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8月22日，生于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取名邓先圣。
1909年，进私塾读书，学名邓希贤。
1910年，入协兴乡初级小学学习。
1915年，入广安县高等小学学习。
1918年，入广安县立中学学习。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学生群众反帝爱国运动。
1919年秋，考入重庆勤工俭学留法预备学校。
1920年10月，抵达法国，不久入诺曼底区巴耶男子中学学习。
1921年4月，到克鲁梭市施奈德钢铁总厂当轧钢工。月底，辞去工作赴巴黎。7月下旬，中国共产党成立。10月，进香布朗工厂做工，两个星期后被解雇。
1922年2月，进哈金森橡胶厂做工。1922年夏，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次年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也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
1923年夏，参加旅欧共青团支部工作，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
1924年，参加旅欧共青团机关刊物《赤光》的编辑工作。7月，当选为旅欧共青团执行委员会书记局委员，同时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5年春，任中共旅欧支部里昂地区特派员。6月至9月，参与组织旅法华人多次举行的声援国内五卅反帝运动的大规模示威和集会。11月，进雷诺汽车厂做钳工。
1926年1月17日，邓小平第一次踏上了俄罗斯的领土，在中国共产党莫斯科支部代表们的带领下前往莫斯科东方大学报到。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呆了仅仅12天，邓小平就转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被分到了七班。
1927年春，离苏回国，受中共派遣，到冯玉祥的国民联军所属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工作，任政治处处长、学校中共组织的书记。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改名邓小平，8月7日在武汉参加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年底随中央机关迁往上海。
1928～1929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1928年年初，和张锡瑗结婚。
1929年夏，作为中央代表前往广西领导起义，化名邓斌，同张云逸等于12月和次年2月，先后发动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八军和左江、右江革命根据地，任红七军、红八军政治委员和前敌委员会书记。
1931年夏，到江西中央根据地，先后担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会昌中心县委书记、江西省委宣传部长。
1933年5月，遭“左”倾路线打击，被撤销职务，受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到乐安县南村当巡视员。不久，调任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8月，主编红军总政治部主办的《红星》报。
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长征。年底，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1935年1月，参加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6月，调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
1936年5月，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后任主任。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
1938年1月，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委员，与师长刘伯承一起在太行山区开辟晋冀豫边区抗日根据地。9月至11月，参加在延安召开的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全会确定，要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重申党的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在会上作关于地方工作的报告。
1939年7月3日，参加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9月，同卓琳结婚，后一起回到太行山。
1940年8月至12月，参与指挥百团大战。百团大战是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的一次规模最大的带有战略性的对日军的进攻战役。
1941年4月15日，发表《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阐述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基本理论和政策。
1942年9月，兼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书记。
1943年10月6日，中共中央北方局与太行分局合并，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主持八路军总部的工作，在艰苦的条件下担负起领导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党政军的全面工作。
1945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8月，日本宣布投降。此时，与刘伯承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已扩大为太行、太岳、冀鲁豫、冀南等四个地区。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中原局、华东局第一书记。
1945年9月至11月同刘伯承一起领导了上党战役、邯郸战役。
1946年6月，蒋介石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发动全面内战。8月至翌年1月，与刘伯承先后组织指挥了陇海、定陶、鄄城、滑县、钜（野）金（台）鱼（乡）等战役。
1947年5月，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6月30日，同刘伯承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强渡黄河，发动鲁西南战役，揭开了人民解放军全国性战略进攻的序幕。8月，同刘伯承率野战军主力，千里跃进大别山地区。在国民党军重兵围攻中坚持了大别山斗争，把战线推进到长江北岸，在中原地区站稳了脚。
1948年5月9日，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书记、中原军区及中原野战军政治委员。5月，与刘伯承发起宛东战役。7月，与刘伯承发起襄樊战役。9月至翌年1月，人民解放军进行了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摧毁了蒋介石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11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邓小平任书记，指挥淮海战役。淮海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55万人。
1949年2月5日，中原野战军改编为第二野战军，任政治委员。3月，参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后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3月31日，为总前委起草《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4月至5月，同刘伯承、陈毅等指挥渡江战役，解放南京、上海及苏、皖、浙、赣、闽等省广大地区。
1949年9月30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10月1日，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10月19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0月至12月，同刘伯承等率部进军西南，解放川、康、滇、黔等省。11月23日，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12月2日，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1950年2月22日，任西南军区政治委员。是年，领导西南地区的土地改革、剿匪、政权建设、恢复和发展生产。
1951年，领导进军西藏工作。西藏和平解放。
1952年7月调往中央工作，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1954年改为国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后又兼任政务院交通办公室主任和财政部部长。
1954年4月，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组织部部长。9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
1955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代表中央作《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4月，在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56年9月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修改党章的报告。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书记处总书记，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1957年11月，随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出访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大会、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1958年8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的扩大会议。会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9月至11月，到黑龙江、吉林、辽宁、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等地视察工作。11月至12月，出席在武昌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作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决议的说明。
1959年9月，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
1960年11月至12月，与刘少奇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参加在苏联莫斯科举行的十月革命43周年庆典和81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
1961年8月至9月，出席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的工作会议。
1962年2月6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上讲话，强调要发扬党的的革命传统，加强民主集中制。
1963年7月，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赴莫斯科，同苏联共产党代表团举行会谈，坚决维护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原则。
1965年3月，针对江青等对文艺界人士和文艺作品的错误批判，在主持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严厉批评。
在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10年中，协助中央主席、副主席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受到错误的批判和斗争，失去一切职务。
1969～1973年间下放到江西省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劳动。
1972年8月3日，致信毛泽东，希望再为党和国家多做几年工作。毛泽东批示肯定了邓小平的历史功绩。
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8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2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
1974年4月，代表中国政府出席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在会上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
1975年1月，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周恩来病重以后，在毛泽东支持下，他主持党、国家和军队的日常工作，针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进行全面整顿，得到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收到显著的成效。
1976年4月，北京发生悼念周恩来总理、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天安门事件”，被撤销一切职务。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
1977年4月10日，致信中共中央，提出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共中央批转此信，肯定了邓小平的意见。5月24日，同中央两位有关负责人谈话时指出，“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邓小平原任的党政军领导职务。邓小平在会上讲话指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倡导的作风中的最根本的东西。
1977年8月召开的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8月至9月，多次召开座谈会，强调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领导和推动科技和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
1978年3月，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主席。他首先推动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领导和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提出必须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他还提出要尽快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中国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他在这个会议上对中国共产党政策的历史转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为这次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经过这次全会，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
1979年1月28日至2月6日，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后访问美国，是新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美。
1980年9月，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全面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提出必须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会议选举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
1982年9月中共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他在开幕词中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982年9月12日至13日，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召开，选举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决定他任中央军委主席。9月13日，在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9月24日，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阐述中国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为以后中英两国政府的谈判定了基调。
1983年6月，在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1984年10月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庆祝典礼上检阅部队并讲话。12月19日，出席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
1985年6月4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宣布，中国政府决定裁减军队员额100万，并阐述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国际形势判断和对外政策的两个重要转变。
1986年3月5日，对四位科学家提出的关于跟踪世界高技术发展的建议批示：“这个建议很重要，不可拖延”。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简称863计划。
1987年1月至3月，针对1986年底一些高等院校少数学生闹事，多次谈话指出，要加强四项基本原则教育，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4月13日，出席中葡两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11月，根据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决定，任中央军委主席。
1989年4月，针对北京发生的动乱，两次发表谈话，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关于平息动乱、稳定局势的决定，表示完全赞同和支持。主张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5月16日，会见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宣布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6月9日，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事件爆发出来，促使冷静地考虑过去和未来，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包括改革开放、“三部曲”发展战略目标，都没有错。今后要继续坚定不移地照样干下去。6月，中共召开十三届四中全会，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1989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上，他辞去了最后担任的中央军委主席职务。
1990年3月，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接受邓小平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
1991年1月至2月，视察上海。同上海市负责人谈话时提出，抓紧开发浦东，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1992年1月至2月，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发表重要谈话，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明确回答了经常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10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确定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的战略任务。以这次谈话和中共十四大为标志，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1993年11月2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发行。中共中央举行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报告会，江泽民发表重要讲话。
1994年11月2日，经修订增补的《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邓小平文选（1975—1982）》，改称《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997年召开的中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括为邓小平理论，指出这一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并在党章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1997年2月1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后，邓小平再度恢复工作后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进行拨乱反正，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支持和领导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中国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邓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强调解放思想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要打破林彪、“四人帮”大搞禁区、禁令，制造迷信的僵化状态，把人们的思想从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下解放出来。
他第一次提出了“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的观点，提出了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先富起来，以带动其他地区、其他企业、其他人，使全国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的观点。
在邓小平的主导下，十一届三中全会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确定了全党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政治路线，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应着手认真地改革，认真解决党政不分、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实行分级分工分人负责等。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创立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科学地阐明社会主义本质，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他认为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切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来制订规划。根据他的思想，中共十三大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他指出，社会主义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全党要一心一意地搞现代化建设。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他设计了从20世纪80年代到下个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目标。并且提出，一切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根本标准，不断开拓新局面。他大力支持和推动农村改革，推进以城市为中心的全面改革，指出“改革是中国第二次革命”。他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述，为中国共产党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的改革目标奠定了理论基础。他倡议兴办经济特区，开放14个沿海城市，开发开放上海浦东新区，推动中国全面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他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
他为解决香港、澳门、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一个中国，两种制度”的构想。在他的主持下，中国同美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日本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恢复了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发展了同周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关系。他为打开中国外交新局面，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来进行现代化建设，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1989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上，他辞去了最后担任的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在以他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向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顺利过渡、保持党和国家稳定的过程中，他起了关键的作用。
退休以后，他仍然关心党和国家的事业。1992年视察中国南方的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重要谈话，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基本经验，从理论上回答了一些重大问题，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1997年召开的中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括为邓小平理论，指出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并在党章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行动指南。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理论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的理论问题，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重大问题上，形成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基本观点，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毛泽东：邓小平德才兼备，军政皆优，是一位能够“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非凡帅才。
胡锦涛：“邓小平同志为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一生，为推进党领导的伟大事业和开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充分展现了一位伟大领袖的崇高品德、博大胸怀、卓越胆识和革命风格，为我们树立了光辉典范。”
江泽民：“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
美国《时代》：邓小平改变了世界，功绩史无前例。
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巨变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邓小平，邓小平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法国前总统雅克·希拉克评价邓小平：“对中国和全世界而言，他都是20世纪的一位重要政治伟人”。
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称邓小平是“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领袖”，在回忆1978年与邓小平的首次交谈时，他说“邓个子小，气魄大，立即使我折服。”
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是邓小平结交的众多外国友人中的一位。他说：“邓小平对整个世界最大贡献就在于，他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可以如何管理和快速发展；而中国又能够因此向整个世界作出何等的贡献。”对于“一国两制”成功解决香港问题，他说：“这无论对中国、英国、香港本身，还是对世界都是最圆满的结果。”尽管如此，人们却很少听到这位老人评论自己。他的很多政治名言，比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等很多人都耳熟能详，但是大家找遍了所有档案都很难发现他对自己的评价。
西哈努克国王称赞：邓小平是“中国人民的英雄”。
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邓小平是“塑造现代中国的一位杰出领袖”。
曾宪梓：“没有邓小平，就没有中国今天的进步和富强，也没有香港的今天。我对他的崇敬和怀念无法用语言形容。”
邓小平是一位有创见有远见爱国爱民的伟人。（李嘉诚评价）
“我算是比较活泼的人，不走死路的人。我是实事求是派。”“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邓小平自我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