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景德四年六月二十一日（1007年8月1日）寅时，欧阳修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绵阳），当时他父亲欧阳观任绵州军事推官，已经56岁了。
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欧阳观去世，年仅4岁欧阳修与母亲郑氏相依为命，前往随州投奔欧阳修的叔叔欧阳晔。欧阳晔在随州任推官二十五年，为人正直，尤以廉洁自恃，其为人对年幼的欧阳修产生了重要影响。欧阳晔家不是很富裕，好在郑氏出身江南名门望族，知书识理，是受过教育的大家闺秀，用荻秆（芦杆当笔）在沙地上教欧阳修读书写字（画荻教子）。欧阳晔也不时关怀，总算没有让童年的欧阳修失去基本的教育。
欧阳修十岁时，从随州大姓李氏家中得到唐代诗人韩愈的《昌黎先生文集》六卷，甚爱其文，手不释卷，这为日后的诗文革新运动播下了种子。
科举之路
欧阳修的科举之路可谓坎坷。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17岁的他应试未中，天圣四年（1026年）再试又未取，两次参加科举都意外落榜。
22岁时，欧阳修跟随知汉阳军的胥偃前往京师。天圣七年（1029年）春，由胥偃保举，欧阳修就试于开封府国子监，该年秋天，欧阳修参加了国子监的解试，在国子学的广文馆试、国学解试中均获第一名，成为监元和解元，又在第二年的礼部省试中再获第一，成为省元。
天圣八年（1030年），欧阳修参与由仁宗主持的殿试在崇政殿举行，唱十四名，位列二甲进士及第。据欧阳修同乡时任主考官晏殊后来回忆，他未能夺魁，主要是锋芒过露，众考官欲挫其锐气，促其成才。
虽然没中状元，欧阳修也获得了不错的名次，被授任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充任西京（洛阳）留守推官。金榜题名的同时，他也迎来了洞房花烛。宋代有“榜下择婿”的风俗，朝中高官都喜欢在新科进士中挑选乘龙快婿。欧阳修刚一中进士，就被恩师胥偃定为女婿。
天圣九年（1031年）三月，欧阳修抵达洛阳，与梅尧臣、尹洙结为至交，互相切磋诗文。同年，在东武县迎娶妻子胥氏。当时他的上司为吴越忠懿王钱俶之子、西京留守钱惟演。
钱惟演厚待欧阳修等青年才俊，不但很少让这些年轻文人承担琐碎的行政事务，还公然支持他吃喝玩乐。
而这些青年才俊在吃喝玩乐之余，也会吟诗作赋。当时文坛上流行华丽工整的骈文，欧阳修等人不满于骈文的卑靡拘谨，而是凭借自己丰富的学识，以效法先秦两汉的古人为手段，力图打破当时陈腐的文风，推行“古文”。在钱惟演的支持下，欧阳修等人有了充分的时间去琢磨古文创作。
后来，钱惟演政治失意，被迫离开洛阳，由名臣王曙接任。王曙管束部下严格，不满于这些人的散漫。有一天，王曙把欧阳修等人集中起来，严厉地教导他们说：“你们看寇莱公（寇凖）这样的人，尚且因为耽于享乐而被贬官，何况你们这些人在才能上比不了寇莱公，怎么还敢这样呢？”欧阳修却反驳：“寇莱公后来之所以倒霉，不是因为耽于享乐，而是因为一把年纪了还不知道退隐。”王曙听后，默然无语。
景祐元年（1034年），欧阳修被召试学士院，授官宣德郎，回京任馆阁校勘，参与编修《崇文总目》。
宋仁宗时，北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弊病开始显现，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日益突出。景祐三年（1036年），与欧阳修交往颇深的范仲淹着手呼吁改革，他把社会问题归咎为腐败，而欧阳修看得更深刻，认为冗官冗员才是根本问题。最终，范仲淹的改革冒犯了既得利益者，受到了打击，被贬饶州。欧阳修作为范仲淹一派也受牵连，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
康定元年（1040年），欧阳修被召回京，复任馆阁校勘，编修《崇文总目》，后奉命知谏院。
庆历三年（1043年），出任右正言、知制诰。当时，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参与革新，成为革新派干将，提出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主张。但在守旧派的阻挠下，新政又遭失败。
庆历五年（1045年），范、韩、富等相继被贬，欧阳修上书分辩，因被贬知滁州（今安徽滁州），后又改知扬州、颍州（今安徽阜阳）、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等地。
在滁州，欧阳修写下了不朽名篇《醉翁亭记》，古文艺术达到成熟。他依旧保持轻松慵懒的态度，为政“宽简”，使得官民称便。但就是在这样的执政方针下，滁州反而被治理得井井有条。
皇祐元年（1049年）回朝，先后任翰林学士、史馆修撰等职。
至和元年（1054年）八月，欧阳修又遭诬陷被贬。命令刚刚下达，仁宗就后悔了，等欧阳修上朝辞行时，仁宗亲口挽留：“别去同州了，留下来修《唐书》吧。”于是，欧阳修以翰林学士留朝，开始修撰史书。与宋祁同修《新唐书》，又自修《五代史记》（即《新五代史》）。
嘉祐二年（1057年）二月，欧阳修担任礼部贡举的主考官，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提倡平实文风，录取苏轼、苏辙、曾巩等人，对北宋文风转变有很大影响。
当时有个文学派别“太学体”，领袖刘几是一名太学生，最大的特长就是常玩弄古书里的生僻字词。欧阳修的古文向来是通达平易的，最反对“太学体”的文风。批阅试卷时，欧阳修看到一份试卷，开头写道：“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用字看似古奥，其实很别扭，意思无非是说，天地交合，万物产生，然后圣人就出来了。欧阳修便就着他的韵脚，风趣而又犀利地续道：“秀才剌，试官刷！”意思是这秀才学问不行，试官不会录取！
在这次考试中，欧阳修也看到一份较好的答卷，文章语言流畅，说理透彻。欧阳修估计是自己学生曾巩的，这种文风需要鼓励，但毕竟是“自己人”，不好取第一，就把这份卷子取成第二。结果试卷拆封后，才发现这份卷子的作者是苏轼。与苏轼一同被欧阳修录取的，还有他的弟弟苏辙，以及北宋文坛上的一批重要人物。欧阳修以其卓越的识人之明，为北宋及整个中国文学史做了一份突出的贡献。
苏轼考中进士后，给欧阳修写了一封感谢信。欧阳修称赞苏轼文章写得好，说读着他的信，“不觉汗出”，感觉自己也该避让这后生三分。他对苏轼奖掖有加，苏轼也没有辜负欧阳修的期许，最终成为继欧阳修之后的又一位文化巨人。欧阳修晚年，还经常拿出自己年轻时写的文章来修改。夫人心疼地规劝道：“这么大岁数了，还费这个心。难道还是小孩子，怕先生骂你吗？”欧阳修笑道：“不怕先生骂，却怕后生笑。”这种文学史意识和认真的态度，成就了一代文学巨匠。
放榜的时候，那些写“太学体”而自高自大的考生发现自己居然没有被取中，纷纷闹事，甚至有人说要到街上截住欧阳修痛打。但仁宗充分相信欧阳修的人品和判断力，给予了他极大的支持。北宋文风自此一振，就连“太学体”的领袖刘几，也更名刘辉，重新参加考试，并获取了功名。
嘉祐三年（1058年）六月，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兼龙图阁学士、权知开封府。
嘉祐五年（1060年），拜枢密副使。次年任参知政事。后又相继任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职。
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上表请求外任，不准。此后两三年间，因被蒋之奇等诬谤，多次辞职，都未得允准。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实行新法。欧阳修对青苗法有所批评，且未执行。
熙宁三年（1070年），除任检校太保、宣徽南院使等职，坚辞不受，改知蔡州（今河南汝南县）。此年改号“六一居士”。
熙宁四年（1071年）六月，以太子少师的身份辞职。居颍州（今安徽阜阳）。
熙宁五年闰七月二十三日（1072年9月22日），欧阳修在家中逝世，享年六十六岁。八月，获赠太子太师。熙宁七年（1074年）八月，获赐谥号“文忠”。
熙宁八年（1075年）九月，安葬于开封府新郑县旌贤乡。
元丰三年（1080年）十二月，特赠太尉。元丰八年（1085年）十一月，加赠太师，追封康国公。绍圣三年（1096年）五月，再追封兖国公。崇宁三年（1104年），改封秦国公。政和三年（1114年），改封楚国公。
欧阳修一生著述繁富，成绩斐然。他曾参与合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又编《集古录》，有《欧阳文忠集》传世。
文章
欧阳修倡导的诗文革新在本质上是针对五代文风和宋初西昆体的，可是欧阳修的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都与柳开以来的复古派文论家有很大的不同。在欧阳修主持文坛以前，以西昆体为代表的文风已经受到严厉的批评。欧阳修在反对西昆体的同时，还反对“太学体”。
欧阳修对文与道的关系持有新的观点。首先，欧阳修认为儒家之道是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其次，欧阳修文道并重。此外，他还认为文具有独立的性质。这种文道并重的思想有两重意义：一是把文学看得与道同样重要，二是把文学的艺术形式看得与思想内容同样重要，这无疑大大地提高了文学的地位。柳开等人以韩愈相号召，主要着眼于其道统，而欧阳修却重于继承韩愈的文学传统。
欧阳修自幼喜爱韩、柳古文，后来写作古文也以韩、柳为学习典范，但他并不盲目崇古，他所取法的是韩、柳古文从字顺的一面，对韩、柳古文已露端倪的奇险深奥倾向则弃而不取。同时，欧阳修对骈体文的艺术成就并不一概否定，对杨亿等人“雄文博学，笔力有馀”也颇为赞赏。这样，欧阳修在理论上既纠正了柳开、石介的偏颇，又矫正了韩、柳古文的某些缺点，从而为北宋的诗文革新建立了正确的指导思想，也为宋代古文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欧阳修早年为了应试，对骈俪之文下过很深的功夫，同时也认真研读韩文，为日后的古文写作打好了基础。他在洛阳结识尹洙后，便有意识地向尹学习简洁谨严的古文手法，并以古文为主要的文体进行写作，但也注意形式的多样化。欧阳修对待写作的态度极为严肃，往往反复修改才定稿。深厚的学养和辛勤的实践使他的散文创作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欧阳修的散文内容充实，形式多样。无论是议论，还是叙事，都是有为而作，有感而发。他的议论文有些直接关系到当时的政治斗争，例如早年所作的《与高司谏书》，揭露、批评高若讷在政治上见风使舵的卑劣行为，是非分明，义正辞严，充满着政治激情。又如庆历年间所作的《朋党论》，针对保守势力诬蔑范仲淹等人结为朋党的言论，旗帜鲜明地提出“小人无朋，唯君子则有之”的论点，有力地驳斥了政敌的谬论，显示了革新者的凛然正气和过人胆识。这一类文章具有积极的实质性内容，是古文的实际功用和艺术价值有机结合的典范。欧阳修另有一类议论文与现实政治并无直接关系，但表达了作者对历史、人生的深刻思考，如《五代史》中的一些序论，对五代的历史教训进行总结，并鲜明地表达了作者的褒贬，以及国家兴亡在于人事而非天命的历史观。又如他为友人文集作的序言，不但对友人的文学业绩进行评述，而且抒发了对死生离合、盛衰成败的人生遭际的感慨，绝非为文而文之作。
欧阳修的记叙文也都言之有物，如《五代史记》一类历史散文自不必说，即使是亭台记、哀祭文、碑志文等作品，也都具有充实的内容，如《丰乐亭记》对滁州的历史故事、地理环境乃至风土人情都作了细致的描写。又如《泷冈阡表》，追忆父母的嘉言懿行，细节描写细腻逼真，栩栩如生，这种效果决不是虚言所能达到的。
欧阳修的散文有很强的感情色彩，他的政论文慷慨陈词，感情激越；史论文则低回往复，感慨淋漓；其他散文更加注重抒情，哀乐由衷，情文并至。例如《释秘演诗集序》，寥寥数笔，释秘演、石曼卿两位奇士豪宕磊落的性情和落拓不偶的遭际已跃然纸上，而作者对两人的敬重惋惜之情以及对时光流逝、人事变迁的感慨也洋溢于字里行间，感人至深。在欧阳修笔下，散文的实用性质和审美性质得到了充分的显示，散文的叙事、议论、抒情三种功能也得到了高度的有机融合。
欧阳修对散文文体的发展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的作品体裁多样，各得其宜。除了古文之外，辞赋和四六也是他擅长的文体。首先，欧阳修对前代的骈赋、律赋进行了改造，去除了排偶、限韵的两重规定，改以单笔散体作赋，创造了文赋。其名作如《秋声赋》，既部分保留了骈赋、律赋的铺陈排比、骈词俪句及设为问答的形式特征，又呈现出活泼流动的散体倾向，且增强了赋体的抒情意味。欧阳修的成功尝试，对文赋形式的确立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其次，欧阳修对四六体也进行了革新。宋初的四六皆沿袭唐人旧制，西昆诸子更是严格遵守李商隐等人的“三十六体”。欧阳修虽也遵守旧制用四六体来写公牍文书，但他常参用散体单行之古文笔法，且少用故事成语，不求对偶工切，从而给这种骈四俪六的文体注入了新的活力，他的《上随州钱相公启》、《蔡州乞致仕第二表》等都是宋代四六中的佳作。
欧阳修的语言简洁流畅，文气纡徐委婉，创造了一种平易自然的新风格，在韩文的雄肆、柳文的峻切之外别开生面。例如《醉翁亭记》的开头一段，语言平易晓畅，晶莹秀润，既简洁凝练又圆融轻快，毫无滞涩窘迫之感。深沉的感慨和精当的议论都出之以委婉含蓄的语气，娓娓而谈，纡徐有致。这种平易近人的文风显然更容易为读者所接受，所以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其后宋代散文的发展历程就证明了这一点。
欧阳修的创作使散文的体裁更加丰富，功能更加完备。欧阳修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
欧阳修领导的北宋古文运动取得完全成功，结束了骈文从南北朝以来长达六百年的统治地位，为以后元明清九百年间提供了一种便于论事说理、抒情述志的新型古文。欧阳修也成为一代文章宗师。
词作
与晏殊词相比，欧阳修虽然也主要是走五代词人的老路，但新变的成分要多些。尽管他作词是以余力而作，固守着词传统的创作观念，但作为开创风气的一代文宗，他对词作也有所革新。这主要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扩大了词的抒情功能，沿着李煜词所开辟的方向，进一步用词抒发自我的人生感受；二是改变了词的审美趣味，朝着通俗化的方向开拓，而与柳永词相互呼应。
欧阳修一生宦海浮沉，曾三遭贬谪，仕途不像晏殊那么顺利，对人生命运的变幻和官场的艰险有较深的体验。表现这类情感的词作虽然不太多，但毕竟显示出一种新的创作方向，即词既可以写传统的类型化的相思恨别，也能够用以抒发作者自我独特的人生体验和心态。他有名的《朝中普·平山堂》（平山栏槛倚晴空）更展现出他潇洒旷达的风神个性。这种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和用词来表现自我情怀的创作方式对后来的苏轼有着直接的影响。
欧阳修在政治生活中，刚劲正直，见义勇为，他的诗文和部分“雅词”表现出其性格中的这个侧面。而他的日常私生活，尤其是年轻时的生活，则颇风流放任。因而也写了一些带“世俗之气”的艳词，其中有的比较庸俗，另一些内容和情调则比较健康，如《南歌子》（凤髻金泥带）、《玉楼春》（夜来枕上争闲事）。此类词作，体现出一种与五代词追求语言富丽华美的贵族化倾向相异的审美趣味，而接近市民大众的审美情趣。
欧阳修词朝通俗化方向开拓的另一表现是，他借鉴和吸取了民歌的“定格联章”等表现手法，创作了两套分咏十二月节气的《渔家傲》“鼓子词”，这对后来苏轼用联章组词的方式来抒情纪事颇有影响；而另外两首《渔家傲》（“花底忽闻敲两桨”和“荷叶田田清照水”）词，分别写采莲女的浪漫欢乐和爱情苦恼，格调清新，也具有民歌风味。在宋代词史上，欧阳修是主动向民歌学习的第一人，由此也造就了其词清新明畅的艺术风格，歌咏颍州西湖的《采桑子十首》就集中体现出这种风格特征。
诗作
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进行了革新。他重视韩愈诗歌的特点，并提出了“诗穷而后工”的诗歌理论。相对于西昆诗人的主张，欧阳修的诗论无疑含有重视生活内容的精神。欧阳修诗歌创作正是以扭转西昆体脱离现实的不良倾向为指导思想的，这体现了宋代诗人对矫正晚唐五代诗风的最初自觉。
欧诗中有一些以社会现实为题材的作品，如《食糟民》揭露了种粮的农民只能以酒糟充饥的不合理现实，《边户》描写了宋辽边境地区人民的不幸遭遇。但欧诗更重要的内容则是表现个人的生活经历或抒发个人的情怀，以及对历史题材的吟咏等。由于他的这类诗篇多含有很深的人生感慨，所以与西昆体的同类诗作有本质的区别。例如《戏答元珍》（春风疑不到天涯）。
欧诗受韩愈的影响较大，主要体现于散文手法和议论入诗。然而欧诗并不对古人亦步亦趋，故仍然具有自家面目。欧诗中的议论往往能与叙事、抒情融为一体，所以得韩诗畅尽之致而避免了其枯燥艰涩之失。例如《再和明妃曲》议论精警，又富有情韵。欧诗的散文手法主要不是体现于句法上，而是借鉴散文的叙事手段，如《书怀感事寄梅圣俞》叙述宴游经历，平直周详，深得古文之妙。
欧诗也学李白，主要得益于语言之清新流畅，这与欧诗特有的委婉平易的章法相结合，便形成了流丽宛转的风格，例如《春日西湖寄谢法曹歌》，写好友万里相思和少去老来的感慨，时空跨度很大，情绪亦跌宕起落，然而文气仍很宛转，娓娓如诉家常。欧诗的成就不如欧文，但两者的风格倾向是一致的，这种诗风显然是对西昆体诗风的矫正。
其他成就
经学方面，欧阳修研究《春秋》，能不拘守前人之说，有独到见解；金石学为开辟之功，编辑和整理了周代至隋唐的金石器物、铭文碑刻上千，并撰写成《集古录跋尾》十卷四百多篇，简称《集古录》，是今存最早的金石学著作。
史学方面，欧阳修史学成就较高，除了参加修定《新唐书》250卷外，又自撰《五代史记》（《新五代史》），总结五代的历史经验，意在引为鉴戒。欧阳修书法亦著称于世，其书法受颜真卿影响较深。朱熹说：“欧阳公作字如其为人，外若优游，中实刚劲”。
农学方面，欧阳修曾遍访民间，将洛阳牡丹的栽培历史、种植技术、品种、花期以及赏花习俗等作了详尽的考察和总结，撰写了《洛阳牡丹记》一书，包括《花品序》、《花释名》、《风俗记》三篇。书中列举牡丹品种24种，是历史上第一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牡丹专著。
谱学方面，欧阳修开创了民间家谱学之先河，著有《欧阳氏谱图序》，该文中详细说明了欧阳修先世的迁移图，即其先大禹到越国王族的脉络，也描写了八王之乱后，欧阳氏再度南迁江南，在南方各地族衍发展的历程。
欧阳修对有真才实学的后生极尽赞美，竭力推荐，使一大批当时还默默无闻的青年才俊脱颖而出，名垂后世，堪称千古伯乐。不但包括苏轼、苏辙、曾巩等文坛巨匠，还包括张载、程颢、吕大钧等旷世大儒的出名与欧阳的学识、眼光和胸怀密不可分。他一生桃李满天下，包拯、韩琦、文彦博、司马光，都得到过他的激赏与推荐。“唐宋八大家”，宋代五人均出自他的门下，而且都是以布衣之身被他相中、提携而名扬天下。
欧阳修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他大力倡导诗文革新运动，改革了唐末到宋初的形式主义文风和诗风，取得了显著成绩。由于他在政治上的地位和散文创作上的巨大成就，使他在宋代的地位有似于唐代的韩愈。他荐拔和指导了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散文家，对他们的散文创作发生过很大影响。他的平易文风，还一直影响到元、明、清各代。
欧阳修在传统文化的重重束缚下挣扎着表现自我。他淡视名利，无欲则刚，其目的也是为维护社会稳定，但他不是“守常”而是“图新”。学术上对当时僵化风尚和陈旧价值观进行抵制和反拨。在当时随波逐流，人人自保的人文环境中，欧阳修身居高位，仍坚守大节，保持人格尊严，体现自我的人生价值，对习惯势力和庸俗无聊的生存状态进行抵拒，对社会责任自觉地担当。从他身上，我们可以吸取勇于担当的因子，来培育抵拒庸俗、无聊的抗体。这也是今天纪念欧阳修的重要意义所在。
正是欧阳修堪为人师的道德文章，才有薪火相传的苏门四学士的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才有了曾巩、曾布昆仲，才有了“中国十一世纪最伟大的改革家”王安石。是欧阳修奠基了宋代文化盛世的基础。
赵祯：如欧阳修者，何处得来？
苏洵：执事之文，纡余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惟要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长，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让，有执事之态。陆贽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当，有执事之实。而执事之才，又自有过人者；盖执事之文，非孟子韩子之文，而欧阳子之文也。
王安石：①如公器质之深厚，知识之高远，而辅学术之精微，故充于文章，见于议论，豪健俊伟，怪巧瑰琦。其积于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发于外者，烂如日月之光辉。其清音幽韵，凄如飘风急雨之骤至；其雄辞闳辩，快如轻车骏马之奔驰。世之学者，无问识与不识，而读其文，则其人可知。②天下之无贤不肖，且犹为涕泣而歔欷，而况朝士大夫平昔游从，又予心之所向慕而瞻依。
苏轼：①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②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
张芸叟：欧阳永叔如春服乍成，酾酒初熟，登山临水，竟日忘归。
曾慥：欧阳公一代儒宗，风流自命。词章窈眇，世所矜式。乃小人或作艳曲，谬为公词。
尤展成：六一婉丽，实妙于苏。欧阳公虽游戏作小词，亦无愧唐人。
朱熹：欧阳公作字如其为人，外若优游，中实刚劲。
王称：斯文，古今大事也，天未尝轻以畀人。然自孔子以来，千有余载之间，得其正传者，仅四五人而已。孔子既没，而孟子生；孟子之后，有荀卿；荀卿之后，而扬雄出；雄之后，而韩愈继；愈之后，而修得其传。其所以明道秘而息邪说，立化本而振儒风，邃然以所学入发，为朝廷之论议，志得道行，沛然有余，则功利之及于物者，盖天之所畀也。故天下尊仰之如泰山大河，日月所不能磨而竭矣。
敖陶孙：欧公如四瑚八琏，止可施之宗庙。
罗大经：冯延巳词，晏同叔得其俊，欧阳修得其深。
脱脱：三代而降，薄乎秦、汉，文章虽与时盛衰，而蔼如其言，晔如其光，皦如其音，盖均有先王之遗烈。涉晋、魏而弊，至唐韩愈氏振起之。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欧阳修又振起之。挽百川之颓波，息千古之邪说，使斯文之正气，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此两人之力也。愈不获用，修用矣，亦弗克究其所为，可为世道惜也哉！
谢肇淛：宋之人物，若王沂公、李文正、司马温公之相业，寇莱公、赵忠定之应变，韩魏公之德量，李纲、宗泽之拨乱，狄青、曹玮、岳飞、韩世忠之将略，程明道、朱晦庵之真儒，欧阳永叔、苏子瞻之文章，洪忠宣、文信国之忠义，皆灼无可议，而且有用于时者，其它瑕瑜不掩，盖难言之矣。
贺裳：有功于文，有罪于诗。
石韫玉：论道议事，追韩继陆。归田集古，学问淹博。
曾国藩：古人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立德最难，自周汉以后，罕见德传者。立功如萧、曹、房、杜、郭、李、韩、岳，立言如马、班、韩、欧、李、杜、苏、黄，古今曾有几人？
陈淡野：人亦一器也，莫不各有其量。如天地之量，圣贤帝王之所效焉。山岳江海之量，公侯卿相之所则焉。古夷齐有容人之大量，孟夫子有浩然之气量，范文正公有济世之德量，郭子仪有福量，诸葛武侯有智量，欧阳永叔有才量，吕蒙正有度量，赵子龙有胆量，李德裕有力量，此皆远大之器。
冯煦：疏隽开子野，深婉开少游。
蔡东藩：宋臣专喜迂论，与晋代之清谈，几乎相同，其不即乱亡者，赖有一二大臣为之主持耳。英宗虽入嗣仁宗，缵承大统，而其本生父则固濮王也。以本生父称皇伯，毋乃不伦！欧阳修援引礼经，谓应称亲降服，议固甚当，韩琦即据以定议，于称亲之议，则请行之，于称皇称后之议，则请辞之，最得公私两全之道……微韩魏公诸人，宋室恐早不纲矣。盖舆论与清谈，其足致乱亡一也。
钱基博：自宋初柳开、穆修以迄石介、尹洙、苏舜钦、欧阳修、梅尧臣、王安石、曾巩、苏洵及其子轼、辙兄弟、秦观、张耒、黄庭坚、陈师道，气必疏快而力祛茂兴，与发宋文之机利，而以殊于唐格者也。……然惟欧阳修，碑传议论，兼能并擅。……惟欧阳修之容与闲易，苏轼之条达疏畅，虽是急言竭论，而无艰难劳苦之态；大而万言之书，短则数行之记，一以自在出之，抑扬爽朗，行所无事；此则宋人之所特长，而开前古未有之蹊径者也。然欧阳修早习四六以取科第，而排比绮靡，心有不慊；遂以古文之顿挫，用之俪体之整对，而异军别张，语必老到，无一毫妩媚之态；妙造目然，无用事用句之癖。……诗则欧阳修以韩学杜，以文为诗，仗气爱奇。……词则欧阳修以蜀词化南唐，抒深婉以疏俊，清新闲逸。……然则有宋文学之所以继往开来，而自成一代者，欧阳修、苏轼，或推之，或挽之，后先济美以有成功也。
郭绍虞：诗话之称，固始于欧阳修，即诗话之体，亦可谓创自欧阳氏矣。
吉川幸次郎：他在学问文章方面的名声，以及在政治上的地位影响，与日俱增，至于众莫能及的地步。……不但在政治上，在文化上也是当代最高的领袖人物。
陶德文：以其多方面的才华鹤立于同时代的文人中，……其光华始终超越群星。
宇文所安：欧阳修的渊博和睿智，可与英语文学中的塞缪尔·约翰逊相提并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