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洽卿（1867—1945），浙江慈溪人，中国近代民族资本家、航运业巨子。
1881年到上海商行当学徒。1892年起历任德商鲁麟洋行、华俄道胜银行、荷兰银行买办。1898年起，在四明公所事件中参与同法租界公董局的交涉。1906年发起组织万国商团中华队，1908年开办四明银行，后又组织南洋劝业会，任副会长。曾先后创办宁绍、三北、鸿安轮船公司，3家公司有船30余艘，总吨位9.1万余吨，为当时国内民营航运之冠。
辛亥革命中支持上海光复。1920年合伙创办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任理事长。又任全国工商协会会长、上海总商会会长等。五卅运动中，以上海总商会五卅事件委员会名义，擅自修改向帝国主义者提出的交涉条件，提出停止罢市。1927年以财力支持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任上海特别市参议会董事、中央银行监事、国民党政府全国经委委员、公共租界工商局华董。抗日战争时期，在上海组织中意轮船公司，并任上海难民救济会会长，办理平粜米获取利润。1941年去重庆，先后组织三民、三北运输公司，转运物资，支持抗战。1945年4月26日，病逝于重庆。翌年11月归葬于故乡宁波慈溪的龙山。
虞洽卿，出生于1867年，小时家境贫困。父名万丰，虞万丰有兄弟三人，万丰居幼，因贫穷成年后无力成家。后来经人做媒，娶了范市一个姓方的妇女为妻。方氏过门后，生了两个儿子，长名瑞岳，即虞洽卿；次名瑞芳。虞洽卿的父亲在他6岁时就死了，靠母亲勤劳纺织维持一家生计。虞洽卿读了三四年私塾后，因家贫辍学，在海涂拾蛤蜊、泥螺等补助家用。虞母为人勤劳厚道，颇明事理。据说，当时龙山有个叫虞润富的，在乡间建造了一所大屋，引起乡人羡慕。虞母对年幼的儿子说：“你大了如果发了财，应该对家乡做点有实惠的事情，不要专为自己享受。”虞洽卿事母极为孝顺，凡是他母亲所命无不尽力办到。他除了喜欢接近女人外，平素自奉尚俭约，衣食所费不过与中产阶级相等。对家乡公益事业，乐于捐输赞助，如辟公园、办学校、设轮埠、造小铁路，所费极多。照“八·一三”事变前物价计算，他用于龙山一带的公益经费，几乎超过其当时的全部财产。这虽表现出宁波人有浓厚的乡土观念，但天性与母教，也有一定的关系。
虞洽卿初到上海学徒时，从十六铺码头下船后，恰逢天下大雨，他怕布鞋被淋湿，便赤脚前往瑞康颜料行，被老板认为是“赤脚财神”上门。 据说老板前天晚上梦见有贵人前来相助，后来虞洽卿到来，老板对他另眼相看。
是年正月，有粤籍官眷黎黄氏自四川广东原籍，乘长江轮船途经上海。粤人习俗，蓄婢成风，婢愈多愈显主人之煊赫。黎黄氏身边带了十多个婢女，乃被捕房探目怀疑为贩卖人口，将黎黄氏扣押，解会审公堂审问。承审官为副会审官金巩伯，陪审官为英副领事德为门。金巩伯明瞭粤人蓄婢风尚，审问后判令将黎黄氏暂寄女押所再作调查，而德为门却怀疑金巩伯包庇，硬要送女牢囚禁。两人在庭上争执起来。金巩伯行使职权，命令英籍值庭捕头依判将黎黄氏送往女押所，英籍捕头不但不听命令，竟将公堂大门闩上，高声训斥金巩伯，甚至举手殴打，引起旁听席上华人公愤，群起卫护金巩伯，殴打捕头。消息传开，激起连锁反应。市民中平时受尽租界捕头欺凌压迫过的人，起而响应，立时发展到全沪罢市，以示抗议。
到处发生群众围打巡捕的风潮，有一巡捕房还被群众放火烧掉，闹得巡捕不敢出来值勤，全体罢岗。英租界当局竟下令拘捕市民，一时被捕者达五六百人，秩序空前混乱。上海道台袁海观和会审公堂正会审官关炯之，迭次交涉毫无结果。时适清廷派载泽、端方、戴宏慈、李盛铎、尚其亨等五大臣出洋考察，道经上海，深恐事态扩大，难以收场，与苏松太道袁海观磋商后，选定朱葆三、周金箴、施子英、虞洽卿四人为代表，同往工部局调停。无奈英人蛮不讲理，调停毫无结果。朱葆三、周金箴、施子英三人奔走了几趟，感到无法解决，不愿再进行了，只剩下虞洽卿一人照常奔走活动，每晚邀集各业领袖筹商对策，不时对工部局当局陈说利害，清廷又派南洋大臣兼两江总督周馥到沪查办此案，经虞洽卿奔走于官商之间，终于使工部局作出让步，商定善后办法，工部局向中国官方道歉，撤办殴辱华官捕头，黎黄氏及因罢市被捕华人一律释放，开市复岗同时举行。条件商定后，由苏松太道袁海观、会审公堂正会审官关炯之、商界代表虞洽卿三人步行南京路，劝令各商店开市。经过这一事件，虞洽卿在上海的声望又大为提高。
虞洽卿在那一时期支持了辛亥革命。他曾腾出房子供同盟会秘密活动，派人保护同盟会上海支部负责人陈其美的安全，捐款解决临时政府的财政困难等。1915年，为反对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他在上海组织了救国储金团，借此来扩充实力，维护民族工业，打击日货。然而，二十年代初期，虞洽卿卷入了军阀争斗的旋涡。因为他支持段祺瑞北洋政府，受到了直系军阀孙传芳的刁难。1924年段祺瑞聘他出任上海总商会会长和全国商会副会长，次年10月，在孙传芳逼难下不得不辞职下台。
虞洽卿同帝国主义有依附有矛盾，辛亥革命时期积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二次革命时反对袁世凯称帝。“五卅”反帝运动时始则支持罢工罢市，后降低谈判条件与帝国主义势力妥协。大革命前后支持北伐，反对孙传芳。四一二事变后支持蒋介石清党反共。抗战时期，他坚持抗日爱国，不当汉奸，日军占领租界后离沪赴渝，到大后方经营滇缅公路运输，支持抗战。
虞洽卿关心家乡的公益事业，曾出资创办学校，疏浚凤浦湖，兴建镇胜、镇大、镇骆等公路，从而深得家乡人民及宁波旅沪同乡的赞赏。当1931年7月2日，日本军方在朝鲜煽起排华反华浪潮时，他又率先在上海组织反日援侨委员会，并公开发表演说，痛斥日本军国主义暴行。同月14日，还宣布与日本经济断交，表现了一个民族资本家的爱国立场。抗战爆发以后，虞洽卿断然拒绝出任上海伪政府市长，并冒着生命危险，与意大利商人泰米那齐合伙组织了中意轮船公司，到西贡、仰光等地运米，以解决租界内难民拥挤而缺粮的危机。1941年春，又离开上海，转道香港赴重庆，与王晓籁等组织了三民运输公司，积资在香港购买三吨道奇牌汽车300辆，从缅甸、仰光等地运来五金配件，供军需之用。1945年4月26日，虞洽卿因患急性淋巴腺炎在重庆逝世，终年79岁。同年11月，灵柩由专轮送来三北，安葬在伏龙山上。
虞洽卿到上海去学生意后，由学徒而升至跑街，以后又进洋行做买办，可说是风云际会，一帆风顺。当年上海盛传着一个与他发迹有关的“赤脚财神”故事。
1881年，虞洽卿15岁，为谋生计，由其母托同族的虞鹏九带到上海去做学徒。同时到上海去学生意的有两人，一个进南市大王庙某钱庄，虞洽卿进望平街茅家弄瑞康颜料号。据说原定是虞洽卿进钱庄去的。那天虞鹏九先带他们到瑞康，适逢天雨，虞洽卿舍不得穿母亲给他的新鞋，就把鞋子脱下拿在手里，赤脚进店。一进门，由于地上泞滑，且乡下孩子初到大码头，不免心慌意乱，脚一滑，跌了一跤，手脚朝天，活像“元宝”。瑞康老板奚润如见了，连忙起身把他搀起来，仔细打量着这个乡下孩子，竟要了他做瑞康的学徒。
原来，奚老板在头夜做了一个梦，见有一位“赤脚财神”进门。那位财神爷，长面阔嘴，和虞洽卿相象。而虞洽卿进门就跌跤，手脚朝天，又像“活元宝”。“活元宝”滚进门，做生意的人岂不高兴。他以为虞洽卿便是应梦的人，问明虞鹏九后，不让虞洽卿去钱庄，把他留下了。
当然，这完全是一种巧合，是迷信思想与心理作用关系。但恰恰由于这种关系，使奚老板对虞洽卿另眼看待。瑞康是一家小店，只有两个伙计，虞洽卿进去后，因为人生得长大，样子还摆得出，除做学徒应做的例行杂务外，也叫他跟同伙友出外去当跑街。在虞洽卿进店这一年，瑞康桩桩生意称心如意，竟赚了两万多两银子，为资本额800两银子的25倍。全店皆大欢喜，就都说虞洽卿真是“赤脚财神”。当年年终给学徒发“鞋袜钱”，按例是全年12元，奚老板钟意虞洽卿，特别增加，发给他40元之多。
“财神”之称，始于南宋，具体化为明清，有文财神、武财神、五路财神等等。清末民初一个叫虞洽卿的浙江宁波籍商人，被上海商界称之为“赤脚财神”。当时的公共租界中，一条连跨上海商业中心南京路、静安寺路的南北向道路也被命名为“虞洽卿路”。
1894年后任德商鲁麟洋行买办、华俄道胜银行买办。1903年独资开设通惠银号，发起组织四明银行。1905年上海发生大闹公审公堂案，经四处奔走，与组织当局交涉获胜，遂名闻沪上。1908年创办宁绍轮船公司。1911年上海光复后任都督府顾问官、外交次长等职。1914年独创三北公司。五四运动期间上街劝说开市。1920年合伙创办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任理事长。1923年当选为上海总商会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