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雍正九年十二月二十日（1732年1月17日），一个婴儿呱呱坠地，他的哭声缭绕在桐城南门树德堂内。树德堂里喜气洋洋，街坊们也纷纷前来道贺：姚氏又添了一丁。姚氏是桐城世家大族，人丁一直很兴旺，人们只道姚家又得了一读书种子，不知这种子日后会如此茁壮，直将这阀阅门庭又光大了一重。
桐城姚氏是显赫的吴兴姚氏的后裔，其家族始迁于浙江余姚。一世祖姚胜三随父宦居安庆，由浙江余姚迁居麻溪，五世祖姚旭于明景泰间迁居桐城城里。至姚鼐，其家族居桐城县城已300余年。姚鼐于雍正九年十二月二十日（1732年1月17日）出生于桐城南门的一个官宦书香人家。先祖姚旭为明云南布政使司右参政，姚之兰为江州府知府加按察副使衔，皆载入《明史循吏传》；姚孙棐曾以“五里三进士（姚孙棐、龙鲤门、许鲤跃），隔河两状元（刘若宰、龙汝言）”而闻名遐迩.。高祖姚文然，康熙时任刑部尚书；曾祖姚士基，曾任湖北罗田知县，均贤良清廉，辞世皆享名宦祠祀。伯父姚范，进士及第后为翰林院编修，著有《援鹑堂文集-诗集》，学贯经史，与桐城派祖师之一的刘大櫆情深意笃，使姚鼐得以跟其伯父受经学，跟刘大櫆学文。其祖父姚孔瑛二十六岁时即去世，父淑终生为一介布衣。姚鼐出生时，家庭已衰落。
姚鼐幼嗜学，伯父姚范授以经文，又从刘大櫆学习古文，刘大櫆对姚鼐特别器重，称其“时甫冠带，已具垂天翼”，“后来居上待子耳”。乾隆十五年（1750），他二十岁考中举人后，经过五次礼部会试均名落孙山，直到乾隆二十八年(1763)三十岁第六次应礼部试，才中进士，授庶吉士，3年以后，散馆改主事，分属兵部；旋又补礼部仪制司主事。后历任山东、湖南乡试副考官，会试同考官和刑部广东司郎中等职。乾隆三十八年（1773），清廷开四库全书馆，姚鼐被荐入馆充纂修官。此职本应翰林方可充任，独鼐与休宁戴东源、兴化伍大椿、歙县程晋芳等8人破格当选。《四库全书》成，鼐乞养归里，不入仕途，时年44岁。大学士于敏中、梁国治先后动以高官厚禄，均被辞却。
自乾隆四十二（1777）年起，姚鼐先后主讲扬州梅花书院、安庆敬敷书院、歙县紫阳书院、南京钟山书院，致力于教育，因而他的弟子遍及南方各省。其中最著名的有本邑的方东树、姚莹、刘开；上元梅曾亮、管同；宜兴吴德旋；阳湖李兆洛；娄县姚椿；新城鲁九皋和他的外甥陈用光等。这些学生都是笃守师说，遵桐城家法的文人，对桐城派的传播作用甚大。桐城派古文之传，自方苞以文章称海内，上接震川，同邑刘大櫆继之益振，传至姚鼐则集大成。因此有“桐城家法，至此乃立，流风作韵，南极湘桂，北被燕赵”之说。历城周书昌说：“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
乾隆四十四（1779）年，八十二岁的刘大櫆去世。姚鼐毫无疑义的成为了桐城派的核心。他耗尽心血编纂的《古文辞类纂》终于完成，共75卷，是古文辞赋选本，按照文章的应用分分十三类：论辩、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所入选的作品以战国策、两汉散文、唐宋八大家，以及归有光、方苞、刘大櫆等为主，表明了桐城派推崇古文的传统，为桐城派树立了散文史的“正宗”的地位，体现了姚鼐的文学主张。这本集子很受人们喜爱，有很大的影响。
乾隆四十九年（1784），姚鼐辞去官职。他希望腾出时间来提倡桐城派主张，开始了他四十余年的讲学生涯。姚鼐先后在江宁、扬州、徽州、安庆先后主持锺山、梅花、紫阳、敬敷书院，“士子得以及门为幸”。他的门下有很多后来成为了桐城派的著名作家，如有名的姚门“四大弟子”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以及刘开等，他们使桐城派声势更高。有很多籍贯不是桐城的作家也自认为桐城派。
嘉庆十五年九月十三日（1815年10月15日），85岁的姚鼐卒于南京钟山书院，归葬桐城杨树湾。此时的桐城派在古文上的地位已无可撼动。道光咸丰年间，桐城派在曾国藩及曾门弟子手中又呈一时之盛，一直延续到严复、林纾和新文学的诞生。
姚鼐著有《九经说》19卷、《三传补注》3卷、《老子章义》1卷、《庄子章义》10卷、《惜抱轩文集》16卷、《文后集》12卷、《诗集》10卷、《法帖题跋》1卷、《笔记》10卷、《书录》4卷、《尺牍》10卷、《古文辞类纂》75卷、《五七言今体诗钞》18卷。
《登泰山记》是姚鼐的代表作，主要描绘泰山风雪初霁的壮丽景色。写作特点:首先是以时间为顺序，以游踪为线索，依次记叙了作者游泰山的历程和所见到的景色，剪裁得体，详略分明。桐城派主张的“雅洁"和反对“冗辞”，从这里可见一斑。
姚鼐与创始人方苞、刘大櫆并称为“桐城三祖”，被盛誉为“中国古文第一人”、“中国古文的高峰”。其在继方、刘已有成就的基础上提倡文章要“义理”、“考证"、“辞章”三者相互为用。所谓“义理”就是程朱理学；“考证”就是对古代文献、文义、字句的考据；“辞章”就是写文章要讲求文采。这些主张充实了散文的写作内容，是对方苞“义法”，说的补充和发展。
桐城派古文到了姚鼐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姚鼐著有《惜抱轩全集》，所编《古文辞类纂》风行一时，有力地扩大了桐城派的影响。鼐对传统文论的另一重大贡献是提出富有创见性的“阴阳刚柔说”，这对我国古代散文审美理论和风格特征是一次重大突破。他认为，“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文章阴阳刚柔的变化，乃是作者性格、气质、品德的表现。鼐在发展前辈的文学思想上，用阴阳刚柔这个哲学概念来解释文章风格的来源和散文的风格特点，其中包含着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
姚鼐提出文章的核心在于“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的统一，这有其时代的原因。姚鼐在乾隆年间走上文坛。清代的考据风气也在这时开始盛行。人们称这种考据的功夫为“汉学”，与之相对的是势力较弱的“宋学”。学界多推崇汉学，对宋明理学比较厌弃，这往往导致文章的思想性降低。姚鼐不赞成排斥宋学的倾向，同时又针对汉学家、宋学家对文学的轻视态度，提出义理、考证、文章三者不可偏废的主张。这成为桐城派古文理论的纲领。
“义理”，是指当时的理学思想，主要来自宋学；“考据”，是指文章要有实据，避免空泛，主要来自汉学；“辞章”，是指文章还要有结构、文字、音韵上的文学之美。姚鼐认为三者的统一才是最高最美的境界，“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继；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当然，三者有轻有重，考据要为义理服务。姚鼐想调和汉宋，融贯三者，认为作家能兼三者之长的为好作家。这种主张实际上成为了桐城派的文学纲领。姚鼐自己也身体力行，乾隆三十九年（1774），在朝廷任职的姚鼐来到山东，登上了东岳泰山，后来就有了著名的《登泰山记》一文。全篇仅数百字，内容十分丰富，是融考证与辞章的典范。文章从泰山南北的汶水、济水写起，内容涉及天门、岱祠等诸多古迹，辞章优美。如写登上泰山之后“及既上，苍山负雪，明烛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来如画，而半山居雾若带然。”
“义理、考据、辞章”对当时和后世都影响巨大。一方面，姚鼐实际上是站在维护理学的立场上，企图调和汉宋的争论，兼采考据的长处，以考据充实理学的空疏，从而提高桐城派古文的价值。一方面，这一主张如果推而广之，那麽可以看作是对文章基本的要求。无论何时都同样有重要意义：“义理”要求言之有物，有思想性；“考据”要求立论扎实，有说服力；“辞章”要求字通句顺，有艺术性。
在美学上，提出用“阳刚”、“阴柔”区别文章的风格。“阳刚”就是豪放，“阴柔"就是婉约。两大风格相互配合，．相互调剂，就产生出多样的风格。同时，又发展了刘大櫆的“拟古”主张，提出“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为文章八要。学习古人，初步是掌握形式(格、律、声、色)，进而是重视精神(神、理、气、味)，才能达到高的境界。
姚鼐以宋儒之学为治学之本，故指斥考据的汉学家为舍本逐末；但他也不废弃汉儒治经之长。姚鼐“为文高简深古，尤近欧阳修、曾巩，其论文根极于道德，而探源于经训，至其浅深之际，有古人所未尝言，鼐独抉其微，发其蕴，论者以为词近于方，理深于刘”(《清史稿·文苑·姚鼐传》)。其为文“以神、韵为宗”(方宗诚《桐城文录序》)，形成一种迂徐深婉，一唱三叹，而又耐人寻味，意蕴无穷的风格。近代学者章太炎谓之“谨”，刘师培称之“丰韵”，都是对其文风的富于韵味、言简意丰的高度评价。
姚鼐的诗歌早年模仿明“七子”学唐诗，晚年兼取宋人，格意俱高，在当时俨然为一大家，故后人称“惜抱诗精深博大，足为正宗”(程秉剑《国朝名人集题词》)。姚鼐的书法造诣很深，包世臣推邓石如、刘石庵及姚鼐为清代书法之冠，将姚鼐的行草书列为妙品，故姚鼐非独特文美，其翰墨亦为世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