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1876.4.5-1951.2.23），原名寿春，字伯苓，后以其字行世，天津人，中国现代职业教育家，私立南开系列学校创办者。西方戏剧以及奥运会的倡导者，被誉为“中国奥运第一人”。张伯苓早年毕业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后获得上海圣约翰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博士，曾受教于美国教育家、哲学家杜威、桑代克等人。民国三十八年（1948年）六月，曾出任中华民国的南京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1949年11月底，重庆解放前夕，张伯苓婉拒蒋介石赴台要求而留守大陆。
张伯苓把教育救国作为毕生信念，先后创办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接办四川自贡蜀光中学，形成了著名的南开教育体系，为国家培养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大批人才，被尊为“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
清光绪二年三月十一日（1876年4月5日），张伯苓出生于天津一个秀才家庭。
光绪八年（1882年），幼年因家道中落，无力延时就学，曾入同族人张竹坡家馆就读，后又转入刘先生办的义学读书。
光绪十七年（1891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航海，学制四年。
光绪十八年（1892年），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驾驶，他是航海驾驶班好的学生，每次考试都是名列前茅。严复的思想对他影响很大。
光绪二十年（1894年），张伯苓等十八名同学完成堂课，被派往北洋水师舰队实习。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二月，北洋水师覆没，满怀激愤返师归。九月，北洋水师学堂第五届毕业。因无船，在家闲居一年。是年冬，娶宜兴埠安氏女，因该女久患痨疾，婚后五日去世。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二月，续娶王氏。同年春，被派往同济舰服务。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毕业后服务于海军。承甲午败绩，帝国主义强盗的协议既成，清廷派大员去山东办理接收和转让手续，张伯苓随舰前往。船到威海卫的头一天，降下日本的太阳旗，升起中国的黄龙旗。第二天，又降下中国的黄龙旗，升起英国的米字旗。张伯苓目睹这场“国帜三易”的接收和转让仪式，亲自尝受了这一丧权辱国的场面，气愤填膺。从威海卫归来之后，他认为海军报国无望，决定退役。不久离职回天津执教于家馆。
光绪二十三年（1898年）七月，英国强租威海卫，张伯苓随船送清廷官员前往办理移交手续，亲身经历了“国帜三易”的屈辱场面，深感“自强之道，端在教育”，立志“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是年，他结识倡导新学的严修，共同开启了艰难的办学之路。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张伯苓乘暑假航海东渡，亲眼看到日本明治维新后的盛况，领略了日本对教育的重视及办学规模和教育方法，深受启发。
光绪三十年（1904年）五月，经过四个月的细心考察后回国，他决定成立中学，遂将严、王两馆合并，成立“私立中学堂”（南开中学）。从此他结束了家塾先生的生涯，成为学堂的学监。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在天津城区南部的开洼地，即民间所称“南开”，建成新校舍，遂改称南开中学堂，从此声名渐著，天津市南开区也由此得名。
民国六年（1917年），秋，赴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次年回国，着手筹办南开大学。
民国七年（1918年），适逢严修与范静生也赴美，张伯苓乃与严、范遍游美国各地，考察了许多私立大学的组织和实施。十二月，张伯苓与严修游美归国。不久便积极筹募经费，并获徐世昌、黎元洪等人及天津士绅之助，开始筹划创办南开大学。十二月回到天津后，与严修一起正式宣布建立南开大学。
张伯苓自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创办南开中学以来，到民国六年（1917年）学生已满千人，中学基础日臻巩固，教育设施逐渐完善。每看到各届毕业生依依不舍地离开学校，他觉得应该向大多数学生提供继续升学的机会。社会的需要，使他认识到：“普通教育仅为国民教育之初步，创办高等学校乃是国家发展的根本大计”。于是他决心赴美学习和考察。
民国八年（1919年）春，在中学南端空地建大学教室，当年秋季落成。九月五、六日，举行大学新生人学考试，二十五日正式上课。南开大学创办伊始就建立了理科。那时北京、上海开创许多私立大学，都是只办文、法、史、地、国学等文、法科，教师抱的是线装书去上课，而张伯苓专请留美多年的凌冰为大学部主任，除开设文科外，还设理科和商科，后来改称文、理、商三个学院。
民国十二年（1923年），建立了南开女中。
民国十七年（1928年），张伯苓又兴致勃勃地在女生校舍对面建筑小学校舍，设立了小学部。在兴建和完善女中和小学之后，张伯苓分别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和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创办了南开经济研究所和应用化学研究所，从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南开教育体系。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迫于抗战形势的紧要和南开学校的生存发展，张伯苓亲自入川，在巴渝大地的嘉陵之津先后购地800余亩，创办了被千百万重庆人赞誉为“人才的沃土，院士的摇篮”的南渝中学（后改名为重庆南开中学）。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七”事变后，南开被日军飞机炸成废墟，大学部先迁长沙，继迁昆明，与北大、清华合组成西南联大，张伯苓任校委会常委。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七月，张伯苓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同年加入中国国民党。同年，张伯苓担任第一届国民参政副议长，常驻重庆沙坪坝南渝中学的津南村，交往各方人士。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当选为国民政府中央监察委员。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七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六月，被迫出任中华民国的南京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不久辞去，避居重庆，深居简出。苦闷之中的张伯苓并没有被学生忘记，周恩来给自己的老师捎来一封短信表达挽留之意。
1949年11月底，重庆即将解放，张伯苓婉拒蒋介石赴台要求而留守大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伯苓致电周恩来表示祝贺，称赞人民政府的各项政策。
1950年5月，从重庆到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欢迎。张伯苓回到天津后，天津市长黄敬曾给予关照。
1951年2月23日，在天津病逝。
张伯苓的美育和美育心理思想。主要表现在他的戏剧教育、音乐教育和环境教育方面。
文学艺术是美育的重要手段，戏剧又是文学艺术中的重要形式之一。戏剧是综合艺术，借助演员的形体、动作、表情、舞台背景，音乐伴奏等直接面对观众，属直观性艺术，能引起观众集中注意欣赏、感受和体验表演情节，从而促成观众心灵感应、震动、净化和升华，因此戏剧美育功能显著，美育心理效应最深刻。看演焦裕禄、孔繁森的戏剧或由戏剧构成的电影的效果，比抽象地上几堂政治课的效果还好。
在解放前，五四运动前后，在中国著名的大学校长中重视美育的要算北大校长蔡元培和南开校长张伯苓了。蔡元培在他留学德国时，已接受了席勒的美育思想，他又是德国心理学泰斗冯特的学生，所以他在美育理论和心理学理论方面有深厚的根底。他提出的“美育代宗教说”是引起世人重视的，他对美育的贡献主要在理论方面的论述。张伯苓在美育理论方面的论著不多，而在实践和效果方面却超过了蔡元培。
张伯苓不是文学家或艺术表演家。他一生献身教育事业；但他体会到“寓教于乐”、“寓德于乐”的教育心理学道理，所以他自创办南开中学、南开大学之初，就非常重视戏剧的美育功能。早在1901年就提倡话剧（当时称“新剧”，也称“文明戏”）。他和教职员学生一起创作演出话剧。他曾亲自编剧、导演。也培养了一批出色的演员，当时周恩来、曹禺还在天津南天中学读书时，已经成为南开新剧团的主要演员，曹禺后来成为中外知名的戏剧文学家。张伯苓提倡戏剧，目的是把戏剧作为美育和道德品质教育的手段。他说：“戏园不只是娱乐场，更是宣讲所、教室，能改革社会风气，提高国民道德。”曹禺也曾说：“南开新剧团是我的启蒙老师，不是为着玩，而是借戏剧讲道理，它告诉我戏是很严肃的，是为教育人民、教育群众，同时自己．也受教育。”
他还在《回忆我在南开开始的戏剧生话》一文中，详细论述了张伯苓领导南开新剧团的宗旨、剧目，演出效果等。他以感激的心情说：“南开新剧团对我影响很大。”周恩来在他写的“校闻”中也说：“校中每次周年纪念会，例演新剧，以志庆贺。今年暑假期问，校长（张伯苓）因每岁稿本，编纂非易；特集同新剧团团员数人，前往高家庄李氏小学，预先编纂，以冀勿匆忙于临时。……每人均编稿本三、四，而业经校长认可演者有二。所费手续，计经四次……其中情节，固求能免俗，然悲欢离合，实深合社会心理，且布景丰富，以之陪衬内容，情节当能益肖。”
根据曹禺的回忆，张伯苓早在光绪三十五年（1909年）就提倡新剧“目的在练习演讲，改良社会”。民国五年（1916年）他在《舞台、学校和世界》一文中说：“世界者，舞台之大者也。其间之君子、小人、与夫庸愚、英杰，即其剧中之角色也。欲为其优者、良者，须有预备。学校者其预备场也。”这也是他重视戏剧教育的观点。张伯苓说：“从戏剧里面可以得到做人的经验。会演戏的人将来在社会上必能做事，戏剧中有小丑、小生、老生等，如果在戏剧中能扮演什么像什么，将来在社会上也必能应付各种环境。”他说的这些话是已得到了事实的验证。张伯苓提倡戏剧，是以戏剧为教育手段。对剧本的编选，非常严格。在他的提倡影响和扶持下，四十多年来，在天津、昆明和重庆各个时期的南开话剧理论、史话、纪事、演出剧目（近200个），创作及改译的剧目（近100个）剧评等。
南开的音乐、美术教育虽然没有体育和戏剧教育那么突出，但比同时代的普通中学和普通高校更为重视，成绩也较显著。这与张伯苓重视美育有密切有关。张伯苓是提倡戏剧美育的先驱。戏剧是综合艺术，戏剧的演出也离不开音乐、美术多方面的配合。
张伯苓重视音乐教育，也有其家教的根源。他父亲张久庵先生在晚清放弃科举仕途，着迷于弹拉吹打的乐器，尤其擅长琵琶，天津人誉为“琵琶张”。久庵公对音乐的执着笃学精神，耳濡目染，对张伯苓由爱好、欣赏音乐到实施音乐教育有重大影响。这表现在天津南开中学、大学和重庆南开中学的音乐教学和课外音乐活动方面。
张伯苓很重视音乐教师的遴选。如徐剑生、陈子诚、阮北英、李抱忱等音乐教师，都是当代有名的音乐教师。张伯苓重视音乐教育也是源远流长的，并受到学生们的欢迎。
南开中学给人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整洁、美观，秩序井然，产生肃然起敬之感。在旧中国普遍存在着脏、乱、差的环境里，南开学校算得上幽美的教育园地了。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诗人柳亚子初到南开大学赋诗赞美：汽车飞驶抵南开，水影林光互抱环。此是桃源仙境界，已同浊世隔尘埃。
张伯苓深悟此理，在南开大、中、小学都重视环境美的教育，而且把爱国主义教育寓于美育之中，这位教育家的苦心孤诣，感人肺腑。张伯苓深知学校建筑除使用功能外，其心理功能也是不能忽视的，这就是建筑的第二属性，是交化属性，即美育心理功能。在大学校长中，亲自领导，参与设计，甚至亲自拉线测查建筑面积的，张伯苓可算得前无古人了。张伯苓创建南开大学初期，经费十分困难，但他不主张因陋就简，他注重建筑为教学服务的基本功能，同时也非常重视建筑艺术的美育功能。他没有发表过建筑艺术心理的文章，但他一生在领导学校建筑的实践中证明他有建筑术和美化校园的美育心理思想。
张伯苓也非常重视校园美的整体性，即建筑物的艺术性与周围人工改造的自然美相结合。有的设施还渗透着爱国主义教育思想，体现了寓德育于美育的原则。张伯苓重视学校建筑美和校园环境美的措施，是为了影响学生的心灵美。他认识到，创造美的学校环境，进行美育是行之有效的。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高尔基说：“照天性来说，人都是艺术家，他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希望把美带到他们的生活中去。”的确，赏心悦目、整洁卫生的环境，能使人心情舒畅、心旷神恰，促使人乐观奋进。反之，杂乱、肮脏、丑恶环境，会使人心烦意乱、精神萎靡，导致言行失常。环境美能影响心灵美，心灵美的人才创造环境美、维护环境美。张伯苓提倡的“镜箴自鉴”和“考美”也是一种美育措施。所谓镜箴就是在教学大楼和办公楼面对正门，竖一大镜，镜框镌有箴言：“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要求师生，对镜自鉴，实际是对自己容貌美、心灵美、言行美的要求。启发自觉遵守纪律，自我完善自己的心理品质。所谓“考美”。是对学生宿舍和教室整洁美观的考核。南开教育重视全校的美化。对学生宿舍、教室的整洁卫生、美观尤为重视。
张伯苓讲过：紫白是代表南开的校色。“紫”是象征“高尚”的颜色，他还风趣地说：“满朝朱紫冠，尽是读书人。”“白”是象征“纯洁、廉洁”的颜色。心理学家的研究，证明生活环境中的颜色，对人的情绪是有影响的，以紫白的颜色象征性地要求学生应具有高尚的情操、廉洁奉公的品德，此中也有美育的心理作用。
践行公能教育
张伯苓教育的真谛是“公”“能”教育。他说：南开在短短的几十年中间，居然能由默默无闻的一个私立学校，而终至于誉满中外，是自有其独特的教育精神的。这一种精神可以从几方面去看：我们可以称之为爱国教育，民主教育，实用教育，或者说是科学教育。但是在本质上，这几个名词并没有什么显著的差异，它们共同的特征就是张伯苓毕生所倡导的“公”“能”教育。
“公”“能”教育的内容可以说是熔社会教育与个人教育于一炉的教育。前者是一种社会道德的培养，而后者则是一种个人能力的锻炼。因此它的宗旨是：不仅要求受教者能充实个体，同时它还进一步的要求个体的充实。“不为己用，而应该是为公为国，为人群服务。在以往，一般人常常指责政治风气贪污腐化，如果我们稍加分析，就不难了解贪污的由来，是不知有“公”；腐化的原因，不外无“能”。如果我们以往的教育都能切实注意到“公”“能”，并重观念的培养，那么，或许社会上贪污腐化的风气，将可日见肃清。
在“公”“能”的教育宗旨之下，张伯苓对于教育的方法曾不断改进。在校政的措施上，也都本着这个原则去努力。他特别注意那些优秀贫寒的青年子弟。他深信，教育的对象应该是不分贫富的，只要我们能给以受教育的机会和适当的训练，每个青年都不难成为社会上有用的人。在平时，他希望他的学生都养成独立不移的人格，并且是合群服公者，他勉励他们求学戒空谈，而希望学校教育不致与社会脱节。基于这一个观念，所以先生在校政上的若干措施，也都和一般的学校不尽相同。南开学校的科学图书仪器及体育器具特别完备，这都是因为先生注重科学教育，提倡体育的缘故。譬如说，为了使学生在校的时候就能了解社会的组织，因此南开的学生每年都有参观视察的活动。为了培养民主政治的基础，学校里更特别注重学生们对集会组织的训练，为了培养学生的自主精神，他从不肯为他们轻易地写一封谋事的介绍信。以上这些事都是他提倡“公”“能”教育的种种措施。黄钰生认为，张伯苓有许多教育思想值得今人借鉴。如重体育、重道德教育、重科学实验，还重视开展课外活动，锻炼学生的组织能力。他把办学的宗旨概括为“公、能”二字。“公”，就是为公不为私，“能”，就是知识、技能、本领。南开确实培养了大批办事公正的人才。
创办南开系列从“物力救国”幻想的破灭，到“教育救国”信念的确立，张伯苓的思想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从此，张伯苓以一个资产阶级教育先行者的姿态出现在中国近代教育的舞台上。
张伯苓的教育生涯是从受聘于严范孙的家馆开始的。严范孙是天津著名教育家，主张变革封建教育，开办新式学堂。严、张二人思想主张一致，对教育救国、培育新人同具热心。光绪三十年（1904年），他们在天津共同创办“私立中学堂”，就是南开学校的前身。在南开中学的基础上，张伯苓、严范孙决心创办大学。本世纪10年代中期他们就开始酝酿。为此，张伯苓去美国学习、考察，在哥伦比亚大学进修了一年多的教育理论，有了更充分的思想准备。民国七年（1918年）末由美国回到天津后，就开始筹募办学资金。民国八年（1919年）春开始起建大学校舍。九月初举行新生入学考试，录取周恩来、马骏等96名学生，分文、理、商三科，二十五日开学，私立南开大学宣告诞生。
南开系列学校，是张伯苓和严修创办的一系列旨在促进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学校。学校以“允公允能，日新月异”为校训和“南开人”的治学精神。并以“容止格言”为学生的仪容举止规范。包括：南开大学、天津南开中学、天津第二南开中学（原南开女中）、重庆南开中学、南开大学附属中学、南开大学附属小学、原南开小学（被日军炸毁，后未复校）、蜀光中学等。
奥运三问
将奥运概念带入中国的先驱人物，力促刘长春首个参赛奥运的主导人物，也因此被誉“中国奥运第一人”。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感慨万千：“这个首次在北京举办的盛会，将圆一个中国人——张伯苓先生一个世纪以前表达的梦想。”
张伯苓是中国奥林匹克运动的倡导者和奥林匹克精神的传播人，是著名的奥林匹克教育家。民国十七年（1928年），张伯苓任名誉会长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派代表出席观摩了第9届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抗战胜利，他组织召开体育协进会会议，申办第15届奥运会，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申奥活动。他对奥林匹克运动有六大贡献，堪称六个第一。
最早提出
梁吉生谈到，张伯苓提出了中国应当关注奥林匹克运动，加入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早在100年前，即1907年10月24日，他在天津第五届学校运动会颁奖仪式上发表演说指出：“此次运动会的成功，使我对吾国选手在不久的将来参加奥林匹克运动充满了希望。”“我国应立即成立一奥林匹克运动会代表队”。1909年春天，赴欧考察归来的张伯苓又用幻灯机给大学生放映了第4届奥运会的照片。“奥林匹克”一词开始在中国流传。
最早参与
张伯苓参与了“远东奥林匹克运动”（后改称远东运动会）的创建和组织工作。张伯苓是远东体协成员之一，参加过第2、3、5、8、9届远东运动会，担任过第2、3、9届远东运动会的中国领队和第3、5届远东运动会的大会总裁判。远东运动会于1920年被国际奥委会承认，是世界上第一个与国际奥委会发生联系的区域性体育组织。
最早提倡
张伯苓把奥林匹克教育列入学校课程，通过实施奥林匹克教育推动校园体育课程建设。他在创办南开学校之初，就明确提出，教育一事，尤要在造成完全人格，德、智、体三育并进而不偏废。这体现奥林匹克与素质教育目标的一致性。尤其应当注意的是，早在上世纪20年代，张伯苓就率先把奥林匹克教育列入了体育科学教学大纲中。民国十八年（1929年）十月印行的《天津私立南开中学一览》中“体育学科”教学大纲的“高级中学”部分就明确写明要讲授“西洋体育史纲要”和“世界，远东，全国，华北运动会之历史及组织法”。
最早创建
张伯苓发起创建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并长期担任该会的领导。中华体育协进会努力推进与国际奥委会的联系，积极参加国际体育组织，先后加入了国际足球协会、国际游泳协会、国际草地网球协会、国际技巧协会等，并选派观察员出席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的第九届奥运会。民国二十年（1931年）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被国际奥委会正式承认为团体会成员，这标志了中国从此成为国际奥委会大家庭的一员。
最早促成
张伯苓促成了中国运动员正式参与奥运会的项目比赛。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张伯苓与张学良及体育协进会领导一起，积极主持短跑运动员刘长春赴洛杉矶参加第十届奥运会，并亲自为刘长春向国际奥委会报名，促成中国运动员刘长春和教练宋君复如愿与会，代表中国出征，参加短跑比赛。兴奋之余，张伯苓悬腕提笔，激动写下：“智力竞新，强国之鉴”。刘长春参加奥运会百米比赛项目，从而开启了中国运动员正式参加奥运会比赛的历史。
最早发起
张伯苓参与发起了中国举办奥运会的活动。民国二十四年（1945年）九月七日，张伯苓主持抗战胜利后第一次中华体育协进会常务理事会议，会议一致同意邀请1952年第15届奥运会在中国举行。张伯苓还负责“向政府商洽”此事。
光明网《南开创办人张伯苓诞辰》：
在半个世纪的岁月中，张伯苓历尽艰辛，先后创办了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子中学、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并接办四川自贡蜀光中学，以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兴学育人，为国家和民族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周恩来同志是其中杰出的代表。张伯苓的办学方针注重理工科教育，提倡教育救国，反对学生介入社会政治活动，但他却实实在在保护过进步师生。
人民网《南开之父张伯苓》：张伯苓作为在他生活时代的知识分子的一个代表，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在其晚年，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但是，张伯苓毕竟是一位与时俱进的爱国教育家。他从一生办学，饱经沧桑的切身经历中，逐步看清了中国的前途，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表现出一个真正教育家的高风亮节。张怕苓的一生，是进步的爱国的一生。他创业南开，功在国家，为发展我国近代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
南开大学（《张伯苓与南开精神》）：伟大的教育家应当造福于社会,并以自己的言行丰富着自己祖国的文化,其遗产也必为国人所尊崇和传承,张伯苓正是这样的人,他给后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的业绩在社会上、在人们的生活中一直被传诵着。特别是他创办的南开大学,为海内外所称道,堪称一流学府。
周恩来：张校长在他的一生中是进步的、爱国的，他办教育是有成绩的，有功于人民的。
温家宝（《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张伯苓是位教育家，他宁可做校长，不当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