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道光八年（1828年）深秋，容闳出生在广东香山县一户贫困农家。此时，原属香山县的小岛澳门已被葡萄牙殖民者占租近三百年。
从康熙朝后期直到鸦片战争前，清朝一直实行禁教政策。但是，西方传教士一直没有停止悄悄在中国沿海传教的活动，并为贫穷人家兴办一些医院和学校，以吸引人入教。葡占澳门，自然成为传教的大本营。
道光十五年（1835年），七岁的容闳跟随父亲前往澳门，并入读当时仍附设于伦敦妇女会女校之马礼逊纪念学校（MorrisonSchool），由独立宣教士郭士立（原属荷兰传道会）之夫人负责教导。道光十九年（1839年）中英交恶，郭夫人因此离开澳门，但容闳仍于马礼逊纪念学校就读。同年美国教育家勃朗（Rev.Samuel Robbins Brown）牧师抵达澳门，马礼逊纪念学校正式独立。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由于香港被割让给英国，故马礼逊纪念学校迁往香港，容闳亦随之迁往香港继续学业。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底，勃朗校长夫妇因病准备返美，临行前表示愿意带三五名学生一同赴美留学。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1月）初，勃朗牧师返回美国，离开时带同容闳、黄宽及黄胜三人前往美国留学。4月12日，到达纽约，于麻省之孟松预备学校（Monson Academy）就读。道光三十年（1850年）毕业后考入耶鲁学院，为首名于耶鲁学院就读之中国人。咸丰二年（1852年），容闳入籍美国。咸丰四年（1854年），容闳以优异的成绩从耶鲁大学毕业，获文学士毕业，其后返回中国，曾在广州美国公使馆、香港高等审判厅、上海海关等处任职，后为上海宝顺洋行经营丝茶生意。
容闳最先把中国近代化的希望寄托在太平天国运动上，咸丰十年（1860年），出于对太平天国的同情，冒险前往天京（今江苏南京）考察。向洪仁玕提出组织良好军队、设立武备学校及海军学校、建立有效能的政府、颁定教育制度等建议七条并表示如被采纳，愿为太平天国效力。洪仁赞成其建议，但碍于形势，无法实行。但“未敢信其必成”，对洪秀全授予一枚四等爵位的官印坚辞不受。
同治二年（1863年），到安庆谒见曾国藩。同治三年冬，受曾国藩委派，为筹建江南制造局赴美采购机器，次年回国。所购100多种机器，成为第一个洋务企业——江南制造总局的主要设备。曾国藩遂保举容闳以五品候补同知衔，任江苏巡抚丁日昌的译员。容闳先后翻译了《地文学》、《契约论》等书。同治五年，曾国藩采纳容闳建议，在江南制造总局内设立兵工学校，培养机械工程技术人员。同治七年，容闳上书江苏巡抚丁日昌，转呈军机大臣兼总署大臣文祥，提出四条建议。同治九年，容闳又向曾国藩提议派学生官费赴美留学。曾国藩与李鸿章商议后奏报清廷获准，陈兰彬、容闳分任幼童出洋肄业局正、副委员。容闳在沪、粤、港共招生120名，从同治十年至十三年4年间，每年派出30名赴美留学。
1875年（光绪元年），容闳并任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副大臣，直至1881年清政府撤回留学生为止。
由于对洋务派失望，光绪七年至光绪二十年（1882-1894）又侨居美国。光绪二十四年（1894年）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身在美国的容闳一直坐卧不安，焦灼地关心战事，为祖国命运担忧。他通过关系给湖广总督张之洞写信表示愿回国效力。张之洞马上复电，要容闳回国商议。从1896—1898年间，容闳通过各种渠道向清政府提出种种兴国方案，其中最重要的是提出设立国家银行、修筑全国铁路两大建议，但最后却因官场腐败内斗被朝廷否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6月中旬，光绪皇帝正式颁发“明定国是”诏书，百日维新正式开始。9月21日，维新失败。容闳冒险潜逃出京，避居上海租界。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唐才常的自立会在上海改称“中国国会”，被推为会长，并负责起草英文对外宣言。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9月，一些革命党人在香港开始策划夺取广州的起义，决定事成后推举容闳为政府大总统，但容闳认为应当推举孙中山为大总统。虽然革命派的几次起义全都失败，但容闳在美仍积极活动，联络了美国军事专家荷马李（Homer Lea）和财政界重要人物布思（Charles Beach Bothe），计划筹款，训练武装力量，支援中国革命。此后，容闳一直努力此事。旅居新加坡的孙中山，与容闳通信频繁。
宣统二年（1910年），邀孙中山赴美会谈，表示支持革命。
宣统三年（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武昌起义成功。12月19日至29日，容闳连续写三封信给革命党人谢缵泰，热烈欢呼推翻帝制的伟大胜利。同时详述了自己对革命发展的观点。
民国元年（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政府大总统，致函祝贺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第二天便亲笔写信给容闳，诚邀他归国担任要职，并寄去一张自身近照。4月21日上午，容闳病情继续恶化，抢救无效，逝世于美国康州哈特福德城沙京街寓所，终年84岁。
《西学东渐记》，原书名为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书中记录了清末官派幼童留学美国的始末，也回忆了作者坐言起行，心怀天下，劳碌奔波，实践教育救国，投身维新改良运动的传奇经历。从《西学东渐记》附录和传记资料中，人们更可以看到为祖国鞠躬尽瘁的容闳，晚年如何从温和的改良主义彻底转变，支持和参与孙中山先生推翻君主专制的民主革命。因此，《西学东渐记》堪为近代中国西学东渐和中美交流历史的经典文本。
《西学东渐记》（原版系英文，名为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1981年、1985年湖南人民出版社据商务印书馆1915年中译本（恽铁樵、徐凤石译）标点重印，并收入《走向世界丛书》。2012年以《容闳回忆录》之名问世。
促成上海江南机器制造局的设立
同治四年（1865年）9月20日，李鸿章在上海设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又称江南制造总局、江南制造局、上海机器局、上海制造局）。这是清政府洋务派开设的规模最大的近代军事企业。李鸿章以4万两白银在虹口买下美商的旗记铁厂，并将苏州洋炮局的部分机器和曾国藩派容闳从美国买回的机器，以上海洋炮局并入铁厂，成立江南制造总局。上海江南机器制造局是中国近代第一座完整的机器厂。
组织第一批官费赴美留学幼童
同治七年（1868年），向清政府提出以选派幼童出洋留学为重点的四项条陈。同治九年（1870年），在容闳的反复劝说下，曾国藩终于表示愿意向朝廷奏请派留学生。获得朝廷的批准，同治十年（1871年8月）成立“幼童出洋肄业局”，由陈兰彬任出洋局委员、容闳为副委员。陈兰彬负责留学学生在美期间的中文学习，容闳则负责孩子们在美国的教育，直至同治二十年（1881年）清政府撤回留学生为止。
这批留美生中从事工矿、铁路、电报者30人，其中工矿负责人9人，工程师6人，铁路局长3人；从事教育事业者5人，其中清华大学校长1人、北洋大学校长1人；从事外交行政者24人，其中领事、代办以上者12人，外交部部长1人、副部长1人，驻外大使1人，国务院总理1人；从事商业者7人；进入海军者20人，其中14人为海军将领。总之，除早亡、留美不归和埋没故里者外，大都在不同的岗位上为中国的现代化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容闳评传》（作者：陈汉才）：容闳是中国近代化的卓越先驱，是伟大的爱国者。他自幼至青少年时代，都接受了系统的西方教育，后留学于美国著名学府耶鲁大学。为了使“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他大学毕业后毅然回到了祖国。他首倡、策划、促成和领导了近代中国第一代官费留美学生的派遣，积极从事社会改革活动，向太平天国和清政府多次建言建立和发展中国近代军事、政治、文化的一系列主张，竭力倡导发展民族经济、教育事业和实业，提出了发展中国近代铁路、水运、矿业、商业、建立国家银行的美好蓝图，后来又投身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运动，晚年又支持、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斗争。他的一生顺乎历史潮流，与时俱进，为西学东渐、富强国家而不懈奋斗，为中国近代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杜吉尔（牧师、容闳美国的朋友）：他所做的一切，饱含着他对祖国最真挚最强烈的爱——因为他是一个爱国者，他从头到脚，每一根纤维都是爱国的。他热爱中国，他信赖他，确信他有远大辉煌的前程，配得上他那高贵壮丽的山河和他那伟大悠久的历史。
《容闳传》（刘中国、黄晓东）：“胸怀松柏之志，常葆赤子之心，孜孜不倦地致力于谋求中国的复兴与富强。”“愈挫愈奋，爱国之心，坚如磐石，百折不挠，九死不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