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家民营IT企业——多思。
他研制CPU，16年来花费了5亿元人民币，没有赚到过1分钱，只得到来自国外的一笔半2000多万元人民币的技术购买定金。
他是宏指令计算机（MISC）技术发明人，拥有19项CPU专利，完成了8块芯片设计，主持了6项国家工程开发，却没有读过大学。
他多次站在被告席上，甚至站到了国际法庭上。
他是天才？傻子？疯子？还是骗子？每个认识他的人眼中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他。
他是谁？“多思在明年一定可以实现收入。”52岁的刘大力坐在他那幢躲在学院路石油大院家属区一个角落的办公楼里说。
20年前，刘大力在北京大兴县庞各庄建立了一个小规模的经营实体——大兴繁荣多思软件开发部。一种说法是，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营IT企业。
稍后在四季青乡建立的四通，已经经历过若干辉煌和衰落，段永基也以“村长”的身份坐镇中关村多年，而后来的王文京们早已经成为了名闻遐迩的亿万富翁。
从1985年开始投身于CPU的研发工作后，刘大力的企业就一直没有赚过钱，也没有死掉，支撑他的是一批对中国要做自己的“CPU”充满信念的偏执的投资者，还有专家和领导。“对于高科技来说，成功是偶然，失败是必然。”刘吸了一口烟，把烟嘴放在了桌上。
近几年，那个从必然的失败中走出的偶然成功在隐约与模糊中逐渐变得清晰明朗起来。
2001年12月，多思公司的“可重组逻辑电路物理模型”通过国家测试；2002年9月，多思MISC 9800 CPU样片通过测试；2003年4月非典期间，科技部徐冠华部长批准了多思CPU的“非主流典型项目”的测试启动；2003年6月，自主研发的开弦系列安全芯片（01、02、03）投入小批量生产，该系列安全芯片主要用于高速路由器、网关和其他高速数据加解密设备。
“你知道中国的芯片需求量有多大吗？”刘大力瞪圆眼睛问记者，“1000万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效益呀，可中国还没有安全芯片。”两年前，专家测试他的“可重组逻辑芯片”时，安全性能达到“白裸片”程度。他说华为、中兴通讯正在审查和研究他的东西，准备和多思合作。华为甚至有人和他说：刘大力，你真有可能会发了。
如果刘大力将来真的有可能“发”了，那“发家史”就得从1983年的北京庞各庄开始说起。不过，刘大力当初注册企业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搞高科技研发，因为这位老红军的儿子始终考虑的是“要时刻准备着，握紧手中的枪”。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多思至少目前不能算是企业，是一个围绕CPU研发的超级民间工作室；刘大力不是企业家，是一个执着于CPU研究的狂热的“艺术家”。
1983年以前，在机电部自动化研究所工作的刘大力应该算是一位名人。这位只念过中学的小伙子搞科研不要命，在计算机上写程序经常是一周不睡觉。
1979年，26岁的刘大力组织一帮人搞“791工程”火炮弹道自动化控制系统，获遍了从所里、部里到军队的科技奖项，“不过，都是二等奖。”刘大力说，“而且项目组长的聘书也是在项目结束后才发到我手中。”80年代初期是非常看重文凭的年代。
“791工程”给自动化所里赢得了2700元这一当时看来是天文数字的奖金，刘大力分得80元，在北京最豪华的莫斯科餐厅很风光地宴请了朋友们好几回，当时，一个奶汤的价格是一毛五分钱。
但刘大力很快就郁闷起来了，因为没有新的研究项目批给他。刘想自己干，搞科研。在当时下海搞科研的人员一般有两种方式：一是曲线救国，先做贸易，赚了钱后再搞科研；二是集资搞科研项目，项目出来后再赚钱。“可是，赚了钱再搞科研怎么可能？”刘选择了后者。
刘大力把自己的公司注册在北京大兴县庞各庄。“因为在农村比市里起步要简单容易些。”刘大力说。
怎样才能筹集到起步的资金呢？刘大力在向朋友们求助的同时，决定向庞各庄的村民们筹款。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政策是允许农民集资兴办经营实体的。可是，在没有几个人见过计算机的年代，怎么向村民解释什么是软件、什么是软件开发呢？
时值农忙季节，老乡们在地里忙得欢。刘大力准备了两把镰刀：腰前一把，腰后一把，帮乡亲们收割庄稼，从早干到晚，手都长满了水疱。乡里的干部和村民一看：行呀，这城里来的老红军后代还真能吃苦，没忘本，以后肯定错不了。就同意筹集款项办经营实体，居然筹到了15万元人民币。
当时做计算机软件设计的人不是很多，一年多后，刘还清了庞各庄的集资款，并且，通过各种关系给庞各庄引进了一套在当时算得上是非常先进的人造金刚石制造设备，办了一个庞各庄金刚石厂，利润一直不错。
难道一生将这样度过？刘大力陷入了新的思考之中。
MISC(Macroinstruction Set Computer，宏指令集计算器）技术发明人，19项CPU专利发明人，从事软件设计12年，CPU设计16年，完成8块芯片设计，主持6项国家工程开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