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苏青出生于浙江宁波鄞县一个书香门第家庭。
1933年苏青考入民国第一学府国立中央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前身）外文系，但一年后因结婚退学，后移居上海。
1935年，为抒发产女苦闷，苏青写作散文《产女》投稿给林语堂主编的《论语》杂志，后改题为《生男与育女》发表，是为创作的开始。
1942年冬天，婚姻生活出现裂痕的苏青，在《古今》杂志发表了一篇笔触尖锐的散文《论离婚》，被时任伪上海市长的陈公博赏识。
1943年1月10日，苏青出席了在金门饭店举行的“中国文化人协会”准备发起人座谈会。
1943年3月，《古今》杂志发行周年纪念特大号，苏青用一篇《<古今>的印象》回报陈公博，在文章中，她这样描写陈公博：“在辣斐德路某照相馆中，他的16寸放大半身照片在紫红绸堆上面静静地叹息着。他的鼻子很大，面容很庄严，使我见了起敬畏之心，而缺乏亲切之感。”
1943年4月，她出席了在静安寺金门大酒店8楼举行的欢迎“日本文化使团”茶话会，并且开始在《风雨谈》杂志上连载自己最著名的小说《结婚十年》，受到当时上海普通市民的热烈追捧。后来苏青把它结集出版，人们争相购买，盛况空前，这本书一共印了36版，可谓是创造了当时出版行业的一个奇迹，比张爱玲的《传奇》、《流言》还要畅销。
1943年夏天，陈公博邀请苏青做上海市政府专员，但不久，苏便因为不适应官僚机构的工作方式而辞职，陈公博应允，并照样发给她工资；1943年10月，苏青拿
着陈公博和杨淑慧的钱，在上海爱多亚路160号106室创设了天地出版社，发行《天地》杂志，她集社长、主编、发行人于一身。
1944年春，苏青散文集《浣锦集》出版，再次引起热烈追捧，一版再版，印至十几版。张爱玲也为她写序《我看苏青》。
1945年初，苏青散文集《饮食男女》出版，代序为《苏青张爱玲对谈记》，这时的苏青已经和张爱玲齐名，被视为当时上海文坛最负盛名的女作家。
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结束，由于苏青与大汉奸陈公博的密切关系，苏青备受舆论压力，被骂作“文妓”、“性贩子”、“落水作家”、“汉奸文人”等。1945年11月出版的司马文侦编的《文化汉奸罪恶史》，列出了张爱玲、张资平、谭正璧等16位文化汉奸，苏青亦在其中。
1946年陈公博被捕，被执行枪决。
1947年，《续结婚十年》出版，苏青在书中对陈公博的死表示：“我回忆酒红灯绿之夜，他是如此豪放又诚挚的，满目繁华,瞬息间竟成一梦。人生就是如此变幻莫测的吗？他的一生是不幸的，现在什么都过去了，过去了也就算数了，说不尽的历史的悲哀啊。”
1949年底，新中国成立后，苏青加入了妇女团体“妇女生产促进会”，算是尝试进入新的生活，但一时却找不到工作，无法养家糊口。这时有香港的熟人告之，香港《上海日报》想请当年走红的老作家写稿撑门面，于是她便写了《市妇运会请建厕所》、《夏明盈的自杀》等32篇稿件寄去，可是非但没有收到分文稿酬，反而因“讽刺新社会”的嫌疑而受到上海市公安局的警告。
1951年，上海市文化局戏剧编导学习班招生，苏青前去报名，但没有被录取，后由夏衍出面才被批准。学习班毕业后，她被分到由尹桂芳任团长的芳华越剧团工作，为配合“三反”、“五反”运动写了几部剧本，都未获成功。后来，她又改编了郭沫若的《屈原》，于1954年5月首演，反响甚好。该剧在参加华东戏曲会演时，佳评如潮，演职员获奖的甚多，可她这个编剧，却因为“历史问题”未能获奖。后来，由她编剧的《宝玉与黛玉》在京、沪连演三百多场，创下了剧团演出的最高纪录。这是她在解放后最辉煌的一个时期。
其后，厄运突然降临。她在改编历史剧《司马迁》时，曾写信向复旦大学教授贾植芳讨教。不料，在1955年胡风事件中，贾植芳被打为胡风分子，公安机关在贾家抄家时，发现了苏青的信，苏青就此被打成胡风分子，被关进上海提篮桥监狱也有人认为，苏青被捕是受潘汉年、杨帆案牵连。
1957年苏青被“宽大释放”，回到剧团无事可做，只能去看剧场大门。1959年芳华剧团迁去福建，苏青不愿跟去，遂被安排在黄浦区文化局下属的红旗锡剧团当编剧，兼做配角唱戏，同时还要负责字幕，工作相当辛苦。其时，她也配合形势写过《雷锋》、《王杰》等剧目，但毫无影响。
1966年文革爆发，苏青被抄家批斗，同时被锡剧团辞退，生活无着。后来，总算被黄浦区文化馆收留，1975年退休，每月领退休工资43.19元。
苏青晚年极为凄凉。她原住在市区瑞金路，环境简陋，要与邻居共用厨房、卫生间，且经常受邻居欺负。无奈之下，便与郊区一户人家调换了住房，以求安宁。
在漫长的岁月中，她与已离婚的小女儿李崇美和小外孙三代人，住在一间10平方米的房子里，相依为命。
晚年的苏青身患多种疾病，基本断绝了与外界的往来，唯与王伊蔚老大姐（抗战前《女声》杂志主编）有所过从。她在致老友的最后一封信中说：“成天卧床，什么也吃不下，改请中医，出诊上门每次收费一元，不能报销，我病很苦，只求早死，死了什么人也不通知。”
1982年12月7日，苏青去世。终年69岁。病危时，她很想再看一看《结婚十年》，但家中没有这本书。
苏青死后两年，上海市公安局作出了《关于冯和仪案的复查决定》，称：“经复查，冯和仪的历史属一般政治历史问题，解放后且已向政府作过交代。据此，1955年12月1日以反革命案将冯逮捕是错误的，现予以纠正，并恢复名誉。”
上世纪80年代末期，随着张爱玲的被“发现”，苏青也被挖掘出来，《结婚十年》等旧作大量印行。
《结婚十年》
《续结婚十年》
《歧途佳人》
《浣锦集》
《涛》
《饮食男女》
《逝水集》
苏青曾为文赞陈公博的鼻子，很为时人所诟病，盖鼻子在国人的知识中，不仅仅是隆准，龙门高峻，还与男性的生殖器有关，赞鼻子换句话说，也意味着赞一个男人的性以及性能力。作为那个时代的女性，苏青或许并不懂这个，于是一句真心的赞美，就被人笑话了。抗战结束后，小报小书（那种所谓内幕）都曾把苏青与陈公博联系起来，苏青也没有站出来澄清，后来，她出版《续结婚十年》，对与陈公博的关系有比较详细的描述，似乎也不见什么暧昧，不过是要她做秘书，给她官做，再是给她钱，于是办了《天地》杂志。书中给我们印象深刻的，是谢上校走后，报纸上刊出了陈公博被枪毙的消息，她说：报纸上第一项触目的消息，便是金总理死了，她觉得这是历史的悲哀。
《续结婚十年》写作和出版都在抗战后，不过她还是写出了自己与金总理的交往，也为他的死而伤心，但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否仅止于此呢？小报小书上的记载是否空穴来风，出于想象呢？
本来，这种床笫之间私人的事，外人难窥底里的，除非有西方那种伏于床下的弄臣出来讲讲听感罢。然而，苏青的事，自己不说，却有人替他说了出来。这个人也是她的入幕之宾，也就是《续结婚十年》中的谢上校。
蔡登山先生已经考证出，谢上校其人，就是后来的作家姜贵。他在五十年代香港的《上海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回忆录《我与苏青》，把苏青的事说了很多，几乎揭了苏青床上的被子。
回忆录的真实性可能小于日记，但高于小说形式的《续结婚十年》是毫无疑问的。且姜贵这篇回忆还是刊于大陆“解放”后的香港（按：姜贵此文写于台南），可以不担心苏青看到。姜贵说：“自由世界与竹幕大陆已经是两个天地，这些旧事，由于地理关系，已与对方痛痒无关。”所以，这里的记载，应该比较的可信并接近于事实。
姜贵在《我与苏青》中谈到苏青与陈公博，必是来自苏青之口，且看他怎么说——
苏青的离婚，“原是陈公博怂恿促成的。”陈公博为什么要拆散人家一对夫妻呢？自然本身两人之间已经存在矛盾，这是不必说的，更重要的原因，当然是为他们自己方便。
苏青追随陈公博，最先的名义是“随从秘书”，“有善意的第三者警告她谨防莫国康的毒手，她才改变主意。”莫国康作陈公博的“随从秘书”在前，为什么苏青来做要谨防毒手呢？当然不是工作上的竞争，而是夺宠与妒忌，这样就可以明白苏青与陈公博的关系，其实就是陈公博与莫国康的关系。
苏青后来就市府专员之职，“陈公博送给她的是一本复兴银行的支票簿，每张都已签字盖章，只等她填上数字，便可以支现。”“陈公博接见她，常在国际饭店某楼的一个房间。”抄到这里，基本可以明白苏青与陈公博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了。
这样看来，苏青称赞陈公博的鼻子倒是出自内心的由衷之言，虽然两人之间的关系只维持了很短的一段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