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子》是一部重要的兵家著作。由战国名将吴起著。是反映先秦时期中国军事思想的代表作之一。
吴子主要论述了战争观问题。该篇既反对持众好战，也反对重修德而废弛武备。它认为只有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才能使国家强盛。
《图国》篇讲述“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战争论。
《料敌》篇主要讲述如何判断敌情，因敌制胜的问题。
《治兵》篇主要论述如何治军，指出战争的胜负不是取决与军队人数的多少，而是取决与军队是否法令严明，赏罚必信，打不散，拖不垮。
《论将》篇主要论述将帅的重要和对将帅素质的要求，将帅为全军的统帅，必须刚柔兼备；将帅必须依靠金鼓，旗帜和禁令，刑罚来治军和指挥作战。
《应变》篇阐述了在不同的情况下的应变之术和作战方法。
《励士》篇主要讲述如何激励士气。
《吴子兵法》，中国古代著名军事著作，《武经七书》之一。相传战国初期吴起所著，战国末年即已流传。《汉书·艺文志》称“吴起四十八篇”，《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载为一卷。今有《续古逸丛书》影宋本及明、清刊本，今存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六篇，分上下两卷。
《吴子》是在封建制度确立后，战争和军事思想有了显著发展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这时，军队成分的改变，铁兵器和弩的广泛使用以及骑兵的出现，引起了作战方式的明显变化。它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战争理论、军队建设和作战指导方面的观点。
《吴子》主张“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续古逸丛书》影宋本，下同），把政治和军事紧密结合起来，所谓“文德”，就是“道、义、礼、仁”，并以此治理军队和民众。认为“民安其田宅，亲其有司”，“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邻国，则战已胜矣”，强调军队、国家要和睦。所谓“武备”，就是“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必须“简募良材，以备不虞”。它把战争区分为义兵、强兵、刚兵、暴兵、逆兵等不同性质，主张对战争要采取慎重的态度，反对穷兵黩武。
它主张兵不在多，“以治为胜”。治，就是建设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当，退不可追，前却有节，左右应麾，虽绝成陈，虽散成行，……投之所往，天下莫当。”要求选募良材、重用勇士和志在杀敌立功的人，作为军队的骨干，并“加其爵列”、“厚其父母妻子”；对士卒的使用要因人而异，使“短者持矛戟，长者持弓弩，强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给厮养，智者为谋主”，以发挥各自的特长；按照同乡同里编组，同什同伍互相联保，以对部众严加控制；采取“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的教战方法，严格训练；明法审令，使“进有重赏，退有重刑，行之以信”，做到令行禁止，严不可犯；将领必须与士卒同甘苦，共安危，奖励有功者，勉励无功者，抚恤和慰问牺牲将士的家属，以恩结士心，使其“乐战”、“乐死”；要“任贤使能”，选拔文武兼备、刚柔并用、能“率下安众、怖敌决疑”的人为将。
它强调料敌用兵，因情击敌。针对齐、秦、楚、燕、韩、赵六国的政治、地理、民情、军队、阵势等不同特点，提出了不同的作战方针和战法。例如：对齐作战，“必三分之，猎其左右，胁而从之”；对秦作战，先示之以利，待其士卒失去控制时，再“乘乖猎散，设伏投机”；与楚作战，则“袭乱其屯，先夺其气，轻进速退，疲而劳之，勿与争战”；同燕作战，则“触而迫之，陵而远之，驰而后之”和“谨我车骑必避之路”；与韩、赵作战时，则“阻阵而压之，众来则拒之，去则追之，以倦其师”。
它还强调“审敌虚实而趋其危”。指出有八种情况，不需再卜问吉凶，即可向敌进击，在十三种情况下要“急击勿疑”，旨在乘隙蹈瑕，不失战机；又列举了不需占卜即可决定不与敌作战的六种情况，要“避之勿疑”。并进一步指出“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它还注重“应变”，提出击强、击众、谷战、水战、围城等具体战法。它最早对养马和骑战做了专门的论述。
《吴子》继承和发展了《孙子兵法》的有关思想，在历史上曾与《孙子》齐名，并称为“孙吴兵法”，因而为历代兵家所重视。现有日、英、法、俄等译本流传。
《吴子兵法》 吴起著
序
按：《吴子》是一部与《孙子兵法》齐名的军事著作，相传为战国时著名兵学家吴起所作。该书在长期流传过程中为后人所整理和删补，有些篇目和内容有所亡佚，现仅存《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励士》六篇，远非全璧。
现所录的《吴子》原文，以《续古逸丛书》影印《宋本五经七书》中的《吴子》为底本。对底本上明显的错、衍、脱、误之处，则参照《五经七书讲义》、《五经七书汇解》、《五经七书直解》等进行校改，底本错讹用（）表示，改正的文字用[ ]表示。
吴子卷上
吴起儒服，以兵机见魏文侯。
文侯曰：“寡人不好军旅之事。”
起曰：“臣以见占隐，以往察来，主君何言与心违。今君四时使斩离皮革，掩以朱漆，画以丹青，烁以犀象。冬日衣之则不温，夏日衣之则不凉。以长戟二丈四尺，短戟一丈二尺。革车奄户，缦轮笼毂，观之于目则不丽，乘之以田则不轻，不识主君安用此也？若以备进战退守，而不求用者，譬犹伏鸡之搏狸，乳犬之犯虎，虽有斗心，随之死矣。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废武，以灭其国；有扈氏之君，恃众好勇，以丧其社稷。明主鉴兹，必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故当敌而不进，无逮于义也；僵尸而哀之，无逮于仁也。”
于是文侯身自布席，夫人捧觞，醮吴起于庙，立为大将，守西河。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余则钧解。辟土四面，拓地千里，皆起之功也。
吴子曰：“昔之图国家者，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有四不和：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陈；不和于陈，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是以有道之主，将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不敢信其私谋，必告于祖庙，启于元龟，参之天时，吉乃后举。民知君之爱其命，惜其死，若此之至，而与之临难，则士以（尽）[进]死为荣，退生为辱矣。”
吴子曰：“夫道者，所以反本复始；义者，所以行事立功；谋者，所以违害就利；要者，所以保业守成。若行不合道，举不合义，而处大居贵，患必及之。是以圣人绥之以道，理之以义，动之以礼，抚之以仁。此四德者，修之则兴，废之则衰，故成汤讨桀而夏民喜悦，周武伐纣而殷人不非。举顺天人，故能然矣。”
吴子曰：“凡治国治军，必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使有耻也。夫人有耻，在大足以战，在小足以守矣。然战胜易，守胜难。故曰：天下战国，五胜者祸，四胜者弊，三胜者霸，二胜者王，一胜者帝。是以数胜得天下者稀，以亡者众。”
吴子曰：“凡兵者之所以起者有五：一曰争名，而曰争利，三曰积（德）恶，四曰内乱，五曰因饥。其名有五：一曰义兵，二曰强兵，三曰刚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禁暴救乱曰义，恃众以伐曰强，因怒兴师曰刚，弃礼贪利曰暴，国乱人疲，举事动众曰逆。五者之（数）[服]，各有其道，义必以礼服，强必以谦服，刚必以辞服，暴必以诈服，逆必以权服。”
武侯问曰：“愿闻治兵、料人、固国之道。”
起对曰：“古之明王，必谨君臣之礼，饰上下之仪，安集吏民，顺俗而教，简寡良才，以备不虞。昔齐桓募士五万，以霸诸侯；晋文召为前行四万，以获其志；秦缪置陷陈三万，以服邻敌。故强国之君，必料其民。民有胆勇气力者，聚为一卒。乐以进战效力，以显其忠勇者，聚为一卒。能逾高超远，轻足善走者，聚为一卒。王臣失位而欲见功于上者，聚为一卒。弃城去守，欲除其丑者，聚为一卒。此五者，军之练锐也。有此三千人，内出可以决围，外入可以屠城矣。”
武侯问曰：“愿闻陈必定、守必固、战必胜之道。”
起对曰：“立见且可，岂直闻乎！君能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处下，则陈已定矣；民安其田宅，亲其有司，则守已固矣。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邻国，则战已胜矣。”
武侯尝谋事，群臣莫能及，罢朝而有喜色。起进曰：“昔楚庄王尝谋事，群臣莫能及，退朝而有忧色。申公问曰：‘君有忧色，何也？’曰：‘寡人闻之，世不绝圣，国不乏贤，能得其师者王，得其友者霸。今寡人不才，而群臣莫及者，楚国其殆矣！’此楚庄王之所忧，而君说之，臣窃惧矣。”于是武侯有惭色。
武侯谓吴起曰：“今秦胁吾西，楚带吾南，赵冲吾北，齐临吾东，燕绝吾后，韩居吾前，六国兵四守，势甚不便，忧此奈何？”
起对曰：“夫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今君已戒，祸其远矣。臣请论六国之俗：夫齐陈重而不坚，秦陈散而自斗，楚陈整而不久，燕陈守而不走，三晋陈治而不用。”
“夫齐性刚，其国富，君臣骄奢而简于细民，其政宽而禄不均，一陈两心，前重后轻，故重而不坚。击此之道，必三分之，猎其左右，胁而从之，其陈可坏。秦性强，其地险，其政严，其赏罚信，其人不让，皆有斗心，故散而自战。击此之道，必先示之以利而引去之，士贪于得而离其将，乘乖猎散，设伏投机，其将可取。楚性弱，其地广，其政骚，其民疲，故整而不久。击此之道，袭乱其屯，先夺其气，轻进速退，弊而劳之，勿与战争，其军可败。燕性悫，其民慎，好勇义，寡诈谋，故守而不走。击此之道，触而迫之，陵而远之，驰而后之，则上疑而下惧，谨我车骑必避之路，其将可虏。三晋者，中国也，其性和，其政平，其民疲于战，习于兵，轻其将，薄其禄，士无死志，故治而不用。击此之道，阻陈而压之，众来则拒之，去则追之，以倦其师。此其势也。”
“然则一军之中，必有虎贲之士，力轻扛鼎，足轻戎马，搴旗斩将，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选而别之，爱而贵之，是谓军命。其有工用五兵、材力健疾、志在吞敌者，必加其爵列，可以决胜。厚其父母妻子，劝赏畏罚，此坚陈之士，可与持久，能审料此，可以击倍。”
武侯曰：“善！”
吴子曰：“凡料敌有不卜而与之战者八。一曰：”疾风大寒，早兴寐迁，刊木济水，不惮艰难。二曰：盛夏炎热，晏兴无间，行驱饥渴，务于取远。三曰：师既淹久，粮食无有，百姓怨怒，妖祥数起，上不能止。四曰：军资既竭，薪刍既寡，天多阴雨，欲掠无所。五曰：徒众不多，水地不利，人马疾疫，四邻不至。六曰：道远日暮，士众劳惧，倦而未食，解甲而息。七曰：将薄吏轻，士卒不固，三军数惊，师徒无助。八曰：陈而未定，舍而未毕，行坂涉险，半隐半出。诸如此者，击之无疑。”
“有不占而避之者六。一曰：土地广大，人民富众。二曰：上爱其下。惠施流布。三曰：赏信刑察，发必得时。四曰：陈功居列，任贤使能。五曰：师徒之众，兵甲之精。六曰：四邻之助，大国之援。凡此不如敌人，避之勿疑。所谓见可而进，知难而退也。”
武侯问曰：“吾欲观敌之外以知其内，察其进以知其止，以定胜负，可得闻乎？”
起对曰：“敌人之来，荡荡无虑，旌旗烦乱，人马数顾，一可击十，必使无措。诸侯（大）[未]会，君臣未和，沟垒未成，禁令未施，三军匈匈，欲前不能，欲去不敢，以半击倍，百战不殆。”
武侯问敌必可击之道。
起对曰：“用兵必须审敌虚实而趋其危。敌人远来新至，行列未定，可击；既食未设备，可击；奔走，可击；勤劳，可击；未得地利，可击；失时不从，可击；旌旗乱动，可击；涉长道后行未息，可击；涉水半渡，可击；险道狭路，可击；陈数移动，可击；将离士卒，可击；心怖，可击。凡若此者，选锐冲之，分兵继之，急击勿疑。”
武侯问曰：“进兵之道何先？”
起对曰：“先明四轻、二重、一倍。”
曰：“何谓也？”
对曰：“使地轻马，马轻车，车轻人，人轻战。明知（阴阳）[险易]，则地轻马；刍秣以时，则马轻车；膏锏有余，则车轻人；锋锐甲坚，则人轻战。进有重赏，退有重刑，行之以信。（令制远）[审能达]此，胜之主也。”
武侯问曰：“兵何以为胜？”
起对曰：“以治为胜。”
又问曰：“不在众寡？”
对曰：“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所谓治者，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挡，退不可追，前却有节，左右应麾，虽绝成陈，虽散成行。与之安，与之危，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当，名曰父子之兵。”
吴子曰：“凡行军之道，无犯进止之节，无失饮食之适，无绝人马之力。此三者，所以任其上令，任其上令，则治之所由生也。若进止不度，饮食不适，马疲人倦而不解舍，所以不任其上令，上令既废，以居则乱，以战则败。”
吴子曰：“凡兵战之场，立尸之地，必死则生，幸生则死。其善将者，如坐漏船之中，伏烧屋之下，使智者不及谋，勇者不及怒，受敌可也。故曰：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
吴子曰：“夫人（当）[常]死其所不能，败其所不便。故用兵之法：教戎为先。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千人；千人学战，教成万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圆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后之，分而合之，结而解之。每变皆习，乃授其兵。是为将事。”
吴子曰：“教战之令，短者持矛戟，长者持弓弩，强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给厮样，智者为谋主。乡里相比，什伍相保。一鼓整兵，二鼓习陈，三鼓趋食，四鼓严辩，五鼓就行。闻鼓声合，然后举旗。”
武侯问曰：“三军进止，岂有道乎？”
起对曰：“无当天灶，无当龙头。天灶者，大谷之口；龙头者，大山之端。必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招摇在上，从事于下。将战之时，审候风所从来，风顺致呼而从之，风逆坚陈以待之。”
武侯问曰：“凡畜（卒）[车]骑，岂有方乎？”
起对曰：“夫马，必安其处所，适其水草，节其饥饱。冬则温（烧）[厩]，夏则凉庑。刻剔毛鬣，谨落四下，戢其耳目，无令惊骇，习其驰逐，闲其进止，人马相亲，然后可使。车骑之具，鞍，勒，衔、辔，必令完坚。凡马不伤于末，必伤于始；不伤于饥，必伤于饱。日暮道远，必数上下，宁劳于人，慎无劳马，常令有余，备敌覆我。能明此者，横行天下。”
吴子曰：“夫总文武者，军之将也，兼刚柔者，兵之事也。凡人论将，常观于勇，勇之于将，乃数分之一尔。夫勇者必轻合，轻合而不知利，未可也。故将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备，三曰果，四曰戎，五曰约。理者，治众如治寡；备者，出门如见敌；果者，临敌不怀生；戎者，虽克如始战；约者，法令省而不烦。受命而不辞，敌破而后言返，将之礼也。故师出之日，有死之荣，无生之辱。”
吴子曰：“凡兵有四机：一曰气机，二曰地机，三曰事机，四曰力机。三军之众，百万之师，张设轻重，在于一人，是谓气机。路狭道险，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过，是谓地机。善行间谍，轻兵往来，分散其众，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是为事机。车坚管辖，舟利橹楫，士习战陈，马闲驰逐，是谓力机。知此四者，乃可为将。然其威、德、仁、勇，必足以率下安众，怖敌决疑。施令而下不[敢]犯，所在[而]寇不敢敌。得之国强，去之国亡。是谓良将。”
吴子曰：“夫鼙鼓金铎，所以威耳；旌旗麾帜，所以威目；禁令刑罚，所以威心。耳威于声，不可不清；目威于色，不可不明；心威于刑，不可不严。三者不立，虽有其国，必败于敌。故曰：将之所麾，莫不从移，将之所指，莫不前死。”
吴子曰：“凡战之要，必先占其将而察其才，因形用权，则不劳而功举。其将愚而信人，可诈而诱。贪而忽名，可货而赂。轻变无谋，可劳而困。上富而骄，下贫而怨，可离而间。进退多疑，其众无依，可震而走。士轻其将而有归志，塞易开险，可邀而取。进道易，退道难，可来而前。进道险，退道易，可薄而击。居军下湿，水无所通，霖雨数至，可灌而沈。居军荒泽，草楚幽秽，风飚数至，可焚而灭。停久不移，将士懈怠，其军不备，可潜而袭。”
武侯问曰：“两军相望，不知其将，我欲相之，其术如何？”
起对曰：“令贱而勇者，将轻锐以尝之，务于北，无务于得。观敌之来，一坐一起，其政以理，其追北佯为不及，其见利佯为不知，如此将者，名为智将，勿与战矣。若其众[灌字“氵”旁换“讠”旁]哗，旌旗烦乱，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纵或横，其追北恐不及，见利恐不得，此为愚将，虽众可获。”
武侯问曰：“车坚马良，将勇兵强，卒遇敌人，乱而失行，则如之何？”
吴起对曰：“凡战之法，昼以旌旗幡麾为节，夜以金鼓笳笛为节。麾左而左，麾右而右。鼓之则进，金之则止。一吹而行，再吹而聚。不从令者诛。三军服威，士卒用命，则战无强敌，攻无坚陈矣。”
武侯问曰：“若敌众我寡，为之奈何？”
起对曰：“避之于易，邀之于阨。故曰：以一击十，莫善于阨；以十击百，莫善于险；以千击万，莫善于阻。今有少（年）[卒]卒起，击金鼓于阨路，虽有大众，莫不惊动。故曰：用众者务易，用少者务隘。”
武侯问曰：“有师甚重，既武且勇，背大险阻，右山左水，深沟高垒，守以强驽，退如山移，进如风雨，粮食又多，难与长守，[则如之何]？”
[起]对曰：“大哉问乎！此非车骑之力，圣人之谋也。能备千乘万骑，兼之徒步，分为五军，各军一衢。夫五军五衢，敌人必惑，莫之所加。敌人若坚守以固其兵，急行间谍以观其虑。彼听吾说，解之而去；不听吾说，斩使焚书。分为五战，战胜勿追，不胜疾归。如是佯北，安行疾斗，一结其前，一绝其后，两军衔枚，或左或右，而袭其处。五军交至，必有其（力）[利]。此击强之道也。”
武侯问曰：“敌近而薄我，欲去无路，我众甚惧，为之奈何？”
[起]对曰：“为此之术，若我众彼寡，各分而乘之；彼众我寡，以方从之，从之无息，虽众可服。”
武侯问曰：“若遇敌于溪谷之间，傍多险阻，彼众我寡，为之奈何？”
起对曰：“[遇]诸丘陵、林谷、深山、大泽，疾行亟去，勿得从容。若高山深谷，卒然相遇，必先鼓噪而乘之，进弓与弩，且射且虏。审察其政，乱则击之无疑。”
武侯问曰：“左右高山，地甚狭迫，卒遇敌人，击之不敢，去之不得，为之奈何？”
起对曰：“此谓谷战，虽众不用。募吾材士与敌相当，轻足利兵以为前行，分车列骑隐于四旁，相去数里，无见其兵，敌必坚陈，进退不敢。于是出旌列旆，行出山外营之，敌人必惧。车骑挑之，勿令得休。此谷战之法也。”
武侯问曰：“吾与敌相遇大水之泽，倾轮没辕，水薄车骑，舟楫不设，进退不得，为之奈何？”
起对曰：“此谓水战，无用车骑，且留其傍。登高四望，必得水情，知其广狭，尽其浅深，乃可为奇以胜之。敌若绝水，半渡而薄之。”
武侯问曰：“天久连雨，马陷车止，四面受敌，三军惊骇，为之奈何？”
起对曰：“凡用车者，阴湿则停，阳燥则起；贵高贱下，驰其强车；若进若止，必从其道。敌人若起，必逐其迹。”
武侯问曰：“暴寇卒来，掠吾田野，取吾牛羊，则如之何？”
起对曰：“暴寇之来，必虑其强，善守勿应。彼将暮去，其装必重，其心必恐，还退务速，必有不属。追而击之，其兵可覆。”
吴子曰：“凡攻敌围城之道，城邑既破，各入其宫，御其禄秩，收其器物。军之所至，无刊其木、发其屋，取其粟、杀其六畜、燔其积聚，示民无残心。其有请降，许而安之。
武侯问曰：“严刑明赏，足以胜乎？”
起对曰：“严明之事，臣不能悉。虽然，非所恃也。夫发号布令而人乐闻，兴师动众而人乐战，交兵接刃而人乐死。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
武侯曰：“致之奈何？”
[起]对曰：“君举有功而进飨之，无功而励之。”
于是武侯设坐庙廷，为三行，飨士大夫。上功坐前行，肴席兼重器、上牢；次功坐中行，肴席器差减；无功坐后行，肴席无重器。飨毕而出，又颁赐有功者父母妻子于庙门外，亦以功为差。有死事之家，岁（被）[谴]使者劳赐其父母，著不忘于心。
行之三年，秦人兴师，临于西河。魏士闻之，不待吏令，介胄而奋击之者以万数。
武侯召吴起而谓曰：“子前日之教行矣。”
起对曰：“臣闻人有短长，气有盛衰。君试发无功者五万人，臣请率以当之。脱其不胜，取笑于诸侯，失权于天下矣。今使一死贼伏于旷野，千人追之，莫不枭视狼顾。何者？忌其暴起而害己。是以一人投命，足惧千夫。今臣以五万之众，而为以四贼，率以讨之，固难敌矣。”
于是武侯从之，兼车五百乘，骑三千匹，而破秦五十万众，此励士之功也。
先战一日，吴起令三军曰：“诸吏士当从受（驰）[敌]。车骑与徒，若车不得车，骑不得骑，徒不得徒，虽破军皆无（易）[功]。”故战之日，其令不烦而威震天下。
《吴子兵法》虽然保存六篇，但也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军事思想。
首先，它提出了一套政治、军事并重，而以政治为先的战争观念。
《吴子兵法·图国》说，要富国强兵，必须"内修文德，外治武备"。
文德，指政治教化而言。武备，指军事战争而言。它强调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废。并说历史的经验证明，承桑氏（古代部落）只修文德，不重武备，结果灭亡了。相反，有扈氏（夏代部落）恃众好战，不修文德，也灭亡了。这种战争观是正确的。
在政治、军事并重的前提下，《吴子》更重视政治教化。它说："昔之图国家者，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教化的结果要做到四和：国家和睦，军队团结，上阵统一，战斗协调，这样君才算有道之主，民才"以进死为荣，退生为辱"，国家才能够出兵出战。教化百姓的内容，主要是"道、义、礼、仁"四德。这四德关系国家兴衰，"修之则兴，废之则衰"。
《吴子》还试图通过对战争起因的分析，来探索战争的实质。它说："凡兵之所起者有五：一曰争名，二曰争利，三曰积恶，四曰内乱，五曰因饥。"以今日的观点来看，这种对于战争起因的认识是肤浅的。但在战国初期，《吴子》能注意到战争因"争利"等经济原因而引起，也是难能可贵的。由战争的五种起因出发，《吴子》又探索了战争的性质，把它区分为"义兵"、"强兵"、"刚兵"、"暴兵"、"逆兵"五类，并指出"义兵"是"禁暴救乱"的，"暴兵"是"弃礼贪利"的。这表明《吴子》试图对战争的性质进行分类，以探求正义性的战争。虽然它的认识还比较模糊，但这无疑较《孙子》的认识前进了一步。
《吴子》在战争观上的另一贡献是它提出了"战胜易，守胜难"的问题。因为战争是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所以要取得胜利相对来说是容易的。而保守胜利成果，则不仅需要军事手段，还需要政治、经济、思想等各种手段，相对来说是困难的。何况胜利以消耗大量人力、物力为代价，所以他认为：战争胜利的次数越多，消耗人力、物力越大，而保守胜利的希望也就越小。由此出发，提出国家应该慎战。这种观点无疑也是进步的。
其次，吴起提出了一套首先加强战备，然后依据敌情，"见可而进，知难而退"，施行"审敌虚实而趋其危"的战略战术原则。
他在《料敌》篇对魏武侯说："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让武侯把加强战备放在第一位。他简要地分析了齐、秦、楚、燕、韩、赵、魏七国的地理条件、政治状况、人民习俗、经济实力、军队素质和军阵阵法等特点，要武侯依据这些特点，制定对付列国的不同军事策略。
《吴子》主张战前一定要察明敌情。依调查，如遇到以下情况，即：敌人不顾严寒酷暑，昼夜长途行军，不管士卒劳苦；或长期滞留在外，粮食、物资耗尽，薪草、饲料缺乏，气候不利，将士怨怒；或人数不多，水土不服，人马患疫病，救兵不到；或长途跋涉，疲劳饥困，解甲休息；或敌将吏德薄望轻，军心不稳，缺乏援助；或阵势没摆好，扎营没完毕等，都应立刻"击之勿疑"。
相反，在察明敌情后，遇到以下几种情况，即：敌地广人富；将领爱护士卒，施恩普遍；赏罚严明，处置适当，以战功论爵秩等列，任用贤才；兵力众多，武器装备精良；有四邻的帮助，大国的支援等，就应该避开敌人，不与接战。这就是著名的"见可而进，知难而退"的战术原则。
观察敌人还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观敌之外，以知其内，察其进以知其止"，然后确定我方的作战方略。
《吴子》强调用兵之道在于"审敌虚实而趋其危"，也就是乘敌人的间隙，突然攻击它的薄弱之点。如敌人远来新到，战斗队形未排定；正在吃饭而不防备；正在奔走；疲劳困苦；没得地形之利；失掉天时；旌旗紊乱；长途跋涉，未得休息；涉水过河，刚渡过一半；道路险峻狭长；阵势频繁移动；将领脱离了士卒；军心恐惧动摇。就应选派精锐作先锋，勇敢攻击，大兵跟进，"急击勿疑"。这种建筑在对敌情详尽分析上的攻击策略，无疑是正确的，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在作战中，敌我形势是瞬息万变的。吴起提出要善于根据变化的情况而改变我方的作战方针。如：依据"敌众我寡"的形势，在平坦地形上，就避开敌人；在险要地形上，就截击敌人。依据敌"师甚众，既武且勇"的形势，就分为五军，各军占据一通衢大道，迷惑敌人。交战时佯装败退，一军在前，一军在后，两军在左、右击敌，五军结合起来，就可击败强敌。如果"敌近而薄我"，我"欲去无路"，则依据敌我情况：我众敌寡，就分兵包围敌人；如敌众我寡，就集中兵力袭击敌人。
不停地袭击，敌人虽多也可以制服。如在"丘陵、森林、谷地、深山、大泽"等复杂地形条件下遭遇敌军，就要动作迅速，首先发动攻击，乘势冲击敌人，并调动弓弩手到前敌。边战斗，边观察，一旦形势对我有利，即全面发起攻势。
他还总结了在狭谷、在水上、阴雨天以及围城战的战法，认为都要根据敌情，采取有力的应变措施。
其三，《吴子兵法》在论将方面也有新的思想。吴子指出，将领要文武全才、刚柔兼备，具有"理、备、果、戒、约"五种才能。"理"
是能"治众如治寡"；"备"是能"出门如见敌"；"果"是能"临敌不怀生"；"戒"是能"虽克如始战"；"约"是能"法令省而不烦"。将领还要掌握用兵的四机：①气机，能鼓舞士气；②地机，能运用各种地形；③事机，临事能运用计谋；④力机，善于保持和充实军事力量。
这样的将领才是合格的将领。而"良将"在此之外还要具备"威、德、仁、勇"四种品质。良将是国家的栋梁，国家得之则强盛，失去会衰亡。所以，选拔良将十分重要。
另一方面，吴子提出作战时还要察明敌将的才干。利用敌将的不同特点采取不同的谋略，这是"不劳而功举"的便宜事。他把敌将分为"愚而信"、"贪而忽名"、"轻变无谋"、"富而骄"、"进退多疑"等各种类型，而分别制定了"诈而诱、货而赂、离而间、震而走、邀而取"的作战方针等。在"两军相望，不知其将"的情况下，可以选派轻兵挑战，务败不务胜，来探知敌将是"智将"还是"愚将"。如为"智将"，则"勿与战"；如为"愚将"，则虽众可俘获。这些作战原则都是他的前辈军事家所没有提出过的。
其四，提出了"以教戒为先"的治军原则和"颁赐有功者"的励士原则。
《吴子·治兵篇》说：兵"以治为胜"。所谓"治"，就是"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当，退不可追；前却有节，左右应麾；虽绝成陈，虽散成行"。这样的军队无往而不胜，"天下莫当，名曰'父子之兵'"。
如果部队无治，"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
"治"军是经严格地教练取得的。因此，"用兵之法，教戒为先"。
部队缺乏教练，就会"常死其所不能，败其所不便"。只有经过严格教练的军队才能无往不胜。
教练的方法是："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千人。千人学战，教成万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
教练的内容之一是阵法，即适应方阵、圆阵的变化及掌握队列的前、后、左、右、坐、起、进、止等动作。
教练的内容之二，是熟悉金、鼓、旗、铃等指挥号令。"鼙鼓金铎，所以威耳；旌旗麾帜，所以威目；禁令刑罚，所以威心。"（《论将》）号令严明，"麾左而左，麾右而右，鼓之则进，金之则止"，（《应变》）"一鼓整兵，二鼓习阵，三鼓趋食，四鼓严辨，五鼓就行。闻鼓声合，然后举旗。"（《治兵》）有不服从军令者，诛。
教练的内容之三，是军中赏罚，"进有重赏，退有重刑，行之以信"。
军中实行"什伍相保"。如此，则"三军威服，士卒用命，则战无强敌，攻无坚阵矣"。（《应变》）
在励士方面，吴起虽为法家，但不主张用"严刑明罚"来鼓励士气，因为这是被动的办法。吴起主张用主动的办法，即"赏"来激励士气。
他提出君主要在庙堂上"举有功而进飨之，无功而励之"。对于有功者，依据功劳大小，赏赐不同待遇。同时，在庙门外边以功劳等次向立功者的父母妻子颁赏。这样会造成一人立功，全家荣耀的社会风尚。对于阵亡将士的家属，每年也要派使者进行慰问和赏赐。鼓励没有立功的士卒争取立功。这样，国家"发号布令而人乐闻，兴师众而人乐战，交兵接刃而人乐死"。《吴子》的这些主张，与后来的《尉缭子》主张用"杀"来解决士气问题有很大区别。反映它确是战国初期的观念，还承袭有《司马法》的"仁本"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