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涛（1642年－1708年），明末清初著名画家，原姓朱，名若极，广西桂林人，祖籍安徽凤阳，小字阿长，别号很多，如大涤子、清湘老人、苦瓜和尚、瞎尊者，法号有元济、原济等。明靖江王朱亨嘉之子。与弘仁、髡残、朱耷合称“清初四僧”。
石涛是中国绘画史上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他既是绘画实践的探索者、革新者，又是艺术理论家。
石涛是明靖江王朱赞仪的十世孙，朱亨嘉的长子。1645年（明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八月初三日，其父朱亨嘉身穿黄袍，南面而坐，自称监国，纪年用洪武二百八十七年。隆武二年（1646年）四月被绍宗朱聿键处死。朱若极由桂林逃到全州，在湘山寺削发为僧，改名石涛。
石涛一生浪迹天涯，云游四方，在安徽宣城敬亭山及黄山住了10年左右，结交画家，后来到了江宁（南京）。晚年弃僧还俗，成为职业画家。
康熙皇帝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二十八年（1689年）两次南巡时，他在南京、扬州两次接驾，献诗画，自称“臣僧”。后又北上京师，结交达官贵人，为他们作画。但终不得仕进，返回南京。最后定居扬州，以卖画为生，并总结与整理他多年来绘画实践的经验与理论，使他晚年的作品更加成熟和丰富多彩。
石涛著有《画语录》十八章。
石涛擅长山水，常体察自然景物，主张“笔墨当随时代”，画山水者应“脱胎于山川”，“搜尽奇峰打草稿”，进而“法自我立”。所画的山水、兰竹、花果、人物，讲求新格，构图善于变化，笔墨笔墨恣肆，意境苍莽新奇，一反当时仿古之风。
石涛与弘仁、髡残、朱耷合称“清初四僧”。早年山水师法宋元诸家，画风疏秀明洁，晚年用笔纵肆，墨法淋漓，格法多变，尤精册页小品；花卉潇洒隽朗，天真烂漫，清气袭人；人物生拙古朴，别具一格。工书法，能诗文。存世作品有《搜尽奇峰打草稿图》《山水清音图》《竹石图》等。名言有“”一画论‘、“搜尽奇峰打草稿”，‘笔墨当随时代’等，但著名的当属《石涛罗汉百开册页》。
《石涛罗汉百开册页》为画家崔如琢先生所藏，1999年春，崔如琢在日本。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看到了《石涛罗汉百开册页》。经过多次协商，崔如琢终于如愿从日本藏家手里高价购回这套册页；
根据崔如琢的考证，《石涛罗汉百开册页》是石涛青年时期绘制的工笔人物作品，为完整一百开册页，共画山水背景中的罗汉人物310位，各册页中罗汉左右分别陪饰众多人物及似龙、虎、鹿、狮等神兽形象。根据石涛在画中自题，一开创作于“丁未” (1667 年)，石涛时年26岁。整套册页作品分别作于1667年、1669年、1670年，1672年，即从石涛的26岁至31岁，历时6年之久，实为石涛倾力之作。《石涛罗汉百开册页》集人物、山水、花鸟之大成，是石涛技艺日臻成熟时的作品，所绘人物，造型生动，神态各异，笔墨洗练，叙事清楚，饱含人文情怀。
这件作品是石涛在安徽宣城广教寺出家的时候创造的，画作完成后捐予安徽宣城广教寺，20年后，画家方士庶看到之后爱不释手，并收藏了该册页。几经辗转，上世纪40年代，册页又流入日本藏家手中。
从鉴藏印、题跋中可以大致画出它的流传路线。
册页钤有8枚鉴藏印，分别为：敬亭山广教寺永远供奉(广教寺)、天慵书屋(方士庶)、洵远(方士庶)、天洵(方士庶)、小师老人 (方士庶) 、士庶(方士庶)、环山(方士庶)、环山审定(方士庶)、苦藐居士(仇淼之)。从中可以看出，方士庶是个重要的名字。方士庶是乾隆时很有名的画家，字洵远，号环山，又号小狮道人，一号小师老人。崔如琢收藏有方士庶画作，对他的印很熟悉，这也是判断《石涛罗汉百开册页》真伪的一个辅助佐证。
这套册页的题跋内容十分丰富，其中“石涛大士早年在敬亭山所绘五百罗汉图历时数年为石道人毕生之精制庚戌(1850)年腊月几谷明俭题识”中提到的几谷明俭，是道光年间的僧人、书画家。
书画家、收藏鉴赏大家吴湖帆先生所言“(石涛)画人物佳，远胜山水；山水则愈细愈妙。后之学者，从横暴处求石师，远矣！”
《石涛罗汉百开册页》是石涛在安徽宣城广教寺出家的时候创造的，画作完成后捐予安徽宣城广教寺，20年后，画家方士庶看到之后爱不释手，并收藏了该册页。几经辗转，上世纪40年代，册页又流入日本藏家手中。1999年春，崔如琢先生在日本，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看到了《石涛罗汉百开册页》。经过多次协商，崔如琢终于如愿从日本藏家手里高价购回这套传世册页。《石涛罗汉百开册页》现保守估计价值30亿。
有人称石涛是中国绘画史上屈指可数的伟大人物之一，从他的绘画技艺和理论等方面看确是当之无愧的。他的艺术主张和绘画实践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为中国画向近、现代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所作凡山水、花鸟、人物、走兽无不精擅且富有新意。石涛不仅是著名的山水画家还是著名的绘画理论家。他的绘画论著《画语录》论及艺术与现实的统一、内外统一、心物统一、识受同一，还有无法儿法论、借古开今论、不似之似论、远尘脱俗论等等，今天画界还封为圭臬。把他看成清代以来300年间第一人的说法，看来并不过分。 清初，绘画在董其昌等人倡导的“南北宗”学说影响下，摹古之风日炽。这时，才华横溢的石涛异军突起，对这种风气毫不理会，他强调“我自用我法”并清楚地指出：“我之为我，自有我在。”“古之须眉不能安在我之面目；古之肺腑，不安入我之腹肠。”“不恨臣无二王法，恨二王无臣法。”他甚至豪迈地说：“纵使笔不笔，墨不墨，画不画，自有我在。”总之他要改变古人的面目而自创新法，自标新格，这种呼声是对传统观念的一种挑战。
其实，从山水画方面看，历经唐、宋、元、明千年的递进，至清早已形成了巨大的传统重负。从明代起就有不少画家试图走出传统习惯的范畴，革新画坛，如陈淳、徐渭等人开创的写意画即足以证明了他们的变革勇气。明代晚期，董其昌以佛教禅宗的“顿悟”来启导绘画，扬南仰北，他借“南宗”强调线条形式美的“渡河宝筏”在寻觅人生和艺术的理想彼岸，以“南宗”蕴藉、含蓄的笔墨创出“北宗”简洁、明快的画风，实已开启了现代绘画的先声。而石涛睥睨陈法，法古而不泥古，汪洋恣肆，随心所欲，更向现代绘画突进了一步。他们两人所处时代相距不远，但艺术主张却不完全一致，尽管如此，殊途而同归，两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却十分相近，都为中国画向现代画发展作了准备。石涛的主张和实践使画家又面向生活，师法自然，为开创新的历史奠定了基础。五代、两宋各种皴法的出现，是当时诸大家面向生活，师法自然的创造性产物。实现了笔墨的升华，也形成了传统的负荷，所以有明一代也依然取法传统。清代的山水画要有所成就，必须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进行新的改革，因此，创立新法，是山水画发展至此的必然。
敢于越过传统的历史氛围，高标独树是石涛的过人之处，也是他能取得重大成就的主要原因之一。与他同时称为清初四高僧中的朱耷，髡残、弘仁以及龚贤、梅清诸人均各有建树，但在表现生活的深度方面石涛似比之更胜一筹。在当时，行家就对他的作为赞许称道，如王原祁就把他誉为“大江以南第一”。黄锦祥誉石涛为：“略逊八大之画坛奇僧，名震于今。”
石涛是明朝宗室，原本应是过富贵生活的，但由于国亡家破，因而他所走的道路十分曲折，早年的石涛面临着家庭的不幸，削发为僧，遁入空门，从此登山临水，云游四方，漂泊或居留于异乡客地，足迹达半个中国。自然景观的长期熏陶，身世不定的感念，从各方面作用着他的艺术观和人生观。世界上的事物瞬息万变，薄薄的云雾可以遮掩巍巍高山，地位显赫的王孙公子转眼间就成了苦行头陀，千古不变的祖宗成法是没有的，山高海深，两者是截然不同的自然体，但在石涛看来，“山即海也，海即山也”，坐禅入定，超凡脱俗，以意念创造一个新的宇宙，这是石涛绘画艺术的高境界，也是他的身世和佛、道思想作用于绘画的必然结果。
在中国绘画史上，名传青史的画家颇多，但是像石涛这样具有杰出艺术才华，并为今人大力推崇的却不多，石涛之所以在300年后得此殊荣，其主要的原因是他主张对绘画技法的变革和创新，他吸收传统文化的精髓，但不受传统精神束缚，反对墨守成规，敢于破陈法，因而他的画艺不仅高出于同时代许多画家之上，在中国绘画史上也是出类拔萃、屈指可数的。更为难能可贵的是石涛不仅画艺高超，还有高深的美术理论，一部《画语录》深刻地总结了这位画坛奇才的绘画艺术观和美学思想，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石涛所走过的艺术道路，与他坎坷的生活境遇密切相关，他从显赫的皇族后裔沦为贫民，从而遁入空门，浪迹天涯数十载，饱尝人世间的艰辛，这些都对他的艺术道路带来很大的影响。 石涛是明皇族后裔，生于明朝即将灭亡之时，俗姓朱，是明太祖朱元璋从孙朱守谦的11世孙。据《明史》第118卷所载可知，朱守谦是第一代靖江王，朱守谦死后，子朱赞仪袭封其位，“赞仪恭慎好学”颇得朝廷信任，曾奉命到各地视察晋、燕、周、楚等13个藩王事务，所以在石涛作品上，常盖有“靖江后人”白文方印，或“赞之十世孙阿长”朱文长方印，这即是画家对自己身世的表白，又是画家对十世祖朱赞仪的深情遥念。
又据明史记载，当洪武3年朱守谦和其它9个皇子受封之时，曾得钦赐“赞佐相规约，经邦任履亨，若依纯一行，远得袭芳名”20个字为名字的世系。所以石涛的本名叫若极也是有道理的，可知他确是靖江王赞仪的10世孙，靖江王之位从朱守谦传到第9代，即是石涛的父亲朱亨嘉，这和钦赐20字的世系完全符合，当李自成攻陷京师以后，亨嘉便自监国于广西，并召广西巡抚瞿式耜，式耜拒而不去，并与两广总制丁魁楚、思恩、参将陈邦傅以及中军官焦琏等串通一气，突然发兵，一举擒获朱亨嘉，并迅将其械送福州，废为庶人，幽死。
幼小的石涛，靠着内官的庇护保全了性命。据石涛早年材料推测，这个内官，可能就是同他长时期生活在一起的“喝涛”和尚，也正是他把幼年的石涛送入禅门以免缯缴之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