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抱石生于江西南昌的一个修伞匠人家。1921年他以第一名免试升入省立第一师范。其时他在治印之余开始读一些古代画史画论，尤其是看到石涛的“我用我法”顿开茅塞，他更欣赏石涛“搜尽奇峰打草稿”的思想。1933年3月，傅抱石东渡日本，入东京帝国美术学院，拜美术史家金原省吾为师。1935年5月《傅抱石中国画展览》在东京举行。院长正木直彦、画家横山大观等参观了展览。1935年6月，傅抱石因母病回国，1936年7月，他在南昌举办了个人画展，这是他在国内的第一次个人画展。暑假之后，应徐悲鸿之聘，任教于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携全家返新余故里。1938年4月，他受郭沫若的邀请，到武汉参加了三厅工作。此后又移到重庆，自此进入他艺术创作的一个高峰期。他家住沙坪坝的金刚坡，此后他常在画上题署“金刚坡下斋”。他图绘《画云台山图卷》，编撰《石涛上人年谱》，同时创作了《石涛上人像》、《大涤草堂图》，这些都反映了傅抱石艺术创作和史论研究之间的关系，以及他的艺术渊源。
从1939年以后的6年多的时间，傅抱石一方面进入了他史论研究中的高峰期，另一方面又完成了他从篆刻和史论研究到绘画创作的过渡。1942年10月，《傅抱石教授画展》在重庆举行。1944年9月，傅抱石以杜甫的乐府诗《丽人行》为题，创作了名作《丽人行》（1997年嘉德国际拍卖公司以1078万元拍出）。后来，徐悲鸿赞其画：“此乃声色灵肉之大交响”，并题：“抱石先生近作愈恣肆奔放，浑茫浩瀚，造景益变化无极，人物尤文理密察，所谓炉火纯青者非耶？”
抗战胜利后，他和全家随学校迁回南京。1947年10月，《傅抱石教授画展》在上海举行，郭沫若用“沉浸浓郁”“含英咀华”来评价画展。然而，这时国民党政府的南京已是风声鹤唳。傅抱石趁疏散人口的机会，携全家离开了南京，回到了南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现代史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傅抱石开始迎接充满希望的新生活。
傅抱石作为江苏国画院院长，在1960年9月率领“江苏国画工作团”进行23000里的旅行写生，并由此推动新山水画在20世纪中期的发展，把50年代初开始的以写生带动传统国画推陈出新的运动推向一个历史的高潮。后来傅抱石以《煤都壮观》为代表的社会性题材，在山水融合工业题材方面的努力，已经明示了现代山水画的一种符合时代潮流的发展规律；以《镜泊飞泉》为代表的自然题材，则是北方山水在傅抱石心灵的震撼和映现。1965年逝世。
傅抱石，生于江西南昌，祖籍江西新余。少年家贫，11岁在瓷器店学徒，自学书法、篆刻和绘画。1925年著《国画源流概述》，1926年毕业于省立第一师范艺术科，并留校任教。1929年著《中国绘画变迁史纲》，1933年在徐悲鸿帮助下赴日本留学。1934年在东京举办个人画展。1935年回国，在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抗日战争期间定居重庆，继续在中央大学任教。1946年迁南京。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美协江苏分会主席、江苏省书法印章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美协江苏分会主席、江苏省书法印章研究会副会长。并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二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1952年任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教授。1957年任江苏省中国画院院长。
而立之年的傅抱石为到了东京帝国美术学院，拜于史学泰斗金原省吾的门下，从翻译金原省吾的《唐代之绘画》和《宋代之绘入手》，开始了对中国绘画史的更为专业和系统的研究。这一时期，傅抱石抓住了中国绘画史上的一个重要总是，对东晋顾恺之这一个案进行深入的探讨，同时针对日本史学界中某一专家对这个问题的曲解，完成了《论顾恺之至荆浩山水画史问题》。接着，他开始撰写关于石涛的评传，以期通过此连接中国绘画史的发展脉络，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对这位著名画家的景仰。不久，傅抱石又完成了《中国绘画理论》和《论秦汉诸美术与西方之关系》的研究和写作。这一时期，傅抱石在美术史论方面的成就，在许多领域都填补了美术史论研究中的空白，同时这方面的成就又反作用于美术创作，为他形成独特的画风奠定了基础。
在日本留学时，傅抱石专门拜访了因“四一二”政变而流亡日本的郭沫若，彼此建立了亦师亦友的深厚友谊。早在任职一师附小的时候，傅抱石就就聆听过郭沫若的报告，印象深刻。傅抱石在史论研究中经常向郭沫若请教，在绘画创作上也不时得到郭沫若的批评，而郭沫若也在这种交往中不断地发现傅抱石的艺术天分和才华，每见傅抱石的得意之作都为之题咏，并为傅抱石在日本的首次画展题写了展名，给予了极大的鼓励。可以说郭沫若广博的学识和在日本的影响，为傅抱石在日本的发展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这种亦师亦友的深厚友情又一直延续到抗战，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1958年，傅抱石的个人画集《傅抱石画集》出版，郭沫若为之作序，并在序中提出了“我国绘画，南北有二石。北石即齐白石，南石即傅抱石”。郭沫若还手书“南石斋”赠予傅抱石。而这本画集的出版，也使傅抱石在中国画坛上奠定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地位。
1934年5月10日，在导师金原省吾的帮助下，傅抱石的首个个展《傅抱石中国画展览》在东京银座松板屋举行，著名画家横山大观、篆刻家河井仙郎、书法家中村不折以及日本文部省大臣、帝国美术院院长正木直彦等都参观了展览。金原省吾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这个期待了这么久的展览会终于成功了！”而这个成功的展览在傅抱石此后的艺术之旅中对他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不久，傅抱石的篆刻《离骚》又夺得全日本篆刻大赛冠军，使他的事业发展锦上添花。
正当傅抱石在日本一帆风顺并筹备第二次展览的时候，家中传来了母亲病重的消息，傅抱石像许多以孝为先的中国人一样，不得不于1935年6月24日返回中国。但当他回到南昌的家中时，母亲已病故，傅抱石悲痛万分。
1937年，抗战爆发后，傅抱石应郭沫若之邀，于1938年进入国民革命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后随三厅撤至重庆。在重庆，傅抱石迎来了他艺术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
1939年4月，傅抱石携全家来到重庆，住在沙坪坝金刚坡，此后他常在画上题署“金刚坡下山斋”。在初到重庆的一年里，因为政治部的工作没有展开，傅抱石有了一个全力画画的机会，并利用这一时机，创立了自己的画风。同时，他又开始了美术史论的研究，以期通过学术研究来论证“中国美术的精神，日本是不足为敌的”，从一个侧面鼓舞了抗战时期国人的信心。这一年，傅抱石看到日本的《改造》杂志上发表了横山大观的一篇题为《日本美术的精神》的文章，对其中有“圣战”的言论十分不满，撰写了《从中国美术的精神上来看抗战的必胜》，鲜明地提出“中国美术是‘日本美术的母亲’”，并指出中国美术有三种伟大的精神：“第一，中国美术最重作者人格的修养；第二，中国美术在与外族、外国的交接上，最能吸收、同时又最能抵抗；第三，中国美术的表现，是‘雄浑’‘朴茂’，如天马行空，夭娇不群，含有沉着的、潜行的积极性。这三种特性，扩展到全民的民族抗战上，便是胜利的因素。”这一时期，傅抱石还编著了《明末民族艺人传》，同样表达了傅抱石胸中的民族气节。傅抱石在重庆时期的作品，分为人物画和山水画两部分。人物画主要表现历史上的影响的人物和人物故事，如屈原、苏武、石涛，同时也以古代优秀诗篇为创作的题材，如《琵琶行》、《长干行》、《唐人诗意》、山水画以《夏山图》为代表。
1942年6月，傅抱石创作了《屈子行吟图》。画面上，面容憔悴、形容枯槁的屈原行走于浩淼的烟波上，似乎可以听到屈夫子惊天地、泣鬼神的吟咏，表达了“百代悲此人，所悲亦自己。中国决不亡，屈子芳无比”的主题。郭沫若称这幅画和历史剧《屈原》有异曲同工之妙，并为此画赋诗，成为一时的美谈。
1944年9月，傅抱石创作出代表作《夏山图》，这件作品是难得一见的落拓大幅，狭长高旷，说是表现唐人诗意，更多的还是蜀中山水秀美的景致，用笔潇洒，用墨酣畅，并将水、墨、色融合一体，尤其是作品中的墨色表现，浓墨处浓黑透亮，淡墨处秀逸而朦胧，蓊郁淋漓，气势磅礴，此外，作品中傅抱石用笔也变化多姿，在墨色将干未干时，以散锋乱笔尽情挥写，体现了傅抱石用笔经典特征，也组成了作品画面的有机节奏，正如画家张安治所评论的：“一大片大片的水墨，简直是西洋印象派以后的作风，画山石的皴法亦前无古人，随意纵横，信笔点染，却已做到物我忘我，离形去智的超然境地。是“前无古人的奇特之作，画风雄肆奔放，笔飞墨舞，皴法则师心独创，于古人几无迹可求”。此幅《夏山图》作者自识“甲申九月新喻傅抱石写唐人诗意于重庆西郊金刚破下山斋”。为傅氏“金刚坡”时期的山水画创作之代表。“金刚坡”时期傅抱石也迎来了其艺术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抗战爆发之后，傅抱石应郭沫若之邀1939年傅氏携全家迁往重庆，寓居沙坪坝金刚坡下，直至抗战结束，这一时期的傅抱石，全力以赴投入艺术创作和艺术教学。这一时期的作品，皆会题署“重庆西郊金刚坡下写”的字样。《夏山图》亦如是。在“金刚坡”时期的作品中，堪称大尺幅，而其题签也为傅抱石亲自书写，可见对其重视程度。更为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997年，这件作品就曾由上海某知名拍卖公司拍卖，并以图录封面的形式重点推荐。当时，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还未对近现代书画做出限制出境的具体规定，但在那次拍卖时这件作品却被打上了星号，寓意其极为重要，要留在国内。据了解，傅抱石《夏山图》在十几年后重返拍场，估价超过数千万元。
同年9月，傅抱石又以诗圣杜甫的代表作乐府诗《丽人行》为题，创作了世纪名作《丽人行》。徐悲鸿赞此“乃声色灵肉之大交响”，一语点出此画真谛。后，张大千题此画：“开千年来未有奇，真圣手也。色勒衣带如唐代线刻，令老迟（陈老莲）所作亦当检衽。”作品表现了杨贵妃家族三月三外出郊游时的盛况，“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真远淑且真”，反映了君王的昏庸和时政腐败。无疑，傅抱石此时此地的表现，所指是显而易见的。
傅抱石重庆时期的人物画以形求神，刻意表现人物的内在气质，虽乱头粗服，而矜持恬静。表现金刚坡下、成渝道上的秀美景色，反映巴山夜雨的情景意趣，成了傅抱石这一时期的山水画创作的主题。他继承宋画的宏伟章法，取法元人的水墨逸趣，畅写册水之神情。而他的画法也一变传统的各种皴法，用散锋乱笔表现山石的结构，形成了独特的“抱石皴”。这种皴法以气取势，磅礴多姿，自然天成，也了傅抱石“打破笔墨约束的第一法门”。
1945年8月15日，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日子。这一天，曾经蹂躏了中国人民八年的日本侵略者宣布投降。傅抱石举起酒杯，用他特有的方式庆祝民族的解放。当年10月，他和全家离开了居住了近七年的重庆“金刚坡下山斋”，随中央大学迁回南京。
关于纸张问题，傅抱石画人物画喜欢用宣纸，山水画喜欢用皮纸。但是在1938年以前，无论是人物画还是山水画都是用宣纸的。1938年至1946年，由于傅先生在四川，宣纸极难购买，贵州皮纸则到处可购到。这种纸质地粗糙，色赭黄，但对墨色反映还有可取之处，所以这一时期画人物的老人和山水常用贵州都匀县出产的皮纸，画仕女画常用宣纸。1946年傅抱石由四川返回南京，带回大量这种皮纸，故在1950年之前，在南京画的山水作品亦都是用这种皮纸画的。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期，傅抱石在浙江购得温州出产的四尺手工皮纸，所以这个时期大量作品都是温州皮纸绘成。傅先生喜欢用皮纸在皮纸的反面作画。还有傅先生作画时对纸从不揉搓，揉过纸的傅抱石作品皆为伪作。1956年傅抱石从北京荣宝斋用巨资购得乾隆丈二匹宣纸和乾隆皮纸，乾隆皮纸又分两种，一种是幅面17厘米×78厘米，帘宽4厘米，纸质纯净、色黄，纸面光洁，墨色反映极佳；另一种是幅面为丈六匹，480厘米×140厘米，帘宽1厘米，色黄，质地一般，墨色反映尚佳，常用作巨幅创作。60年代傅抱石作画用纸几乎都是用这种乾隆宣纸和乾隆皮纸。
根据傅抱石不同时期所用的纸张，特别是贵州皮纸、乾隆宣纸、乾隆皮纸，现代伪造者是无法获得的，这是鉴别傅抱石作品真伪的重要依据之一。
关于用墨。傅抱石是一位对作画用品、工具都非常讲究的画家，特别是对墨锭的要求，更为认真。他收藏了大量明清时期的名墨，不是作为古董收藏，而是用来挥毫作画之用。他惯用油烟、漆烟旧墨，磨砚作画，从来不图方便，以墨汁作画，无一例外。观察他的山水画的重墨处，当是黑色晶莹发紫光，黑中透亮闪发墨韵光彩。他说：“黑中自存光，墨中自留趣，笔墨当传神”。如果不是用高品质的墨锭作画，是达不到此种效果的。因此，从画幅墨中反映的效果中，也可鉴定真伪。
1949年11月26日，文化部部长沈雁冰批准发布了《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新中国从新年画工作中开始了改造旧美术的第一次运动。在当时，各个画种的画家都在画新年画的现实中，傅抱石也未能免俗。他也有心加入到时代的艺术潮流中去，但是一幅用朱砂重彩表现海陆空三军的新年画，虽然歌颂了人民解放军，却失去了傅抱石自己的风格。为此傅抱石在很短的时间内重新审视自己在新社会的作为，寻求自己艺术的方向。
傅抱石开始研究毛泽东的诗词，并用他那惯用的表现文学作品的方法，在《清平乐·六盘山词意》这幅作品中，虽然画的是毛泽东的词意，却看不出有多少新的气象，仍然是傅抱石一贯的风格。那独特的“抱石皴”，那改良石涛的树的画法，都表明了傅抱石创作毛泽东诗意画的始初，基本上没有改变原来的画法，只是那压得很低的山坡上若隐若现的红军长征队伍，和远处的一群南飞雁，点明了一个新的符合时代潮流的主题。但其题材上的突破为他获得了新生，也显示了傅抱石的过人之处。这与当时的流行的“新年画”画法相比，其淡化题材的处理方法，成了一个过渡时期的特色。
1950年，新创刊的《人民美术》创刊号上发表了李可染的《谈中国画的改造》和李桦的《改造中国画的基本问题》，此后有关中国画的改造问题开始引起了人们的注意。1953年，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的画家开始了山水写生活动，此后全国仿效，山水画家都希望通过写生完成对旧山水画的改造，此后山水画也确实出现了一些新的面貌。可是这种写生的山水画以及反映新生活的山水画与传统的山水画之间在审美上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引发了全国性的“关于国画创作接受遗产问题”的讨论。傅抱石抓住这个机遇，要求学生在学习技法的同时要提高理论水平，并鼓励同学积极参加到这场全国性的讨论之中去。为此，在傅抱石的辅导下，四年级的同学集体写作了《我们对继承和发展民族绘画优秀传统的意见》一文，发表在1955年第8期的《美术》杂志上。文章指出：“我们民族绘画技法是科学的、写实的，继承发展其优秀部分，是会指导我们今天的绘画实践的。当然，仅仅满足因有技法，故步自封是不对的，我们对于那些不够的地方应予以充实和发展。”这一论点反映并代表了傅抱石的观点。
在探索中变革，在变革中探索，是傅抱石50年代创作的主旋律。他以毛泽东诗意或毛泽东诗词中提到的重大的历史事件作为新题材，突破了传统题材的束缚，同时在绘画技法上探索新技法与新题材的结合，创作了《抢渡大渡河》、《更喜岷山千里雪》等作品。1954年创作的《四季山水》四条屏，即以传统的形式表现了四季山水中的新生活，其意境已与他往日所画的兰亭、赤壁等有很大不同。1956年，创作的代表作《鸡鸣寺》则把他所探索的表现新生活的山水又向前推进了一步，那种古典的精神，已完全被一种现代的风情所替代。
1957年5月，傅抱石以新中国第一个美术家代表团团长的身份，率领其他画种的五名团员赴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进行友好访问，并写生作画、举行画展，受到了两国艺术家的热烈欢迎。当中国艺术家到达布拉格的时候，罗马尼亚文化部负责人在接见代表团的时候，提出要求中国画家用自己的画笔表现他们国家的美丽景色。当傅抱石等到达捷克首都时，对方要求把这座位于多瑙河畔的美丽城市画下来，以便在当晚的电视台播放。主人用游艇把傅抱石等中国画家送到对岸，傅抱石在几部摄影机的镜头前选景、落墨，一切从容不迫，最后题上“一九五七年六月九日傅抱石”。这不仅是傅抱石第一次在异域写生作画，而且也是傅抱石平生第一次写生作画。
自1935年从日本回国后，傅抱石一直没有迈出过国门，20余年后来到欧洲，一切都感到非常新鲜。面对异域风情，开始思考如何用中国的笔墨表现外国的风景，并尝试在发挥中国工具材料和笔墨形式特长的前提下，充分表现外国山川的特色。傅抱石的这些努力为中国的画家开创了一条前人从来没有走过的道路，同时通过对国外风景的表现，使山水画在新题材的表现方面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在傅抱石的欧洲系列写生中，为了突出欧洲风光的特色，一般都在画面中安排教堂、城堡以及尖顶或红瓦的建筑，并把国人认为不入画的电线杆、火车轨道等搬上了画面，应该说傅抱石的这一努力抓信了欧洲风景中的一些主要的特色。在表现上，傅抱石舍弃了国画中常用的构图方法，特别是在一些空白的处理方面不以国画中的奇险取胜，而是以一种比较平实和自然的画面处理，突出写生中的自然性，由此区别于那种人们所熟识的中国山水画的构图程式。《斯摩列尼兹宫》、《将到西那亚为车中所见》、《罗马尼亚风景》、《捷克风景》均表现了一种新鲜的感受，与傅抱石同时创作的山水画有明显的不同，但是这些作品又一眼看出是出自中国画家之手。 在国外100天的日子里，傅抱石共完成了49幅作品，其中在布拉格和布加勒斯特先后举办了观摩展览，对宣扬中国的绘画艺术作出了贡献。
也就是在傅抱石为韶山和北京作画前后，他的《四季山水》、《罗马尼亚一车站》、《春到钟山》、《水乡吟》等一批作品先后参加了国内外的多次展览。1960年3月，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又出版了他的《中国古代山水画史的研究》一书。同年8月，他当选为全国文联委员和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9月，美协江苏分会成立，他又当选为主席，同时还当选为江苏省书法印章研究会副会长。此时，傅抱石在中国现代绘画史上的地位已经完全确立。
1960年9月，傅抱石率领“江苏国画工作团”开始了二万三千里的旅行写生，并由此推动了新山水画在二十世纪中期的发展。在长达三个月的旅行写生期间，这批生长于“草长莺飞”的江南画家相继走访了河南、陕西、四川、湖北、湖南、广东六个省的十几个大中城市，瞻仰了革命圣地，参观了祖国建设成就，游览了风光名胜，达到了“开眼界，扩胸襟，长知识和向兄弟省市画家们学习”的目的。而对于傅抱石来说，此行的最大收获就是确立了这样的观点——“思想变了，笔墨就不能不变”。二万三千里的旅行写生，将50年代初开始的以写生带动传统国画推陈出新的运动推向了一个历史的高潮。在旅行写生之后，傅抱石以旅行写生中的题材创作了《待细把江山图画》、《西陵峡》、《黄河情》、《枣园春色》等一批代表作品，这些作品后来和“国画工作团”中的其他画家的作品一起组成了《“山河新貌”画展》。1961年5月，《“山河新貌”画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得到了广泛的社会好评。后来其中的部分作品又集结出版了《山河新貌》画集，进一步奠定了这次写生与展览所具有的历史地位。
几乎是在《“山河新貌”画展》展出的同时，傅抱石在有关方面的安排下又得了一次东北旅行写生的机会。从1961年6月到9月，傅抱石先后到长春、吉林、延边、长白山、哈尔滨、镜泊湖、沈阳、抚顺、鞍山、大连，然后渡海由青岛回到北京。傅抱石的后来感叹这次旅行是“兹游奇绝冠平生”，可见这次旅行写生对傅抱石的影响。
傅抱石的东北旅行写生，将自然和社会两种题材的运用发挥到了到了极致。以《煤都壮观》为代表的社会性题材，在山水融合工业题材方面，已经明示了现代山水画的一个符合时代潮流的发展规律。而以《镜泊飞泉》为代表的自然题材，则是北方山水在傅抱石心灵的震撼和映现。应该说傅抱石是一位具有北方气质的南方画家，他嗜酒行为中的豪爽，助长了他用笔的奔入不羁。而以镜泊湖为代表的北方山水恰恰吻合了他的才情，所以他在画上题道：“此情此景，我能忘乎，我能不画乎？”
从历史的角度看，傅抱石自欧洲写生至东北写生的过程，其意义已经超出了艺术自身的范围。如果说欧洲写生表达的是一种新鲜的感受，那么二万三千里和东北写生则是一种主观的探索，是把已有的知识渗透到新鲜的感受之中，使那经过几十年磨练的笔墨适时的在新的景致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
60年代初，傅抱石的事业达到了新的高峰，同时他的生命也走向了低谷。1962年，病痛使他竟夜难寐，饮食不安。10月，浙江有关方面安排他全家到杭州休养。然而在杭州的半年时间内，傅抱石并没有停止创作，从后来出版的《浙江写生集》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勤奋。
1963年，他专程赴井冈山、瑞金，革命圣土之行虽然时间短暂，但《井冈山》等一批作品的出现，才让人们理解了他此行的真正意义。从这批作品中可以看出当时社会生活中的政治背景。“文化大革命”的前夜开始酝酿一个更大规模的政治运动，艺术家作为一个人首先面临的就是生存的选择。
这一时期，傅抱石又集中创作了《冬云》、《咏梅》、《登庐山》等一系列毛泽东的诗意画。与50年代相比，这些毛泽东诗意画已经失去了那种早期朴素的情感，一种装饰化的倾向反映了时代的变化。但是傅抱石在时代的感召下，以其不懈的努力和不间断地创作，使毛泽东诗意山水画在新山水画中获得了特殊的地位，新山水画也因毛泽东诗意画的表现而在国画中得到了少有的重视和广泛的影响。
1965年9月29日，傅抱石因脑溢血在家中辞世，享年6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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