仪祉传》序言）。李仪祉治理黄河的观点，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泥沙未减，本病未除。李纵观古今，博览中外，总结我国治黄的经验教训：“溯之史乘，以治河著称者，得三人：汉之王景、明之潘季驯、清之靳辅而已……王、潘、靳诸氏之治河，虽著殊绩，而于河之洪流，未能节制，含沙未能减少。犹之病者，标病虽去，本病未除，固难期以后不再为患。”（《黄河治本计划概要叙目》）“治理意见，自古至今，主张不一。总其扼要，不外疏、导、防、束，大都皆以囿见，不能顾及全局，此所以河患不已也。河患症结所在之大病，是在于沙。沙患不除，则河恐终无治理之日……黄河地层，黄土为壤，最易于冲走。土随水行，河无保障……所以欲图根本治黄，必须由治沙起。如能将沙治除，则患自可消灭矣”（《治黄意见》）。“故去河之患，在防洪，更须防沙”（《黄河治本计划概要叙目》）。击中黄河为患之要害，指出土壤侵蚀，土随水去，形成泥沙是黄河的症结所在。
二、中上游不治，下游难安。黄河流域面积75万平方公里，从内蒙古托克托以上为上游，托克托至河南桃花峪为中游，桃花峪以下为下游。中游三门峡以上所输沙量为16亿吨（其中12亿吨入海，4亿吨沉积下游河床），是造成黄河为患的根本原因。李认为：“历代治河皆注重下游，而中上游无人过问者。实则洪水之源，源于中上游；泥沙之源，源于中上游”（《请测量黄河全河案》）。“诚以导治黄河，在下游无良策。数十年来，但注重下游而漠视上游，毫无结果。故惩前毖后，望吾会是后研究黄河知所取择也”（《导治黄河宜重上游请早期派人测量研究案》）。他认为黄河挟带泥沙，泥患尚轻，沙患为重，泥沙本应随河流人海，因为沙重沉于河床不能泄运，酿成河南境内多沙，河北次之，而山东境内沙少而泥多。河南河北两省黄河南北河堤距离宽广，而洪水所占无几，大多为泥沙所淤塞。所以治黄不在中上游减沙，免除祸患，只在下游修堤，防不胜防。他说：“现在的河防情形，实在是不能满意。不能满意的事实如下：（一）每年河防费三省要担任到近百万元……（二）河防虽然花了许多钱，而差不多每隔一年或二年仍免不了出险一次或多次，摧毁的人民财产辄在数百万至数千万元。（三）河床历年加高，说不定什么时候便有改道之虞，其祸害更不可胜言。（四）历来河防，专重下游。上游、中游的河害，如绥远，如秦晋亦自不少，无人顾及。由此看来，我们专对于河防，亦必要改弦更张”（《黄河治本的探讨》）。
三、兴建水库，蓄洪减沙。李认为，在黄河中上游开展防止土壤侵蚀，减少冲刷的同时，要在黄河支流和干流上兴建水库，可以“最经济、最有效，兼能减轻下游之河患与上游之河患。其工程以施于陕西、山西及河南各支流为宜。黄河之洪水，以来自渭、泾、洛、汾、雒、沁诸流为多，各作一蓄洪水库。山、陕之间，溪流并注，猛急异常，亦可择其大者，如山川河、无定河、清涧河、延水河亦可作一蓄洪水库。如是则下游洪水必大减，而施治易为力，非独弥患，利且无穷。或议在壶口及孟津各作一蓄水库代之，则工费皆省，事较易行，亦可作一比较设计，择善而从”（《黄河治本计划概要叙目》）。这样可以分散黄河洪水，减下游之患，在上中游拦蓄13500立米/秒（其中渭河拦蓄4000立米/秒、泾河6000立米/秒、洛河2000立米/秒、汾河1000立米/秒），加上沁河、南洛河的拦蓄，可把黄河下游20000立米/秒的洪水减少到6500立米/秒，黄河水患可以基本免除。他还提出汛前将水库放空，汛期将相当水量从底洞泄出，可冲刷库内泥沙，减少水库淤积。
四、综合开发，利用黄河。李以卓越的才能，高瞻远瞩，在《黄河治本计划概要叙目》论文中，展示了他科学治黄的治河方略和规划，其内容主要有：黄河下游河防整理计划、黄河入海口整理计划、黄河干支流水库建设计划、黄河防沙（即上中游水土保持）计划、黄河流域造林计划、黄河干支流水利计划。提出了每个规划的方向方法和实施的内容。对于黄河干支流水利计划，李仪祉亲自在中上游各省考察，把除害与兴利结合起来，综合开发水土草木电力资源，繁荣经济，为民造福。提出“（一）灌溉，（二）放淤，（三）垦荒，（四）航运，（五）水电”五大水利综合开发计划。
近代水土保持工作先驱
李仪祉在他的著作中虽然没有水土流失和水土保持名词的出现，而用“土壤侵蚀”、“土随水去”，“防止冲刷、平缓径流”相通其意。以根治泥沙为治黄之本，提出了精辟的水土保持观点、措施和方法。主要有四点：一是他认识了土壤侵蚀的三种主要方式，即风力、水力、重力侵蚀，因害设防；二是从土地利用上，提出治理坡耕地、培植森林、广种苜蓿、改良盐碱荒沟荒滩；三是在治理方式上，层层设防，从坡、沟、川、滩分层治理；四是在泥沙利用上，提出了保（就地蓄水保土）、拦（坎库拦淤）、排（排洪排沙）、淤（引洪淤灌）。奠定了我国水土保持理论基础，成为我国近代水土保持工作的先驱。
一、平治阶田，推行沟洫。李对坡耕地治理，主张推行两制一阶田制和沟
洫制，正本清源，平整土地，就地蓄水。他说：“泥沙之来源，一由于田地之剥蚀，二由于河岸之崩塌……田地剥蚀之防止，其事则在农人。耕获而耕耨之，土地为大雨洗去，足以盖其剥蚀也”（《西北畜牧意见书》）。“黄土耕地所受雨水责成各地主治好土地，不许有一滴水流出……我所说的沟洫，不是要恢复古代井田的制度，而是要看地形开沟，容纳坡水、谷水、雨水一齐蓄在地下，使不受蒸发消耗，不顺着河道消失，而都为生长植物所利用，这才算达到了目的”（《西北各省初励行沟洫之制》）。
二、修筑横堰，控制沟壑。李认为黄土高原应仿效日本、美国之防沙工事，修筑谷坊、横堰（即今之淤地坝），挽救沟壑土地。“制止沟壑之扩大。查陕西黄土山岭，大多冲成沟壑……废有用之地，阻交通之路，为害殊多。欲制止之，当于沟壑之口，无论其为支为干，皆须督令人民择适当地点，以土修筑横堰，则降雨时水势平坦，泥沙即填其后。及填平一段，则复于上后退若干步，继筑横堰，如此继续为之，堰址日高，壑底日平。其益有四：（一）可耕种之地因以增多；（二）横堰可当作桥梁横跨，沟壑交通困难可除；（三）水及泥沙既有节制，河患可减；（四）雨水得积蓄，燥地即可资润泽以便造林”（《请恢复郑白渠……防止沟壑扩展及渭河通航事宜》）。
三、固堤治滩，防止塌岸。对于洪水造成的崩岸侵蚀，李主张治本与治标结合，积极固堤治滩。他在《导渭之真谛》一文中说：“何以言有益农田也？先之言导渭者，多注意灌溉事业……惟渭河不加治理，则种种灌溉不能达目的。盖凿渠不免于淤填，洪涨不免于冲毁，故古时引渭之迹，概皆无存……自三河（黄、渭、洛）口以上至宝鸡，约八百里间，概在二公里至三公里，洪水汜滥，或过此数，而河岸崩毁，河槽迁徙，丧失良田尤多。若泾、渭之谷，节制洪流，复整理河床，狭其槽，固其岸，更施以堤防，使河水流，限于一槽，河身之宽，不逾五百公尺，则两岸良田，受其保障免除汜滥冲毁者，约有三百万亩。“科学地论述了水利与水保、用水与治沙、除害与兴利、局部与整体的关系。此外，他还对韩城至潼关的黄河滩地、黄河下游滩地、黄河出海口滩地整治皆有专论。
四、培植森林，防治河患。李仪祉认为森林有涵养水源、防治洪水之功能。他分析了黄河水沙情况，“就中卫以上而言，则黄河之水本不甚浊，森林之有益于河”（《黄河上游视察报告》），“中国洪水由于沿岸之山原无森林也。欲根本去水患，必自培植森林始……森林为治水惟一要道，森林植则水患从此息矣……吾国内地山谷之间，不适于农田旷地甚多，不植森林焉用之？故为国家生计计，非大植森林不可”（《森与水功之关系》）。
五、广种苜蓿，肥田养畜。他在《巩固西北之策》中强调垦殖及畜牧，他说：“窃以西北广漠，宜牧者多，宜农者少。宜农而牧，则失地利，宜牧而农，则失人和。盖蒙人生活以牧为宜，夺牧而农，蒙人不愿。而皮毛乳酪及牛羊肉食，实亦全国人民所必须。”他在《西北水利问题》一文中说：“西北重要问题除水利之外，尤在于治地。凡农作之地必治使之平，适于蓄水及耕作。坡陡之地不能耕作者，则宁禁止农耕而使其用于畜牧及森林。”主张合理利用土地，实行农林牧综合开发，各得其所。尤为倡导种植苜蓿，肥田养畜，改良土壤，放蜂产蜜效益可观，李在《救济陕西旱荒议》呈案中专有论述。
六、拦水漫田，膏沃压卤。他主张用洪用沙，淤灌良田，改良土壤。其一是引洪漫地，肥润农田；其二是浑水灌溉，膏沃良田；其三是下游放淤，造田压碱。皆有专章论述和受益方法。李仪祉十分注重农业生态环境的保护，反对急功近利，顾此失彼，竭泽而渔的掠夺开发，如在《论涸湖垦田与废田还湖》论文中，批判片面围湖造田，只顾眼前利益的作法。这些观点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综观李仪祉治水治黄观点和措施，论断英明，科学求实，至今不失工作指南。
1937年7月7日发生芦沟桥事变。李仪祉抱病积极投入抗日运动，加入陕西各界抗敌后援会，在报纸和电台发表文章和讲话，宣传抗日，组织募捐。同时组织渭惠渠、织女渠的施工，以富国强兵的实际行动，支援抗日，表现了他中华儿女坚毅刚强不屈不挠的赤子之心。终因积劳成疾，1938年3月8日病逝于西安市，终年57岁。
李仪祉毕生致力于水利事业。他不仅精通水利工程技术，而且博学多才，对天文、地理、文史、宗教都有研究，著述丰厚，多达200余册（篇），尤长诗歌、戏剧，是一位很有造诣的剧作家。他德高望重，功垂千秋，深受人民敬仰。1938年逝世后，在西安参加追悼会的达万人之多，当灵柩运到泾阳陵园时，当地群众有五千人挥泪送葬。国民政府发了特令褒扬，称他“德器深纯，精研水利，早岁倡办河海工程学校，成材甚众。近来开渠、浚河、导运等工事，尤瘁心力，绩效懋著。”《大公报》发表短评，称：“李先生不但是水利专家，而且是人格高洁的模范学者，一生勤学治事，燃烧着爱国爱民的热情，有公无私，有人无我。”于右任为陵园作挽联称：“殊功早入河渠志，遗宅仍规水竹居”。表达了社会对这位水利大师一代贤哲的缅怀之情。
建国以后我国水利和治黄事业举世瞩目，实现了李仪祉生前遗愿。并且由水利电力出版社出版了《李仪祉水利论著选集》，陕西省扩建了仪祉农校、陕西机械学院树立了李仪祉像、径惠管理局扩建了李仪祉陵园，陕西省水利水土保持厅与陕西电视台，联合拍摄播放了反映李仪祉生平的八集电视连续剧《江河赤子》等。又经陕西省政府批准，在1992年隆重举行李仪祉诞生110周年和泾惠渠通水60周年大型纪念活动，学习发扬李仪祉爱国忧民鞠躬尽瘁的可贵精神，振兴水利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