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遵仪（1908年10月7日-2009年9月17日），广东揭阳人。地层古生物学家。地质学家、地质教育家，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中国地质大学教授。中国古生物学和地层学的奠基人、新中国地层古生物事业的开创者之一和新中国地层古生物教育事业的开拓者。曾任中国古生物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地质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地质学会地层古生物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市地质学会副理事长，以及《中国科学》、《科学通报》、《地质学报》、《古生物学报》等专业学术期刊的主编、副主编或编委。还担任过国际地科联地层委员会冈瓦纳分会以及其他一些国际地质学术组织的负责人。
1939年获美国耶鲁大学研究院哲学博士学位。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杨遵仪转任北京地质学院教授。先后担任地质学院的副总务长、专修科主任，水文系、石油系、普查系和地质系主任等职。1980年杨遵仪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91年被评为北京市优秀教师，并被国家教委授予"全国优秀教师"称号。
杨遵仪对无脊椎古生物的门类有深入研究，尤其是对腕足动物、软体动物、棘皮动物的研究造诣颇深。
1908年10月7日（农历戊申年九月十三日）杨遵仪出生于广东揭阳洋淇乡寨内村（今属揭东县登岗镇）一个基督教家庭，兄弟姊妹6人排行第二，全家生活靠父亲的小药店维持。1915年小学、初中、高中在洋淇、澄海、汕头教会学校就读。由于家境不济，初中、高中阶段时辍时读。高中毕业后又工作了一年，自己积攒下100块大洋后辞工告别家人去上海求学。
1928年夏同时考取南京第四中山大学（现南京大学）和上海暨南大学，选读上海暨南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
1929年夏再次考取清华大学继续学习经济学专业。在清华大学受室友程裕淇同学的影响，第二年改学地质学专业。
1933年清华大学地质系毕业，留校当助教。用英文完成的毕业论文《地质文献目录》被当时国立北平研究院评为1933年年度奖金论文。
1935年考入清华大学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资助的留美研究生。1936年进入美国耶鲁大学研究生院，在地质学家C．O．Dunbar教授的指导下习功地层学及古生物学，于1939年获理学博士学位，并以优异的成绩获美国Sigma Xi科学荣誉学会会员称号。同年回国，在香港与汕头籍船商的女儿徐增惠结婚（婚后育有一子三女）。10月，应聘于广州中山大学任地质系教授、系主任兼两广地质调查所所长。
1942年投笔从戎，参加抗日联军英国驻华（湖南）军事代表团（BMM），任秘书（翻译）。
1946年10月应聘清华大学任地学系教授，主讲地质学及古生物学。
1950年12月参加九三学社，任清华大学支社委员。
1952年国家大学院系调整后，到北京地质学院（中国地质大学前身），先后担任该学院副总务长，专修科主任，水文系、石油系、普查系、地质系系主任，是建院负责人之一。
1956年与郝诒纯、陈国达合著《古生物学教程》，这是中国自己编著的第一部高等院校古生物学教材。同年开始招收研究生并开设了古生物学课程。
1960年与同事们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地层古生物学专业”。
1962年在国内首次开设了“生物地层学”课程。夏季，带领研究小组去青海德令哈巴音河、祁连山等地考察后写出了《青海天峻德令哈巴音河二叠纪—三叠纪地层》与《祁连山二叠纪—三叠纪腕足类》两篇重要论文。
1966年〖STBZ〗〖HTSS〗?2月，北京地质学会换届，任秘书长。上半年和助手徐桂荣一起去贵州实地考察研究，此后写出了《贵州中部中、上三叠统腕足类》论文；完成了早年在贵州工作时遇难的三叠纪专家许德佑的心愿。6月，“文革”开始，大学外迁，后去安徽贵池、江西909地质队、湖北荆州劳动。在劳动中利用休息时间通读和选读了《毛泽东选集》英、法、德文版，他坚信语言工具对国家和民族都会有用的。
1971~1972年出国考察的同行专门到江陵请他帮助审查中国学者赴尼泊尔、苏丹等地考察石油的报告译稿，为他们解决燃眉之急。
1977年秋应宜昌地质矿产研究所之邀，赴海南岛石碌矿区考察，解决了有争议的地层问题；与汪啸风，曾令初合作完成了论文《关于石碌矿区地层划分与对比》。
1978年2月28日，与原北京地质学院副院长袁见齐等16位老教授联名给主管教育工作的邓小平副主席和方毅副总理写信，反映地质技术干部青黄不接，我校八年不能正常招生的严重局面，提出在北京地质学院原址“创办研究生部，招收研究生”的建议。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和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期间，与袁见齐等十多位教授再次向邓小平副主席和方毅副总理上书，恳请有关部委领导支持上述建议，早日办起研究生部。5月15日邓小平副主席批示：好意见，由教育部商同国家计委地质总局处理。9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武汉地质学院北京研究生部，担任研究生部学术委员会委员，地层古生物研究室主任并恢复招收研究生。
1972年8月~1978年，秋，学校外迁期间，教学科研工作不能正常进行，他主动去中国地质科学院协助著名地层古生物学家徐杰编辑《地层古生物论文集》，指导中青年工作。年逾花甲，仍每周3天挤公交车去工作。只要他一到，请教和请求修改文稿的，审阅译稿的人就络绎不绝。他不管工作多忙总是有求必应。若碰到一时解答不了的问题，他将其带回学校查资料、看实物，然后及时将答案告知求教之人。受他帮助的人已不计其数，他只想将自己所有的知识传授给青年同行，让他们迅速成长起来。当时最大难题是中青年外语不过关，他便主动向学校和中国地质科学院提出办个英语班，可那时全国正在批“洋奴哲学”，这样做是要冒极大的风险的，他依然针对地层古生物方面的英语需求，给几十个人讲授了1个月。之后应部分人的要求又开了法语课。这些听课的人后来在学术上取得了成就，在国际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79年6月下旬赴荷兰和英国考察IGCP“时间准确性”项目的研究实况，并交流了经验。
1980年2月，率代表团（任团长）赴新西兰惠灵顿（Wellington）参加第五届冈瓦纳地质讨论会，作了《华南海相二叠—三叠系界线》报告。同年，和洪友崇对河北围场发现的淡水鲎化石进行研究，该研究对其科、亚科和属的分类作了探讨及描述，并强调分类应以组合特征为依据；记述了15个新亚科、2个新属、3个新种。其成果不但提示了这一发现，填补了中国古生物学的空白门类，而且在地层对比、确定地层时代上也有一定的实用价值。12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1982年4~8月，与陈燕合作研究桂、川泥盆纪虫颚，作了系统的分类和种属描述。蠕虫是动物界的大门类，虫颚在中国极少报道，填补了中国对这门动物研究的空白；本年与聂泽同合作撰写的《关于西藏阿里地区侏罗纪蛇尾纲化石的描述》的论文，填补了中国对蛇尾纲化石研究的空白。
1983年3月，经郝诒纯、李凤麟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6月，由于本人在国际学术交流方面的努力，美国科学家Prof?Cloud向武汉地质学院捐赠各类科技图书2476册，缓解了当时科研教学图书资源短缺的困难。
1984年担任国际地科联地层委员会冈瓦纳地层分会、二叠系、三叠系分会、二叠—三叠系界线工作组委员；是第一位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地科联共同领导的国际地质对比计划（IGCP）项目中担任负责人的中国学者，任IGCP203项目和国内组领导人〖ZW（〗IGCP 项目设领导人（Leader）和1~3个共同领导人（co?leder）。其下，各国工作组（Working Gnoup）又有其国内组长。〖ZW）〗（Leader）组长（1983~1987），1988年又担任IGCP272项目共同领导人和国内组组长，为推动国际合作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7月，随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第27届国际地质大会，作了《华南二叠—三叠系界线及生物地层分带》、《西藏及邻区的下冈瓦纳岩系及古地理古构造意义》的报告，同时主持召开了IGCP203项目工作组第二次国际会议。
1985年3月至5月，应美中学术交流协会邀请进行了为期两个多月的讲学、访问活动，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耶鲁（Yale）大学、美国地质调查所、华盛顿古生物学会、纽约自然博物馆等单位系统讲授了中国地质构造特征、地层界线问题和中国的油气地质；参观了许多大学、研究机构和博物馆，与许多知名地质学家、学者讨论了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出席了美国国家科学院第一百二十二次年会；多次接受美国记者的采访，美国几家报纸详细登载了他的谈话和活动。同年8月，他又率代表团赴美出席了第6届冈瓦纳地质讨论会，在会上作了《西藏阿里地区中生代生物群特征与西藏地壳构造演化的关系》的报告，同时主持召开了IGCP203项目工作组第三次国际会议。
1986年在牛津大学地质与地球物理专著系列中出版了《中国地质学》（英文版）（杨遵仪，程裕淇，王鸿祯）。这是继李四光之后50年，又一次向国际全面介绍中国地质。6月底至7月中，率代表团赴意大利参加有关西特提斯二叠—三叠系界线的地质考察和讨论会，作了《中国二叠—三叠纪事件研究的进展》的报告，并担任大会执行主席。会议期间主持召开了IGCP203项目工作组第四次国际会议。11月4日~8日参加在四川广元举行的中国二叠—三叠系界线及事件现场学术讨论会，并考察上寺二叠—三叠系剖面。
1987年8月底~9月初，参加在北京召开的由中国古生物学会牵头会同中国地质学会、煤炭学会、石油学会共同筹办的国际学术大会；同时在北京主持召开IGCP203项目工作总结会。
1978~1987年，担任教研室主任期间，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为地层古生物专业发展制定了科学和正确的目标。1990年经国家教委审定，地层古生物专业成为中国同类专业中唯一重点学科。
1988年与郝诒纯共同编写的高等学校试用教材——《古生物学教程》获国家教委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奖及地矿部优秀教材一等奖（排名第一）。
1989年《华南二叠—三叠系界线地层及动物群》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排名第一）。
1990年年初赴澳大利亚参加IGCP272项目工作会议。2月，赴新西兰出席第2届国际腕足类会议，会上宣读了与史晓颖合写的论文《青藏高原侏罗纪腕足动物序列》。9月下旬，赴阿根廷参加国际石炭—二叠纪地层会议，报告了与梁定益、聂泽同合作研究的成果《冈瓦纳北缘及扬子陆块西缘二叠纪两个水下拉伸-沉积事件》。
1991年获北京市及全国优秀教师称号。
1992年8月24日—9月13日出席在日本京都召开的第29届国际地质大会，宣读了与殷鸿福、吴顺宝等人合作的论文《华南二叠—三叠纪事件》。《西藏阿里地区白垩纪固着蛤类及其地质意义》获《地质学报》优秀论文奖（排名第一）。同年他被美洲地质学会选为终身荣誉会员。原配夫人徐增惠因病去世。
1993年与聂泽同共编写的《西藏阿里古生物》（杨遵仪等）获地矿部科技成果奖二等奖（排名第一）。
1994年5月，获美国耶鲁（Yale）大学颁发的Association奖章。同年，《华南二叠三叠纪过渡时期地质事件》获地矿部科技成果奖二等奖（排名第一）。
1996年1月，与李晓珍女士结婚。
199710月，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和李四光地质科学奖荣誉奖。
2001年8月，赴浙江长兴参加全球二叠—三叠系界线层型及重大事件国际学术会议，主持开幕式并致辞。同年“全球二叠系—三叠系界线层型研究”获湖北省自然科学一等奖（排名第二），并获科技部2001年十大科技新闻，教育部2001年十大科技进展等。
2002年11月，全球二叠—三叠系界线层型研究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排名第二）。
2003年他除了自己的教学、科研、学术活动外，做得最多的还是利用休息时间帮同行改稿，来者不拒。教研室看到古稀之年的他不分昼夜地忙，怕他身体受不了，就向求教者设了一个接待程序，分轻重缓急，但这些人不去办公室了，就到家里或在路上碰见他将稿件给他，这程序就偃旗息鼓了。仅第25、第26届两届国际地质大会的论文就有50多篇是他翻译或修改的。1990年后他出外的机会少了，工作重心是国内外的学术活动和培养研究生。他对学生和求教者真是诲人不倦，满腔热情；研究生的论文、求教者的稿件，各种科研项目的评审材料，他都是逐字斟酌，不厌其烦，《地质学报》英文版从1983年开办至2003年3月，每期的稿件他都一丝不苟地修改。1995年后他已是耄耋老人了，但仍精力充沛，不改以往工作习惯。2002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IGCP447项目首届国际学术会议的英文稿件及野外路线图基本都是经他修改和校审。修改一篇文章有时比自己写一篇还难，他却总是兢兢业业，乐此不疲。助人和解决他人困难已和他的生命密不可分，成了他的人生乐趣。
2009年9月17日零点三十八分，杨遵仪院士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101岁。
1．杨遵仪。1948.《新疆东北部石钱滩组C—P腕足类》（英文）.清华大学《理科报告》丙种，1（3）
2．杨遵仪、丁培榛、张守信、殷鸿福。1962.《祁连山二叠纪、三叠纪腕足类。祁连山地质志》，4卷，4号，古生物分册.北京：科学出版社
3．杨遵仪、吴顺宝、杨逢清。1981.《关于中国南方海相二叠—三叠系的界线问题和接触关系》。地球科学，14：4—15
4．杨遵仪、聂泽同.1982.《西藏阿里地区侏罗纪蛇尾化石》。古生物学报，21：83—86
5．杨遵仪、李子舜、曲立范、卢重明等.1982.《中国的三叠系》。地质学报，56（1）：1—21
杨遵仪长期从事古生物学和地层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对无脊椎古生物的门类有深入研究，尤其是对腕足动物、软体动物、棘皮动物的研究造诣颇深。组织领导了对古生代与中生代之间生物绝灭事件的成因、二叠系与三叠系界线及其上下矿产形成规律的研究，并选择中国南方三个二叠—三叠系界线剖面作为国际候选层型，从而推动了这一研究的深入开展。
杨遵仪在古生物学、地层学、古生态学及古生物地理学的各个方面都做过比较深入的研究。在地层学和古生物学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方面先后发表了60余篇论文，出版了7部专著。
在古生物学方面，他是中国研究古生物门类最多的学者之一。先后研究过无脊椎动物10门类中的5个门类。在研究区域上多是条件比较艰苦的边远地区。有不少研究填补了中国研究领域或是研究地区的空白。杨遵仪是中国生物地层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他所领导的科研集体对北祁连、南祁连、贵州中部、青藏高原和华南等地晚古生代和中、新生代的生物地层学研究，奠定了这些地区地层学研究和年代地层格架的基础，并为这些地区的综合地质研究和地质找矿勘探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杨遵仪是中国事件地层学研究的开拓者和领导者。作为国际地质对比计划（IGCP）第203项目和第272项目的负责人，他积极组织和领导了国内跨部门、多学科的科研集体，对古生代与中生代之交的地质事件进行了深入的综合研究。提出二叠-三叠纪界线附近的生物集群绝灭和灾变事件主要是由地球内部因素--火山喷发而引起，而不是天外因素--星体撞击所造成。并根据生物演化阶段及事件地层学原理提出了古生界和中生界的界线标志。这项成果于1989年获国家教委颁发的科技进步二等奖。1991年出版的《华南二叠-三叠纪过渡期地质事件》和1992年出版的《东特提斯二叠、三叠纪事件--地层、分类及其与西特提斯的关系》两本专著，把天文、地质、古生物密切地结合在一起，从多方面、多角度地深入研究了古生代末和中生代初的多种地质事件。对整个特提斯区古生代末和新生代初的地质发展和地壳演化，以及二叠、三叠纪之交的生物集群绝灭之谜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
近几年来，杨遵仪以及所领导的科研集体完成了多项国家和部属科研项目，其中有7项获国家或部级科研成果和科技进步奖。他于1992年被美国地质学会授予终身荣誉会员，1994年获美国耶鲁大学颁发的Welbur Cross奖章，以表彰他在地质科学研究中所取得的突出成绩和对地球学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
2008年10月26日，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中国著名地质学家和地质教育家杨遵仪百岁华诞庆祝会在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向自己的恩师发来了贺信表示：“47年前您是我的老师，今天您仍是我的老师。”
杨遵仪从事教学、科研工作60多年以来，独立或作为第一作者发表论文60多篇，专著16部。培养博士、硕士生共27人。学生中有的已成为院士、专家、教授，都是科研机构的主力军。
曾担任中国古生物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地质学会常务理事和北京地质学会第九届、十届、十四届秘书长，湖北省第四届政协委员，《中国科学》、《科学通报》、《地球科学》、《现代地质》等多种刊物及《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委。担任《古生物学报》（前10卷）主编，《地质学报》和《地层古生物论文集》副主编。担任《地质学报》英文版副主编达20年（1983~2003）。现为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中国地质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杨遵仪对无脊椎古生物的许多门类都有深入的研究，对国内外各时代地层的系统发育和划分对比有深入的了解；他十分重视地层学原理及方法的研究，尤其擅长腕足动物、软体动物、棘皮动物和晚古生代及中生代三叠纪地层的研究，发表了数十篇这方面的专题论文，造诣颇深。他组织领导了对古生代与中生代之间生物绝灭事件的成因、二叠系与三叠系界线及其上下矿产形成规律的研究，并选择中国南方3个二叠系—三叠系界线剖面作为国际候选层型，从而推动了这一研究的深入开展。这些研究成果及研究方法反映了国内的先进水平，指导了这些学科的研究方向，特别是对祁连山、贵州中部和西藏地区古生物的研究成果，奠定了这些地区开展古生物地层研究工作的基础。杨遵仪教授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在古生物学研究中多有发现与建树
对古生物学，杨遵仪研究较多的是腕足类，其次是软体类、棘皮类和节肢类。在其研究中且多有新发现和创新。
（1）对腕足类的研究1948年他整理袁复礼教授西北科考材料，对新疆乌鲁木齐东北石钱滩剖面中的腕足类化石进行研究，鉴定了13个属，16个种和变种，发现了2个新种和2个新变种，并根据该类化石将石钱滩组地层划归上石炭—下二叠世。
祁连山是中国很重要的一条造山带，矿产资源远景很广阔。为了搞清楚那里的地质构造，以便于找矿及经济建设。50年代后半期，杨遵仪参加祁连山地质科考队，带领小组研究了该区的二叠—三叠纪腕足类，进行了地层划分和对比，为其后区域地质调查、找矿打下了基础。
从1964年起，杨遵仪就和徐桂荣研究贵州省安顺县青岩狮子山三叠纪腕足类，应用切片研究其内部构造，并根据种群壳体的内外特征变化，按重演律鉴定种及亚种。他们所定的种属已经被各方面专家所引用。
在研究中，杨遵仪主要按种群和重演律定种。所谓种群，即在同一地点，同一层位所产的同种化石，尽管形象稍有差异，但内部构造相同应属同一种群代表，而鉴定不同种群，或者定新属种、亚种等，应根据生物系统（谱系）演化。由此避免仅仅根据形象少许差异来定新种或亚种，从而使古生物属种鉴定更加合理可靠。
杨遵仪、史晓颖对藏北中侏罗统沟孔贝（Holcothyris）内部构造进行了研究，并修订了Buckman的研究；对藏北青南的11种逾110块标本进行了观察，并对16块标本、逾400个切片中沟孔贝的内部构造和腕环进行了定性和定量研究，对它的地理和地层分布进行了讨论，对它们的分类进行了修订和整理。这是对腕足类一个属极为深入研究的一例。
杨遵仪教授在参与和指导校西藏科考队研究西藏阿里地区石炭—二叠纪腕足类化石过程中，特别注意对其生长环境，即古地理、古温度的研究，并以此为根据将腕足类化石按组合特征进一步划分为：南方型（喜马拉雅型）和北方型(多玛型）。探讨各型的地质时代、古温度与地理纬度，为古地理演变，特别是构造地块的运动提供了科学依据。
发现藏北中侏罗世腕足类对古地理研究颇有新意。藏北中侏罗世腕足类，特别是沟孔贝的发现，证明其分布不仅限于特提斯东段的中缅地区，在藏北地区也有很好的发育，并且都生活在海洋环境，从而证明藏北在中侏罗世时期处在一片汪洋之中。
（2）对腹足类的研究腹足类为软体动物门最大的一个纲，生长演化的时间很长，最早出现于寒武纪，一直延续至现代，杨遵仪教授对获得的国内资料进行了精深的研究。
50年代中期，他与许杰、尹赞勋编著的《中国标准化石无脊椎动物第三分册，腹足纲》总结归纳了中国50年代前所发现的腹足纲重要属种标准化石，描述了它们的特征，并讨论了产出层位，不失为一本腹足类标准手册。
对西藏阿里地区的腹足类作了系统研究、鉴定，划归为14科、26属（包括1个新属）、31种（包括12个新种、3个相似种、8个未定种），并逐一确定了它们的地层时代、层位、地理分布；还与其他地区作了对比。连同其他化石门类，为阿里这一新地区地层划分对比奠定了基础。
为确定祁连山中奥陶统作出了贡献。50年代末期，杨遵仪教授研究采自甘肃酒泉北祁连山白杨河地区的软体动物群，并与其他地区进行了对比，认为：这些软体类应该是中奥陶统的产物，随着中奥陶世海侵的广布，软体类散布于生态条件特别适宜的地方，如白杨河地区，它们大量繁殖，以至形成该区中奥陶统壳相堆积的主要化石群。
（3）对双壳纲的研究杨遵仪教授等对西藏阿里地区白垩纪固着蛤类进行研究。固着蛤类是软体动物双壳纲的一种特殊化石类型，也是侏罗—白垩纪海相地层中的重要化石类别之一，主要分布在特提斯海域。西藏白垩系甲岗群中含有丰富的固着蛤类，经研究，确定有4属4种及2个未定种，其中包括1个新属3个新种，均产于早白垩世晚期—晚白垩世早期的碳酸岩中；还进一步讨论了其生态特征和古地理环境。从其分布、对比，确认被雅鲁藏布江大断裂和班公湖—怒江大断裂所分割的岗巴、喀喇昆仑地区，仍属同一生物地理区。
关于美国D2Traverse群与广西D2双壳类的对比研究，说明该期双壳类具有一定的国际对比意义。
（4）对头足纲的研究头足纲是软体动物门中最高级的一纲，全系海生，开始出现于晚寒武世，一直延续到现在，分布极广，是很重要的一类标准化石，引起广泛研究。杨遵仪关于西藏南部侏罗—白垩纪若干箭石的研究，填补了国内空白。
（5）对棘皮动物门的研究棘皮动物是一门高级的无脊椎动物，该类化石在中国十分丰富，古生代和中、新生代海相地层中均有发现，但其中蛇尾纲却为少见，杨遵仪于1960年对贵州三叠纪蛇尾纲化石的鉴定，1982年关于西藏阿里地区侏罗纪蛇尾纲化石的描述（与聂泽同合作），填补了中国对这一纲研究的空白；1979年关于陕西渭北石千峰群海百合个体的研究及1982年对西藏定日苏日山上三叠纪海星类的鉴定，都属于稀少珍贵化石的研究，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
（6）对蠕虫动物门的研究蠕虫是动物界的一大门类，其中虫颚在中国极少报道。1982年，杨遵仪与陈燕合作研究桂、滇、川泥盆纪虫颚，作了系统的分类和种属描述，填补了中国对这门动物研究的空白。
（7）对节肢动物门的研究1980年，杨遵仪和洪友崇对河北围场发现的淡水鲎虫化石进行研究。淡水鲎属于节肢动物门甲壳纲，已知始于石炭纪，繁盛于中生代，延续至今，种类有限，分化明显，个体极多。该研究对其科、亚科和属的分类作了探讨及描述，并强调分类应以组合特征为依据；记述了15个新亚科、2个新属、3个新种，其成果不但提示了这一发现，填补了中国古生物学的空白门类，而且在地层对比、确定地层时代上也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8）对遗迹化石的研究杨遵仪是最早研究中国四川峨嵋、甘洛晚震旦世—早寒武世遗迹化石的学者之一，他论述了这些遗迹化石的地层分布、分类、层位和种属特征。为地层的划分、对比和沉积相分析提供了依据，也为了解该时期后生动物发展和演化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杨遵仪教授在国际古生物界有着广泛的联系和影响。自1980年以来，他长期担任国际地科联地层委员会冈瓦纳地层分会，二叠系、三叠系分会，二叠—三叠系界线工作组等组织的委员，曾是第一个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地科联共同领导的地质对比计划（IGCP）项目中担任负责人的中国学者，曾任203项目组长，1988年又担任IGCP272项目副组长，为推动国际合作交流作出了贡献。他多次率代表团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1979年6月下旬赴荷兰和英国考察IGCP“时间准确性”项目的研究实况，交流了经验；1980年2月率代表团赴新西兰惠灵顿（Wellington）参加第5届冈瓦纳地质讨论会，作了《华南海相二叠—三叠系界线》报告；1984年7月随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了第27届国际地质大会，作了《华南二叠—三叠系界线及生物地层分带》、《西藏及邻区的下冈瓦纳岩系及古地理古构造意义》的报告，同时主持召开了IGCP203项目工作组会。
1986年6月底至7月中，他又率代表团赴意大利参加有关西特提斯二叠—三叠系界线的地质考察和讨论会，作了《中国二叠—三叠纪事件研究的进展》的报告，并担任大会执行主席。会议期间主持召开了IGCP203项目工作组会。1990年初他赴澳大利亚参加IGCP203项目工作会议，后又到新西兰出席第2届国际腕足类会议，报告了与史晓颖合写的论文《青藏高原侏罗纪腕足动物序列》；同年9月下旬又赴阿根廷参加国际石炭—二叠纪地层会议，报告了与梁定益、聂泽同合作研究的成果《冈瓦纳北缘及扬子陆块西缘二叠纪两个水下拉伸—沉积事件》。
1992年8月20日至9月15日出席了在日本京都召开的第29届国际地质大会，报告了与殷鸿福、吴顺宝等人合作的论文《华南二叠—三叠纪事件》。1992年他被美洲地质学会选为终身荣誉会员。1992年以后，已是80高龄的杨遵仪教授又多次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和进行学术交流。
杨遵仪毕生从事地质教育事业，执教50多年来，先后讲授过多门专业课和专业基础课，尤其重视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动手实践的能力。自50年代以来，他培养了大批专业科研人才，包括几十名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他重视地质科学的基本原理和新理论，强调多学科的相互交叉和渗透，注重专业知识的更新。先后主编了6部中专及高校专业课程教材，其中高校《古生物学教程》被评为全国高校优秀教材，并与1988年获全国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
遵仪先生从事地质教育和地质科研工作七十余载，胸怀祖国，博学笃志，无私奉献，甘为人梯，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为新中国的地质教育和地质科研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在“十年动乱”中，杨遵仪教授被批判为“反动学术权威”，关进了“牛棚”，但他自觉无大过，心里很坦然，始终保持乐观的态度。学生们都知道他很有学问，非常欢迎他一同到安徽贵池地质队参加对口劳动，又到湖北江陵和江西909地质队参加教学实践。这时他虽然还在接受批判，但一有空他就学习英、德、法3种文字的毛泽东著作，他坚信语言工具今后还会有用处。事实也正是如此，1971—1972年，就有人找到江陵去请他审查中国学者赴尼泊尔、苏丹等地考察石油的报告译稿；1973年，师生返回北京组织起来搞科研，他顶着“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跑遍北京几个大图书馆，查阅了多年不见的各种外文期刊，分别向地质学院的教师和地质科学院的研究人员系统地介绍了这些年国外地层古生物研究的最新成果和动向。还充当外语教员，给本院的中青年教师开办了英语班和法语班，为动乱结束后的研究工作迅速缩小因动乱而同国外拉开的差距创造了条件。
北京地质学院迁校期间，教学科研工作长期难以正常进行，杨先生便主动去中国地质科学院帮助工作。自1972年8月至1978年秋整整6个年头，年逾花甲的杨遵仪每周3天挤公共汽车到地质科学院上班，协助著名地层古生物学家许杰主持编辑《地层古生物论文集》，指导中青年工作。每天，只要他一到，来问问题的、请求帮助修改文稿的、请求帮助审阅译稿的人就接踵而至。不管工作多忙，他总是有求必应，从未表示过厌烦。一时解答不了的，便带回学校翻资料、看实物，然后及时将答案告诉求教之人。他记不清曾经帮助过多少同行修改过文稿、解答过问题，他只想着要赶紧把自己的知识传给年轻的同行们，让大批新人迅速成长起来。
除了给武汉地质学院北京研究生部的研究生讲授《生物地层学》和古生物专题课外，杨遵仪还承担了国内一些地质单位的咨询任务，经常外出活动。1978年秋，他应宜昌地质矿产所邀请，赴海南岛石碌矿区考察，解决了有争议的地层问题，与汪啸风、曾令初合作完成了《关于石碌矿区地层划分与对比》的论文。
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后，许多地质学科的专业委员会相继在国际学术组织中恢复了合法地位，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日益频繁，许多地质方面的学术代表团出国所带论文的英文稿或摘要，不少都经过杨遵仪修改或定稿，一部分还请他全文译出。仅参加第25届和第26届两次国际地质大会的论文，就有近50篇是他翻译或经他修改过。他的工作大大提高了译文质量，使中国地质科学的新成就能够如实地介绍到国际地学界。
送来请他评审或修改的论文、译稿、教材和各种手册经常堆满了他的书桌，不论对同辈专家还是年轻，本单位的师生还是外单位的同行，他都一视同仁，真诚帮助。有一位外单位的中年教师，因患病影响了学术研究，对自己写的一篇古生物论文能否发表把握不大，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来找他，当时杨教授的任务安排得很紧，而这篇论文需要加工修改的工作量又比较大，但为了帮助这位教师，他还是留下了化石标本和原始资料，花了大量的时间进行检查和修改。他还不顾7旬高龄，两次骑自行车到北京大学那位有病的教师家中讨论问题，助人可谓尽心尽力。
杨遵仪乐于助人并不是只对找上门来求助的人而言的，他还主动关心他人的工作。当他看到一份对外发行的地质杂志英文摘要错误较多，就主动向编辑人员提了出来。后来，杂志编辑部每期都将外文摘要送来请杨遵仪修改，周围的同事说他自找麻烦，他笑道：“我这人就是爱多管闲事。错误太多的稿子发出去，有损国家的声誉嘛。”
杨遵仪热心提携后生，也很乐意为同辈老专家排忧解难。他同地质界几位因年迈或有病而精力不如他的老专家共事时，总是把较重的任务担起来，还风趣地说：“我当他们的老助手。”
对中青年人，杨遵仪不仅在具体业务上热忱地帮助他们，更可贵的是他还十分注意在思想作风上进行传帮带。请他审查稿件，有不妥之处他必定亲自动手仔细修改，而对有的稿件他还要核对原始资料和翻阅有关文献，给后学者树立了好的典范。有一天深夜，他上门去叫醒一位入睡了的中年老师，告诉他有一个英文字母写错了，让他立即改过来，因为第二天一早稿子就要送走。治学如此严谨、认真、细致，令人感动。因此，有关编辑人员说：“杨老师审过的稿子，最放心。”
杨遵仪曾担任中国古生物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地质学会常务理事和北京地质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科学》、《科学通报》、《地球科学》、《现代地质》等多种刊物及《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委，曾长期担任《古生物学报》（前10卷）主编，《地质学报》和《地层古生物论文集》的副主编，为促进中国的地质科学发展付出了巨大的劳动。1991年他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由于杨遵仪教授对地层古生物学的卓越贡献，1997年先后获得了在国内外有重要影响的香港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地球科学）奖和李四光地质科学荣誉奖。他还获得过美国耶鲁大学的克罗斯奖，被录入中国科学院主编的《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