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正月，出生于广东省潮安县江东区红砂村。原名洪伦修，字子常，常用笔名还有林曼青、林荫南、李铁郎等。
1922年：考入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曾参加学生运动。
1925年：沙基惨案发生后，做了大量组织和宣传工作。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被派到国民党中央海外部任干事，编辑《海外周刊》。
1927年：遭反动政府通缉，流亡香港、新加坡和暹罗（今泰国）等地。同年冬抵达上海，开始创作长篇小说《流亡》，该书1928年4月由上海现代书局出版。
1928年：加入太阳社。并恢复了组织关系，任闸北区第三街道支部党小组长。5月，发起成立文学团体“我们社”，长篇小说《前线》由晓山书店出版。同年9月，长篇小说《转变》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
1930年：3月，“左联”成立，他是发起人和7名常委之一。当年下半年起，他担任过江苏省委宣传部、沪西区委的工作。除创作外，他还翻译出版了高尔基的长篇小说《我的童年》（1930），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1931）、《赌徒》（1933）。
1933年：奉调到北平中共中央驻平全权代表秘书处工作，7月26日因叛徒告密被捕，被秘密押送南京。
1934年：被国民党反动当局秘密杀害于南京雨花台。
1902年出身于贫苦的农民家庭，6岁开始从事体力劳动。
1919年“五四”运动的浪潮席卷全国，正在广东潮安金山中学读书的洪灵菲，深受新思想、新文化的影响，追求自由解放，爱好写旧体诗，是学校文坛上的活跃人物。1922年,他考入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后改称广东大学)英文科学习，后转入国文系。在此期间,洪灵菲结识了一位共产党员许苏魂,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当时正遇英帝国主义在广州制造“沙基惨案”,洪灵菲四处奔走,发动广大学生反对帝国主义惨杀中国人民的暴行。许苏魂根据对他的长期考察,于1926年介绍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洪灵菲在该年6月发表的文章《到革命的战线上去》,已表明了为革命事业而奋斗终生的决心。
1926年8月,洪灵菲从广东大学毕业。当时正是国共合作蓬勃发展的时期,他参加了广州国民党中央海外部工作,并担任了《海外周刊》的编辑。他一边从事革命工作,一边用手中的笔写作,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和散文。
1927年4月15日,广东的国民党右派公开叛变革命,白色恐怖笼罩广州。《中央日报》和广州《民国日报》刊登逮捕洪灵菲的通缉令,他不得不逃离广州,先到香港,后独身一人到了南洋。
洪灵菲先后到了南洋的新加坡、暹罗(今泰国)等地,做过苦力,也曾流浪街头,备尝海外游子的辛酸痛苦。
1927年冬,洪灵菲结束了他海外的流亡生活,到了上海,回到了党组织的怀抱。洪灵菲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以后,立即开始了新的斗争。当时,中国革命正处于低潮。除了担任中共上海闸北区委第三街道的党小组长外,他和戴平万、林伯修等组织了革命文学团体“我们社”,还通过大学时的老师郁达夫,结识了蒋光慈、钱杏郫、孟超等“太阳社”的成员。也就是这个时期,开始了洪灵菲文学创作的鼎盛时期。从1927年冬至1930年春,他写出了近200万字的作品,有《流亡》、《前线》、《转变》、《归家》、《气力出卖者》、《家信》、《大海》、《两部失恋故事》等。以及大量的诗歌、散文、文学评论、译著。这些,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宝贵财富。
洪灵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另一个突出的贡献,是他为发展和壮大左翼文化运动而作出的努力。
1929年秋,党指示在创造社、太阳社中的共产党员要促进革命作家的团结,与鲁迅一道成立革命作家的统一组织。洪灵菲积极和进步作家联络,消除内部隔阂,尽可能地扩大进步作家联盟。1930年2月16日,洪灵菲出席了对中国现代文学史发展有重要影响的12人集会,酝酿筹备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正式成立,洪灵菲、鲁迅、夏衍、冯乃超、田汉、郑伯奇当选为常务委员,组成了“左联”的领导核心。“左联”的成立,“标志了革命文学跨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也标志了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对于革命文艺事业领导的加强”。
左翼文化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迅速发展壮大,使国民党及其当局加紧了对左翼文化工作者的迫害。先是洪灵菲等人办的《我们》月刊被查禁,接着是许多进步文化社团被解散,国民党当局又一次通缉洪灵菲,迫使洪灵菲转入地下。
1933年2月,党组织将他调往北平,担任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秘书处处长(即秘书长)。1933年7月26日,由于叛徒出卖,洪灵菲被蒋介石派驻北平的宪兵三团在宣武门外李大钊烈士侄女的家中逮捕。旋即解来南京。1934年夏壮烈牺牲。
洪灵菲在大学读书期间，正是第一次国共两党合作时期，广州的革命高潮十分高涨，他开始参加学生运动，并在一九二四年参加国民党左派组织，随即又参加了共产党。毕业后，他没有离开广州，而成了职业革命者，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在国民党海外事务部门工作，一直到一九二七年广州“四·一五”事变以前。广州“四·一五”事变发生，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革命武装狂疯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洪灵菲也在通缉之列。在革命群众的帮助下，洪灵菲只好开始流亡。在数个月内，从广州到香港，再回汕头，然后是新加坡，暹罗，汕头，最后于二七年冬来到上海。他在香港被拘捕，在新加坡栈房挨过饿，在泥南河上飘流……备尝辛酸苦楚。这些经历都反映在他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流亡》里。洪灵菲到上海后，即恢复党的组织关系，负责上海闸北区委书记，继续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同时也开始了他一生中最辛勤的写作生活。这是他流星般的生年里最光灿的时期。而《流亡》的故事正是发生在广州发动“四·一五”事变前后的社会背景之下。主人公沈之菲当时被视为危险人物，也被追捕。他的流亡生活开始还有恋人黄曼曼的陪伴，但后来只他自己流亡，短短的几个月，到过香港、暹罗和新加坡，到处奔波，被通缉、监禁、驱逐和辱骂，加上家庭不理解他，他的心越来越悲观；同时通过那段流亡生活，还有曼曼的鼓励，他更坚定了革命的决心，社会的黑暗丑陋使他明白要消灭这种现象，非要彻底革命不可，最后，他还是离开家庭继续走上流亡的征途。沈之菲认为，想要解除人生的苦闷，就必须推翻旧的制度，必须进行革命。可以说，《流亡》当中的沈之菲的经历就是洪灵菲的革命曲折之路，小说里的情节基本与洪灵菲的经历及心态相像。再者，他的恋爱经历，洪灵菲在中学时期曾经与一位女同学发生过恋情，当时因为社会原因不被允许而失败，在一定程度上让他的心灵有了创伤。到了洪灵菲大二的时候，父母让他与一位农家姑娘结婚，但是他们的包办婚姻没有爱情作为基础，由此他感到人生的痛苦。最后是在革命的引路人许苏魂的鼓励之下，他找到了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的革命伴侣秦静。而小说《流亡》当中的沈之菲与黄曼慢，便是他与秦静的原型了。可以说，《流亡》这部小说是洪灵菲的自传体小说，他的经历和体验构成了这篇小说的题材。
知道了洪灵菲的革命及恋爱经历，我们不难相像他对革命的热衷和对恋爱自由的追求，这些都反映到他的作品中来。反过来说，他的作品，特别是《流亡》正是反映他的经历、他的革命思想、他的行动、他的恋爱以及他的努力的题材。
爱情使得革命理想一致。我们知道，小说中沈之菲的爱人黄曼曼是受他影响而跟着他一起干革命的，而非两个人原本的志同道合才恋爱起来。这就是洪灵菲的作品与其他“革命小说”的不同之处。“她在党立的W女校毕业不久，最近和他一同在M党部办事。她的性情很是温和柔顺，态度本来很不接近革命，但因为她的爱人是在干着革命的缘故，她便用着对待情人的心理去迎合革命。”（《流亡》第一章）爱情使得曼慢跟着也一起干起革命来，曼曼是佩服沈之菲的，《流亡》三十章中她给之菲的信写到：“你回到S埠去，当然是去干革命的，这我是很佩服的！”她认为他的革命目的是他们两个人能够幸福的前提，她常常为他的话而感动，沈之菲对革命的宣誓就像他信誓旦旦地宣誓两个人之间的幸福即将到来一样。“最后我们的办法，只有用我们的心力去打破一切！对于旧社会的一切，我们丝毫也是不能妥协的！我们要从奋斗中得到我们的生命！要从旧礼教中冲锋突围而出，去建筑我们的新乐土！我们不能退却！退却了，便不是一个革命家的行为！”（《流亡》第五章）不能退却，退却了就不是一个革命家的行为了，所以要奋斗，奋斗的过程是为了得到生命，奋斗的做法是从旧礼教中冲锋突围出来，奋斗的目的是建筑幸福的新乐土，那么爱情就是动力，让彼此有心力去打破那一切，打破的手段就是革命起来，所以两个人必须共同为目标而革命。这是让革命与爱情之间互相表现，两个是不能隔开的。没有一种没有目标的革命，也不是喊口号的为了民族兴起而革命，作者的理想是伟大的，他认为只有制度的改革社会的改革才能拥有美好的将来，但是这伟大的理想中又不乏空洞得言论，而是具体到了个人的感受、个人的追求，从而表现为以爱情做为目标，这样表现出来的人物是血肉的、真实的。为什么革命呢？难道就真的都只为全民族的兴起吗？不是的，人是有私欲的、有梦想要完成的，当这种私欲和梦想需要得到满足的时候，就必须行动起来，而让它上升到一种民族兴亡的责任，因为只有民族强大起来了，个人的理想才能实现。这样的小说题材是真实而具人情味的。让革命去表现爱情，让爱情来表现革命，具体就是这样子。
革命动力让爱情希望永存。“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的生活一定能够放出一个奇异的光彩来！不要忧心吧！只要我们能够干下去！干下去！干下去！曙光在前，胜利属于我们！”（《流亡》第十二章）之菲多次对曼慢说这种类型的话。这时曼曼一般会娇滴滴地答应他说一起干下去。只要干下去，胜利之后，不久的将来生活肯定会很美好。革命的动力使他们两个有一个共同点目标，一个共同的追求，这个目标和追求能使两个人之间更加志同道合，从此为了幸福生活而心存希望。可以说，要不要革命，就决定着他们的幸福生活能不能实现的结果，所以革命起来能让他们之间的感情更加牢固，更加有希望。从这方面说，革命是就考验爱情结果的方式，而恋爱也是考验要否革命的方式了。
革命与爱情相辅相成。洪灵菲的另一部小说《前线》中说：不要牺牲爱情，亦不要牺牲革命！由此可见，理想的状态就是革命不忘恋爱，恋爱不忘革命，又要革命又要恋爱，让革命和恋爱相辅相成。抗战诗人艾烽用诗句表达了这种观点，“我的生命/一半属于你/一半属于革命”。 有一位志同道合的异性伴着自己向着彼此共同的目标前进，如此一来，无论是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感情上，都是无比幸福和上进的。沈之菲在列为被捕的行列当中的时候，有曼曼的陪伴，如此落难时，有一个知心的伴在身边扶持鼓励，是值得安慰的。甚至当他在做噩梦时醒来还有曼曼在一便安慰温暖他，这是幸福的。作品中的沈之菲虽然有着革命奋斗目标，但是他性格上也存在着犹豫悲伤消沉的一面。在流亡过程中，曼曼没在他身边，而他又得不到家里人的支持，甚至在外面受尽别人的白眼，吃尽苦头，他有过对理想的不知所措，所以迷茫起来，这时他多少次想到如果曼曼能够在他身边该多好。再坚强再有理想的人也会有脆弱的一面，特别是受尽打击和摧残，久久不能实现内心的期盼，是人都是会这样的，沈之菲也一样，他颠簸流离，他吃尽苦头，没有动力让他坚持下来，唯有的，就是他对幸福的追求，所以在无助和悲伤的时候他常常会想起曼曼。他不能在曼曼温暖的怀里哭了，也不能和她接吻拥抱，所有这些陪伴以及美好的东西消失了，他觉得他很疲倦。他写信给曼曼，告诉她，他为着革命的缘故把名誉、地位、家庭都一步一步的牺牲了。“我唯一的安慰，我的力的发动机，我的精神的兴奋剂，我的黑暗里的月亮，我的渴望着的太阳光！你将怎样的鞭策我？怎样的鼓励我？怎样地减少我的悲哀？怎样的知道我前进的途径？”（《流亡》第十七章）由此可见，曼曼是他前进的动力和引导。曼曼不在身边的时候，他常常这样想：“唉！唉！假使我的曼曼在我的身边！——”唯有存在着爱情的希望，他才能在流亡过程当中继续革命起来。第二次写给曼曼的信中，他说“这一次流亡的结果，令我益加了解人生的意义和对于革命的决心。”并在最后嘱托曼曼“妹接我书后，能干最近期间筹资直往W地相会，共抒离衷，同干革命！于红光灿烂之场，软语策划一切，其快何似！”（《流亡》二十六章）他还是不忘革命，还是不忘叫同曼曼与他一起干革命。革命伴随着他们的爱情，爱情就要革命，革命与爱情是相辅相成的。曼曼也一样，在后来写给志菲的信说到：“想到这一层，我真觉得非即刻跑到你的身边去，去和你同干着出生入死的革命不可！”“我将把你紧紧地搂抱着，流着泪抚着你半年来为失败而留下的周身的瘢痕。你也将和我接一个长时间的热吻，以慰安我的半年来的被压损的心灵。”“家于我何有？国于我何有？社会于我何有？我所爱的惟有革命事业和我的哥哥！”（《流亡》第三十章）可见，曼曼不只扶持着之菲，也需要之菲扶持着她，她也离不开他，想和他一起干着出生入死的革命，她所爱的，惟有革命事业和之菲。
最后之菲是悄悄地离开了家，又开始他的流亡征途去了。曼曼的这封信似乎加强了他的信心和动力，让他重新向着光明伟大美丽的积极求生路去。也许，又开始了他的爱情与革命相互影响和进行的行动中去了。洪灵菲写过《流亡》三部曲，其中《前线》和《转变》都没有《流亡》这部小说的反映之大和影响之深。无疑他的“革命加爱情”式的小说里面的主人公都是具有人性内涵的，特别是《流亡》这部小说，更以他的亲身经历作为题材，小说中沈之菲的革命经历以及他与黄曼曼的爱情就是洪灵菲的革命经历及他与秦静的恋爱，互相把持，共同革命。小说把革命与爱情宣泄得淋漓尽致。沈之菲和黄曼曼由爱人而同志,情感上相互润泽、事业上相互支援，这样的状态是理想的，也是难得所求的，所以非常珍贵，也非常真实。主人公沈之菲的理想是简单的，那就是安稳和幸福，上升后是整个民族的安稳和幸福，所以需要革命；而革命又是为了使理想实现。洪灵菲把革命与爱情互相表现和考验，在实际生活当中是这样，在小说中也是这样，这样展现的是生动而又真实的人生。有人称洪灵菲是左翼文坛上的一颗彗星，是当之无愧的。对革命与恋爱的描写，其历史的认识价值是不可否认的，同时也给当时小资产阶级只是份子的恋爱生活赋予新的内容，而对题材领域的开拓，也是功不可没的。
“为革命而恋爱，不以恋爱牺牲革命！革命的意义在谋人类的解放，恋爱的意义在求两性的谐和，两者都一样有不死的真价！”——洪灵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