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尚辰，安徽合肥人，官翰林院典簿。年三十余，为诗近万首，汤贻汾叹为奇才。与徐子苓齐名，又与徐子苓、朱景昭有“三怪”之目。《皖诗玉屑》中说，庐州三怪，怪有怪的不同：徐子苓孤僻，朱景昭孤傲，而王谦斋放荡。其尝游诸帅戎幕，咸丰十一年（1861年），入蒙城说降苗沛霖。五十而后，脱略公卿，以排行居五，人呼为“五疯”。跌宕奇气，一寓于诗，取法杜甫，兼宗王、孟、苏、陆。孙家谷题其集云：“有纵横气即豪侠，以痛苦声当啸歌。”谭献选其与徐子苓（毅甫）、戴家麟（子瑞）诗为《合肥三家诗钞》。著有《谦斋诗集》、《遗园诗余》等。生平事迹见《晚晴簃诗汇》卷一六O、谭献《复堂日记》、杨钟羲《雪桥诗话续集》。
王谦斋著有《谦斋诗集》，存诗千首。《谦斋诗集》里的《悲饥年》、《大风》、《农夫叹》、《插秧歌》、《催租行》等诗篇，都很同情民生苦况，其中，不少诗篇中有杜甫诗风。
王谦斋在《大风》的诗中，写到农民在“狂飙怒号动天地”，茅屋被狂风所破的时候，依然想到“伤屋尚可勿伤麦，租税今年催更迫”，可知农民矛盾又绝望的心情。
王谦斋在《悲饥年》中描写农民悲惨处境的同时，忍不住发出讥刺官场的呐喊：
持女易百钱，敢望君子仁，
为婢真大幸，免充鸡与豚。
麦熟亦易待，努力掘草根，
上有尧舜君，下有社稷臣？
诗句意思是说：我卖了女儿只换回百元钱，只求你买走我女儿后，能够宽仁一些，能让我女儿当奴婢，已经是大幸了，千万别对她像宰杀的鸡崽和猪狗那样；我泪眼望穿，等待麦子成熟，还在努力地挖草根充食。不是有为民的国君吗？不是有为国操劳的官吏吗？他们都干什么去了！
晚清一位秀才曾这样说王谦斋：“谦斋先生秉性高尚，博综辞藻。遭际乱世，出建事功；时平不居荣利。与徐毅甫（徐子苓的字）、朱默存有‘庐阳三怪’之称。先生游乡里，独享大年，主盟（合肥）诗坛。我曾经赴郡试，携诗稿去拜访他，先生诲之曰：‘作诗勿专注一家，他日堕入窠臼，难自拔也。’我对此十分信服。”——可见，王谦斋对诗，主张吸取百家之长，不要局限一隅，其诗论有些自己的观点。
王谦斋痛恨晚清时期鸦片在中华的泛滥。当时，吸食鸦片者从上层权贵，传至城乡居民，鸦片烟馆开遍大街小巷。纨绔子弟、富商阔佬、官员士绅、商贩伙计、杂役苦力、男女老少，都嗜此好。“榻上一卧，谈天说地；你吸我吹，欢天喜地。”几乎要毁掉一个民族的健康和未来。
有学者感叹，老祖宗仓颉造的“烟”字，（“烟”，繁体字是火字旁，右边加上下结构的西和土）似乎就预示着，给民族带来浩劫的大烟，将来自西土（西方）。在晚清，鸦片有不少好听的名字，例如什么“福寿膏”啊，“相思草”啊……“相思草”意思是说，你吸食了鸦片后，你就会天天惦记着它了，而且，“相思”到永远。
林则徐等爱国官民在虎门销烟的时候，“庐州三怪”之一的徐子苓写了《黑银叹》的诗，而王谦斋也参与进来，从一个很“刁钻”的角度揭露鸦片的毒害，他的诗名叫《相思曲》，诗中写道：
……
抟就相思一块土，
相思土碎青烟飞
拌使内地输金钱，
闾阎元气日浇薄。
……
相思兮相思!
朝暮无已时。
但愿不识相思味，
待到相思悔已迟。
吁嗟乎!
世间多少奇男子，
一生甘为相思死。
在这首诗里，王谦斋把吸食鸦片后上瘾的后果写得一目了然。
同治和光绪年间，庐州市面上出版了刻有收集徐子苓（西叔）、戴家麟（子瑞）、王伯垣（谦斋）诗文的《合肥三家诗录》。书中称：徐子苓、王谦斋皆博雅士也，这两个“庐州三怪”里的人物，碰到一起，“必设酒食，酒酣，必争论不休。一日，谦斋误引《西洲曲》‘单衫杏子红’为‘黄’，徐子苓大笑说：句中的‘红’不应作‘黄’，罚酒，罚酒。”相处得诙谐逗趣。有一次，徐子苓对谦斋戏言：“你叫我题诗，哪里有毛笔啊？哦——有了，有了！最近，我读了您的大作，佩服得五体投地，但是，反复读之，又令我毛骨悚然，这毛骨都生出来了，不就可以制成毛笔了吗！”可见，两人诙谐得令人捧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