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1640年6月5日-1715年2月25日),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世称聊斋先生,自称异史氏。济南府淄川(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洪山镇蒲家庄)人。清代杰出文学家,优秀短篇小说家。
中国清初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作者。除《聊斋志异》外,蒲松龄还有大量诗文、戏剧、俚曲以及有关农业、医药方面的著述存世,总近200万言。蒲松龄生前,《聊斋志异》刊行后,遂风行天下。在其后一个时期里,仿效之作丛出,造成了志怪传奇类小说的再度繁荣。许多篇章不断被改编为戏曲、电影、电视剧,影响是深远的。《聊斋志异》还很早便走向了世界,蒲松龄为中国、为世界创造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聊斋文。蒲松龄的《聊斋文集》现存13卷。第一卷为赋,计11篇;第二卷为传、记,计14篇;第三卷为引、序、疏,计82篇;第四卷为论、跋、题词,计13篇;第五卷为书启,计131篇;第六卷为文告、呈文,计23篇;第七卷为婚启,计56篇;第八卷为生志、墓志、行实,计3篇;第九卷为祭文,计41篇;第十卷为杂文,计20篇(附楹联8联);第十一卷为拟表,计31篇;第十二卷为拟表,计48篇;第十三篇为拟判,计66篇。以上共计539篇,各种文体皆备。
聊斋诗。蒲松龄的《聊斋诗集》共计五卷,外加《续录》和《补遗》,共有诗1039首。从青年时代起,蒲松龄就开始了诗歌创作,这从他写的《郢中社序》可以看出。可惜的是,他早年的作品没有流传下来。现行的《聊斋诗集》为路大荒编定,起于康熙九年庚戌(1670年),止于康熙五十三年甲午(1714年),共1029首。其中卷一的《独酌》和《续录》中的《独酌》,字句相同,系重出。《续录》中的《趵突泉》(二首)、《游龙寺》(一首)、《暮春泛大明湖》(一、三两首)、《千佛山》(一首)、《游大佛山》(一首)、《白云亭泛舟》(一首)、《登历下亭》(一首)、《北渚亭》(一首)、《环碧亭》(一首)等11首诗,系他人作品混入。(李伯齐《窜入〈聊斋诗集〉的几首赝品》,载《蒲松龄研究集刊》第三辑。)去掉以上重出和赝品,《聊斋诗集》实有诗1017首。蒲松龄的佚诗,英国伦敦牛津大学图书馆《听秋声馆抄书·聊斋诗草》中有五首,淄博张庆林家藏《聊斋诗集》抄本中有14首。(见赵蔚芝《聊斋诗集笺注·补遗》。)邹宗良从二卷本《聊斋诗集》中发现一首,加上这20首佚诗,共1037首。但高翰生《聊斋诗集跋》称蒲松龄共有诗1295首,故尚有250馀首诗的差距。
聊斋词。蒲松龄的词现存119阕,包括三个部分。一是残存的词稿,原藏于蒲氏后裔孙某,再藏于淄川李席珍,三藏于光绪年间山东巡抚李秉衡,四藏于武安高智怡。(见高智怡《蒲松龄词稿手迹题记》,《蒲松龄集·聊斋词集》附录。)这部残稿系副本,共计42纸,包括词86阕,其中末阕《沁园春·留别钟圣舆》,只存词调和标题,实有85阕。二是《聊斋诗集》六卷抄本中末卷《诗余》多出的七阕。三是北京图书馆所藏《聊斋文集》抄本中《词集》二卷多出的26阕。路大荒先生所编的《蒲松龄集·聊斋词集》只收录了上述前两部分。
聊斋俚曲,是蒲松龄利用时调俗曲的曲牌,用白话及方言俚语填词创作的长篇讲唱叙事故事。据张元《柳泉蒲先生墓表》碑阴记载,蒲松龄著有俚曲14种:“墙头记、姑妇曲、慈悲曲、翻魇殃、寒森曲、琴瑟乐、蓬莱宴、俊夜叉、穷汉词、丑俊巴、快曲、禳妒咒、富贵神仙后变磨难曲、增补幸云曲。”其中《丑俊巴》为未完成作品。《磨难曲》是《富贵神仙》的增订本,在流传中成为两个独立的本子。所以俚曲实为15种,共计62万余字。除《琴瑟乐》外的俚曲均见于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蒲松龄集》;《琴瑟乐》则于1986年首次刊于《聊斋佚文辑注》(盛伟辑注《聊斋佚文辑注》,齐鲁书社1986年1月出版。)
雍正三年(1725年)张元撰《柳泉蒲先生墓表》碑阴,附刻杂著名称五种:《省身语录》《怀刑录》《历字文》《日用俗字》《农桑经》。后来王洪谋(禹臣)撰《柳泉居士行略》中提到蒲氏又有《家政内编》和《家政外编》两种。据蒲氏“文集”中所收录的蒲氏自己所撰之序、跋中,可知他尚有《婚嫁全书》《帝京景物选略》《庄列选略》《宋七律诗选》《小学节要》《药祟书》《会天意》《观象玩占》,凡八种。另外还有康熙九、十年间,蒲氏南游于孙蕙县署中为之所拟之《鹤轩笔札》二册。这样,加起来,蒲氏所撰杂著当为16种。
《农桑经》,张元撰《柳泉蒲先生墓表》碑阴附记杂著五种之一。由于该书是作者依据古代农书,根据淄川地区的具体情况,对其加以“增删”,所记述的技术措施切实可行,颇受淄川地区百姓的欢迎。故该书流传很广,各种抄本也比较多,但长期未刊刻,直到1962年才由路大荒先生收录进《蒲松龄集》中;1982年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了李长年先生校注的《农桑经校注》单行本,并收录了藏于辽宁省图书馆之《农桑经残稿》(实为《家政外编》的一部分)。
蒲松龄一生的文学生涯,摇摆于传统的雅文学和民间的俗文学之间。他生长于农村,幼年受过乡村农民文化的熏陶,会唱俗曲,也曾自撰新词,只是近世传抄的“聊斋小曲”已不辨真伪。他身为文士,以能文为乡里称道。所写文章多是骈散结合,文采斐然,惜乎多是代人歌哭的应酬文字,只有几篇赋事状物的四六文,才是属于他自己的文学作品,被辞赋史家推为清初辞赋之能手。他也曾染指于词,作品较少,显然是一时之兴致或交往之所需,方才偶尔操笔。诗作甚丰。他进学伊始,意气风发,曾与学友张笃庆等人结为“郢中社”,“以宴集之馀晷,作寄兴之生涯”。(《郢中社序》)然社集倡酬不存,存诗起自康熙九年(1670年)秋南游登程经青石关之作,最后一首为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除夕所作绝句,距其寿终才22日,凡千馀首,可谓终身不废吟咏。其诗如其人,大抵皆率性抒发,质朴平实,熨贴自然,可见其平生苦乐辛酸,其中颇多伤时讥世之作,有讥刺地方大员匿灾不报、为驾耗费巨赀而滥征“羡金”者,伉直之性,磊落之气,寓于其中。他身为塾师,中年曾写过《省身语录》《怀刑录》等教人修身齐家的书,晚年《聊斋志异》基本辍笔,更转而热心为民众写作:一方面用当地民间曲调和方言土语,创作出《妇姑曲》《翻魔殃》《禳咒》《墙头记》等反映家庭伦理问题的俚曲,寓教于乐;另一方面又为方便民众识字、种田、养蚕、医病、编写了《日用俗字》《历字文》《农桑经》《药祟书》等文化技术普及读物。
蒲松龄自谓“喜人谈鬼”,“雅爱搜神”。有文献表明他从青年时期便热衷记述奇闻异事,写作狐鬼故事。对一位志在入仕的秀才来说,这未免是不务正业,“可怜无补费精神”。为此,他曾受到友好的劝阻、不友好的讥讽。40岁时,他将已做成的篇章结集成册,定名为《聊斋志异》,并且撰写了情辞凄婉、意蕴深沉的序文——《聊斋自志》,自述写作的苦衷,期待为人理解。他没有屈从社会的偏见,此后仍然执着地写作,直到年逾花甲,方才逐渐搁笔。《聊斋志异》,是他在大半生的时间里陆续创作出来的。
聊斋志异
蒲松龄作《聊斋志异》,承袭了六朝志怪小说和唐人传奇的衣钵,但在观念和作法上却有了质的飞跃。六朝人记叙怪异之事,是信其为实有,“明神道之不诬”;唐人写怪异故事是“假幻设以自见”,重在构想之幻、情节之奇,而少现实内容和意蕴。蒲松龄摆脱了“明神道”的观念,以生活经验理性,驾驭六朝志怪小说和后来渗入民间宗教信仰中的神秘意识,诸如人死为鬼,幽明相通;物老成精,能化人形;得道成仙、为神,能给人以祸福等,进行文学创作,虚构出诡谲瑰丽的故事,来针砭现实,抒发忧愤,表达个人的感受、经验和情趣,寄托精神上的追求、向往。这样,原来六朝志怪小说和渗入民间宗教信仰中的神秘意识及其思维模式,也就转化为文学幻想的审美方式和表现方法,狐鬼花妖精魅不再是迷信意识中的神秘现象,而成为蒲松龄假幻想创造的文学意象,神仙也不再是宗教意识中不可亵读的崇拜对象,而成为观照人间官僚或某类人的文学形象,多半寓批判之意。《聊斋志异》之所以超越以前的志怪传奇小说,成为这一类小说最杰出的文学名著,根本原因就在于将宗教迷信意识转化为文学的审美方式。
《聊斋志异》,凡490馀篇,内容相当复杂,作法不一,思想和艺术都是极不平衡的,可以说优劣并存。但是,就主导方面说,多数篇章是发自真实的感受,反映了社会问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大体上有以下几类:一、揭露官府黑暗,官贪吏虐,鱼肉百姓,官军大肆掳掠,滥杀无辜;二、鞭挞豪绅为富不仁,凌辱良善小民;三、讥讽科场考官昏庸,黜佳士而进庸劣;四、嘲谑炎凉世态、浇薄风俗;五、体现人生经验哲理,赞美爱情自由、婚姻自主寄托理想追求。在志怪类小说的艺术方面,《聊斋志异》也有很多创新,充分发挥了真幻相生、虚实互渗的艺术潜能力,呈现出情节结构模式的多样化。有的以情节曲折取胜,极尽起伏跌宕之能事,有的不以故事取胜,或重在刻划人物性格,或重在叙写一个内蕴深沉的场面,或重在营造情景交融的意境。在叙事中,虽然基本上采用全知观点,但却多用虚笔、伏笔,制造悬念,甚至含糊其辞,造成一种扑朔迷离的情趣,增强了小说的艺术魅力。许多篇章的花妖狐鬼不仅多具人情,而且富有诗人气质,以诗句表情达意,有的故事的构成便含有诗歌意蕴,有的景物描写极富诗情画意,再加上叙述语言雅洁隽永,《聊斋志异》便呈现出浓淡不同的诗化倾向。蒲松龄堪称是中国古代文言小说创作之圣手。
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蒲松龄初应童子试,即以县、府、道三试第一补博士弟子员。其制艺《蚤起》《一勺之多》,为山东学政施闰章所赏识,称其文章“观书如月,运笔如风,有掉臂游行之乐。”
郭沫若于1961年为蒲松龄故居题写对联: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
老舍题词:鬼狐有性格,笑骂成文章。
全国人大常委原副委员长胡厥文题词:落落宏才未得申,挥笔弄墨染风尘。意弥性挚开金石,天顺人和狐鬼驯。绣口锦心有若无,生花彩笔假犹真。千篇恩爱悲欢剧,易俗移风劝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