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江淮大地遭遇百年罕见的特大水灾，灾区涉及湖北、安徽等8个省区，其受灾总人口计五千多万，有40多万人死亡，受灾农田近1.5亿亩，而在人口集中的相关城市灾况更显惨重。对这次灾害，时人有“洪水横流，弥溢平原，化为巨浸，死亡流离之惨触目惊心”之谓。本文只是选点掠影式的展示灾情，并对灾害成因和救灾局面作些分析。
从自然成因来说，洪灾之源通常就是长时间、大面积的暴雨。
雨量一天超过200毫米
《中国历史大洪水》一书中，对这年江淮流域的“雨情”有较详细的统计和叙述，概况是这样的：降雨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6月28日到7月12日，为时大约半月，许多地方雨量在400毫米以上，有的地方雨量一天就超过200毫米。第二个阶段为7月18日到28日，历时11天。不论是近江还是离江较远的一些地方，都留下连降暴雨的记载，譬如安徽的安庆“连日大雨如注”，铜陵“急雨倾盆，连绵十数昼夜”……第三个阶段为7月底至8月15日，此期主要雨区北移至黄淮之间和汉水下游，有山东平阴两天雨量约达370毫米、湖北钟祥三天雨量达250多毫米的记录。
与“雨情”相连的是“水情”。同样是据《中国历史大洪水》书中记述，这年长江汛期来得颇早，自然是基于入江各河流的汇聚，4月下旬湘江长沙站就出现了每秒12500立方米的全年大洪峰流量，赣江也出现23米多的全年高水位。
长江中下游干流水位随之迅速上涨，汉口站在5月10日超过22米，7月5日接近24米，8月19日超过28米，大洪峰流量接近每秒60000立方米。而此前10来天，宜昌站水位超过55米，洪峰流量达到每秒64600立方米。汉口及以下的九江、安庆、芜湖、南京等沿江城市超过警戒水位的洪水历时，长达两三个月。
这年，正是由于洪水超量，江淮地区江河湖泊堤防多处溃溢。长江干流自湖北石首至江苏南通段，其间堤坝溃决、满溢就达354处之多。南京以上水面宽10多公里，九江附近达30多公里，而武汉至湖南境内洞庭湖与长江交汇处的城陵矶，更是一片汪洋，仅见少数山岳露出水面。
受灾严重的地方，武汉可算典型之一。武汉三镇，是万里长江上的一大锁钥，有“东南枢纽，八省咽喉”之称，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可当时这里，完全成了一片泽国。李文海、程歗先生等人的《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一书中，对该地当时的灾情惨状作有这样的描述：“武汉三镇没于水中达一个多月之久。大批民房被水浸塌，到处是一片片的瓦砾场。电线中断，店厂歇业，百物腾贵。二千二百多只船艇在市区游弋。大部分难民露宿在高地和铁路两旁，或困居在高楼屋顶。白天像火炉似的闷热，积水里漂浮的人畜尸体、污秽垃圾发出阵阵恶臭。”
还有安徽芜湖，灾情之惨可以说能与武汉相媲。同是《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一书中描述：这里“四处汪洋，不分畛域。市区内河南岸水深丈余，北岸也有五六尺”，“最繁华的中山路上，大水越过了中山桥顶，上面可以推舟行船。沿江招商码头和附近的民房只有尺许露出水面。北平路陶沟一带变成了港湾，帆樯如林。两千多只小船、盆划行在市区”，“许多灾民栖息在房顶上，上有倾盆大雨，下无果腹之粮”，街上到处都有“小孩卖了，谁要小孩”的呼叫声。据当时报载，“城区房屋倒塌，庐舍飘没，江面船只被风击沉”，仅8月26日早晨，因“圩堤续溃”溺毙者就有4000多人。至于其城乡灾民，多达41.8万余人。
再举江苏高邮地方的一个例子。这里8月间因为飓风之下高邮、洪泽、邵伯三湖发生湖啸，湖堤溃决，且事发突然，人们来不及准备，仓促之下更无法应对，一幕幕惨剧就被洪魔制造上演了。且看这样一个事例：有户王姓人家，听到湖堤决口洪水来袭的消息，全家遂向高处奔避。丈夫抱七岁的大儿子，妻子抱四岁的小儿子，6岁的女儿跟随，行动当然难以快捷。大水涌来了，慌乱间丈夫扔掉抱着的大儿子，并催促妻子也抛掉小儿子快跑。妻子不忍，丈夫便上来夺下，小儿子大哭着紧抱父亲的脖子不放，全家人撕心裂肺地哭成一片。这当儿，洪涛卷来，顷刻之间就把这一家人吞没了。
后来当其尸体被捞获时发现，幼子与父亲仍相互紧抱着。多么凄惨之事！那个紧急之下先弃一子的父亲，在被幼子紧搂脖项而最终一同溺亡前的最后关头，想必经历了因先抛弃一子而致极其痛悔、自责的心理折磨。这一家五口的死难的场景，只是许许多多的“黑镜头”之一吧，当时仅高邮城乡死于这场大水者就有万人之多。
严重天灾发生，是对政府和社会救助能力、组织水平和所报态度的最切实考验。在那个时代，中国面临外患内忧，国穷民困，国家和社会的总体救助水平低下，在大面积的严重天灾面前，救助能力确实非常有限。
当年遭受水灾的其实不仅仅是江淮地区，范围几乎是全国性的。据统计，除了所提及的江淮水灾所涉8省之外，起码还有广东、广西、福建、云南、贵州、四川、陕西、河北8省也明显遭灾。
就赈济款项的投放而言，重灾地区当然是第一位的，但对于其受灾损失来说，不啻杯水车薪。江淮水灾所及8省经济损失共为22.54亿元，而国家财政收入，以其中的大宗来说，关、盐两税当年总计才4亿多元。国家财政本来就入不敷出，只好靠追加一定数额的救灾公债来筹款，不但款数有限，而且又引发一连串弊端，使得事情雪上加霜。
灾民从政府方面得到的救助实在可怜，有调查说，截至当年11月份（灾发接近半年），江南灾民平均每家得到的赈款不过大洋六角，占各户平均损失的0.13%。
社会救助中的民间赈济自然也是一条渠道，同胞互助，奉献爱心，真情无限，但毕竟要受经济能力的限制。
南京政府也在全力以赴，忙于应对这场全国性的水患。9月17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行了第一批赈灾公债3000万元，宋子文设法用发行水灾公债等方法筹集赈灾款的想法得以实施。
而孔祥熙致电张学良，要求今年惟一农耕正常的东北运粮赈灾；因为秋风已起，上亿灾民的冬衣问题迫在眉睫。
政府开始以每日一万套的速度赶制冬衣，并且全国征求破旧衣服和鞋，经消毒后运发各地。政府劝告全国农民不要用美国运来的小麦做种子，并且下令灾区不可宰杀耕牛。
国民政府许多部门的工作重点也是这场水灾。教育局已开始要求灾区减免学生学费，政府方面有人谈话，认为眼前惟有救水灾，但同时提醒大家“以后要注重修林造堤之各种水利工程”。“水灾奇重”，中央令各级党部因国庆日不可铺张典礼。
“目前中国大的问题还是水灾的救济”，《华北日报》以醒目的标题刊登了蔡元培在国府纪念周大会做报告时说的这一番话，蒋介石、于右任等也出席了报告会。
蔡元培说，因为灾民已达七八千万人，占中国总人口数的1/6，如果不能得到有效处理，不仅是中国的惨剧，也与民生主义背道而驰。蔡元培还提出各项近期远期的计划，如购借麦棉、禁烟种苗、改良农业等诸多建议。
中国的自然灾难也惊动了当时的国际联盟。9月17日的国联通过救华水灾办法——“一切会员国非会员国一齐救助中国水灾。”国联卫生部长拉西曼也专程来中国协助处理水灾后的卫生防疫工作，他刚刚到达南京，下榻于宋子文公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