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6年4月24日，贝当出生在法国加来海峡省的农民家庭。20岁时考进圣西尔军校，毕业后以少尉军衔在阿尔卑斯山服役。
1888年，贝当进入法国军事学院深造。
1900年起，先后任国家射击学校教官，军事学院步兵战术学助教。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贝当是步兵团的上校团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晋升为少将、中将和上将，先后任第6师师长、第33军军长和第2集团军司令。
1916年，贝当因凡尔登战役的胜利而成为名噪一时的英雄。
1917年5月，贝当取代尼维尔上将任法军总司令。
1918年11月，贝当晋升元帅。战后，贝当先后担任最高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陆军总监和防空总监等职。
1934年2月，贝当出任杜梅尔格内阁的陆军部长。任职期间，贝当没有把握时机有效地提高法军的作战能力。
1939—1940年，贝当出任法国驻西班牙大使。
1940年5月，德军开始进攻法军，作为永久性防御工事的马奇诺防线不攻自破。先后由甘末林和魏刚指挥的法军节节败退。贝当应召回国出任内阁副总理，成为主和派的领袖。6月16日晚，贝当奉命组阁，随即请求西班牙政府充当法国与德国谈判的中间人。次日，贝当下令法军停火，从而使法国在同德国谈判停战和议和条件时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6月22日，法德停战协定被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法德（当时法国是战胜国）“停战车厢”里正式签字，法国（此时的法国却成了战败国）被迫接受苛刻屈辱的停战条件。法国分为两部分，包括巴黎在内的3/5的国土归德军占领，占领军的费用由法国负担。南部和西部为自由区；法国的空军、陆军裁到10万人；最重要的是，贝当政府必须在政治、经济、外交等各个领域与德国“合作”。
1940年7月1日，贝当政府迁到维希，此后贝当领导下的法国一般称为“维希法国”。
1942年11月美军在北非登陆后，德国即出兵占领法国南部地区。此后的贝当完全成为傀儡。
1944年8月20日，贝当等人被德国人从维希带到洛克马林根的霍恩佐伦软禁起来。法国解放以后，1945年4月，贝当回国自首，接受审判。贝当以叛国罪被判处死刑，经戴高乐将军特赦才改判无期徒刑。
1951年7月31日，贝当死于囚禁地利勒迪厄岛。
亨利·菲利浦·贝当于1856年4月29日出生于法国北部加莱省的考奇拉退尔小镇。他的父亲是个农民，母亲早逝，家境贫寒。
1871年法国在普法战争中的失败促使贝当立志做一个军人。
1875年，贝当中学毕业后考入圣西尔军事学校；
1878年毕业后，他进入山地步兵团任职，军衔为少尉。
1888年，贝当被调回圣西尔军校，担任军事教官。因为农民的出身，他在军界没有任何背景，所以升迁很慢——少尉当了5年，中尉当了7年，上尉当了10年。
1900年才升到少校军衔，指挥一个营。
1906年在国家射击学校任教官，贝当工作极为勤勉，性格十分耿直。他曾拒绝出任步兵学校的校长，理由是他认为那些资深的军官更合适这个职位。他反感一切阴谋似的活动，和政客的关系也极为恶劣，中尉贝当拘禁过服预备役的法国议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更是公开讽刺过当时的总统。
最重要的是，当法国陆军的领袖将军们都痴迷地倡导攻势至上主义时，贝当却敢于独自反抗这个潮流。贝当的思想要旨是仅当敌方防御已经受到决定性的减弱时，才可以发动全面攻势，而这种减弱的工作不能依赖步兵的生命，而必须使用一种高度集中的炮兵火力。这样就又要求炮兵与步兵之间必须有密切配合。
这种思想对头脑发热的军人们无异于一帖清凉剂，后来的法国总统戴高乐当时就是贝当学说的信徒，他对贝当佩服的五体投地，所以毕业后就申请加入了贝当所指挥的第三十三团。贝当思想的正确性虽然被后来的大战所证实，但却被当时的决策者抛弃了。历史没有假设，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贝当的思想当时得以贯彻，那法国的损失将会大大地减少。
1914年8月一战爆发前夕，贝当仅为陆军上校，任第三十三团团长，时年58岁。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对刚刚批评了法军红裤子的贝当来说，不知是否应该算作是幸运的事。如果没有它，贝当将会以一个上校的身份退役，成为一个普通的老人，而正因为有了它，才有了1940年后的不得已。
战争爆发后，贝当由于其对部队的杰出领导被提升为旅长，军衔是准将。在1914年9月的马恩河会战中，贝当由于指挥得当，晋升为少将，任第六师师长。10月25日，贝当再次晋升为第三十三军军长。
1915年5月9日—16日，贝当在阿尔萨斯攻势中，他率部突破了德军的坚固防御。6月，他受命担任第二集团军指挥官。9月25日-10月6日，虽然他的进攻由于德军纵深防御而失败，但其炮火准备使德军吃惊不小。
随着德军在凡尔登战役初期进展顺利，奥古斯特·迪巴伊将军要求撤退，在后方休整的贝当所部于1916年2月24日被紧急调往凡尔登前线，接手坚守凡尔登要塞的职责。当贝当到任时，法军情况已经糟到极点，防线多处被撕裂，一向被认为坚不可摧的堡垒也落入德军之手。
更要命的是，贝当到任次日就得了肺炎，不得不在病床上指挥接下来的战斗。好在高烧中的贝当还是马上抓住了问题的关键——炮兵和后勤，才使得残酷的战斗能继续下去。他提出了著名的防御口号“他们不会通过”。另外，为了防止法军士气低落，贝当还说服霞飞采用部队轮换制，所以几乎所有的法国陆军都经历了这次残酷的战斗，积累了经验。在他严厉的领导下，到他5月1日取代卡利将军担任中央集团军司令之时，凡尔登已经转危为安。而且作为接任他第二集团军指挥权的尼维尔将军的上司，贝当继续对凡尔登战局施加影响。4个月后，法军在索姆河发动大举进攻，德军停止了对凡尔登的攻击，凡尔登战役胜利结束。贝当作为“凡尔登的胜利者”成为了法国的民族英雄，名扬世界。视为“法兰西的救星”。
1917年4月，盲目的攻击至上主义仍在法国延续。霞飞的继任者尼维勒将军发动的自杀式攻击，被德国的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击溃，伤亡12万多人，丧失士气的法军潮水一样的溃退。指挥官的冷酷和士兵惨遭屠杀的消息瞬间传遍全国。5月3日，法国陆军发生大规模叛乱，陆军部队拒绝开往前线，只有少数的士兵还在前线奋战，这成为了法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黑暗的时刻。如果鲁登道夫得到这一消息，发动大规模进攻，那战争就将结束。好在被俘的法国士兵都不是叛国者，他们对叛乱的事绝口不提。
1917年的夏天，法国需要的不是勇气和战略造诣，而是威望。早在1914年的马恩河时，贝当就已经亲临前线了，他总是和匍匐在德军炮火之下的步兵同生共死，而不是像其他指挥官那样远远的站在后面。士兵们知道哪位统帅不会将他们的生命视若草芥。
1917年5月15日，“陆军的医生”贝当接任法军总司令。他一上来就提出了“多用钢铁，少流鲜血”的口号，并亲自下到每一个师中走访——缓和士兵的不平心理，改革伙食和休假制度。就像后来二战中蒙哥马利做的那样，倾听士兵们的心声，解决他们的困难。他用他的威望迅速地平定了这次叛乱，随后又成功地发动了多次有限的攻势，使法军的士气大振。贝当再次拯救了法国。
福煦于1918年3月就任盟军总司令后，贝当接替他负责指挥所有的法军军队，在西部前线最后一个月的艰苦战斗中发挥重要作用。而后策划了埃纳河-马恩河（7-8月）和亚眠（8-9月）攻势，协助约翰·约瑟夫·潘兴实施圣米耶尔（9月）和默兹-阿尔贡（9-11月）攻势。
1918年11月19日，贝当因为其战时的卓越表现被授予法国元帅军衔。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贝当的威望达到顶点，福煦退休后，他成为了所有军事思想的仲裁人，1920年，贝当被任命为法国最高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22年1月，兼任法国陆军总监，其间，1925－1926年指挥10万法军同西班牙一道镇压了摩洛哥里夫族人民起义。
1931－1934年任防空总监和陆军部长，极力主张修筑马奇诺防线。
1934年2月-11月，贝当出任加斯东·杜梅尔格临时政府的陆军部长。随着1936年人民阵线在大选中获胜，贝当不再隐瞒自己对公民政治的厌恶和对独裁政府的支持。
1939年，任法国驻西班牙大使。
1939年任驻西班牙大使。
1940年奉召回国，出任副总理，总理。
1940年法国失败后，马奇诺防线的观念倡导者贝当成了罪魁，并被说成思想消极僵化，这是不公正的。当时的法国千疮百孔，其败亡原因不胜枚举，不能全推到贝当一个人身上。况且贝当实际上也并不保守，他平时十分注意学习，他很早就认请了新式空中武器的重要性，甚至比戴高乐更有资格被称为法国近代闪电战的先驱；他一直主张建立一个可以统一指挥各兵种的机构，并创建了一支进攻型的“威慑”空军；他大力提倡马奇诺防线，但是他并不主张将大部分的陆军关在马奇诺防线中，他经常强调应在距防线相当距离的后方，保持一支强有力的机动兵力以便应付任何德军突破的情况——1940年5月，甘末林手中所缺乏的正是这样的兵力。1935年他在演讲时就阐述过制空权和装甲部队的重要性。
1940年5月，德军开始进攻法国，作为永久性防御工事的马奇诺防线不攻自破。先后由莫里斯·居斯塔夫·甘末林和马克西姆·魏刚指挥的法军节节败退，国内政局混乱。保罗·罗诺总理为控制局势，建立最广泛的民族团结，罗致了国内的各种力量，贝当也应召回国出任内阁副总理。结果，在继续作战还是通过求和结束战争这个问题上，法国政府内部分为两派，一派以雷诺总理为首，另一派以贝当元帅为首。
1940年6月，贝当宣布法国停火，同德国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组建与法西斯合作的维希政府并出任总理。要说一句的是，当1939年有人建议他竞选总统时，他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总统是战败后的元帅来充任的职务。”由此可见他投降时的悲凉心情。
在6月13日至16日为期4天的戏剧性讨论之中，贝当公开而毫无保留地出来当了主和派的领袖。贝当向内阁宣读了一份备忘录，排除了在法国本土以外继续战斗的任何想法，而在本土以内他又坚信法国已战败，剩下的只有设法缔结一项体面的和约。贝当以一种无可奈何的口吻说，法国的复兴不可能通过军事上的胜利来取得，而应是“祖国及其子孙承受苦难”的结果。停战并不是对战败的惩罚，而是一个新的开端，即“保证不朽的法兰西永世长存的一个必要的条件”。贝当甚至以辞职相威胁。16日晚，在迫不得已情况下，雷诺辞去总理职务，阿尔贝·勒布伦总统任命贝当组阁。
贝当发表广播演说：“我把本人献给法国，来减轻它的痛苦。”就在16日夜间，贝当即请求西班牙政府充当法国与德国谈判的中间人。第二天，贝当下令法军停火，这就等于承认放弃战斗，从而使法国在同德国谈判停战与议和条件时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法国政府拒绝或商讨敌方所提条件的任何可能性。
1940年6月21日，希特勒亲自来到1918年法国人接受德国投降的贡比涅森林接见法国谈判代表团。22日，经贝当同意，法德停战协定在当年的“停战车厢”里正式签字，法国被迫接受十分苛刻的停战条件。法国分为两部分，包括巴黎在内的3/5的国土（主要是北方工业区）归德军占领，占领军的费用由法国负担。南部和西部（主要是农业区）为自由区；法国的空军、陆军裁到10万人；最重要的是，贝当政府要在政治、经济、外交等各个领域同德国“合作”。
1940年7月1日，贝当政府迁到维希。10日，国民议会以569票赞成80票反对通过决议，授予贝当制定新宪法的全权。新宪法以“法兰西国家”代替了“法兰西共和国”，以“劳动、家庭、祖国”代替了自1789年继承下来的“自由、平等、博爱”。贝当被授予“国家元首”的称号并兼任总理，拥有召开国民议会、制定行政立法、指挥军队、任命或撤换部长等多种权力，几乎比路易十四的权力还要大。当时在政府公报上发表的许多条例都是以君主政体的格式开始的：“本人，菲利普·贝当，以法国元帅、国家元首名义宣布。”这位八十多岁的老人为往昔的声名所累，一时得到了许多法国人的支持。其实在政治经验方面，贝当是初出茅庐，很不成熟。贝当不是一个政治家，只得请皮埃尔·赖伐尔作为代理人。
从1940年7月10日至12月13日，可称为贝当―赖伐尔时期。1940年10月24日，贝当和希特勒在都兰的蒙都瓦列车车厢里进行会谈。
此后，贝当声称，为了法国的“荣誉和尊严”，法国必须寻求对德合作政策。从此，“合作”两字就像标签一样，烙在贝当的身上。应该指出，贝当碍于体面，和德国人的合作多少有些羞羞答答，不时使出他惯用的两面手法。当他和赖伐尔赤裸裸的亲德卖国行为发生严重的意见分歧时，1940年12月13日，贝当下令拘留他的“皇太子”(制宪法令规定，在贝当元帅去世后，由赖伐尔继任)，并且派一支可靠的队伍把赖伐尔护送到他的私人住所里去。对于这个相当令人吃惊的事件，德国当局并不知道。
于是，从1940年12月13日至1942年4月18日开始了维希政权的第二时期，称为贝当―达尔朗时期。原海军总司令达尔朗海军上将变成维希政权的第二首要人物。贝当合作主义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同战争的进展和德国的胜利，或者相反地，同德国失败的最初迹象密切相关的”。
贝当企图在外交上采取中立和拖延政策，并曾与佛朗哥会晤，劝他拒绝德军经西班牙开往北非。但赖伐尔在德国人的支持下于1942年4月19日重新执政，开始了维希政权的第三时期。这时又颁布了新的制宪法令：“法国对内和对外政策的实际领导权全部授予政府首脑（即赖伐尔），政府首脑由国家元首任命，并直接对国家元首负责。”实际上把贝当变成壁炉台上的一件小摆设。
1942年11月8日，美军在北非登陆。贝当命令在阿尔及利亚的达尔朗与盟军配合作战，同时又发布电文抗议盟军登陆。法国人在阿尔及尔的抵抗是象征性的，事实上已经向盟军打开了北非大门。德国人因此认为停战条款已经不起作用，因此于11月11日出兵占领了法国南部地区，维希也变成德国人公开当家做主的地方了。
尽管如此，贝当的投降主义和合作主义，对法国丧失民族主权独立，蒙受德国侵略者的欺凌和蹂躏，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贝当政治上的软弱无能使他不能阻止赖伐尔之流彻底的卖国行为，有意无意地扮演着“合作”的主角。贝当镇压统治区内的任何反德活动。贝当提供原料、商品支付德国的占领费用，从3亿到5亿，1944年7月又增加到7亿。贝当在广播中号召为德国招收劳工，设立强制劳动局。在德国出兵占领法国南方时，许多法国人希望贝当离开维希，但是他没有离开，仍然留在那里，仍然忠于一个过于简单的政策概念：在祖国受难的时候，不应该抛弃本国的土地和自己同胞。这是贝当个人的悲剧。
贝当在完全成为傀儡之后，仍然执迷不悟。
1943年12月18日，贝当还写信给希特勒表示：“今后占领当局有权改变法国的一切法律。”
1944年6月，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之时，贝当还在广播中号召法国人民遵守秩序与纪律，服从德军在作战地区的任何指示。8月，戴高乐解放巴黎，贝当才悄悄烧毁自己的私人文件，派特使前往联络，准备和平移交权力，但遭到了戴高乐的拒绝。8月20日，贝当和他周围的人被德国人从维希带到洛克马林根的霍恩佐伦的一座古老的城堡里，他的政治生涯就这样奇特地结束了。盟军攻入德国本土后，又将他们转移到瑞士的一个小城镇。德国投降前夕，穷途末路的贝当向法国临时政府自首。
1945年7月23日，法国最高法院开庭审判贝当。起诉书列出了贝当的5条罪状：同德国签署停战协定，违背了法英同盟条约；配合德国，对英国和其他盟国采取敌对行为；同赖法尔一起，动员全国工业部门支持纳粹德国进行侵略战争，并向德国输出大批法国劳工；建立独裁政权；私自允许德国控制本国领土。
89岁高龄的贝当在长达20多天的审判中一言不发，他的辩护律师则十分活跃，说贝当这些行为是无奈之举，也没有完全与德国合作等等。辩护律师还威胁法庭说，如果贝当被处死，国家将会面临分裂的危险，法国人民也会感到痛心。旁听的人们受到辩护律师的蛊惑，不停地为律师的辩护词喝彩，以至于法官气愤地大叫：“这个厅里怎么全是德国人！”
1945年8月14日，判决出来了，贝当因犯通敌罪被判死刑，没收一切财产，并且宣布他是“民族的败类”。此外，法庭还认定他犯有“误人罪”。许多正派的公民因为他过去是英雄而信任他，结果被引入歧途。这时，他当年一手提拔的戴高乐签署了特赦令，改判终身监禁——就像1940年前贝当也在维希政府对戴高乐进行缺席审判的死刑判决书上签署“不要执行”一样。
随后，贝当被囚禁于戴尔岛的一座要塞，但是他在这里健康恶化得很厉害。
1951年6月，他被转往大西洋比斯开湾的耶岛监狱。7月23日，贝当死于该监狱。在他成为法国的英雄和元帅的时候，贝当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的一生会这么结束。
1900年任国家射击学校教官，军事学院步兵战术学助教。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晋升为少将、中将和上将，先后任第6师师长、第33军军长和第2集团军司令。
1916年，贝当因凡尔登战役的胜利而成为名噪一时的英雄。
1917年5月，贝当取代尼维尔上将任法军总司令。
1918年11月，贝当晋升元帅。
战后，贝当先后担任最高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陆军总监和防空总监等职。
1934年2月，贝当出任杜梅尔格内阁的陆军部长。任职期间，贝当没有把握时机有效地提高法军的作战能力。
1939—1940年，贝当出任法国驻西班牙大使。
贝当记录在历史上的形象是一个叛国者，但是作为一个军人他在一战中颇有建树。他不同意福煦对于“进攻精神”的强调，认为现代战争中防御更占优势。开战后他这种谨慎小心的态度使他成为了一战中法国最成功的指挥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