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子推的出身事迹见诸文献的极少。春秋时期，晋国发生内乱，晋献公宠妃骊姬，欲废掉太子申生，改立骊姬之子奚齐为太子，由是引发一系列变乱。
太子申生被骊姬陷害致死；公子夷吾和重耳畏惧逃亡，重耳避难奔翟，随行贤士多人，主要人士有五人，即：狐偃、赵衰、魏犨、司空季子及介子推，又有“赵衰；狐偃咎犯，文公舅也；贾佗；先轸；魏犨”之说。介子推即是其中之一。介子推随重耳在外逃亡19年。风餐露宿，饥寒交迫，备尝“险阻艰难”。重耳最终能返回晋国，立为晋君，介子推也尽了犬马之劳。
早年重耳出亡时，先是父亲献公追杀，后是兄弟晋惠公追杀。重耳经常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据《韩诗外传》，有一年逃到卫国，一个叫做头须（一作里凫须）的随从偷光了重耳的资粮，逃入深山。重耳无粮，饥饿难忍。当向田夫乞讨，可不但没要来饭，反被农夫们用土块当成饭戏谑了一番。后来重耳都快饿晕过去了，为了让重耳活命，介子推到山沟里，把腿上的肉割了一块，与采摘来的野菜同煮成汤给重耳。当重耳吃后知道是介子推腿上的肉时，重耳大受感动，声称有朝一日做了君王，要好好报答介子推。在重耳落难之时，介子推能如此肝脑涂地，忠心耿耿，实属难能可贵。
十九年的逃亡生涯结束后，重耳一下子由逃亡者变成了晋文公，时值周室内乱，“未尽行赏”，便出兵勤王，“是以赏从亡者未至隐者介子推”。对此，介子推没有像壶叔（一名陶叔狐）那样，主动请赏。他说，晋文公返国，实为天意，介子推却认为忠君的行为发乎自然，没必要得到奖赏，并以接受奖赏为耻辱，狐偃等“以为己力”，无异于“窃人之财”的盗贼，故“难于处矣”。介子推无视狐偃等人的夹辅之力是错误的，但其中丝毫没有对晋文公的怨恨，没有对功名利禄的艳羡。有的却是对狐偃，壶叔等追逐荣华富贵的鄙夷。有些并未跟随晋文公逃亡的人（例如：竖头须）为了贪小便宜通过说些难听的话也来请赏，介子推因此很气愤，进而隐居绵山，成了一名不食君禄的隐士。
介子推不肯受赏，曾赋诗一首，“有龙于飞，周遍天下。五蛇从之，为之丞辅。龙反其乡，得其处所。四蛇从之，得其露雨。一蛇羞之，死于中野。”邻居解张为子推不平，夜里写了封书信挂到城门上。
晋文公看到这首诗后，后悔自己忘恩负义，赶紧派人召介子推受封，才知道他已隐入绵山。晋文公便亲带广众人马前往绵山寻访。谁知那绵山蜿蜒数十里，重峦叠嶂，谷深林密，竟无法可寻。晋文公求人心切，听小人之言，下令三面烧山。没料到大火烧了三天，介子推的影子也没见。晋文公叫人在山前山后放火，周围绵延数里，火势三日才熄，介子推终究没有出来。
后来有人在一棵枯柳树下发现了母子的尸骨，晋文公悲痛万分，在介子推的尸体前哭拜一阵，然后安葬遗体，发现介子推脊梁堵着个柳树树洞，洞里好像有什么东西。掏出一看，原来是片衣襟，上面题了一首血诗：“割肉奉君尽丹心，但愿主公常清明。柳下作鬼终不见，强似伴君作谏臣。倘若主公心有我，忆我之时常自省。臣在九泉心无愧，勤政清明复清明。”
晋文公将一段烧焦的柳木，带回宫中做了一双木屐，每天望着它叹道：“悲哉足下。”此后，“足下”成为下级对上级或同辈之间相互尊敬的称呼，据说就是来源于此。
公元前635年，晋文公领着群臣，素服徒步登山祭奠，表示哀悼。行至坟前，只见那棵老柳树死树复活，绿枝千条，随风飘舞。晋文公望着复活的老柳树，像看见了介子推一样。他敬重地走到跟前，珍爱地掐下一枝，编了一个圈儿戴在头上。
天禧元年（1017年），宋真宗诏封介子推为洁惠侯。
作为春秋贵族，介子推的言行，宵小之徒视之为迂腐，然则体现了正道之义。介子推的行为并非忠君而是爱国，以后世儒家评价必为“忠君之典范”，而成为中国儒家传统观念中大丈夫精神的渊源，这实在是对介子推之毁誉啊！以后人的价值观将其行为定义为迂腐愚昧是错误的，即使在今天忠于国家也是应当提倡的。介子推不言禄的行为也是知识分子独立精神的体现，正因为如此，黄庭坚赞叹道“士甘焚死不公侯，满眼蓬蒿共一丘”（宋·黄庭坚《清明》）。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种精神孕育和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无数仁人志士，英雄豪杰，构成中华民族的脊梁，介子推对功名利禄的鄙弃，对奸伪欺罔、人世谬举的愤懑，他“割股食君”实乃“食国”，正是中华民族正道爱国传统美德的体现；在介子推身上蕴涵着对祖国的深沉赤诚的爱恋之情。晋献公嬖骊姬，杀申生，昏于家，乱于国，而重耳则成为振兴晋国的希望。介子推的行为是他笃信爱晋国须爱重耳的自然表露。
介子推忠君赴义、鄙弃功名利禄的气节，流芳百世，感人至深。后人不仅造了个“寒食节”来纪念他，还修建了大量的祠堂庙宇来祭奠他，文人雅士登临题咏、寓兴抒怀的就更是不胜枚举。这样的讴歌绵延不绝，贯穿数千年，其不动声色的道德教化，使人们不假思索地形成了某种“集体无意识”，以至于很少有人对介子推的所作所为投以审视的目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