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到湘赣革命根据地工作。
1933年初调往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任反帝拥苏总同盟宣传部部长、青年部部长兼宣传部副部长。同年8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后任少共中央局秘书长。长征中曾在中央工作团和红三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工作。
1935年任红三军团第十三团俱乐部主任团总支书记。长征到陕北后，继续担任少共中央局秘书长。
1936年4月起，任共青团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部长，宣传部部长，组织部部长。1937年4月，任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一队学习。同年9月任抗大政治部副主任。
1938年任抗大第一大队政委。
1939年调任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后兼任军委直属政治部主任。
1942年起任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抗日战争胜利后到晋察冀，先后任冀热辽军区代理政治部主任，晋察冀军区野战军第四纵队政委、第三纵队政委。参加了保（定）南、正太、青沧、石家庄、察南绥东等战役。
1948年夏任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后改为第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参与组织指挥太原、宝鸡等战役。
1949年9月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川北区委员会书记兼川北军区政委、川北行政公署主任。
1952年秋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
1956年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为八届中央委员。
1957年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
1964年11月起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1975年重新工作后，任中国科学院党组织负责人。因组织领导对科学院工作进行整顿而再次遭到错误批判。
1977年3月起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同年8月在中共十一大上当选为十一届中央委员，同年底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1978年5月10日，在胡耀邦的直接指导下，中央党校《理论动态》杂志第60期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后《光明日报》予以全文转载，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全国性大讨论，对思想理论的拨乱反正，对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发挥了重要作用，具有深远影响。
1978年12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委员会秘书长等职。
1980年2月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1981年6月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1982年9月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1987年1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辞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同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是一、二、三、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9年4月8日胡耀邦在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突发大面积心肌梗塞，经抢救无效，于4月15日逝世。
1990年12月，胡耀邦的骨灰在江西共青城安葬，乔石同志去机场送行，温家宝和杨德中同志乘机陪同，毛致用、吴官正等同志在机场迎接。
1975年，当邓小平第二次复出主持中央工作、打响“全面整顿”这场战役时，胡耀邦受命出任中国科学院主要负责人。他在科技战线坚决贯彻邓小平“全面整顿”的指示，为纠正“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与“四人帮”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取得显著成绩，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称赞，被誉为邓小平的“四员干将”之首。
1977年10月7日，即粉碎“四人帮”一周年之际，《人民日报》发表了根据胡耀邦的意见，由中央党校几个同志写的《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的文章，呼吁“要敢于冲破阻力，一切强加给干部的诬蔑不实之词一定要推倒，颠倒的干部路线是非一定要纠正”。文章发表后，中央有关部门在很短时间内就收到了一万多封干部和群众的来信，表示拥护文章的观点。同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组织部部长。他遵照党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率领中组部全体同志，经过大量认真切实的调查研究，打开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的新局面。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胡耀邦虽然离开了中央组织部，但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长，特别是1980年十一届五中全会被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他在平反冤假错案中仍然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期间中共中央陆续为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的贺龙、乌兰夫、彭真、谭震林、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同志平反。还先后为在“文化大革命”前受到错误批判的彭德怀、谭政、习仲勋、黄克诚、邓子恢等同志平反。一些蒙冤多年的党的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张闻天、李立三等，也先后得到了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特别是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为刘少奇彻底平反。经过大量细致艰苦的工作，到1984年底，全国大规模的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在这期间，全国复查各类问题的案件涉及近500万人，属于“文革”中立案审查的案件约290万人，“文革”前的历史遗留案件188万件，平反纠正了约300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复查改正错划右派54.7万人，纠正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2.5万人，为47万多名中共党员恢复了党籍，再加上数以千万计的受牵连的干部、群众及亲属，解决了殃及1亿人的问题。
在胡耀邦逝世时，中共中央的讣告中特别提到：“1978年他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为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做了大量的工作，表现出非凡的实事求是的胆略和勇气，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1977年12月15日，《理论动态》第31期刊登了邵华泽的文章，题目是《文风和认识路线》。这篇文章不但提出了认识路线的概念，而且强调“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
1977年12月2日的中央党校党委会上，胡耀邦明确提出要用实践标准来检验总结“文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常识。但胡耀邦在这里不是一般地提出实践标准，而是有着明确的针对性和排他性。他说：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的讲话，要通过实践检验来分析。胡耀邦否定了曾经风行的红头文件标准，特别是“最高指示”标准。
胡耀邦指导撰写了学习文件，组织学员讨论，根据讨论情况，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决定由孙长江撰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这篇文章的发表和广泛转载，引起了强烈反响，全社会开始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邓小平坚决支持，并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讲话中阐述实践标准。
1980年2月，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胡耀邦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共达7年。他以艰苦卓绝的精神和勇敢无畏的胆略，组织实施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了多方面的重大贡献。
他主持制定和执行了农村改革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推动了我国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他参与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推动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他为扩大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先后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推动科技、教育、文艺、新闻工作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
当农村包产到户等改革实践面临巨大现实阻力时，耀邦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支持万里等改革先锋，1982年更在他的促动下，以“一号文件”的形式，让“包产到户”姓了“社”，理直气壮地推向全国；从此，他连续主持制定了对推动农村改革有重大指导意义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概括出为全党所接受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提法，最终瓦解了破坏农村生产力的人民公社体制。在农村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后，他及时将改革推向全面，强调“全面，就是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他主持制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在内的一系列关于农村改革、城市改革、对外开放等重要历史文件，努力探索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早在1983年1月，他就提出“三个有利于”的最初版本：“总之，要以是否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的各项改革对或不对的标志”。
胡耀邦将一生贡献给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他是改革开放早期的主要旗手之一。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后，郑重地宣布他要跑遍全国所有的县。先跑老少边穷，就是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和比较穷的这些县。他说中国的幅员辽阔，经济条件千差万别，全国都来照搬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方法来搞四个现代化，这太一般化了。他想走遍全国所有的县市，要开展比较研究，要抓典型，要研究具体问题。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2000多个县里面，有1600多个县留下了胡耀邦的足迹。年过七旬的胡耀邦，每天都争分夺秒地工作，边走边调研，甚至把吃饭的时间都用上了，每天很晚才休息。
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人民军队杰出的政治工作者，长期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胡耀邦同志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一生是光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讣告中评价）
耀邦同志去世后，我每年春节都到他家中看望，总是深情地望着他家客厅悬挂的耀邦同志画像。他远望的目光，坚毅的神情总是给我力量，给我激励，使我更加勤奋工作，为人民服务。（曾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撰文《再访兴义忆耀邦》回忆胡耀邦）
在长达六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始终如一地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忠心耿耿，呕心沥血，艰苦奋斗，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胡耀邦同志把毕生精力献给了我们的伟大事业。他伟大的革命精神和高尚的思想品德永远铭记在党和人民心中。（原国家副主席曾庆红评价）
他为党的事业奋斗了60年，他的上述忠诚从来没有动摇，他的人格经历了洗礼和考验，他的理想主义精神催人自省。（环球时报社评《历史沉淀之后留下对胡耀邦敬意》）
他是平反冤假错案的主要推手，他是真理标准大讨论的重要支持者，他是改革开放的“总执行师”，他有争议，但无碍于他的崇高。（搜狐社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