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尧拜善卷先生为师
据《吕氏春秋》慎大览·下贤记载：“尧不以帝见善绻，北面而问焉。尧，天子也；善绻，布衣也；何故礼之若此其甚也？善绻，得道之士也，得道之人，不可骄也。尧论其德行达智而弗若，故北面而问焉，此之谓至公。非至公其孰能礼贤？”（《辞源》解释：善绻即善卷。）
《吕氏春秋》中这段话的意思是：唐尧没有以帝王的身份去见善卷，而是以学生拜见老师的礼仪与善卷见面，善卷坐在北面，唐尧站在南面向善卷先生求教。当时与唐尧同行的大臣们很不理解，他们认为，唐尧是当今天子，而善卷是一介布衣，唐尧以帝王之尊何必对平民行此大礼呢？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身为天子的唐尧有什么事要问，只需要把善卷招来问就是了。而唐尧却不这样认为。他觉得，善卷先生可不是一般的人，他是一位得道的贤士，对待像他这样得道的贤士是不可轻慢的。唐尧还把自己与善卷先生作了一个比较，他觉得自己的品德行为不如善卷，知识和智慧也远不如善卷先生。因此，他要以学生拜先生的礼仪向善卷先生讨教。唐尧认为只有这样做才算是公平的，如果办事做不到彻底的公平还怎么谈得上礼贤下士呢？
虞舜要将帝位禅让给善卷
据《庄子》载：
《庄子》杂篇·让王第二十八
庄周
舜以天下让善卷，善卷曰：“余立于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为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于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处。
（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61年出版。）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虞舜要把帝位让给善卷先生，善卷先生说：“我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冬天穿着皮毛的衣服既柔软又暖和，夏天穿着细葛布衣服既潇洒又凉爽。春天里的耕种，我的身体完全可以承受这种劳动；秋天收获贮藏以后我就可以休息了。每天日出我就开始一天的工作，日头一落我就休息了，这种逍遥自在的生活我是很满足的。我怎么会想到去治理天下呢！可叹啦！您也太不了解我了。”善卷先生没有接受虞舜的一番好意。为了躲避纠缠，善卷先生去了深山老林，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对以禅让方式进行朝代交替的影响
在中国的历史上就有二十五位帝王，或顺应历史潮流，或迫于时势，把自己的帝王之位禅让给了他人。
纵观中国历史，魏、晋、隋、唐时期，多次政权的更替，都是通过较为文明的禅让方式来实现的。并且我们发现，帝位的禅让者都以师唐尧、虞舜自夸；帝位的被禅让者都以许由、善卷等自比。这足以彰显上古时代许由、善卷等圣贤巨大的影响力。
对中国道家文化的影响
道家的道就是人们要遵守的客观规律和自然法则。善卷就是一个有道之人，他遵守自然规律。
道家特别注重人的精神境界，认为人的最高精神境界是逍遥。在道家看来，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总想让自己获得自由。一种无拘无束的行动自由，一种没有烦恼、没有忧愁的精神自由，这两种自由的最高境界就是“逍遥”。
一个人生活在现实世界中，因为要受到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的限制，行动要受到约束，但人的思维活动可以任意驰骋换句话说，思维活动是可以自由的，思维活动的自由往往走在了行动自由的前面，怎样才能使两者同步呢?道家觉得顺应自然可能对此大有帮助。显然，善卷先生是一个顺应自然的好典型。
庄子主张人在精神上的逍遥自在，在形体上也试图达到一种不需要借助外力而得到的逍遥自在的感觉。善卷的生活和对生活的感受就是人的逍遥。
逍遥的实质是无为，无为是道家最重要的理念之一。《庄子》天运篇中明确指出，“逍遥，无为也。”（《庄子·外篇·天运第十四》）善卷的“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就是阐述道家无为的一种境界。
庄子认为养护人的生命的主宰是人的精神，而人的精神要顺从自然法则，要安时而处顺。显然，善卷先生不想因做帝王而改变自己的自然生活的这种行为方式完全符合道家精神，使得善卷成为道家的一个典范。
唐尧和虞舜要辞去帝王之位，他们既不是德行不行，也不是能力不行，更不是身体不行，他们辞去帝王的原因是不愿为追求美好而伤害天下生灵。善卷和许由这两位贤人是有条件做帝王的，不然的话像唐尧和虞舜这样圣明的帝王是不会轻易做出把自己的帝王之位禅让给他们的决定并付诸行动的。善卷和许由都断然拒绝接受帝位, 没有半点犹豫，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善卷和许由两位贤者都不愿意因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而危害到自己的生命。唐尧和虞舜禅让帝位以及善卷和许由拒绝接受帝位都是道家精神的体现，因为道家重生和顺其自然。
道家有“道法自然”的重要思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道德经》）道家认为，人是依存于土地的，土地上的万物又是依存于由日月星辰、风雨雷电等形成的气候的，日月星辰的运转、风雨雷电的形成与发作都是有规律的。然而，这些自然规律的形成也不是孤立的，它也依赖于自然。许由和善卷两位贤者拒绝接受唐尧和虞舜的帝位禅让的理由，就是“道法自然”的表现。
对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
荀子是继孔子和孟子之后的对儒家思想有所发展的重要儒家人物，他对重整儒家典籍也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这位战国时代伟大的思想家、政论家、文学家在他的著作《荀子》中是这样评价善卷先生的历史贡献的：
请成相，道圣王，尧舜尚贤身辞让。许由、善卷，重义轻利行显明。尧让贤，以为民，泛利兼爱德施均，辨治上下，贵贱有等明君臣。尧授能，舜遇时，尚贤推德天下治，虽有贤圣、适不遇世孰知之。（《荀子》成相·第二十五）
（荀况：《荀子》，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出版。）
重义轻利是儒家所倡导的人类社会高尚的行为准则，善卷就是荀子所列举的上古尧舜时代重义轻利仅有的两个典型之一，这说明善卷对儒家道德理论的建立是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的。
儒家特别重视人的道德修养，而善卷又是非常有道德修养的上古高士，儒家当然会作为道德典型来加以宣扬。
董仲舒是这样褒扬善卷先生的：
尧舜德彰而身尊，善卷德积而名显。善在是则尧舜之道在是，尧舜之道在是则善亦在是。（（宋）李焘：《善卷先生祠堂记》）
（应先烈：《嘉庆常德府志》，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
我们知道，儒家特别推崇上古两个贤明的帝王唐尧和虞舜，他们的品行在儒家看来就是人类理想品行的化身。儒家仅次于孔子的代表人物孟子对唐尧和虞舜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言必称尧舜”。在董仲舒看来，善卷与唐尧、虞舜是一个整体，是“德”把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们相得益彰。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善卷这个人物在儒家的影响是多么巨大！
朱熹在常德德山祭祀善卷时，写下《善卷祠记》，对上古重义轻利、拒绝帝王之位的贤者善卷先生的德行达智发出这样的感叹：
“先生之道不可一日无。苟得之以致君，得之以泽民，可使是君为尧舜之君，使是民为尧舜之民。”（（宋）李焘：《善卷先生祠堂记》）
（应先烈：《嘉庆常德府志》，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
朱熹对上古圣贤善卷有这样高的评价说明善卷对儒家道德理论的影响是巨大的。
对中国隐逸文化的影响
善卷是中国隐逸文化承先启后的代表人物。唐代文学家吴筠在他的《逸人赋》中有“洪崖广成肇其端，子州善卷绪其后”的评价。洪崖与广成指的是黄帝时代有德行的两位隐逸人士，他们是隐逸之风的开创者。子州支父和善卷是尧舜时代隐逸之风的承先启后的代表人物。
上古时代善卷先生在枉山留下的高尚隐逸之风，为历代文士所津津乐道，武陵也就因此成为文士们乐于采风的地方。古代的文学家以武陵为地方背景，用他们丰富的想象力创作出诸如《桃花源记》之类的文学作品，描绘出人类社会的理想家园。这些文学作品中无不折射出善卷先生逍遥自在的生活影子。
梁山伯与祝英台是我国流传最广的四大民间故事之一。这个家喻户晓的民间故事就发生在江苏宜兴善卷山附近，善卷山成了这个最感人的爱情故事的创作载体。
这个爱情悲剧无不体现出男女主人翁对爱情自主，生活自由的憧憬，这与善卷所追求的自主、自由有着某种共同之处。
因为湖南的常德地区是善卷先生的主要生活区域，因此该地受善卷先生的隐逸之风的影响比较深。常德境内比较有影响的隐逸之地就有德山、桃花源、白马湖、柳叶湖、夹山。
对释家文化的影响
明代著名文学家袁中道，不仅非常崇拜善卷，而且对善卷的思想言行，及其所产生的影响都有独到的认识。一次，袁中道游常德德山，瞻仰善卷遗迹，随行的人向他请教这样一个问题：“善卷之让天下也，于佛法何居？”意即：“善卷拒绝接受帝位的这种行为，难道与佛家思想有联系吗？”袁中道对这个问题给予了回答：
“昔调御之丈夫，莫不尘三轮而芥七宝。后来学之者亦往往高谢世荣，栖神岩壑。良以骨超名利五欲之外，笼不住而呼不回者，始可以担荷此事。若垂涎芗膻，柔同绕指，吝春佗，嘛腐鼠，而可以修出世之业，我未闻之也。如善卷辈真可与共学矣（袁中道：《雪珂斋集》卷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出版。）。”
袁中道这样回答：“过去佛能教化引导的一切可度者，都要做到身净、口净、意净，视金银珠宝如草芥。后来学佛的人往往避谢富贵荣华，把精神寄托在高山幽谷之间。追求的目标在功名利禄之外，且再也拉不回头的人，才可以开始学佛。对美食垂涎，没有性格，连小事都在意，如果这样的人都能成佛，我是没有听说过的。向善卷这样的高士学习与修佛是有共同之处的。”袁中道就找出了佛家与善卷之间的共同之处，那就是佛家和善卷都强调自我修为而淡泊名利。
自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佛教从中国传统的隐逸文化中找到了结合点，这也是佛教为什么能够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的主要原因。因为善卷就是中国隐逸文化的主要开拓者之一，因此，中国历史上的很多高僧就特别崇敬善卷，善卷对中国佛教界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广大的地域影响
在上古高士中，善卷先生的地域影响是最大的。这是因为善卷在广大的淮河流域和沅江流域留下他众多的事迹。善卷先生在山东省、江苏省、湖南省都有广泛的地域影响，这是与善卷同时代的其他高士中任何一位所不具备的。
在山东省的古代地方志中，有很多关于善卷的记载。如清乾隆二十一年周尚质、李登明、谢冠等编的《曹州府志》，清康熙五十六年王镛秦寅等编的《单县志》，清乾隆二十四年普尔泰、傅尔德等编的《单县志》，民国十八年项葆桢、李经野等编的《单县志》，明崇祯七年米嘉穗、孙鲸编的《郓城县志》，清康熙五十五年张盛铭、赵肃等编的《郓城县志》，清光绪十九年毕炳炎、胡建枢等编的《郓城县志》等等。在江苏省的地方志中，也有很多关于善卷事迹的记载。如清光绪十八年阮升基、宁楷等编的《重刊宜兴县旧志》、《重刊宜兴县志》。在湖南省的地方志中，记载善卷事迹的不胜枚举。如明嘉靖十四年陈洪谟编的《常德府志》，清嘉庆十八年应先烈编的《常德府志》，清乾隆三十年席绍葆、谢鸣谦、谢鸣盛等编的《辰州府志》，清同治二年孙翘泽、陈启迈等编的《武陵县志》，清同治十二年邱育泉、何才焕等编的《安化县志》，清嘉庆十六年牛中翰、陶澍等编的《安化县志》，清同治十二年齐德五、舒其翰等编的《溆浦县志》，清乾隆二十七年陶金谐、杨鸿观等编的《溆浦县志》，清（1821—1850）巴哈布、王煦等编的《湖南通志》，清光绪十一年李翰章、曾国荃等编的《湖南通志》，清光绪二年卢峻、成业襄编的《湖南考古略》，清光绪十四年同德斋主人编的《广湖南考古略》，清光绪十四年王先谦编的《湖南全省掌故备考》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