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求学
明熹宗天启四年正月十三日（1624年3月2日）魏禧出生在江西省宁都县城的一个富有家庭。父亲魏兆凤，字圣期，号天民。为人乐善好施，急人之难。崇祯初，学使陈懋德推荐兆凤，诏举孝友廉洁。不久，又推举他为师儒，通过巡抚叶成章上奏朝廷，天子遂下诏征聘。兆凤“以时方重资格，朝廷多党人，虽出，志不得行，俱不就”。当时学者称兆凤为“征君”。魏禧从小体弱，随父读书，就学乡里，他聪颖好学，博闻强记，才气过人，“十一岁补邑弟子，冠其曹”。他性格慷慨自信，乐于为人排忧解难，而且还喜欢与人谈论军事。孙静庵在《明遗民录》中评价他“善擘画理势，事前决成败，悬策而后验者十常八九”。他的这种预见性和洞察力不仅赢得同伴的信任和尊重，而且为以后安身立命，谋划隐居翠微峰打下基础。少年时代的魏禧有过远大抱负，十四岁时求学于同里杨一水先生门下，致力于科举考试，希望有朝一日金榜题名，成为国家有用之才。据杨墓表记载：先生诸弟子中，禧最晚进，事先生以诤子自任，常面诤先生，先生大悦，奇之，自是无大小事必尽言。然而1644年甲申之变使他的科举幻想破灭，此时他年仅二十一岁。他深痛国亡，把甲申之变归罪于科举“不得实用之才，有负朝廷”。于是弃科举，跟从姐夫邱维屏研习古文，从此走上了另一条治学之路。
据山抗清
顺治二年（1645）七月，由于南明降清将领引兵进入江西，江西人民的抗清斗争蜂拥而起。江西北部早在北京陷落前即遭张献忠部队的劫掠，因而军事力量削弱，地位动摇，在左良玉军持续过境以及清军自武昌进行追击时，则几乎完全瓦解。顺治三年，江西北部诸郡相继被清军攻破，战事移到赣南地区。江西南部南安、赣州二府是抗清斗争最激烈的地区。魏禧曾说：“赣州十二属邑，皆负山依阻，地迫闽粤，故昔称多盗，而天下稍稍有事，则蚁聚蜂起，揭竿假名义者，不可胜数。”因此这一带农民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清军进占江西以后，他们勇敢的担负起抗清使命，组织各种武装，抗清起义大小数十处，遍及瑞金、石城、兴国、龙南、赣州、宁都等地，这些队伍同福建、广东的农民抗清斗争遥相呼应，声势很大。
顺治三年十月，经过半年的围城之后，赣州的战事异常惨烈。清军攻入赣州后，南明隆武朝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杨廷麟督乡勇巷战，兵败投塘自尽。宁都一带饥民和抗清武装并起，他们占据城乡，斗争激烈。
宁都地处赣南山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当明崇祯帝自缢的消息传到宁都时，魏氏父子“日往公庭哭临，食不甘味，寝不安席”。随后，清兵入关夺取了北京政权。魏禧与原兵科给事中曾应遴等当地官绅一道，积极筹划起兵勤王，其父魏兆凤首先破产相助，招募兵丁维持宁都地方社会秩序。社会的动荡不安，盗贼蜂拥而起，使许多有识之士希望通过团结互助结寨自保。宁都城西郊四十里有座金精山，周围数十里奇峰林立，著名的有十二座而翠微峰居其首。翠微峰是由许多壁立千仞的巨大石柱组成，由于数千年的风化，四面悬崖绝壁“削起百十余丈”，山势险峻，易守难攻，是一个避世隐居的理想之地。于是“事会盘错，指画灼有经纬，思患豫防，见几于早”的魏禧，选中了这远离尘嚣的“金精山第一峰”。变卖家产，雇人开凿石级阶梯，直通山顶，然后在山顶辟平地筑屋，挖池蓄水，种植蔬菜、谷物。他的同乡曾灿、邱维屏、李腾蛟等人也出资相助。顺治三年，清军进攻赣南，宁都局势陡然紧张起来，为避战乱，魏禧和几位友人举家隐居翠微峰。魏禧还派人在险要处置闸守望，并制订了严格的入山规约，如陌生人须由山寨人员陪同且不得带刀上山，黄昏后紧闭寨门等，使山寨更为安全，不受战乱兵灾的侵扰。其后宁都数次遭受战乱，1650年清军攻下农民军占领的宁都县城后，竟屠城，而翠微峰得以独完。营建翠微峰一定程度上显示出魏禧作为军事谋略家远见卓识的军事才能，《赣州府志》评价其“最辨古今得失，指陈时事，廉利透闻，独出手眼”。
治学游历
明末大儒顾炎武曾说过：“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久处一方，则习染而不自觉……若既不出户，又不读书，则是面墙之士，无济于天下”。“性慷慨，尚气节”的魏禧深知交友的重要，他与兄祥、弟礼互为师友，三兄弟以文章闻名海内，人称“宁都三魏”。他姐夫邱维屏学识渊博，尤其精通古文，无师自通西洋算术。除此之外，他在隐居前就已结交了一批志趣相投人士，像“有儒者风，性诚厚爱人”的李腾蛟；“性情豪迈，性命肺腑之交”的同学曾灿；“重道义，有胆识”的彭任；政治阅历丰富，气宇非凡，“遇事感慨激昂”的南昌士人彭土望；“结交甚广，慨然有当世之志”的明宗室林时益（原名朱议滂，字确斋，明亡后更姓林），隐居翠微峰后他们经常围坐在一起读史，讨论《易经》，并把读书之地命名为“易堂”。人们称他们为“易堂九子”。魏禧所交的契友，有以谢文存为首的程山七子，宋之盛为首的髻山七隐，陈恭尹为首的广东北田五子，还有方以智、屈大均、姜宸英、恽日初、顾祖禹、施闰章、汪琬等。他交友的宗旨，一是在治学上能“相互切磋”，以便采他人之长，集思广益；二是在政治上还有隐蔽深远的意图，即多方结交那些“他日可为国家受大任，为生民匡大厄，足以济天下事”的朋友，一朝天下有变，时机到来，便可团结起来实施复国的大业。魏禧把见到彭土望、林时益比作“发醯鸡之覆而见天，取眢井之蛙而投之江河也。”而且他希望借助于林时益明室后裔的影响力，以翠微峰为基地建立一个秘密的反清复明团体。
念念不忘复明的魏禧十分自然地将兵学作为其一生治学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他留心军事之学，于康熙六年（1667）编成《兵谋》、《兵法》。魏禧在《兵谋》中将《左传》用兵谋略概括为32种，各用一个字命名；在《兵法》中将《左传》用兵之法归纳为22个字。他在对每一种兵谋、兵法作简短的解释之后，例举《左传》中若干战例逐字加以说明，由于篇幅较短，没有分篇、章详细论述。魏禧军事著作中包含一些朴素的军事辩证法思想的用兵之道，与《孙子兵法》是一脉相承的。他把研究兵法和复兴古文结合起来，主张写有用于世的经世文章，魏禧写出一批经济世务的政论性散文，如《制科策》、《限田策》、《奄宦策》对当时的科举、田亩、官宦制度提出了改良主张。当时天下讲学，独易堂以古人实学为宗旨，提倡读书经世风气之振，由禧为之领袖。明末四公子之一方以智到翠微峰时感叹，“易堂真气，天下无两矣。”
清初变乱蜂起，清政府于顺治二年下了“剃发令”，男子不剃发者，“杀无赦”。这时魏禧等易堂九子只好隐居翠微峰自保，但时日一长，他们醒悟到僻居赣南，终不为人所知，“闭户自封”，难免会“封己自小”。魏禧认为学问必须通过阅历和实践，深感足不出户，难以开拓视野增长见识，同时为了更广泛地结纳各地的抗清志士，考察江浙一带的地理形势，以谋求恢复明朝的根据地，进行深入隐蔽的反清斗争。魏禧在三十九岁后先后四次到吴越等地交游考察。他每到一地必定访问名士，拜谒忠烈遗迹。与徐枋、金俊明、李天植、槁木等明遗民交结往来，颇得海内学者赏识，时称其“有古宰相才度”。魏禧的江淮吴越之游既是为了向社会生活学习、向他人学习，又是一种含有隐蔽反清意图的举动。经过一番游历，魏禧慨叹天下人才萎靡鲁莽，溃散无成时指出“方今之士，志弱者以天下事为难为，而吾非其人；志强者易视天下之事，不自知其不足。”魏禧以布衣交天下贤士，他所处境遇是困难而复杂的。康熙十七年（1677），严沆、余国柱、李宗孔等举荐魏禧上京应试为博学鸿儒，他坚辞不就，不肯仕清。由于清朝统治趋于巩固，民族矛盾已开始转化，阶级矛盾又在趋向缓和，全国反清形势转入低潮，因此他的活动没有取得实质性结果，魏禧于康熙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病逝于江苏仪征游历途中，终年57岁。
散文
魏禧四十岁始游历大江南北，所至结交皆明遗民。康熙十八年诏举博学鸿儒，禧以疾固辞。两年后死去。禧早年有志仕进，且富谋略，论事纵横排挤，策划卓有经纬。甲申乙酉后，一变初衷，自以病放废山中三十余年，对清王朝始终持不合作态度，表现了对故国始终不渝的感情。
以归隐和游历为标志，魏禧散文创作，可分三个时期，各有着不同的特点。开始，治四书，则求其意义广博而喜议论。认为文旨惟经义可以无所不尽，致力论策制科，并以余力间为杂体，于经义外，搜览诸子史汉唐宋大家及其他杂艺之文，尤好《左传》和苏洵的文章，为文崇尚雄健。其制艺不模仿先辈，多宏肆浩瀚之文，几同于论策。同时，他又认为文不必求工，只求不湮没论点，“使无遁理而已”（清道光二十五年易堂版《宁都三魏全集．魏叔子文集》卷首《自叙》）。及至隐居后，尽弃时文，为古文辞，方更讲求文章法度，于是能自削议论之繁博而精杰益出。游江淮吴越间，则多烟波呜烟之作，有一唱三叹之声，又几近欧阳修的风格。然而精悍之气，逼出眉宇，仍不可驯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古文一脉，至清初“学者始复讲唐宋以来之矩矩矫”，而汪婉与“宁都魏禧、商丘侯方域称为最工。然禧才纵横，未归于纯粹”，虽对禧有微词，但却也精当地指出了魏禧陶铸百家、兼收并蓄的文风。
魏禧长于见识议论及有意于用世的写作特点，突出地表现在他的论说策议中。其短篇史论，尤有特色，抓住一人一事，览古鉴今；笔力挺变，尺幅中如有龙蛇不可控攫。如《留侯论》踔厉风发，堪与苏轼相敌；《伊尹论》赞吊民伐罪而不拘君臣之序，洗发剀切，逻辑严密；《陈胜论》驰骤顿挫，一语破的；《晃错论》千委万曲，辨析精详；皆各得其妙。
魏禧散文中更著名的是传记文，通过作传涉及到社会生活许多方面。他描绘过明季酷烈的朝政；对大吏贪纵、小吏肥俊削、细民无依、官逼民反的阶级矛盾有着清醒的认识。而主要是他深抱亡国之痛，为抗敌殉国和坚持志节之士作传，如《江天一传》、《明御史何公家传》。
有些传记写山林隐逸、侠客壮士的义行异事。如《高士汪风传》、《大铁椎传》，题材不同，一系行踪飘忽，清高磊落的隐士，一系勇武非凡，不为世用的力士。魏禧既推崇前者耻于事清的操守，复将后者比之博浪沙椎击秦皇的侠客。其写作用意是显而易见的。他如《卖酒者传》、《瓶庵小传》、《独奕先生传》、《谢廷诏传》等，记述某些市井奇人的所作所为，寓意精深，饶有情趣。总之，他的传记文风格多样，章法不一，最能表现他师承古人而不依傍古人、文随意尽、善变为法的创作态度。
魏禧的叙记文也常写遗民志士，哀“贤人凋丧，同志寂寥”，感慨激昂而又低回往复，兼有欧、苏之长。他于哀情文主张文贵质朴，不必以痛哭见哀；以为韩愈《祭十二郎文》工于文而情以微。因而他以叙事为抒情，如《哭莱阳姜公昆山归君文》，情事惝恍，缠绵悲怆，即体现了这一特点。魏禧叙记文无论状物写景，叙事记人，都显得摇曳生姿，意味无穷。他的《吾庐饮酒记》、《白渡泛舟记》情景交融，清新委婉，旨趣潇洒。《宛臬记》斑驳奥秀，酷似柳宗元山水记。《翠微峰记》以叙事为山灵添色。《吾庐记》以记人使题旨生辉。魏禧还有大量画记，不仅描风镂影，且以议论画意取胜。《燎衣图记》细碎叙写而钩连绳贯，笔笔变化，无一雷同。著意处如画龙点睛，不著意处似颊上三毛，神态自现。《画猫记》感而讽之，取喻刻深而转折无迹。魏禧叙记文能将寻常题材写得不落俗套，往往得益于议论，翻空出奇，令人耳目一新。
魏禧散文创作，不断取得蜚声文坛的成就，这和他的日臻完善的古文理论是分不开的。其中有些观点，至今不失为真知灼见。他认为“文所以可传，中必有物。”（《日录.杂说》）他不仅批评为文不顾法度、师心自用，如野战无纪之师。且又反对株守古人之法而“中无所有”，指出要合古人之法而不效优孟衣冠，知文章之法有常有变。“伏应断续”是常法；为文者“中有所得”，兴会所至，得意疾书，不汲汲于常法而能自合于法度，是以善变为法。法之常可学，法之变须从“文外求法”，加强思想文化修养，方能“神而明之”。为此，他依据明理适用的易堂学旨，提出“积理”、“练识”的辩证主张，认为积“理”可使“识”不堕入嗜新逐异；“理”若未明，又应着重练“识”，其须考察“市侩优介大猾逆贼之情状”（《宗子发文集序》）。这样，“理”，才不致空疏无用。魏禧的观点代表了清初文论中理识法相结合的倾向，在当时有较大的影响。
诗作
魏禧诗歌的成就不如散文，然亦不乏可传之作。易堂诸子以其四言为绝调，谓为奇峭古奥跳脱，不欲拟乐府而干汉魏。实则四言拟古痕迹太露，不及五七言。他的诗歌理论和散文一样，主张兴属而辞工，以理识为归；创作上取材广泛，变化多端。其诗作有沉郁雄健之气。如《读〈水浒〉》，歌颂梁山英雄能够同饥寒、共生死，同时鞭挞以诗书道德掩其恶的当世权贵；《卖薪行》、《出廓行》、《入廓行》、《从征行》、《孤女行》等篇则反映了当时贫民的生活图景，也显示出作者对世事的沉痛感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