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深（1885年11月6日-1959年10月9日），字任潮，原名李济琛。广西梧州市龙圩区人。黄埔军校副校长；原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要创始人，领导人之一。
早年毕业于北京陆军大学。曾留学日本。历任粤军第一师参谋长、师长，西江善后督办、黄埔军校教练部主任。1925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北伐战争期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广东省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第八路总指挥，留守广州。1927年曾参与蒋介石的反共活动。1933年联合十九路军蔡廷锴等在福建组织反蒋抗日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一致抗日的号召，反对国民党政府反共政策。
1948年就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后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59年10月9日在北京病逝，终年74岁。
1885年，出生。
1909年，被保送到保定军咨府军官学校（后改名陆军大学）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官，历时五年。
1920年，南下广州，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军政府，任粤军第一师副官长，后任师参谋长。
1922年，兼任第一师代理师长。
1923年，升任第一师师长兼参谋长，并兼任西江善后督办，大元帅大本营西江办事处处长等职。
1924年，被任命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
1926年，在国家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候补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
1927年，到上海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反共会议。
1932年，曾组织“抗日军人联合会”，图谋反蒋，未成。
1933年，被蒋介石第二次“永远开除党籍”。
1937年，后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等职，还被授予陆军一级上将军衔。
1944年，在家乡广西苍梧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
1945年，被选为（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1946年，成立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并被推选为主席。
1947 年，被国民党中央以“背叛党国”的罪名第三次“永远开除党籍”，并被“全国通缉”。
1948年，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1949年，代表民革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1954年，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1959年10月，因病在北京逝世。
1885年，李济深出生于广西苍梧县大坡乡（今梧州市龙圩区大坡镇）的一个贫困农民家庭。
1909年被保送到设在保定的军咨府军官学校（后改名陆军大学）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官，历时五年。
1911年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当晚，李济深为阻止清军南下镇压革命运动，和同寝室的辛亥革命元老、同盟会嘉应州主盟人何子渊六弟何贯中等同学行动起来，破坏了保定附近的漕河铁桥，成功阻止了清军南下镇压革命运动，为革命党人赢得了宝贵的准备时间；1911年底，他闻知广东军政府组织北伐军讨伐清政府后，满腔热情地到上海，找到军长姚雨平，要求参加战斗。此时，姚雨平正为部队缺乏军事人才而着急，李济深的到来恰似雪中送炭，立即被姚雨平委任为作战参谋，直接参与全军作战计划的制定和指挥工作。姚雨平率领的广东军是北伐军中的主力部队，奉孙中山令，沿津浦铁路向北进攻。在北伐过程中，李济深初步展示了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他积极协助姚雨平整编军队，认真制定作战计划。为了使作战计划更加详细与周全，他亲自到前线侦察地形，选择行军路线。他主动请缨，直接到前线指挥作战，在固镇、宿州、徐州三次大败清军的战斗中，立下了赫赫战功。津浦线主战场的节节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各路北伐军，迫使清宣统皇帝宣布退位，袁世凯实行南北议和。李济深因为在作战中有勇有谋，战功卓著，被姚雨平破格提拔为第22师参谋长。
1914年，李济深以优异成绩在陆军大学毕业后，不但被留校任教，还在陆军部军学司担任职务。在任教期间，李济深充分展现了他深厚的军事理论素养，悉心培养了一大批高级军事人才。许多人后来成为民国时期赫赫有名的高级将官。如任国民政府国防部长的徐永昌，广西省主席、集团军司令的黄旭初等，都是他的学生。因此，李济深在军政界声望极高，有“全国陆军皆后学，两粤名将尽门生”的声誉。
1920年，李济深南下广州，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军政府，任粤军第一师副官长，后任师参谋长。1922年，第一师师长邓铿被刺身亡后，兼任代理师长。1923年以后，正式升任为第一师师长兼参谋长，并兼任西江善后督办，大元帅大本营西江办事处处长等。
1924年1月，孙中山决定创办黄埔军校，李济深被任命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委员长蒋介石）。2月，任黄埔军校教练部临时主任。3月，又任军构入伍试验委员会代理委员长。当时，李济深因还在西江练兵，这些工作都由邓演达代理，5月，李济深被孙中山任命为黄埔军校教练部少将主任。
1925年 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粤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李济深升任军长，并晋级为陆军上将。10月，参加第二次东征，任东征军第二纵队纵队长。随后又任国民革命军南路总指挥。率陈铭枢、张发奎等部南征雷州半岛和琼州。对广州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巩固作了贡献。
1926年 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济深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候补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4月，又兼任黄埔军校副校长。7月，国民革命军举行北伐，李济深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上将总参谋长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后方留守主任，并代行总司令职权（总司令蒋介石在前方指挥作战）。此外，还兼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广东省政府军事厅厅长、黄埔军校副校长、第四军军长等职，总揽广东党政军全权。所部第四军两个师和叶挺独立团，由副军长陈可钰率领，参加北伐，攻必克，战必胜，使第四军获得“铁军”光荣称号。
1927年4月初，李济深和古应芬到上海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反共会议。会后，返回广州，发动“四·一五”政变，派军队包围中华全国总工会广东办事处和省港罢工委员会，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查封工会、农会、学生会等革命团体，杀害邓培、萧楚女、熊雄等两千多名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后，李济深担任国民政府委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中央政治会议广州分会主席、广东省政府主席和第八路军总指挥。9月，国民党宁、汉、沪三方合流后，又任中央特别委员会委员。曾派重兵围攻进入潮汕的八一南昌起义军。
1929年3月，在蒋介石和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之间爆发蒋桂战争。3月15日，蒋介石以伙同李宗仁、白崇禧“分头发难，谋反党国”的罪名，将李济深扣押，软禁于南京汤山，剥夺军政大权，并“永远开除党籍”。
1931年 “九·一八”事变后，李济深被释放。11月，在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李济深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并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办公厅主任和训练总监。但李济深没有接受蒋介石的收买，不久离开南京到广州，开始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政治活动。
1932年组织“抗日军人联合会”，图谋反蒋，未成。后又联合方鼎英、陈铭枢等组织“革命军事委员会”，成为当时拥胡反蒋的军事首领。5月，李济深被任命为鄂豫皖“剿匪”副总司令，坐镇蚌埠，他委派黄埔进步学生刘广、秦湘溥、曾致祖三人为上校参议，并委派他们外出视察工作，蒋介石深为提防，他们三人在武汉时，蒋介石特务组织“蓝衣社”武汉小组将他们秘密逮捕并杀害。李济深获悉后，写下长信痛骂蒋介石，并愤然与蒋绝交，然后辞职不干。不久李济深去香港，第二年走上公开反蒋的道路，即“福建事变”。
事变期间，李济深、陈铭枢曾通过蔡廷锴，派人至闽西前线与红军商谈合作反蒋抗日的事宜。当时，双方代表共同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但“左”倾路线执行者王明认为李济深是“军阀”，“福建人民政府是投机”，因而双方未能实现合作。蒋介石趁机重兵镇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在3个月内就失败了。后来，毛泽东评论此事，认为中共是“痛失良机，良机痛失”。
1933年10月23日，蒋介石召开国民党中常会，将李济深第二次“永远开除党籍”。11月20日，李济深与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率领十九路军在福建发动反蒋军事政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与红军签订反蒋抗日军事协定。从此开始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李济深被选为“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不久，福建事变被蒋介石镇压，李济深逃亡香港。后又在香港组织“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出版《大众日报》，继续进行反蒋抗日宣传。
1935年7月25日，李济深与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原十九路军将领在香港建立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简称“大同盟”，李济深为主席。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李济深向全国通电反对内战，分别致信宋庆龄、何香凝、张群和吴稚晖，力促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李济深等人接受了中共主张的“逼蒋抗日”。“父亲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就主动上庐山和同是民主派的冯玉祥一起找蒋介石面谈，说蒋介石如果不立即对日作战，他们就以政治家地位与蒋介石对峙；如蒋介石执行抗战，他们就以军人的地位服从他的驱策。”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李济深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主张国共合作，一致抗日，蒋介石鉴于全国的抗日形势，撤销对李济深的通缉令，并任命李济深先后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等职，还授予李济深陆军一级上将军衔。新四军成立后，李济深希望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所联系的地方武装，编入新四军战斗行列，参加抗战。他派李任夫与叶挺接洽，叶挺十分欢迎，当即将表册等送军政部转蒋介石核示，结果被拒绝了。
1938年8月，抗战形势日趋严峻，李济深等人发表宣言，号召盟员拥护政府，抗战到底。同年10月，服从蒋介石命令，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宣布解散。
1944年桂林沦陷后，他和一部分军人和进步人士，在家乡广西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
1945年5月，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济深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李济深联络冯玉祥等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曾两次在庐山与蒋介石面谈，批评蒋的内战政策。
1946年3月至4月，李济深联络李章达、蔡廷锴等先后两次会晤，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并被推选为主席。7月31日国民革命政府授任周濂、李济深、但懋辛、李杜、张钫、石敬亭、郭汝栋、金汉鼎等八人为国民革命军上将（均为非现役将领，并予退为备役）。同时，蒋介石三次邀请李济深到庐山，李济深对蒋介石彻底绝望后留下一封长达19页的万言书，力劝蒋介石停止内战。他以送儿子李沛金出国之名到了上海，并且秘密会见了孙夫人宋庆龄和中共的董必武，向他们征求了组建国民党民主派组织的意见。得到二人首肯后，李济深决定到香港组建民革。
1947年2月，李济深一家迁往香港。此时他已公开打出反蒋旗帜。3月9日，李济深在香港发表《对时局意见》，号召国民党内“每一个对国家负有责任感的人”，都应勇敢地站出来“改正党内反动派的错误政策”。该文见诸报端之后，在国内外激起千层浪，蒋介石大为光火，5月，国民党中央以“背叛党国”的罪名，将李济深第三次“永远开除党籍”，并下令“全国通缉”。李济深却仅仅一笑置之。事实上，就在李济深抵港后，他就在着手创建一个国民党民主派组织。
1947年5月4日，李济深邀请何香凝、蔡廷锴等人到他的寓所聚会，商讨酝酿已久的建立国民党民主派革命组织问题。会上决定，由李济深、何香凝联名写信给上海的“民联”（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负责人谭平山、柳亚子、郭春涛、、封裔忠、陈铭枢，邀请他们来香港共商大计。这封信被写在一块巴掌大的绸巾上，缝在衣服衬里。当年10月份，谭平山、柳亚子、陈铭枢等人陆续抵达香港。
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宋庆龄被推选为名誉主席，李济深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5月5日，发表通电，代表民革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关于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五一”号召。12月，应中共中央邀请离开香港北上，到达东北解放区。
民革成立之后，李济深便发动了一系列旨在分化瓦解国民党、推翻独裁统治的活动。他先后发表《巩固统一战线，粉碎和平阴谋》、《反抗凶残的掠夺》等文章，揭露蒋介石独裁政府罪行，号召人民坚决起来斗争。
他还去函劝告李宗仁、白崇禧等人，指出当机立断与美蒋决裂，向人民靠拢。1948年底，他亲笔写信给白崇禧“革命进展至此，似不应再有所徘徊观望之余地……望站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立场，依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反独裁、反戡乱主张，赞成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联合政府，立即行动，号召全国化干戈为玉帛，其功不在先哲蔡松坡之下也。”
除策反工作外，李济深还派人在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福建、浙江等国民党统治区组织反蒋武装，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动摇国民党后方的反动统治，配合人民解放战争。
同时，他还坚决反对美国援蒋。1948年10月22日，他一度联合在港的八个民主党派，为美帝侵华向联合国大会提交了《控诉书》，揭露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政府援助蒋介石打内战和侵略中国的事实，要求联合国促成美国政府立即撤退在华美军，停止援助蒋政府，并废除一切中美不平等条约。
1948年中共中央发布了“五一口号”，并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毛泽东亲自致信李济深、沈钧儒等民主人士，提出加强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的合作、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等问题。一接到这封信，李济深和沈钧儒均非常高兴，表示会完全支持毛泽东的建议并立即响应。
事实上，当时的政界，走“第三条道路”的呼声一度很高。1948年6月，宋子文亲自到香港约李面谈，希望与李济深合作，疏通张发奎、余汉谋、薛岳、龙云及原十九路军旧部和桂系地方势力，在广东另组政府，重举孙中山旗帜，推翻蒋介石，由广东政府直接与中共谈判。
1948年秋，美国政府也派遣曾任国民党招商局局长的蔡增基专程来港充当说客，想说动李济深出面组织一个新政府，由美国给予支持，以代替蒋介石政府。后来，美国总统还派一个记者身份的人找李济深，再次提议成立“第三政府”，李济深都坚决予以拒绝。
1948年秋，中共中央多次邀请李济深去解放区参加新政协会议和联合政府。当时李济深在香港的活动已成效显著，但由于筹备新政协的工作正紧锣密鼓进行，李济深名列中共邀请名单的首位。在何香凝等人的推动之下，李济深决定与朱蕴山、吴茂荪、梅龚彬、李民欣一同北上。当时的国民党特务和港英政府对于共产党护送民主人士北上，多方阻挠。他们都认为只要把李济深扣住在香港，就不失为一个重要的筹码。为此，潘汉年曾专门向李济深秘密通报周恩来的指示及安排他北上的准备工作。
当时周恩来亲自安排，租了一艘从香港直航大连的苏联货轮，为了不引起注意，登船时间也被安排在年末假日期间。当时正是圣诞节的第二天，全香港都沉浸在过节氛围之中，就连设在李济深家周围的暗探也有点心不在焉。当晚，在潘汉年和钱之光等人的周密安排下，李济深与朱蕴山、吴茂荪等人，登上一艘小游艇，还带了酒菜，装着泛舟游览的样子，在维多利亚港间流连。一个多小时后，趁着天色渐暗，小游艇悄悄靠上苏联货轮“阿尔丹号”，李济深迅速登上船。章乃器、茅盾夫妇、彭泽民、邓初民、施复亮、洪深、马叙伦等人已与之在船上会合。当天晚上，货轮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香港。10多天的航行过后，顺利抵达大连码头。
1948年1月14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致电李济深：“闻公抵沈，敬表欢迎。”同月22日，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55人联名发表《对时局的意见》，对中共中央提出的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表示完全的支持。
1948年2月3日，李济深致电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表示愿以自己的一切言论和行动密切配合中共的政策和主张。
1949年6月15日，在人民解放战争的凯歌声中，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开幕，开幕式上，抑制不住激动的李济深代表民革发表讲话，他说：“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是建设一个符合人民愿望的新中国的开始，我们是以非常的欢欣鼓舞的心情来参加的。”【注：1949年11月、1956年2月和1958年11月，在民革第二、三、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济深均当选为民革中央主席。】
1952年与叶恭绰等人联名致信毛泽东，呼吁保护北京广东新旧两义园的民族英雄袁崇焕遗墓，使袁墓古迹得以保存。
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新政协会议后正式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当选为政府主席，李济深与朱德、宋庆龄等6人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新中国成立后，李济深先生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积极从事国家政权建设。他真诚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在制定大政方针，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促进祖国统一，增强同各国人民的友谊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59年10月9日，李济深因病与世长辞，弥留之际他留下了“我与人民宏愿在，及身要见九州同”的诗句。
1959年10月9日，李济深因病逝世。同日下午遗体入殓，并于晚间火葬。10月11日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宋庆龄、彭真等，前往中山公园中山堂吊唁李济深。北京各界于10月12日上午10时在中山公园中山堂公祭李济深。
杨尚昆：李济深先生是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可敬的爱国主义者、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创始人和卓越的领导人，也是同我们党长期合作的一位老朋友。他为民主革命、新中国的建立和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是值得我们永远纪念的。李济深是爱国民主人士、政治家和军事家。他以毕生精力致力于中华民族的振兴事业，为近代中华民族的两大历史进程：辛亥革命、新中国成立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爱国革命坚定不移，虽经历坎坷，但面对时代的挑战，表现出非凡的智慧、力量和道德勇气。祖国统一是牵动晚年李济深心弦的一件大事，他曾多次发表讲话和文章，敦促台湾国民党当局和在台的旧部故交，不要忘记孙中山先生的教导，以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利益为重，顺应历史潮流和人民意志，及早走上正确的道路。在他逝世的前四天，写下“十年国庆万年红，衡麓光辉永照中；我与全民宏愿在，及身要见九州同！”的诗句。
李沛金（李济深先生之子）：“父亲不但深信三民主义，平等对待所有的人，他还是一个真诚、坦率、勤俭值得信赖的人。他从不以权谋私，因此尽管他是一个来自广西的外乡人，却能管理好广东这个有着强烈地方主义色彩的省份，而且深得民众的喜爱。”
白崇禧：“作为广西人的李济深，因其高贵的品格和诚挚待人的作风而在广东军中被广东将官拥戴为领袖。”
黄绍竑：“即使手握行政和军事大权，他也不滥用职权，他严于律已，克已奉公，而且平易近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