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6年，董必武同志出生于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一个清贫的教书先生家庭。他自幼受到良好的启蒙教育，17岁时考中秀才。青少年时期的董必武同志，目睹清朝政府的腐朽专制和西方列强对中国人民的欺压掠夺，立志救国救民。
1911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同年参加辛亥革命。
1914年，考入日本东京“私立日本大学”学习法律，在日本加入孙中山创建的中华革命党。
1915年6月，回国从事反袁活动，两次被捕入狱。
1919年，在上海参加了五四运动，后创办武汉中学，教授国文。
1920年秋，与陈潭秋等在武汉建立共产主义小组。
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后回武汉建立和发展湖北省的党组织，先后任中共武汉区委委员、武汉地委书记、湖北省委委员。
1924年后，领导筹建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湖北省党部常委。
1928年，赴莫斯科学习。
1932年，回国后，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执行委员、最高法院院长、工农检察委员会副主席。
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到陕北后，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
抗日战争爆发后，长期参加同国民党谈判，曾任中央南方局副书记、重庆工委书记、中央财经部长、华北局书记、华北人民政府主席。
1945年，代表解放区参加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曾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副书记，中共重庆工委书记，中共中央财经部长，华北局书记，华北人民政府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董必武担任政务院副总理，率领接收工作委员会华东工作团前往南京、上海等地，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工作，胜利完成了任务。察哈尔北部地区出现鼠疫并迅速蔓延，董必武立即召开紧急会议，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组织医务人员前往疫区，迅速制止了疫情的进一步发展。后历任政务院政法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委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和代理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七届、八届、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1975年4月2日，在北京病逝。
董必武的主要著作有《董必武选集》、《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董必武诗选》、《董必武年谱》。
董必武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党和人民永远怀念他。
董必武同志是国民党的元老，又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从两次国共合作到新中国成立前后，他以丰富的统一战线的理论和实践，为推进中国革命胜利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董必武同志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在他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始终抱定革命必胜的信念，即使在革命遭到严重挫折时也矢志不渝。他曾考中秀才，也曾在旧政府任职，但为了救国救民，他毅然决然抛弃功名利禄，投身民族解放事业。在漫长的革命征途中，董必武同志曾多次身处险境。大革命失败后，他被敌人重金通缉，家中房屋被拆毁，亲友亦被株连，这些都没有动摇他坚持革命的意志和决心。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重庆、南京工作时，中共办事处驻地周围布满国民党特务，董必武同志总是置个人安危于不顾，英勇机智地同敌特周旋，频繁会见走访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开展统战工作，扩大党的影响。“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他已年过八旬，虽遭到诬陷和迫害，仍以“老牛负重耕荒地”的精神自勉，坚信“遵从马列无不胜”，坚信党有能力战胜邪恶、修正错误。他以普通党员的身份为所在党支部的同志讲党史，以亲身经历高度赞颂毛泽东、朱德及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用这种特殊的方式进行抗争，教育人民，教育党员和党的干部。
董必武同志是严明法纪、严守纪律的模范。1944年1月3日，他在重庆回复中共中央元旦贺电的谢寿电文中说：“不管在什么地方，不论在什么时候，要毫不犹豫地坚守着中央分配给我的岗位。”1955年，董必武同志担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他强调要注重对党员进行法制思想教育，使党员懂得“国法和党纪同样是必须遵守的，不可违反的”，“我们党员应当成为守法的模范”。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自己就是遵纪守法的模范。他家中有一间办公室，从来不允许家人进去，即便有什么事找他，也只能在门外喊他，有关党和国家的秘密，从不允许家人打听、议论。他到地方视察时，坚决不允许地方摆设宴席招待。
董必武同志是具有高尚道德情操和共产党人良好家风的典范。他身居高位却从不自视特殊，严格要求亲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他的夫人何莲芝同志是一位1933年入党的老红军，打过仗，负过伤，为革命做过大量的工作。1956年国家机关干部调整工资时，人事部门拟定给何莲芝同志提级，但董必武同志没有同意，还特地找有关同志说，还是先提别的同志吧。董必武同志从不以功臣自居，从不摆老资格，他常用朴诚勇毅、甘当配角与子女们互勉，从来不允许他们利用自己的职务去谋私利。他经常教导儿女，人的一生要靠自己努力学习，靠正确思想的指导，靠老老实实的工作，靠组织，不是靠父母，也不能靠父母。在他教导下，他的小儿子刚刚中学毕业就到农村，走上了自立自强的人生道路。
董必武同志一生博学慎思、明辨笃行，是活到老、学到老、为人民服务到老的楷模。他有着深厚的国学功底，是党内的饱学之士。参加革命后，他博览群书，刻苦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政治、法学、诗文、历史等都有很高的造诣。他在中央苏区时期就与何叔衡、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等同志被尊称为“五老”，到八九十岁高龄时，仍然自谦“纷纭万有识之微”，保持着“学习当如卒过河”的永不自满的劲头和境界。他对中国革命作出过重大贡献，却一直“甘为民仆耻为官”，从不谈自己的功绩，从不居功自傲。新中国成立后，无论担任什么领导职务，他都以“新功未建惭高坐，老本无多啃早完”的谦逊态度，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为党建功、为国立业、为民造福。
董必武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献身理想的一生。他经历了从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阶段，在每一次紧要的历史关头，他都坚定站在伟大变革的最前列，披肝沥胆、英勇奋斗，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模范的领导者之一”，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立下了丰功伟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