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10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通讯兵。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12月起任川陕甘少年先锋营营长、少年先锋团政治委员。1933年12月起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共青团团委副书记。1934年1月起任共青团赤江县委书记。1934年秋起任少共川东北特委组织部部长、书记兼特委委员。参加了长征。1935年4月起任川东北少共特委组织部部长。1935年9月起任中共大金川省委组织部部长兼少共大金川省委书记。1936年6月起任大金川省干部大队大队长兼政治委员。1937年1月起为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员。
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鲁东南临时特委书记。1938年5月起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二支队政治委员。1939年1月起任中共泰山地委军事部部长兼第一大队大队长。1939年8月起任鲁中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1940年4月起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二支队政治委员，中共泰山地委军事部部长，鲁中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山东军区警备第一军分区司令员，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山东军区警备第二旅旅长兼政治委员，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辽东军区参谋处处长，东北民主联军安东军区司令员，辽南军区司令员兼独立师师长，东北野战军第五纵队副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四十二军军长。参加了东北1947年夏、秋、冬季攻势作战和辽沈战役。在辽沈战役中，参与指挥部队先在彰武以南阻击国民党军“西进兵团”西援锦州，后参加辽西会战，会同兄弟部队围歼该兵团于黑山以东地区。1948年12月率部入关参加平津战役，首先攻克昌平、沙河，阻止国民党军西撤，继而攻占国民党军供应基地丰台，同兄弟部队一起完成了对北平（今北京）守军的包围。北平和平解放后，奉命组织部队执行对国民党军第101军军部和第271师的改编任务。1949年4月，率部进军中南，先后参加安新战役和豫西、豫南地区剿匪作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10月，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2军军长，率部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在第一次战役中，集中主力于长津湖以南黄草岭、赴战岭地区阻击美军陆战第1师及南朝鲜军首都师、第3师的猖狂进攻，连续激战13昼夜，歼敌2700余人，其中美军1000余人。之后，又指挥部队连续参加了第二、第三、第四次战役和西海岸阵地防御作战，协同兄弟部队给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以沉重打击。1952年10月率第42军回国后，先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南军区司令员，海军南海舰队司令员，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兼南海舰队司令员，海军常务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是中国共产党第七、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九届中央委员。1995年4月21日在北京逝世。
入川第一人
吴瑞林，1915年出生在四川省巴中县吴家河的一个贫苦农民家里。为度日，他10岁那年跑到通江当泥瓦学徒工。“四·一二”事变后，一个姓肖的包工头把他带到阆中县砖瓦厂当学徒工。这个厂有700多人，学工200多人，工头把学工不当人，每月不给工资，还经常打骂。工厂有个地下党员王师傅，串联工人成立了工会，并进行两次罢工。王师傅见吴瑞林在罢工斗争中勇敢、机敏，而且人品好，格外信任，便分配他散发传单。厂里后来又来了两个地下党员，一个叫吕手谦，当厂里的司爷；一个叫戚运元，管厂里的伙食。党组织向工人秘密宣传南昌起义，使吴瑞林等工人知道中国有了共产党，有了工农红军。后经吕、戚介绍，吴瑞林加入了共青团。
吴瑞林入团后，1928年冬，党组织决定让他做秘密交通员、第一年在川北特委，第二年在四川省委，经常来往于南充、阆中、江油、达县等地。组织上在阆中城给他找了一个姓石的“姨妈”，在南充城给他介绍了一个姓张的“姑妈”。她俩都是党的交通员，她们的家是吴瑞林来往的食宿处，还规定了情况发生变化的暗号等。
1930年，党组织派吴瑞林送信到达县，同川东游击队领导人王维舟取得联系。中秋节下午，他见到了王维舟。王向吴瑞林询问了通江、南江、巴中的敌军驻防情况，吴瑞林作了详细汇报。王维舟很满意。当晚，在一面山坡上，王维舟招待吴瑞林吃月饼，同赏明月。第二天一早，吴瑞林离开达县时，王维舟给他取了5个用红薯面做的饼子，其中开口的一个装着信件，王告诉吴瑞林：“这次任务特别重要，要晚上走，白天停，早上走，中午停，绕大道，走小路……”七八天后，吴瑞林回到南充，把开口的那个饼子交给了“姑妈”。
“姑妈”出门回来，叫吴瑞林把饼子送到中坝去。吴瑞林从中坝返“姑妈”家时，“姑妈”眼泪汪汪地说：“你把衣服脱下来。”“姑妈”将破烂处进行了缝补。“小吴，你太累了，早些睡吧，次日天亮，“姑妈”叫吴到渡口码头上去一趟，说有人找他。在渡口上，吴瑞林不仅见到了吕子谦、戚运元，还见到了于江震（余岱生）。4入同上一条船。于对吴说：“上面要你回通南，去工作，你同吕予谦、戚运元一起去。”到了1932年秋天，中共巴中中心县委接上级通知：宣传红军，大讲红军性质，使群众了解红军，提高对红军的认识。1932年12月，上级正式通知巴中中心县委，到川陕交界地去迎接红军入川。他们4入同行，因土匪阻路，未成。回到通江城后，中心县委又派吴瑞林只身从山路前往，吴在通江边唾的烟溪场接到红军先头部队，可红军部队怀疑他是国民党派来的探子，将吴捆了起来。吴说：“你们可以捆我，但不能打我，我是党组织派来迎接红军的。”先头部队将他送到团部后又送到12师师部。当晚，把吴同捉到的地主关在一起。次日一早，吴一边打门，一边大闹起来。红四方面军总部的朱光问他有什么事，吴瑞林说：“我是党组织派来迎接红军的，你们不要把我当奸细，同坏人关在一起。”朱光将吴带到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张琴秋处，吴瑞林向张汇报了地方党组织的情况和迎接红军的事以及与通江城发动群众的情况及敌人的兵力部署等。吴被送回12师师部，师长邝继勋又问了他一遍，并详细地了解了去通江的路线。邝继勋叫吴带路，攻打通江县。这样，吴瑞林成了迎接红军入川的第一人。
1932年12月25日，通江城解放后，红军对吴的怀疑仍未解除，又叫吴带路，攻打巴中杀牛坪、清江渡。1933年1月18日，清江渡解放后，吴对首长说：“我的家在化成，隔清江很近，去调查一下。”红军便派袁克服、郭开甫去了解，但回队后未公开表态。
接着，部队攻打巴中城，吴瑞林出色完成红军交给的侦察敌情、带路等任务。巴中解放后的第四天，徐向前总指挥和陈昌浩政委接见了吴瑞林，表扬他迎接红军和带路攻占通江、巴中城出了力、立了功。当徐总得知吴是共青团员时，问吴：“为什么没有转党？”吴说：“组织上还没有叫我转党。”陈昌浩政委说：“从你在烟溪场接到红军那天起，就算你的入党日期，入党就是那一天！”随后，给吴办了转党手续，并安排他在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团委工作。
海军新兵
1955年10月，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度，吴瑞林被授予陆军中将军衔，同时中央军委任命他为海南军区司令员。他本来想多学几年文化的，但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敌对势力又对中国虎视眈眈。他立即走马上任，去守卫祖国的宝岛—海南岛。
1957年秋，吴瑞林入高等军事学院基本系深造。他同许多高级将领一起，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军事理论，研究总结解放军历次革命战争的作战经验。学习了两年提前毕业。中央军委命令他担任南海舰队司令员。由陆军到海军是吴瑞林军旅生涯的一大转折。面对海军那些技术装备复杂，专业分工细，技术性强，战斗岗位多，机动性大，活动在辽阔海洋上的钢铁队伍，吴瑞林一窍不通。陆军的老将成了海军的新兵。对他这个小泥瓦匠出身，只读了一年文化速成中学的人来说，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是可以想象的。吴瑞林牢记着1960年春节，他到南海舰队上任伊始，去看望正在广州疗养的朱德和罗荣桓时的情景。朱老总对吴瑞林说，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美帝国主义把他们进攻的重点，已由北方转到南方来了。从历史上看，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就是从南面开始的。所谓反帝反封建，首先是在南方，林则徐领导反对英国侵略的鸦片战争，从地理上看，东有台湾，西有南越，南海面对港澳，是独有的、复杂的任务，西沙群岛、南沙群岛，是祖先留给我们的遗产，绝对不能丢掉。……我们的工作、建设和战备，要适应形势的转变。
朱老总接着又说，当年（指朝鲜战争停战时），毛泽东、彭德怀就都看到了。毛主席问彭老总，“谁去守南大门好？”彭老总说，“打美国佬还是吴瑞林吃得透，四十二年吃得透，派吴瑞林去为好。”那时，我就支持你去南方，现在也是支持你去南海舰队的。你知道毛主席、彭老总的意图就好了，就不用我再讲了。听了这些话，吴瑞林深感党中央、中央军委对自己的信任，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来到南海舰队，为了尽快熟悉海军情况，了解和掌握海军知识，吴瑞林甘当小学生，一切从头学起。
舰队领导和机关部门为吴瑞林制订了一个3个月的学习计划，他没有坐在办公室里学习，而是登上舰艇，到海上去学习，向广大干部战士学习。在舰艇上，请航海长给他讲航海知识，包括天文、地理、气象、星座等各方面的知识，在浩瀚的海洋上，学习以北斗星为坐标，辨别方向；到主机舱去，请机电长给他讲解主机的性能和操作方法，副机的性能和作用，舰艇漏水如何排水、操作；到枪炮部门去，请枪炮长给他讲解舰炮的性能、作用，舰艇在海上颠簸的情况下如何能准确命中目标，等等。吴瑞林虚心地向水兵们求权，不耻下问，一丝不苟地学习。
吴瑞林头一次上舰出海，航行3000多海里，跟水兵们一起生活，一起训练，他竟没有晕过船。这大概得益于他少年时代在波涛汹涌的嘉陵江上放木排，当纤夫时的锻炼。
就这样，吴瑞林每年以2/3的时间带舰出海训练，东起福建广东，西至广西北部湾，南过海南岛，至西沙、南沙群岛，走遍了祖国南部海疆、港岸。他深入海岛、基地，看望守岛、岸防官兵，蹲点调查研究，指导部队基层建设，关心官兵们的物质文化生活，帮助守岛部队解决吃水、吃菜困难等问题。他经常向部队讲红军、八路军的优良传统，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的作战经验和战斗故事；他同水兵们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娱乐，深受广大官兵的爱戴。
吴瑞林担任南海舰队司令员期间，遵照毛泽东、周恩来关于要跟上形势，实行重点转移，要求南海舰队实行全面战备，加强工程建设，准备打仗的一系列指示，在中央军委、海军党委、首长的领导下，同南海舰队其他领导一道，狠抓了从水面舰艇到海军航空兵各部队、各部门的战备、训练和建设。
19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赫鲁晓夫不再提供为中国制造的舰艇。吴瑞林亲自抓了贯彻中央关于自力更生造舰艇的方针的落实。在上海、广东地方党政领导的通力合作下，两三年内制造出扫雷舰、护卫舰各4艘和大批炮艇、鱼雷快艇，使南海舰队的舰艇吨位，由2万吨增加到7万吨，部队由2万多人发展到7万人。舰队的港湾、基地、飞机、机场等各方面的工程建设都有了很快的发展。
秘密护航
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亲自主持研究确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台湾问题和对台工作的总方针。中央认为，台湾宁可放在蒋氏父子手里，不能落到美国人手中。毛泽东和党中央根据国际形势和海峡两岸的实际情况，适时提出：对蒋介石我们可以等待，解放台湾的任务不一定要我们这一代完成，可以留交下一代去做；现在要蒋过来也有困难，问题总要有这个想法，逐步地制造些条件，一旦时机成熟就好办了。台湾只要和大陆统一，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均由蒋介石掌握，所有军政及建设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双方互约不派人员去做破坏对方的事情。中共中央领导人还一再表示：台湾当局只要一天守住台湾，不使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大陆就不会改变目前对台湾关系。1963年6月，周恩来就对台工作向有关人员提出：我们不会因自己强大而不理台湾，也不会因有困难而拿原则作交易，我们是从民族大义出发，从祖国统一大业考虑。
据吴瑞林的老战友，当年曾任中央对台办主任的罗青长回忆：为贯彻中央对台工作方针，1963年12月初，周恩来与张治中副委员长曾到广东省边境，与两位能沟通国共两党关系的人士进行秘密会晤（据吴瑞林本人回忆，还有陈毅参加）。罗青长参与了此次鲜为人知的重要活动。为保卫周恩来等人的安全，并使会晤不被干扰，他奉命去找当时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兼南海舰队司令员的吴瑞林，传达并说明了此行的重要性和保密要求。吴瑞林当即表示，对中央赋予的使命坚决执行，并立即部署。
周恩来一行到后，吴瑞林陪同他们先参观黄埔军校旧址，又来到黄埔港，乘南海舰队846号舰视察珠江口，检阅了南海舰队部分官兵。周恩来与官兵们合影留念，勉励大家做到思想好、身体好、技术精，并对水兵们说：你们生活在舰上，很辛苦，也很光荣，有你们保卫海疆，毛主席放心，全国人民放心。随后，由吴瑞林亲自指挥军舰，护卫周恩来一行，开始了秘密航行。
在舰上，吴瑞林向周恩来汇报了南海舰队的情况。听了汇报后，周恩来郑重地向吴瑞林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要南海舰队积极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援越抗美高潮的任务。周恩来并指示吴瑞林：南海舰队的指挥机关必须从广州迁到湛江。吴瑞林回广州后，坚决执行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并按中央军委的部署迅速地将舰队的指挥机关由广州石榴岗迁往湛江。后来，根据军委和海军领导的指示，吴瑞林主持制订了南海舰队援越抗美的作战方案，在中国的海域、空域和领土上打击敌人，以实际行动援助了越南人民的抗美斗争。
从广州到边境的预定会晤地点，在海上有一夜航程。为照顾好周恩来、张治中的休息，事先，吴瑞林就安排在舰舱寝室内为他们加宽了床铺，设置得稳稳当当，还更换了卫生间的马桶，适于上了年纪的人使用。航行中，吴瑞林亲自值班，命令舰长指挥军舰低速行驶，使发动机噪音减少到最低限度。恰好那天夜晚，海面上风平浪静。第二天清晨，到达目的地，周恩来高兴地对大家说：“这晚上是几年来睡得最安稳的一觉。”登岸时，周恩来还向吴瑞林和全舰官兵亲切致谢。
在周恩来此次重要的边境秘密会晤的几天里，吴瑞林又亲自带领3艘军舰在附近的海域进行了军事演习，以掩护会晤的顺利进行，也确保了周恩来一行的安全。
1995年春节，罗青长在吴瑞林拜年时，又谈起了这桩重要历史事件，罗青长对他说：“那次会晤沟通了台湾当局（蒋介石、陈诚、蒋经国）与大陆，在都主张只有一个中国的问题上，事实上达到了默契，使国共两党有了一定基础的共识。”吴瑞林从心底感到非常高兴，当年自己有幸为周恩来护航，完成一项重要的政治使命。
战绩卓越
吴瑞林率领南海舰队不懈地加强战备，主动寻找战机，打击来犯之敌，取得了多次海战、空战的胜利。1965年8月5日晨，国民党海军巡防第二舰队旗舰大型猎潜舰“剑门”号和小型猎潜舰“章江”号，由台湾左营港隐蔽出航，采取迷惑和佯动战术，先驶向南澳岛，尔后改变航向，当天傍晚驶至福建省东山岛东南兄弟屿海域，企图伺机向大陆输送一股武装特务，进行破坏活动。岂料，国民党军舰一离开左营港，就被我金刚山观通站发现，追踪严密监视，并立即报告了南海舰队司令部。
吴瑞林同舰队其他首长立即研究了敌情，向汕头水警区发出一级战备的命令，并迅速制订了放至近岸，协同突击，一一击破的作战方案，向海军、广州军区和总参谋部作了报告。同时，命令以护卫艇四十一大队高速护卫艇4艘、鱼雷快艇十一大队鱼雷艇6艘，组成海上突击编队，指定汕头水警区副司令员孔照年担任海上突击编队总指挥，负责海上作战指挥。
吴瑞林亲自打电话给孔照年说：“要抓住敌舰不放，要集中优势兵力先打一条，一定要打好这一仗，决不能把敌人放跑。”孔照年很快把司令员指示传达到各大队和机关有关人员。全体指战员在两个小时内完成战斗准备。当夜，21时24分和23时43分，4艘护卫艇和6艘鱼雷艇先后由汕头、海门启航，乘着夜幕，飞箭般驶往南澳岛云澳待机。23时许，总参批准了作战方案。23时13分，孔照年率突击编队出击。他按照吴瑞林的要求，首先咬住敌舰“章江”号不放，硬是把它和“剑门”号分割开来，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对“章江”连续进行了6次冲击。于3时33分把它击沉。
“章江”号下沉时，“剑门”号仓皇逃至外围海域徘徊不决。吴瑞林立即电令孔照年追歼它，并命令正在待机的5艘鱼雷快艇赶去增援。孔照年指挥作战现场的3艘护卫艇，开足马力，径直向“剑门”号追去，在追至距敌舰50链时，敌舰边逃边向我艇队开炮，我艇队一往无前，穷追不舍，追至距敌舰20链时，敌舰所有大小火炮更猛烈地向我艇队拦阻射击，我艇队仍未还击，指战员们冒着敌人的炮火，沉着机智地进行反炮火曲折机动前进。当追至距敌舰仅7链时，各艇集中所有火力，对它进行猛烈打击，敌舰立刻中弹起火，拚命狂逃。
此时，天已大亮，作战海域离台湾较近，敌机可能来袭。是眼看着敌舰逃掉，还是继续追击，歼灭它呢?战机不可失。吴瑞林果断地下达了继续攻击“剑门”号的命令，并飞速电报总参，要求派空军临作战海域上空掩护我艇队作战。
这时，海军鱼雷快艇队也赶到，迅速展开，距敌舰二三链时，分成两组发射了10条鱼雷，当即命中3雷，随着3声沉雷般的巨响，“剑门号”冒着浓烟烈火葬身海底。从我艇开始攻击，到打沉敌舰，仅用12分钟，就结束了战斗。
此次海战，由于吴瑞林时机掌握得好，决心果断，正确指挥，加之全体指战员的英勇顽强，灵活机动，不怕牺牲，而取得了预期的战果。
此战击沉的国民党“剑门”号，原是美国“海鸥”级猎潜舰，原名“巨嘴鸟”，全载排水量为1250吨，航速每小时18海里，舰上火力很强，有各种口径火炮10门，有雷达、声纳系统，是一艘装备较先进的军舰。1965年4月刚刚送给台湾国民党的。击沉的“章江”号系美制小型猎潜舰，全载排水量为450吨，高航速每小时20海里，有各种火炮7门，火箭发射器一座，深水弹投掷器4座，也有雷达声纳系统，火力也很强。这次海战，是人民海军创建以来大的一次海上歼灭战，一举击沉两艘敌舰，击毙国民党巡防第2舰队少将司令胡嘉恒以下170余人，俘“剑门”号中校舰长王韫山等33人。战后，国防部通令嘉奖参战部队，赞扬“这一仗打得坚决，打得干脆，打得漂亮”；授予机电兵麦贤得以“战斗英雄”称号。海军分别授予611号护卫艇以“海上英雄艇”、119号鱼雷艇以“英雄快艇”称号。
当解放军民欢庆“八·六”海战胜利之日，正是台湾国民党痛苦不堪之时。蒋介石下令将他的海军总司令刘广凯予以撤职。海战后，吴瑞林和政委方正平一起口述了向中央的总结报告，用电报发往北京。
8月15日，“八·六”海战的战斗经验总结报告送进了中南海。毛泽东连夜把报告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对报告中写道：发扬了解放军的夜战、近战优良战斗作风；小艇打大舰，并打沉敌舰（敌舰吨位上大于我10倍的“剑门”号）……之处，毛泽东用笔特别重重地划上了单杠或双杠，以示嘉许。毛泽东还在电报上批示：仗打得好，电报也写得好。
8月17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贺龙、陈毅、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罗瑞卿等中央和军委领导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来京汇报的参加“八·六”海战有功单位和有功人员代表孔照年、石无定等7人，并合影留念。周恩来夸赞说：这次海战是打近战、夜战、群战，是小艇打大舰，你们打得很好，毛泽东主席高兴地说：打得好!是以小打大，是蚂蚁啃骨头啊!
吴瑞林没有上北京，他接到情报，蒋介石下令派出两条驱逐舰、三条护卫舰，前来报复。他立即组织部队严阵以待，准备给再犯之敌以更大的打击。
“八·六”海战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许多往外国使馆发来贺电，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巨大反响。海战一结束，8月7日，美国《纽约时报》就报道：“台北8月6日电，两艘美国制造的中国国民党猎潜舰遭到中共海军的袭击，于今天在金门（Quemoy）附近沉没。”
粉碎挑衅
1960年代，美国侵略越南战争期间，美军飞机经常入侵中国海南岛海域上空，搞所谓“擦边战术”，进行挑衅活动。1965年4月8日、9日，美军飞机连续入侵海南岛上空，对解放军的飞机发射导弹，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对此，毛泽东和周恩来明确指示：美机昨天是试探，今天又是试探，真的来挑衅了！要坚决打击……
“八·六”海战一个多月后，1965年9月20日10时47分，美国空军F-104C型战斗轰炸机一架，在4000米高空，以时速1150公里，从北部湾向海南岛西部飞行，企图侵犯中国领空挑衅，南海舰队指挥部接到海岸雷达站报告敌情后，一面向总参、海军报告，并立即命令海军航空兵驻海南岛部队的“海空雄鹰团”大队长高翔和副大队长黄凤生各驾一架中国自制的歼6型飞机迅速升空，巡逻待战。
当美机入侵并进至雷州半岛南端上空时，在地面指挥所指挥下，高翔和黄凤生密切配合，驾机以“空中拼刺刀”的英勇战斗作风，从距离美机290多米开始攻击，一直打到距离39米，将其击落于海口市东北35公里处。美国飞行员史密斯上尉跳伞逃命，一落地就被我当地民兵活捉。
会见基辛格
6年之后的1971年10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又派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博士为特使，秘密访问中国，这次他向周恩来提出，要求释放美国飞行员史密斯。毛泽东和周恩来签允了基辛格的要求。周恩来还指示，由当年曾任南海舰队司令员，时任海军常务副司令员的吴瑞林出面会见基辛格，商定释放史密斯的事宜，并由叶剑英和乔冠华具体安排。
吴瑞林参加与基辛格的秘密会见是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进行的。周恩来、叶剑英、乔冠华在座。当乔冠华向基辛格介绍说，“这位是吴瑞林将军”时，基辛格同吴瑞林紧紧地握手，并笑着说：“我们美国人对吴将军的名字并不陌生，而且对您那个绰号，美国人更熟悉呀！”周恩来和叶剑英问：“你的什么绰号？”吴端林回答说：“那是战争年代蒋介石和日本鬼子给我留下的很多纪念，叫我‘吴瘸子’。”在座的人都笑了起来，空气十分轻松。基辛格说：“吴将军是全才，能打陆战、海战，也能指挥空战呀！当年在战场上，我们美国将军一碰上吴将军都感到头痛啊！麦克阿瑟、李奇微对吴将军都感到棘手……”周恩来说：在朝鲜战场上，他是志愿军的主要军长之一。基辛格问：“越南战场有吴将军吗？”乔冠华说：“他和叶剑英元帅去过。”叶剑英说：“那是1962年的友好访问。”随后，基辛格把话题转到了实质问题上：“吴将军能把史密斯上尉还给我们吗？”“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当然可以。具体办法，请同乔冠华商量。”吴瑞林走向基辛格告别时，他郑重地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位军人，保卫祖国的领空、领海、领土是我的神圣职责。”
后来，周恩来、乔冠华都赞许吴瑞林在会见基辛格时不卑不亢，完行得体，表现了一个新中国将军的应有风度。
吴瑞林将军纪念碑坐落在四川省巴中市。纪念碑的造型是一只航行祖国万里海疆的军舰，象征他为中国人民海军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碑基五台，象征将军由团政委、师长、军长、海军常务副司令到中共中央委员的五级晋升；舰身由三块花岗石组成川字，意指吴将军是四川籍，又寓他曾在中、朝、越三国指挥部队作战。基座上不仅镌刻吴瑞林将军生平和他为中国革命所作的贡献，而且是他长眠的墓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