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褒,字子渊,资阳县昆仑乡墨池坝人。少孤,家贫,事母至孝,以耕读为本。桑梓墨池就是他洗笔砚之处;县城南书台山,便是他另一个攻书的地方。他精通六艺,娴熟《楚辞》,崇敬屈原而作《九怀》,初露才华。尔后,他游历成都、湔上(今都江堰市玉垒山)等地,博览群书,以文会友。汉宣帝时,益州刺史邀他作客,在此期间,他写下了《中和》《乐职》《宣布》诗,主人命僮子依古乐演唱,大为成功,由此声名四播。在刺史的举荐下,得到宣帝的召见,他先做“待诏”的清客,旋擢谏大夫。这时,才华横溢的王褒,一连写了《圣主得贤臣颂》《甘泉赋》和《四子讲德论》,其中尤以《圣主得贤臣颂》为著,用良御御骏马来作比,颇为形象。“纵驰骋骛,忽如景靡。过都越国,蹶如历块。追奔电,逐遗风,风流八极,万里壹息。何其辽哉!人马相得也。”音节急促而寓意深邃,真使人有耳闻目睹马蹄迅疾之感。
不仅如此,纯以辞赋来吟咏细小物件的则自褒始。王褒把专以游猎、女色为题材,转变为以细小的物件为题材;把规模壮阔的风格,转变为纤弱沉湎的风格;把堆积夸张的手法,转变为密巧细致的手法。他的名著《洞箫赋》,则是三个转变的集中体现。《洞箫赋》先写了竹林中的景物,后写箫声的动人,用力描绘,着力铺陈,细腻有致,扣人心扉。无怪乎做太子时的汉元帝“令后宫贵人皆诵读之”,也无怪乎《文心雕龙》称道:“子渊洞箫,穷变于声貌”。《洞箫赋》是很早描写音乐的辞赋,对后世也很有影响。此外,王褒在蜀时,用方言写过《僮约》一文,以戏谑的笔调描写奴隶的待遇,由此可窥见西汉西蜀社会的一个侧面。
公元前51年,王褒奉令往益州,在途中写完《移金马碧鸡文》,不久病逝,时年40岁。王褒一生留下辞赋16篇、《桐柏真人王君外传》1卷,明末收集有《王谏议集》11篇。1998年,王洪林出版《王褒集考译》。
王褒少年时期就善于写诗,工于作赋,对音乐也有较高的修养。当时的汉宣帝是一个十分喜爱文学与音乐的皇帝,自己也会创作,因而经常征召各地在这方面有造诣的文士到长安。担任皇家的文学、音乐方面的“待诏”。益州刺史王襄得知王褒是位很有才学的人,就请他来到成都,让他在成都写诗,并将他写的诗配上音乐歌唱。王褒又为王襄作传,故深得其赏识,上奏推荐王褒有过人之才。汉宣帝立即下令召见。
王褒进京之后,汉宣帝就出了个题目,要他写一篇《圣主得贤臣颂》。这篇文章怎么写,王褒是颇费了一番斟酌的。构思时他想到了马,所以文中便出现了马跑的“情景”,“纵驰骋骛,忽如景靡。过都越国,蹶如历块。追奔电,逐遗风,周流八极,万里壹息。何其辽哉,人马相得也!”王褒以写马写出善御者六辔在手,操纵自如,意在用良御御骏马比喻圣主得贤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宣帝励精图治的景象。这篇文章是王褒散文的代表作,描述十分生动,音乐也颇为急促,使人如见其马,如闻其声。这篇文章深得汉宣帝的好感,他任命王褒为待诏,不久又升为谏议大夫。
王褒还写有《四子讲德论》,也是歌颂当时朝廷的作品,文采也很富丽,有“夫鸿均之世,何物不乐”等句,意思即指天下太平。他写有《九怀》,这是王褒比较重要的作品,为追思屈原之辞。作者对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是崇敬的,对其不幸遭遇是同情的,所以《九怀》写得既有情感又有文藻,颇有《离骚》的风格。后来刘向编定《楚辞》、王逸作《楚辞章句》,都收入了此文,《全蜀艺文志》也著录了全文。
王褒又写有《僮约》,这是他的作品中最有特色的文章,记述他在四川时所亲身经历的事。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王褒到“煎上”即渝上(今四川彭州市一带)时,遇见寡妇杨舍家发生主奴纠纷,他便为这家奴仆订立了一份契券,明确规定了奴仆必须从事的若干项劳役,以及若干项奴仆不准得到的生活待遇。这是一篇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其价值远远超过了受到汉宣帝赞赏的《圣主得贤臣颂》之类的辞赋。在《僮约》中有这样的记载:“脍鱼炮鳖,烹茶尽具”;“牵犬贩鹅,武阳买茶”。这是我国,也是全世界最早的关于饮茶、买茶和种茶的记载。由这一记载可以知道,四川地区是全世界最早种茶与饮茶的地区;武阳(今四川彭山)地区是当时茶叶主产区和著名的茶叶市场。此外,他所描述的当时奴仆们的劳动生活,奴伴关系,是研究汉代四川社会情况的极为重要的材料,可以使人从中了解到西汉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
王褒特别善于写咏物小赋,他是汉代写咏物小赋的代表作家。其代表作《洞箫赋》在当时即获得了很高的评价。洞萧本是古代的一种排萧,发音清晰而幽静,在宫廷和民间都广泛使用。《洞箫赋》既描述萧管之所生,写出了竹林中的景物;又表现萧声之动人,极尽描绘和夸张。全篇用楚辞的凋子,以大量的文字铺叙洞萧的声音、形状、音质和功能。音调和谐,描写细致,形象鲜明,风格清新。这种赋不同于汉代大赋,而属于骄丽可喜、娱悦耳目的咏物小赋。如其中的一段:“朝露清冷而陨其测兮,玉液浸润而承其根。孤雌寡鹤娱优乎其下兮,春禽群嬉戏翱翔乎其颠。秋绸不食抱朴而长吟兮,玄猿悲啸搜索乎其间。处幽隐而奥屏兮,密漠油以獭掺。惟详汉宣帝与汉武帝一样,信神仙,好游猎。王褒在京中任职了一段时期后,汉宣帝听信方士之言,要他回益州去祭祀传闻之中的“金马碧鸡之宝”。不料竟在途中染病,未得医治即死于旅途之中。
王褒和他的作品对后世是有影响的。明代杨慎不仅在他编辑的《全蜀艺文志》里选有王褒的作品,还专门作了《王子渊祠》诗,诗云:“伟晔灵芝发秀翘,子渊擒藻谈天朝。汉皇不赏贤臣颂,只教宫人咏洞萧。”该诗用比喻的手法,赞誉了王褒的才华:文采秀发,擅长辞赋,谈耀一代;全诗对王褒表示惋惜,对汉主予以讽刺。
王褒早年的经历,我们不大清楚。汉宣帝时,由于宣帝喜爱辞赋,先后征召文学之士刘向、张子侨、华尤、柳褒等待诏金马门。王褒也得到益州刺史王襄的推荐,被召入京,受诏作《圣主得贤臣颂》。宣帝令他与张子侨等一起待诏,多次带他们田猎,经过宫馆,便命他们写作辞赋以为歌颂。不久,将他提拔为谏大夫(秩比八百石,低于县令)。后来,听说益州有金马碧鸡之神,宣帝命王褒前往祭祀,结果病死于途中。由此可见,王褒的仕宦经历比较简单,主要是充当皇帝的文学侍从,未见有何作为。这种经历,使他很难具备司马相如那种独立不羁、超凡脱俗的胸襟和气魄;但他毕竟摆脱了拘守一隅的局限,走出了巴山蜀水,因而眼界还是比较开阔的。
总之,作为一个著名赋家,王褒没有司马相如那种磅礴的气势和批判精神,无法达到相如“广博宏丽,卓绝汉代”的巨大成就;但他善于观察生活,善于描写那些独具特色的事物。在汉赋的题材开拓、手法创新和语言锤炼等方面,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仍然不愧为一代名家。他那诙谐幽默的语言风格,乃是巴蜀人民乐观开朗性格的外在表现,在巴蜀文学史上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