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窑，是中国北方白瓷的中心，始于唐，为邢窑的后继者，在五代时期就已经发达。以往文献多记载窑址在河北正定，1938年在河北省曲阳县涧瓷村发现古窑址。近年又多次发掘调查，发现了最下层堆积着晚唐的破片；中层的是五代时就已大量生产；最上层为印花、画花的薄瓷片，是属于北宋中期以后，在政和、宣和年间。这些薄瓷片，胎质坚致，釉泽莹润，花纹优美，确是很精进的品种；且有些是官窑性质的，如”尚食局、禁苑、奉华、官”等胎上刻字破片的发现，便可证明。另在西燕山遗址发现粗瓷片的堆集，以及各地普遍发现的定窑瓷器及破片，又能证明定窑在北宋早期以后，也曾大量烧造民间使用的瓷器。定窑以烧造白瓷为主，也烧颜色釉，如红定、紫定和黑定等。根据《君友会-新民窑》记载，定窑，从北宋起，地位增高，各地仿制者颇多。在定窑本身概念中，就孳乳出各种名称，单就白定一种，就有土定、粉定之分。土定，有瓦胎和陶胎两种。瓦胎为淡赤色的土质，陶胎为白土而略黄，质皆松，体较厚；袖色白色中闪黄或闪赤，容易剥落，或有大开片，是原始的及民用的定器。粉定，是进步的及官用的定器，有陶胎和瓷胎，胎质致密而体薄，釉色纯白如牛乳者，或带淡赤色，釉中往往有刷纹，釉面凝聚，如有泪痕。
定窑为宋代六大窑系之一，窑址在今河北省保定市曲阳涧滋村及东西燕村，因宋代属定州，故名。创烧于唐，极盛于北宋及金，终于元，以产白瓷着称，兼烧黑釉、酱釉和釉瓷，文献分别称其为"黑定"、"紫定"和"绿定"。
定窑在唐代时就已是著名瓷场，专烧白釉、黄釉瓷（白釉有玉壁底碗、注壶、瓶类；黄釉器有碗、注壶等。），到宋代发展迅速，比之前更大更有名，大量烧制白瓷，其次有黑釉、酱釉、绿釉、白地褐花等品种。白瓷胎土细腻，胎质薄而有光，釉色纯白滋润，上有泪痕，釉为白玻璃质釉，略带粉质，因此称为粉定，亦称白定。其它瓷器胎质粗而釉色偏黄俗称土定；紫色和黑色釉的称为酱定。另有高窑温烧制的金黄偏红的釉色的，称之为金定，极为稀少。
定窑创烧于唐朝后期。从这时一直到五代的定窑瓷器，还较为粗糙简单，器型以碗为主，正处于向精瓷的过渡阶段。但在五代中后期，定窑白瓷出现了一次根本性的飞跃。所烧瓷器不再施化妆土，胎、釉呈现出精、白薄的特征。有些器物的白度甚至超过了邢窑的细白瓷器。
北宋是定窑发展的鼎盛时期，中国劳动人民的制瓷技术有许多创造和进步。北宋中后期，定窑由于瓷质精良、色泽淡雅，纹饰秀美，被宋朝政府选为宫廷用瓷，使其身价大增，产品风靡一时。
定窑在北宋末年“靖康之变”后，由于连年兵灾，逐渐衰落和废弃。金朝统治中国北方地区后，定窑瓷业很快得到了恢复，有些产品的制作水平不亚于北宋时期。从有龙凤纹饰的一些器物上看，定窑产品也是金代统治者喜爱的瓷器品种。到了元朝，定窑终于逐渐没落。
到20世纪70年代，定瓷在沉寂了多年之后又进入了复苏期。曲阳定瓷有限公司历尽艰辛，通过上百次研究实验，在仿古的基础上，推陈出新，研制成功了仿古、美术、日常三大系列工艺产品200多种，产品在国内展出屡屡获奖，产品已远销美国、日本、加拿大、荷兰、香港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
定窑产品以白瓷为主，也烧制酱、红、黑等其他名贵品种，如黑釉（黑定）、紫釉（紫定）、绿釉（绿定）、红釉（红定）等，都是在白瓷胎上，罩上一层高温色釉。元朝刘祁的《归潜志》说，“定州花瓷瓯，颜色天下白”。可见，定窑器在当时不仅深受人们喜爱，而且产量较大。宋代大诗人苏东坡在定州时，曾用“定州花瓷琢红玉”的诗句，来赞美定窑瓷器的绚丽多彩。
定窑还有北定、南定之分。北宋之前，定窑窑址在北方的定州，这是烧制的物品称为北定；宋室南迁之后，定窑工人一部份到了景德镇，一部份到了吉州，称为南定。在景德镇生产的釉色似粉，又称粉定。
经几代学者不懈努力，学术界认可的定窑品种：白釉、黄釉、褐釉、黑釉、紫釉、红釉、绿釉、金花、鹧鸪斑、加彩、白釉刻划印花、黑釉白花、褐釉刻印花、黑釉刻印花、白釉剔绘黄花、内外刻花、内外划花、内外印花、外刻内印花、白釉酱口、黑釉酱口、豆青地剔白花、白地绘黑釉花、唐三彩、咖啡色釉绘花、白釉剔黑花、青釉剔划白花、白釉黑花……
多年来，我在遗址考察发现的遗存还有：仿钧、绞胎、绞釉、素瓷、宋三彩陶器、仿辽三彩陶器等。
定窑生产规模宏大，品种繁多。多为碗、盘、瓶、碟、盒和枕，亦产净瓶和海螺等佛前供器，但数量极少，主要是作为贡品进入宫廷。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定州白瓷孩儿枕”，是定窑瓷器的代表作之一。
宋代瓷窑装烧技术最为重要的成就，就是发明了覆烧法和“火照术”。北宋后期起，定窑大量采用覆烧方法，还使用了一种垫圈式组合匣钵。这种烧制方法的优点，是最大限度地利用空位空间，既可节省燃料，又可防止器具变形，从而降低了成本，大幅度地提高了产量，对南北瓷窑都产生过很大影响，对促进我国制瓷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据《曲阳县志》载，五代时曲阳涧磁已盛产白瓷，官府曾在此设官收瓷器税；但据调查，早在唐代这里已烧白瓷；至宋代有较大发展，除烧白釉瓷器外，还烧黑釉、酱釉和绿釉等品种，文献称为“黑定”、“紫定”和“绿定”。有毛口和泪痕等特征，毛口是复烧口部不上釉，泪痕多见于盘碗外部，因釉的薄厚不匀，有的下垂形如泪迹。装饰有刻花、划花、印花诸种，风格典雅。对各地瓷窑有一定影响，曾出现不少仿烧定窑瓷器的瓷窑，纹饰以龙凤纹为主。此类宫廷用器多有传世，窑址遗有大量龙凤纹器物碎片。
定窑的胎质薄而轻，胎色白色微黄，较坚致，不太透明，釉呈米色，施釉极薄，可以见胎。釉色洁白晶莹，很多积釉形状好似泪痕，被称为“蜡泪痕”，隐现着黄绿颜色。在器物外壁薄釉的地方能看出胎上的旋坯痕，俗称“竹丝刷纹”。北宋早期定窑产品口沿有釉，到了晚期器物口沿多不施釉，称为“芒口”，芒口处常常镶金、银、铜质边圈以掩饰芒口缺陷，此为定窑一大特色。
定窑器以其丰富多彩的纹样装饰而深受人们喜爱。装饰技法以白釉印花、白釉刻花和白釉划花为主，还有白釉剔花和金彩描花，纹样秀丽典雅。北宋早期定窑刻花、构图、纹样趋简，以重莲瓣纹居多，装饰有浅浮雕之美。北宋中晚期刻花装饰精美绝伦，独具一格。装饰图案常用印花、划花和堆花手法，秀丽典雅。印花图案，自然形态经巧妙变形，构成严谨；刻划花，较印花更活泼生动，别具一格。
划花是宋代定窑瓷器的主要装饰方法之一。通常以篦状工具划出简单花纹，线条刚劲流畅、富于动感。莲瓣纹是定窑器上最常见的划花纹饰。有一花独放、双花并开、莲花荷叶交错而出、有的还配有鸭纹，纹饰简洁富于变化。立件器物的纹饰大都采用划花装饰，刻花的比较少见。早期定窑器物中，有的划花纹饰在莲瓣纹外又加上缠枝菊纹，总体布局显得不很协调，这是当时尚处于初级阶段的一种新装饰手法，也给定窑器断代提供了一个依据。
刻花是在划花装饰工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有时与划花工艺一起运用。如在盘、碗中心部位刻出折枝或缠枝花卉轮廓线，然后在花叶轮廓线内以单齿、双齿、梳篦状工具划刻复线纹。纹饰中较常见的有双花图案，生动自然，有较强的立体感，通常是对称的。定窑刻花器还常常在花果、莲、鸭、云龙等纹饰轮廓线一侧划以细线相衬，以增强纹饰的立体感。
定窑纹饰中最富表现力的是印花纹饰。这一工艺始于北宋中期，成熟于北宋晚期。最精美的定窑器物纹饰在盘、碗等器物中心，这类器型内外都有纹饰的较少。定窑器物纹饰的特点是层次分明，最外圈或中间，常用回纹把图案隔开。纹饰总体布局线条清晰，形态经巧妙变形，繁而不乱，布局严谨，讲究对称，层次分明，线条清晰，工整素雅，艺术水平很高。定窑印花大多印在碗盘的内部，里外都有纹饰的器物极为少见。
定窑印花题材以花卉纹最为常见，主要有莲、菊、萱草、牡丹、梅等，花卉纹布局多采用缠枝、折枝等方法，讲求对称。有的碗、盘口沿作花瓣式，碗内印一盛开的花朵，同时在外壁刻上花蒂与花瓣轮廓线。这种把印、刻手法并用于一件器物，里外装饰统一的做法，使器物造型和花纹装饰浑如一体，十分精美。其次，定窑还有大量的动物纹饰，主要有牛、鹿、鸳鸯、麒麟、龙凤、狮子和飞龙等。定窑飞龙纹一般装饰在盘、碟、碗等卧件的器物中心，祥云围绕，独龙为多，尚未见有对称的双龙纹饰。飞龙身形矫健，昂首腾飞于祥云之间，龙尾与后腿缠绕，龙嘴露齿，欲吞火球，背有鳍，身刻鱼鳞纹，龙须飘动，龙肘有毛，三爪尖利，栩栩如生。而定窑立件上只装饰有变形龙纹，其装饰水平与盘、碟上的龙纹相去甚远。禽鸟纹饰中主要有凤凰、孔雀、鹭鸶、鸳鸯、雁、鸭等，做工精美的飞凤比较少见。
定窑瓷器最精美的纹饰大都集中在盘、碟上，纹饰多者可达四层。每层纹饰富于变化，外圈纹饰多为几何纹或变形莲瓣纹，中心为动物、花卉结合纹饰，充满浮雕感，艺术气息浓郁。而宋代定窑孩儿枕更是该窑名品，其造型神态及纹饰的装饰工艺等皆为上乘之作。
由于定窑的风靡与流行，其造型、装饰、烧造方法为各地瓷窑所仿效，北宋年间各地纷纷仿制定窑。这就诞生了“土定”“新定”“北定”“南定”“粉定”等仿器。许多地区的产品质量不逊于河北曲阳。定窑对我国后世的制瓷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名扬天下的景德镇深受其影响，北京龙泉务窑、山西平定等形成了定窑系；埃及、欧洲、东南亚的文物遗址中都有定瓷的遗物。
定窑窑址规模最大、最集中的窑场，分布在今曲阳县涧磁村北一带，这里有十几处高大的堆积，最高的15米，堆积着众多的瓷片、窑具、炉渣、瓷土等。从遗址地层叠压关系看，遗址分晚唐、五代和北宋三个时期，1986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曲阳县定窑遗址文物保管所组成联合考古队，于2009年9月起对定窑遗址进行了主动性的考古发掘。北京大学派出了由两名教授，5名博士生和8名硕士生组成的队伍。田野工作自9月20日开始，12月26日结束。根据此次发掘的学术目的，并结合以往对定窑遗址的地面调查结果，考古队在涧磁岭、北镇、涧磁西及燕川四个地点布方发掘，以期获得定窑烧制历史各个阶段的地层资料，并进行分期研究；尤其是探寻早期定窑的资料，探讨定窑创烧的时间；金代定窑的瓷器特征及贡御情况；元代定窑的生产规模及衰落原因等。田野工作中，我们始终坚持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保持高度的热情，希望不负众望，使这次对国保单位的主动发掘能够取得最大的成果，同时努力实践国家文物局新公布的《田野考古工作规程》中的各项新的观念和管理方式，使发掘工作取得了重要的成果。本次发掘在上述4个地点布方21个，加上遇到遗迹进行的扩方面积，发掘总面积776平方米，清理各类遗迹94处，其中窑炉11座、作坊12座、房基3座，灰坑45个、灶7座、墓葬2座、沟6条、界墙8道，出土了数以吨计的各时期的瓷器和窑具，其中完整或可复原标本数千件，这些出土的标本中不乏以往我们认识的定窑精品，也有一些以前未曾见过的独特器物。发现带有“官”、“尚药局”、“尚食局”、“东宫”和“乔位”等款识和其他文字款的器物残片数十件；地层中也出土了一些重要的纪年材料。总体上看，此次发掘的学术目的已基本实现，资料整理工作已在紧张有序的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