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永，东汉时人，据历代县志及《大清一统志》所记，均载为乐安县人；《搜神记》记载董永是千乘人。
另有传说董永西汉时出生在东台市西溪镇的董家舍。少年丧母，与父亲董公相依为命。稍长，下田劳动，赡养父亲。因家贫经常帮人做工谋生。农活忙时，他常用小车推着多病的父亲到田头树荫下，边做农活边照应董公。后来，董公病故，董永因家中贫困，无钱安葬父亲，于是就到西溪镇上大财主曹长者家卖身为奴，得钱葬父。
董永孝贤被列入汉“二十四孝”之一，广为传颂。
1991《孝的故事》之《董永与七仙女》(邓安宁饰董永)；
1998《新天仙配》（李志奇饰董永）；
2004《欢天喜地七仙女》（郑国霖饰董永）；
2005《天外飞仙》（胡歌饰董永（童远））；
2007《天仙配》（杨子饰董永）（此版背景在宋朝）
2011《天地姻缘七仙女》（郑晓东饰董永）；
2015《二十四孝》之《卖身葬父》(宋晨饰董永)。
民间传说中的董永故事最初只是汉代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事父至孝的孝子故事，但是历史却选择了董永作为社会孝观念宣传的典范，一直流传至今。在山东省嘉祥县出土的武饲墓汉画像石上，就生动地刻载了董永“鹿车载父”、“肆力田亩”、“象耕鸟耘”的故事。该画像石上所刻“董永千乘人也”六字，是为“董永实有其人，故里山东博兴”的铁证。
在流传过程中董永故事也随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即渐渐由孝子故事演变为爱情故事。
传说董永本为千乘人（今山东博兴），但早在汉代即迁移至孝感安家落户，这不仅有史籍记载，且与孝感这一地名的由来紧密相关，还有孝感地区至今遗留的许多遗迹、地名和民俗可资佐证；作为一件口头语言艺术作品，它正是在孝感地区的崇尚孝道的民间文化生态中，才发育成熟，既凸现孝道主题，又富有民间生活情趣，并通过说唱、戏曲等多种样式的艺术创造走向全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优美动人的“董永与七仙女”故事传说主要价值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有关这个故事传说的历史资料和文学资料蕴涵着我国各个历史时期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包括伦理道德、风俗民情、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等方面的丰富信息，具有珍贵的历史研究价值。第二，该故事传说所颂扬的孝文化精神，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仍具有现实实践价值。“董永与七仙女”故事传说，千百年来深受人民群众喜爱，可谓家喻户晓，是中华民族广为流传的著名民间传说之一，在国外也有一定影响。
汉董永，千乘人。少偏孤，与父居，肆力田亩，鹿车载自随。父亡，无以葬，乃自卖为奴，以供丧事。主人知其贤，与钱一万，遣之。永行三年丧毕。欲还主人，供其奴职。道逢一妇人曰：“愿为子妻。”遂与之俱。主人谓永曰：“以钱与君矣。”永曰：“蒙君之惠，父丧收藏。永虽小人，必欲服勤致力，以报厚德。”主曰：“妇人何能？”永曰：“能织。”主曰：“必尔者，但令妇为我织缣百匹。”于是永妻为主人家织，十日而毕。女出门，谓永曰：“我，天之织女也。缘君至孝，天帝令我助君偿债耳。”语毕，凌空而去，不知所在。
汉朝董永是千乘人。年少时就死了母亲，和父亲住在一起。（父子一起）尽力种地，（董永）用小车载着父亲，自己跟在后面。父亲死了，没有什么东西埋葬，就自己卖身为奴，用（卖身的钱）供办丧事用。主人知道他贤能，给了他一万钱而且打发他自由地走了。董永行完了三年守丧之礼，要回到主人家，再去做奴仆。在道上碰见一个女子对他说：“（我）愿意做你的妻子。”于是董永就和她一起（到主人家去了）。主人对董永说：“（我）把钱给了你了。”董永说：“蒙受您的恩惠，（使我）父得以收葬。我虽然是贫穷无知的人，一定要勤劳服侍尽心尽力，来报答您的大德。”主人说：“（这）妇女会做什么？”董永说：“会织。”主人说：“一定要这样的话，只让你的妻子替我织一百匹细绢（就行）。”于是，董永的妻子给主人家织绢，十天织完了。女子出了门，对董永说：“我是天上的负责纺织的仙女。因为你最孝顺，天帝让我帮助你偿还债务罢了。”说完升上高空而离去，不知道哪儿去了。
选自《搜神记》。偏孤：年幼时死去了母亲。肆力：尽力，极力。田亩：种地。鹿车：古时候一种小车。遣：打发走。俱：一起。藏：收葬。收藏：收养。小人：贫穷无知的人。尔：这样，如此。缣：细绢。缘：因为。凌空：升向空中。勤服：勤劳服侍。蒙君之惠：蒙受您的恩惠。供其奴职：再去做主人的奴仆。导读这一神话故事选自《搜神记》，讲了董永少偏孤，“与父居。肆力田亩，鹿车载自随。”从小勤劳，孝敬，为安葬其父，“自卖为奴”，主人知其贤“与钱一万”。董永“行三年丧毕，欲还主人，供其奴职”是尽孝尽职的重要一笔，引出道逢一妇人，愿做他妻，“遂与之俱”一事。而永妻“为主人家织，十日而毕”是遂董永孝敬之愿。所以故事最后由天之织女道出“缘君至孝，天帝令我助君偿债”。
高昌，地名。西汉武帝始属千乘郡（今山东省滨州市博兴县）。西汉末年有个叫做董忠的人，因为告发别人的一个阴谋而立功，被汉宣帝封为高昌壮侯。后来他的儿子董宏、孙子董武又相继为侯。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因为董武的父亲董宏行为奸佞邪恶，朝廷剥夺董武父子爵位。27年之后，东汉光武帝建武2年（公元26年）董武子董永又被朝廷再度封为高昌侯。
董永早年丧母，与父亲董还如相依为命，以种田为生。董永每去田间劳作，则以小车推着父亲，放到树荫下，并备有水罐，为父解渴，过着父子相依为命的生活。灵帝中平年间(184～189年)，山东青州黄巾起义，渤海骚动，董永随父亲为避乱迁徙至汝南(今河南省汝南一带)，后又流寓安陆(今湖北省孝感市)。董永的父亲病亡，无力埋葬，向人借钱1万，言定日后做财主的奴仆，以身抵债。董永扶亡父灵柩回乡，葬于城北。在返回偿债途中，路遇一女子，愿做董永的妻子。二人同至财主家，女子一月之内为主家织绢300匹，偿还了欠债。三国时诗人曹植的《灵芝篇》单咏此事：“董永遭家贫，父老财无遗，举假以供养，慵作致甘肥。债家填门至，不知何用归。天灵感至德，神女为秉机。”对于董永妻的所为，民国廿四年《续修广饶县志》说：“抑古侠女者流之行径”。明嘉靖三年(1524年)，乡贤祠内即供有董永的牌位，后又在太和村建董永祠，董氏后裔岁时致祭。董永后裔分三支，长支在太和村，存有董永影像；有一支迁居博兴县垄注河村，故董永墓在垄注河。
天仙配的故事妇孺皆知，它发源于孝感。
位于孝感市孝南区中心地段的董永公园，以汉朝孝子董永卖身葬父、行孝感天、七仙女下凡配为夫妻的神奇故事为主题，汇集了孝感境内有关“天仙配”故事的文物古迹。园内用亭、台、楼、阁、桥、榭组成的仿古建筑群，在山和水的映衬下，别有一番趣味。
孝感市董永公园，国家AA级旅游景区，位于孝感市城区槐荫大道东段，距武汉市60公里。孝感也因董永行孝感天而得名。一九八四年建成，占地75亩，分为三个区域。
园内有孝子祠、仙女池、槐荫树、鸳鸯楼、理丝桥、涤丝亭、白步梯和升仙台等景点12处。
与七仙女的传奇故事
传奇故事
西溪，为始建于西汉中叶的一个古镇，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流传着董永与七仙女的传奇故事。而与这个传奇故事有关的地名传说却更为当地群众所津津乐道，久传不衰。
西溪镇西北角有一小村庄，叫“董家舍”。传说，东汉初年董永就出生在这个村子里。早在南宋时的《方舆胜览》中就有记载：“海陵西溪镇，汉孝子董永故居。”清嘉庆《东台县志》详载：“汉董永，西溪镇人，父亡，贫无以葬，从人贷钱一万，以身作佣……”。所以说“董家舍”与董永有关是有一定依据的。
西溪镇北有一水塘，叫“凤凰池”，昔日池水碧波荡漾，清澈见底。传说王母娘娘的七个女儿常来此沐浴。凤凰池后建有“天女庙”(久废)。西溪西南面有一村庄叫“鹤落土仑”，传说七仙女深为董永的勤劳和孝心所感动，一日在众姐姐的帮助下，乘鹤下凡来到人间，七仙女乘鹤下凡之处，得名“鹤土仑，即今台南镇社东村，东庄叫“鹤东”，西庄叫“鹤西”。七仙女下凡后，在西溪南面的“十八里河口”与董永相遇，后在“十八里河口”附近的老槐树下，二人拜天地成了亲。天长日久，十八里河口旁边的村庄也成了“河口”村(今属台南镇)。
西溪西广福寺后院内有一口古井，叫“缫丝井”，大旱之年不涸，传说是七仙女当年为帮助董永赎身而替曹长者家织300匹云锦时汲水缫丝的一口井。清嘉庆《东台县志》载：“井口小而中宏深，味极甘，大旱不涸，每至春深，井生草根长丈余，人以为仙迹云”。明英宗天顺六年(1462年)，巡宰李诚莅临西溪，查看了这个遗迹，建亭其上。当年九月亭建成，坚朴实得宜。亭的梁柱上还雕刻着水藻形的花纹。兴化顾繁在亭上作《缫丝井亭记》。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西溪巡检刘文奎又在此修亭作记。日军入侵前，井上还有凉亭，四角凌云，翼然欲飞；井旁石碑上有亭记，日军入侵后，亭毁井存。传说，董永和七仙女一月还清了曹长者的债务后，夫妇来到西溪南面的“董家垛”，安居于“寒窑”，从此过上了男耕女织的新生活，此地也由此得名“新生”，现为广山镇新生村。
数月后，玉皇大帝得知七仙女下凡之事，大为震怒，遂派天兵天将捉拿七仙女，董永追赶至西溪“南仓河口”，夫妇二人抱头痛哭，生离死别。七仙女被天兵天将抓上半空，她扔下脚上穿的一双绣花鞋给董永留作纪念，一只落河东，一只落河西，落鞋处分别得名“东鞋庄”和“西鞋庄”，两庄又合称“双鞋庄”。为使董永免遭天兵天将加害，七仙女在空中拔金钗向地面画出一条河，阻挡住追赶的董永，并用双钗插地，凿成两口井，一井河东，一井河西，以示董永在此诀别，永无相见之日。后人为怀念善良美丽的七仙女，为井取名“双钗井”，又名“金钗井”；为河取名“辞郎河”。
辞郎河边有个村落，得名“辞郎庄”(今属广山镇)。七仙女别董永凌云而去，后人在河上建“凤升桥”，俗称“南仓桥”(即今牛桥，旧曾为西溪第一桥)旁边建“凌云亭”，亭久圮。
第二年，七仙女在天庭为董永生得一子，玉帝难容，她只好忍痛把儿子送到十八里河口的老槐树下，托梦嘱董永领子。放孩子的地方由此得名“舍子头”(今为台南镇杜沈村)。董永得到儿子，更加思念七仙女，天天来到老槐树旁远眺，遥望天空，殷切期盼妻子回归，全家团聚，董永伫立之处便得名“殷庄”，今属广山镇。
董永庙
董永死后，后人有感于董永的孝心，为其建“董孝贤祠”，又称“董永庙”。有砖墙瓦盖四合院十余间，祠内供董永塑像，四时香火不断。院内有土建“董永墓”，墓有石碑，碑文为：“汉董孝子讳永墓——道光乙未里人修”。为了永久纪念董永，并将当地村庄取名“董家土仑”，后又改为“董贤乡”，现为台南镇“董贤村”。
董永早年丧母，与父亲董还如相依为命，以种田为生。董永每去田间劳作，则以小车推着父亲，放到树荫下，并备有水罐，为父解渴，过着父子相依为命的生活。灵帝中平年间(184～189年)，山东青州黄巾起义，渤海骚动，董永随父亲为避乱迁徙至汝南(今河南省汝南一带)，后又流寓安陆(今湖北省孝感市)。董永的父亲病亡，无力埋葬，向人借钱1万，言定日后做财主的奴仆，以身抵债。董永扶亡父灵柩回乡，葬于城北。在返回偿债途中，路遇一女子，愿做董永的妻子。二人同至财主家，女子一月之内为主家织绢300匹，偿还了欠债。三国时诗人曹植的《灵芝篇》单咏此事：“董永遭家贫，父老财无遗，举假以供养，慵作致甘肥。债家填门至，不知何用归。天灵感至德，神女为秉机。”对于董永妻的所为，民国廿四年《续修广饶县志》说：“抑古侠女者流之行径”。
明嘉靖三年(1524年)，乡贤祠内即供有董永的牌位，后又在太和村建董永祠，董氏后裔岁时致祭。董永后裔分三支，长支在太和村，存有董永影像；有一支迁居博兴县垄注河村，故董永墓在垄注河。
传说
董永与七仙女的传说可谓家喻户晓。
1950年，这个传说有赖于安庆拍摄的黄梅戏电影《天仙配》而大扬于天下，黄梅戏是产生于安徽省安庆市的主要地方戏曲。2002年10月26日中国邮政局发行的一套邮票《民间传说———董永与七仙女》，更是扩大了这个传说在当代生活中的影响度。但是，自古以来，人们对传说中的两个主人公董永与七仙女的来源则不甚清楚，一般认为故事成型于戏曲胜地怀宁黄梅山区流行的传奇《董永遇仙》。董永一角是来源于历史人物还仅是传说人物？唐宋以来，博兴、广饶、孝感、丹阳、东台、通州、蒲州、河间、汝南等地都称有董永遗迹，可见人们并不认为董永是可考的历史人物。至于七仙女，至今仍有人将之混同为织女，到头来，董永与牛郎之间的关系便难以理清。
董永遇仙传说发生于东汉中叶，支持这个结论的可靠材料过去只发现了三条，第一条见于东汉桓帝建和元年（公元147年）修建的今山东嘉祥县境内的武梁祠石刻，该石刻上有董永孝养父亲的画像，但是画像中还没有出现仙女的踪影。第二条是魏曹植乐府诗《灵芝篇》：“董永遭家贫，父老无财遗。举假以供养，佣作致甘肥。责家填门至，不知何用归。天灵感至德，神女为秉机。”第三条见于东晋干宝《搜神记》卷1：“汉董永，千乘人。少偏孤，与父居。肆力田亩，鹿车载自随。父亡，无以葬，乃自卖为奴，以供丧事。”董永上工的路上遇到一个女子，那女子要与他成亲，董永推脱不了，便一同来到主人家。妇人“能织”，“一旬织缣百匹”。帮助董永偿清债务后，便与之告别了。临行之时，她向董永交了底：“我，天之织女也，缘君至孝，上帝令我助君偿债尔。”
在中原，关于董永和七仙女的传说很多很多，而在豫南的驻马店市，董永与七仙女的传说故事，似乎更具有人性味。
据说董永的老家在山东青州，因为兵灾，母亲不幸死去。临死前，母亲嘱咐董永，赶快用车子推着父亲回到中原去，到姥娘家生活。董永就用小推车推着父亲，一路颠沛流离来到了汝南郡。由于父亲体弱多病，加上长途劳累，一进汝南便撒手人寰。董永身上没有一分钱，为了埋葬父亲，最后董永把自己卖给了财主裴氏，用卖自己的银子埋葬了父亲。
董永向姥娘家赶去的时候，走到村南边的一座小石桥上，桥上站着一位美丽的姑娘。董永问，你拦我做什么？姑娘嫣然一笑说，我要嫁给你，和你做夫妻。姑娘的话把董永吓得魂飞魄散，赶忙调头下桥，绕到村后进村。谁知迎面又碰上了那位姑娘拦住去路，董永千般央求，让姑娘放过自己。姑娘爽快地说，我是王母娘娘的七女儿，叫七仙女，在天上看到你卖身行孝的事，我很感动。如今世上很难找到像你这样孝顺的人了。所以，我背着爹娘来到凡间，下嫁给你，帮你还债。
一席话说得董永感激万分，再三思量，遂决定带姑娘回姥娘家成亲。成亲后的董永和七仙女恩恩爱爱，男耕女织，很快就还清了裴财主的钱，并生下一个儿子，取名叫董仲。
后来，董永与七仙女在村前相会的地方，叫前董会，在村后相会的地方叫后董会。二人相会的石桥，叫遇仙桥，据说桥上还留有七仙女的脚印。
如今，在驻马店市的宿鸭湖西岸，仍有前董会和后董会这两个自然村，村里的人们仍坚信这里就是董永和七仙女相会的地方。
历代史料的四个董永：
其实，董永是实有其人的。笔者发现，历代史料中至少记录了四个名叫董永的人。第一个董永记在《汉书》卷17《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中。有一个叫做董忠的人，因为告发别人的一个阴谋而立功，被汉宣帝封为高昌壮侯。后来他的儿子董宏、孙子董武又相继为侯。西汉末年，董武为王莽所废。幸运的是，27年之后，东汉光武帝为了收买人心，复封被王莽所废的西汉故侯时，建武2年（公元26年）高昌侯第四代（玄孙）董永又被朝廷找到，再度封侯。《汉书》明确记载，董永生活于“千乘”（今山东青州，即高昌侯国所在地），与《搜神记》所记完全一致：“汉董永，千乘人。”因这条材料记在《表》中，且非常简略：“侯永绍封”，历来不为人所知。第二个董永生活在东汉末年。最早记下这个董永名姓的材料首见于南宋人娄机所撰的《汉隶字原》卷1：“孟郁尧庙碑阴。碑云：刊碑勒谍。碑皆载仲氏父祖兄弟子孙所历所终之官，独有一董永为异姓。”若此碑文所录不误，可以确定，公元167年左右今山东曹县（济阴）之地有一位大约五十上下的乡绅董永其人。第三个董永在唐代，《新唐书·孝友传》记载河间有一个孝子董永，曾受到朝廷旌表。第四个董永在宋代，《宋史·董槐传》的传主董槐是南宋的名相，他的父亲叫董永。
以上四个董永，只有两汉之间的那个董永最有可能是传说主角的历史原型。董武被废后不久，正逢乱世，山东犹受其害，董武父子生活艰难自不必说，即所谓“董永遭家贫，父老无财遗”。所谓“遭”家贫，只能说明原先董永并不家贫，后来因发生变故，所以致贫；如若原就贫寒，父老岂有“遗财”？董永在贫寒中能“举假以供养，佣作致甘肥”正是他孝行的体现。
高昌侯董永与传说中的董永
之间至少有五点重要的吻合之处：（一）二人姓名相同。（二）从时间上看，前者与武梁祠壁画，曹植、干宝的记载均不矛盾。（三）从地点上看，前者与武梁祠画像题记、干宝《搜神记》所记完全一致，皆为“千乘人”。（四）二人都与“孝”有关。尽管高昌侯董永的孝行只是笔者的推测，但“孝”作为高昌侯的传家宝却是史实，所以这种推测有合情合理的一面。（五）二人的生活条件有相似之处。高昌侯董永在父亲被废之后、自己未封之前，有27年的贫寒生活经历；传说中董永家境本来似乎不贫，后来才破财。因此可以认为，董永遇仙传说极有可能是以两汉之间的历史人物高昌侯董永行孝、封侯的史实为材料，杂糅东汉时期的神仙观念而形成的。因后人不知它的历史渊源，所以在传播过程中，逐渐失真，以致到了东晋时，干宝只听说董永“少偏孤，与父居”的故事，而对他的家世则一无所知了。
至于七仙女，曹植之诗称她为“神女”，《搜神记》中她自称“天之织女”。而在《搜神记》成书的东晋时期，牛郎织女的传说已经成熟并得到广泛的传播。今存晋代到唐代的董永遇仙传说材料几乎是空白，也许正好说明牛女传说的巨大影响抑制了董永传说的传播。之所以会这样，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既然牛郎已经与织女结缘，那么董永怎能再与之结为夫妇呢？
敦煌残卷《董永变文》是一篇重要的文献。变文有一个重要的变化是，织女已经从一个演变成三个了！董永的儿子董仲长到七岁，受人羞辱，要找母亲，一个道士孙宾告诉他说：“阿耨池边澡浴来，先于树下隐潜藏。三个女人同作伴，奔波直至水边旁。脱却天衣便入水，中心抱取紫衣裳。此者便是董仲母，此时纵见小儿郎。”织女变成三个的契机，一方面是为了与牛女传说划清界限，另一方面也是以天上星象为依据的。织女星本有三颗，位于银河岸边，三星呈三角形排列。虽然有了三个织女，到底还不能与牛郎之妻截然分开，也不能确认哪一个织女是董永之妻。到了宋代，这个问题才得以彻底解决。
董永遇仙传
明代人所编的一部载录宋元旧话本的小说集《清平山堂话本》在中国早已失传，20世纪初由日本传回国内，书中保存着一篇完整的话本小说《董永遇仙传》。董永的儿子董仲舒为了寻母，道士严君平指点道：“难得这般孝心。我与你说，可到七月七日，你母亲同众仙女下凡太白山中采药，那第七位穿黄的便是。”董永所遇的仙女第一次成了“七仙女”。从此之后，明清以来的各种地方戏中，董永所遇的仙女都叫七仙女了。织女一下子变成了七位，那么在天上，她们又是什么星宿的化身呢？
笔者发现，在中国古代星象学中，天上以“七星”命名的一共有十三组：北斗七星、紫微垣华盖七星、太微垣常陈七星、天市垣七公七星、东方亢宿折威七星、北方女宿扶筐七星、北方危宿车府七星、西方奎宿外屏七星、西方奎宿天溷七星、西方昴宿昴七星、南方鬼宿天狗七星、南方星宿星七星、南方轸宿青丘七星。这些星宿都有自己的特定功能，其中北方女宿扶筐七星的功能是：“东七星曰扶筐，盛桑之器，主劝蚕也。”（《晋书·志一》、《隋书·志十四》）、“扶筐七星，为盛桑之器，主劝蚕也，一曰供奉后与夫人之亲蚕。明，吉；暗，凶；移徙，则女工失业。彗星犯，将叛。流星犯，丝绵大贵。”（《宋史·志三》）
得名较迟的“扶筐七星”，首见于《晋书》，而《晋书》、《隋书》均为唐人所修，则此星大致得名于六朝之后。唐宋时期，扶筐七星的主功能是非常明确，为人间桑蚕、纺织的主星神。因七星相围如采桑之提筐，所以得名“扶筐”，即“盛桑之器”。《宋史·志三》还说：“织女足常向扶筐，则吉；不向，则丝绵大贵。”元人所修的《宋史》对之记录甚明，可知当宋末元初扶筐七星主桑蚕之功能在民间定有流播。而首出七仙姑的《董永遇仙传》正出于宋元之际。可知，扶筐七星的纺织功能及吉凶预兆上的反映正是七星姑形成的星辰源典。这种民俗认定与宋元话本《董永遇仙传》中首次出现七仙女身影在时间与寓意上都是非常吻合的。因此，唐宋之后，民间观念中织女与七仙女才能不相混同，牛女传说与董永传说则自然分离开了。
不过，今天民间观念中的所谓“姑儿星”，其实指的是昴七星（昴星团），但在唐宋时代，这种观念还没有形成。唐代人张守节的《史记正义》说：“昴七星为髦头，胡星，亦为狱事。明，天下狱讼平；暗为刑罚滥。六星明与大星等，大水且至，其兵大起；摇动若跳跃者，胡兵大起；一星不见，皆兵之忧也。”可能是，后来人们因为找不着“七仙女”的星宿身份，便将之附会到看上去挤成一团的昴七星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