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春煊（1861年—1933年），中国近代史上著名政治人物。字云阶，号炯堂老人，曾用名云霭、春泽，广西西林人。云贵总督岑毓英之子，1885年考取举人，以恩荫入仕。甲午中日战争时前赴战场，1898年因力主变法维新而得光绪帝青睐，提拔为广东布政使，1899年调甘肃布政使。
据族谱记载，岑春煊的祖上是东汉时排名云台二十八将第六位的功臣岑彭。在宋朝时，落籍浙江余姚的岑彭后裔岑仲淑随狄青平侬智高有功，便世居广西为土司。岑春煊家原本是上林峒长官司的世袭土官，由于乾隆年间改土归流，便成为平民。到其祖父岑苍松时，始以文学起家。岑春煊之父岑毓英因平定云南回民起义有功，官至云贵总督，成为清廷的封疆大吏。
咸丰十一年辛酉三月二十三日（1861年5月2日），岑春煊出生于广西省泗城府西林县那劳村，他是岑毓英第三子，人称“岑三”，因为人性格多变，敢作敢为，又称“颠三”，原名岑春泽。岑春煊少年时就读于泗城（凌云）云峰书院，后随父亲岑毓英赴任地读书。1879年时，岑毓英考虑到“滇桂僻处边地，弟子见闻隘陋，无所师法”，便命岑春煊到北京学习。客居北京的岑春煊是一个有名的纨绔子弟，据汤用彬《新谈往》记载：“春煊少跅弛，自负门第才望，不可一世，黄金结客，车马盈门，如宴也。”他与劳子乔、瑞澄被时人称为“京城三恶少”。
岑春煊因其父恩荫，很快就由监生加捐主事、签分工部学习行走。1881年，他因病请假回家休养，1885年参加广西乡试，考中举人，奉旨到部候差。1888年，他又报效海军经费，奉旨以郎中归本部即补。同年光绪帝大婚，岑春煊充派为办处帮总办。由于这是一个实缺，因而他备受瞩目。这时他听从算命先生的话，把名字“春泽”改为“春煊”。1889年，岑毓英死于云贵总督任上，岑春煊回广西守制，1892年再赴北京，清廷授其光禄寺少卿，旋迁太仆寺少卿，署大理寺卿。
岑春煊登上政治舞台，是在甲午中日战争期间。在战事吃紧，“大臣畏葸不前”的情况下，岑春煊曾两上奏章，毅然“自请效力前敌”，被派到刘坤一营中当差，不过刘坤一因岑春煊早年放荡声名，不予重任。当日军在山东荣成登陆、威海告警时，他又主动请缨，被派往烟台总理营务，开掘地营，布置防务，颇尽职守。后来日军猛攻营口，他又请求率军赴援。但由于清朝腐败，中国难逃失败的厄运，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岑春煊对此愤懑难平，辞职离京，隐居桂林，甚至产生了遁入空门、不再出山的念头。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岑春煊目睹国事日非，不能不有所触动。他投身维新变法运动中，先后参加了上海强学会和北京的保国会，并于1897年2月亲自和康有为等人筹议成立了维新变法运动中广西具影响力的维新社团——桂林圣学会。1898年夏，岑春煊陪其幼弟岑春荫进京赶考，在此期间受光绪帝召见，他除了提出兴学校、练新兵、讲吏治、信赏罚诸条外，还上专折吁请皇帝要操掌实权，不要徒有其名。戊戌变法时光绪帝下达裁撤冗官的诏令，就是受岑春煊建言的直接影响。
1898年8月31日，岑春煊被擢为广东布政使。他抵达广东后，同以两广总督谭钟麟为首的阻挠改革的顽固派进行了相当果敢的斗争。他在广东吏治改革作为突破口，大刀阔斧地裁撤各闲散机构和人员，甚至把谭钟麟总督衙门中的文案也予以裁并。并拟对谭钟麟的亲信、贪财害命的知府王存善罢官严惩，欲杀一儆百。新旧之争，势不可免，岑、谭二人互相参奏，乃至拍桌相骂。在京的维新派人士也遥相呼应，宋伯鲁递呈了康有为代拟的《请惩办谭钟麟折》，以阻挠新政为由，请严惩褫革。光绪特命湖南巡抚陈宝箴对谭严密访查，“速行参奏”。
岑春煊的目光所及不仅仅广东一隅，他还十分关注北京的形势和全国的变法大局。于外交，他认为李鸿章的联俄政策和康有为的联英政策均不足取。面对列强瓜分，只有“固民”才能“御侮”。于内政，他提出“苏民困”；取消“昭信股票”；查禁米粮出口，抑平粮价；防止白银外溢；设彩票招商局，集民款自修粤汉铁路，防止外资渗入；让商人“自购战舰”等一系列建议。这些建议被光绪部分采纳。
由于岑春煊在变法活动中表现得十分活跃，戊戌政变后亦受牵连，多亏“荣禄为缓颊”，方得幸免，改调甘肃布政使。岑春煊在甘肃期间，亦不忘上奏弹劾谭钟麟，最后谭钟麟被免去两广总督之职。以藩司弹劾制宪，在有清一代几为仅有，岑春煊也开始以刚直闻名于世。
1900年，义和团运动达到高潮，引来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岑春煊在甘肃听说后，率2000兵马星夜兼程赶来“勤王”，到了北京后被调到张家口驻扎以备俄。1900年8月14日，北京失守，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仓皇出逃，岑春煊赶来救驾，被任命为前路粮台督办。在此期间，岑春煊和他的幕僚张鸣岐等人制定了一个帮助光绪夺回政权的计划，试图配合康有为等流亡海外的保皇势力发动政变，但最后还是放弃了。而慈禧太后则因岑春煊雪中送炭而对他极为信任，授其为陕西巡抚，翌年调任山西巡抚。岑春煊审时度势，力言“山陕大灾之后，万不能再开战衅”，令娘子关、固关守军后撤，以示讲和诚意，并解决毓贤在任时的教案遗留问题，并预拨银两给传教士，杜绝联军进兵口实。后来这笔钱被传教士李提摩太捐作山西大学堂创办费用，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大学。除此之外，岑春煊还聘请日本教员，创办了山西农林学堂。在山西兴办新式学堂是他主张变法自强的早实践。
1902年7月，岑春煊改任广东巡抚，原拟入京陛见后南行赴任，结果四川哥老会蜂起，清廷又命岑春煊赴成都署理四川总督，平定了变乱，并创办警政，处置了一批贪官污吏。其后又为平息广西土匪，清廷令岑春煊署理两广总督，督办广西军务。民国时的风云人物龙济光、陆荣廷等，就是这一时期被岑春煊收编的。除了平息匪乱之外，岑春煊还在两广大力惩办贪官污吏，使“官屠”之威名远扬。另外，岑春煊不遗余力地在广东推行新政，他展开军事改革，他以常备军、续备军、巡警、州县士勇来代替绿营，分别执行作战守备、缉捕清乡、维持治安、护解饷犯的任务，并拟就了精简武员的详细计划。为了扩充军事人才，他大办军事学堂，次第成立了广东将弁学堂、军医学堂、陆军中小学堂、警备学堂等。同时，他还兴建新式学堂，在广州设立了“学务处”专管教育，创办广东法政学堂、两广高等工业学堂、两广方言学堂以及测绘、蚕业、农林等专业学校，并改两广师范学堂为两广优级师范学堂，又选派士子去日本留学，为两广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卓越的贡献。
1906年9月1日，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岑春煊非常欢迎。预备立宪上谕刚一颁布，岑春煊便特派亲信到上海，写信给立宪派的领袖张謇，怂恿他们拉人结社，并捐出开办费一万元，还表示愿每年提供经费一千元。于是，预备立宪公会于1906年12月16日在上海成立，由岑春煊手下的老幕僚郑孝胥充任会长，是为清末影响大的立宪团体。岑春煊作为该会实际上的发起者和操纵者，其作用不言而喻。岑春煊与海外保皇党人的关系亦迹象昭然。1905年，他曾默许亲信幕僚周善培到香港与梁启超会晤。
岑春煊在两广惩办贪官，损害了庆亲王奕劻及其同党直隶总督袁世凯的利益，而朝中清流领袖军机大臣瞿鸿禨欲扳倒庆、袁，便与岑春煊相联结，引发了“丁未政潮”。1906年9月，庆、袁一派借口片马问题非岑春煊解决不可，使朝廷将岑春煊调为云贵总督。岑春煊没有赴任，却前往上海治病，期间各方人士访谈者甚众，包括康有为的女婿麦孟华。1907年3月，忽有旨调任岑春煊为四川总督，并且不必进京请训。岑春煊认为这又是庆、袁的诡计，于是坐船从上海到武汉，在武汉电请入觐，又不待上谕而乘火车沿京汉铁路径自赴京。慈禧太后四次召见岑春煊，岑春煊痛陈时局之非，并弹劾庆亲王纵容贪腐，还声称要留在北京作皇上、太后的“看家恶犬”。慈禧虽未惩办庆亲王，但也嘉奖岑春煊的忠诚，任命他为邮传部尚书。岑春煊刚接受任命，就弹劾了袁世凯的亲信邮传部侍郎朱宝奎，使其革职，后又劝说慈禧罢斥袁世凯另一亲信段芝贵。瞿鸿禨也趁机动员江春霖等言官上章弹劾庆、袁，为岑春煊造势鼓劲，甚至坊间传闻庆、袁将倒台，岑春煊将接替袁世凯来坐镇北洋。
眼看岑春煊就要在京师站稳脚跟，庆、袁地位不保，立刻展开反击，对慈禧说岑春煊是康梁一派，居心叵测，慈禧便怀疑起岑春煊，将他外放为两广总督。1907年4月17日，岑春煊解职出京，他不去广州，却往上海，伺机反扑。远在日本的梁启超得此消息后，于4月23日至5月5日专程回沪等候，企图和岑春煊见面。岑、梁是否见了面，由于行踪诡秘，不得而知。但袁世凯却于此时通过上海道蔡乃煌抛出了一张岑、梁等人在一起的合影呈递慈禧，使慈禧震怒，将岑春煊开缺。伪造照片之事，得到了同盟会员陈少白的帮助，原因是岑春煊过去曾将粤汉铁路收归官办，省港粤路股东与同盟会极为不满，不愿他返粤莅任，因此联手袁世凯除掉岑春煊。但仅六年之后，国民党人又和岑春煊走到一起，故史家感叹“政治上离合靡常是非不一，这却又是一事例”。
丁未政潮后，岑春煊赋闲杭州，后又至上海就医。袁世凯为斩草除根，嗾使蔡乃煌散布不利于岑春煊的谣言，甚至伪造岑春煊劝浙江巡抚增韫“举大事”的信函，所幸增韫以原书寄岑，得以揭发奸谋。1908年冬慈禧、光绪相继驾崩，袁世凯亦被罢黜，岑春煊才得以在上海静养三年。
1911年，因清政府铁路国有政策，南方数省爆发保路运动，四川尤烈。当年9月15日，岑春煊被清廷任命“赴川会同赵尔丰办理剿抚”。这年夏天，以国会请愿运动失败、皇族内阁成立、保路运动受压等事件为引子，立宪派与清政府的矛盾已到不可调和的程度。岑春煊原本就是立宪派的一员，自然也开始与清政府产生裂痕。他明确反对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并对四川保路运动力持主抚态度，发出《致四川人民各安生业电》，宣称“必当为民请命，决不妄戮一人”。甚至于9月20日致电内阁，辞职相要挟，公然要求清廷“罪己之言与特恩之诏同时并布”。9月29日，岑春煊前赴四川时途经武昌，与湖广总督瑞澄详商，仍坚持前议，瑞澄再三劝告，岑春煊百折不回。他自知清廷不可能同意他的建议，便电请病假回沪，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岑春煊未作停留，于次日乘轮离开武昌。
清政府接到武昌起义的消息后十分惊恐，决定再次起用岑春煊、袁世凯，于10月14日发布了岑、袁分别补授四川、湖广总督的任命。岑春煊对这一任命再三辞却，清政府多次恳请勿再固辞。立宪派主导的四川保路同志会也宣言：“目前各衙门告示，除将军玉昆、岑宫保而外，我川人均可置之无睹焉可耳”。岑春煊推辞不过，10月23日勉受川督，但同时提出扩编军队为十营，增拨枪炮子弹，发银一百万两等条件，清政府无法兑现。10月29日，岑春煊因筹划兵饷均不就手，以病情加重为由辞职。清廷只好任命端方暂署川督，虽然还给岑春煊保留位置，但他终不复出。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后，岑春煊公开站在了革命阵营一边，通电要求清廷及袁世凯顺应形势，实行共和。这标志着他从清廷官僚到民国政客的蜕变。
岑春煊晚年口述回忆录《乐斋漫笔》，与崂山太清宫道长韩太初合编了著名的琴曲《山海凌云》。
岑春煊去世后，其旧交李根源与黄元翰将岑春煊在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期间的电稿、函告和文稿700多篇辑成一集，1994年岑春煊之女岑德美将其公开，翌年由何平、李露校注、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为《岑春煊文集》。该文集还包含了《乐斋漫笔》、《岑春煊遗言》、《岑春煊年谱》等内容，对于研究岑春煊及中国近现代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在晚清官场，流行着“三屠”之说，岑春煊是官屠（或屠官）、张之洞是财屠、袁世凯是人屠。岑春煊以不畏权贵、弹劾贪污和渎职官吏而著称，时人形容：“春煊每至一省，必大肆纠弹，上下皆股栗失色。” 他在戊戌变法期间出任广东布政使时，就敢跟两广总督谭钟麟叫板，署理四川总督时，曾准备一次弹劾300多名官员，在幕僚力劝下作罢，但也弹劾了40多人。两广总督任上，劾罢不法污吏渎职者1400多位，“上自抚院，下至典史，无皆不有”，官员们皆谈“岑”色变。
在他“屠官”的过程中，瞩目的是周荣曜案和裴景福案。1904年，岑春煊受命兼任粤海关监督，查得海关库书周荣曜私吞公帑数百万两，并与朝中勾结，后为逃避追查，以庆亲王奕劻之奥援，被派为出使比利时大臣，岑春煊趁他尚未出国时，弹劾其贪污之罪，周荣曜溜到暹罗，但他的财产被全部没收。丁未政潮时岑春煊进京弹劾庆亲王时，便是举周荣曜为证。裴景福案则是岑春煊于1903年莅任广州后，立即指控南海知县裴景福贪污24万银元，裴景福逃到澳门避难，后虽被岑春煊交涉引渡，但清政府以查无实据，未处死刑，只是发配新疆。据说，裴景福案带有很强的挟私报复之嫌，因为岑春煊在戊戌变法期间与康有为往来密切，而裴景福曾负责查抄康家，发现了岑春煊与康有为往来的书信，虽然这些书信被全部销毁，但岑春煊仍然必欲置裴景福于死地，故借口反腐而引发此案。
岑春煊认为教育是政治的首务，应首先振兴，必须通过教育来开启民智。他常说，欲雪国耻，要有自强，自强之道，首须培养人才。学校者，人才所由出也，故必自广兴教育始。岑春煊由此对兴办教育情有独钟。1901年，岑春煊任山西巡抚，便将兴办学堂作为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将原山西大学堂和外国人办的中西大学堂合并为设有中学专斋和西学专斋的新的山西大学堂。开创了我国近代教育中西合璧的新篇章。岑春煊任四川总督，又派翰林学士胡峻赴日考察学务，然后回来主办四川高等学堂。岑春煊热衷兴办教育，培养人才、在两广更加突出。
岑春煊为广东、广西的近代教育作了重要奠基。岑春煊的父亲岑毓英早年便在家乡西林县那劳寨办了一所“南阳书院”，培养家乡人才。岑春煊在外任职时，还时时挂念南阳书院，给书院送纸张笔墨，图书资料、后来又出资扩建书院；并反复叮嘱一定要办好书院。西林到省城路途遥远、为帮助本县学子赴省城参加科考，岑春煊给县里捐了两千两纹银作应考基金。在两广总督任上，他还亲自拨款建起了“泗色中学堂”（今百色中学）。他创设两广学务处，作为高教育管理机构。先后开办了两广实业学堂、广东法政学堂、蚕业学堂、农村学堂、两广方言学堂（专教外语）。测绘专业学校、两广高等工业学堂。令各州府设立中学堂、各县设立小学堂。他尤为重视师范教育，先后创立两广师范馆、译学馆、广东女子师范、广西速成师范科，尚德女子师范，两广游学预备科馆等。他给朝廷的奏折云：“办学以师范为先，而造就师范之师范，尤以优级为本，优级师范学堂是开办初级师范、中学堂之母。”1904年，他指示成立两广练习所，将全省各县劝学所所长（教育局长）和县立小学校长集中到省里培训。岑春煊直到退出政治舞台在上海闲居，仍想着发展教育，他还以父亲的谥号在上海创办了一所“襄勤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