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经历
张九龄，字子寿，一名博物。韶州曲江（今广东韶关市）人。唐仪凤三年（678年）出生于世代仕宦的家庭。曾祖父张君政，曾任韶州别驾；祖父张子虔出任过窦州（治所在今广东信宜县）录事参军；父亲张弘愈，曾为新州索卢县（今广东新兴县南部）县丞。
张九龄幼时聪明敏捷，擅长写文章。9岁知属文，13岁能写出好文章，时用书信干求广州刺史王方庆，王方庆非常赞赏他，说： “这个人一定能有所作为。” 王方庆的赞叹，对鼓励他立下远大志向有积极作用。
崭露头角 任官唯贤青年时期的张九龄，才智过人，勤奋好学，能诗善文。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登进士第，为考功郎沈佺期所赏识。被授予校书郎官职。长安三年，宰相张说因直言得罪了武则天的宠臣张昌宗，被流放到岭南，过韶州，得阅张九龄文章，夸奖他的文章“有如轻缣素练”，能“济时适用”，一见而厚遇之。张说博学多才，是当时文人的领袖，又是朝中多有建树的重臣，他的激励对刚刚走上人生道路的张九龄是很大的鼓舞。
神龙三年（707年），张九龄赴京应吏部试，才堪经邦科登第，授秘书省校书郎。神龙四年夏，奉使岭南，就便省亲。他当了几年秘书郎，得不到调迁，萌生归乡之念。正好太子李隆基有所作为，举天下文藻之士，亲自策问，九龄应试道牟伊吕科，对策优等，升为右拾遗。李隆基即位为玄宗，张九龄改任左拾遗。但是，张九龄与宰相姚崇的矛盾却越来越大。姚崇是唐玄宗所器重的大臣，执掌军国大权。张九龄在唐玄宗上台的第二年，就上书姚崇，提醒他“远谄躁，进纯厚”。姚崇复书嘉纳其言，在选官用人中消除过去缘亲是举的流弊，坚持以才取人，整顿吏治。
先天元年（712年）12月，玄宗于东宫举文学士，张九龄名列前茅，授左拾遗；他曾上书唐玄宗李隆基，主张重视地方官人选，纠正重内轻外风气；选官应重贤能，不循资历。
开大庾岭
然而，意见并不总是一致，过了三年，开元四年（716年）秋，张九龄又以“封章直言，不协时宰”，招致了姚崇不满，这年秋天，他以秩满为辞，去官归养。张九龄回到岭南，住了一年多时间。他并不闲居，而是想为家乡办点实事。甫到家中，便向朝廷状请开大庾岭路。张九龄出入岭南，也走过这必经之路，对大庾岭梅关“人苦峻极”的险阻深有感受。开元年间的唐王朝，经贞观以来近百年的励精图治，社会繁荣。岭南以沿海之利，海外贸易交通有了很大发展，广州已成为中外海上交通门户的大商港。在这种情况下，开凿梅关古道，改善南北交通显得非常迫切。张九龄的建议得到朝廷批准，于是他自任开路主管，趁着农闲征集民夫，开始开凿工程。张九龄亲自到现场踏勘，缘磴道，披灌丛，不辞劳苦，指挥施工。古道修通后，全长十几公里，路宽近17米，路两旁遍植松树。路修成之后，张九龄撰写了《开凿大庾岭路序》，记述大庾岭开凿后，公私贩运“转输不以告劳，高深为之失险。于是乎鐻耳贯胸之类，珠琛绝赆之人，有宿有息，如京如坻”。由于梅关古道的修通，南北交通大为改观。梅岭古道成了连接南北交通的主要孔道，后人誉之为“古代的京广线”，不仅为唐代南北交通作出巨大贡献，而且造福子孙后代。宋代大量移民南下，大庾岭路对他们来说是最快捷便当的通衢大道。张九龄居家时间，与曲江县尉王履震、韶州王司马来往密切，诗酒唱酬，结成知己。开元五年（717年）夏秋之间，他与王履震联袂来到广州，写下《与王六履震广州津亭晓望》诗。
为官之道
开元六年（718年）春，张九龄被召入京，返京时，王司马一直送到大庾岭上。到京后，因修大庚岭路有功，拜左补阙，主持吏部选拔人才。张九龄的才学与能干渐为大家所认识。吏部考试选拔人才，他与右拾遗赵冬曦四次奉命参与评定等第，都能公允服人。开元七年，改任礼部员外郎，开元八年，又升迁司勋员外郎。
开元九年（721年），张说入拜宰相。张说对张九龄早寄以厚望，见他果然文才出众，又和自己同姓，便与他论谱叙辈，夸奖张九龄“后出词人之冠也”。靠张说的赏识和提拔，张九龄提升为中书舍人内供奉。张九龄并不因为和张说关系密切而随声附和，他对张说的断然行事多有劝说，体现出办事公允和卓有预见。玄宗东巡泰山封禅，封禅之后有进阶行赏之事，张九龄因此提醒张说选择随行人员要注意选那些清流高品，以免引起非议。然而张说选定从行登山的官员，许多是官阶较低且己之所亲者，果然招致一片怨言。张说对玄宗所赏识的御史中丞宇文融奏事多压制不理，张九龄提醒他“不可不备”，张说没放在心上。
开元十年，多次升迁担任司勋员外郎。当时，张说担任中书令，他与张九龄同姓，（按年龄）排序结为宗族兄弟，张说特别亲近、看重他，张九龄很高兴（张说）了解自己，所以也（愿意）依傍跟从他。
开元十一年（723年），张九龄被任为中书舍人。
开元十三年，皇帝东巡，举行祭祀天地的大礼。张说亲自决定侍从皇帝登山的官员，他多推荐两省录事、主书和自己亲近的官员代理官职登山，于是（对他们）特别加以晋级，破格授予（他们）五品官职。当初，张说命令张九龄草拟诏书时，张九龄对张说说： “官爵是天下共用的器物，应该把道德名望高的人排在前面，有功劳的旧臣排在后面。如果颠倒了顺序，指责和批评就会产生。现在登山封禅，广施恩泽，这是千年—遇的大事。有名望和品德高尚的人，不能蒙受恩泽，官府中办理文书的小吏末流却先被加官晋爵，（我）只是担心制度出台之后，天下各地的人会感到失望。现在制订草表的时候，事情还可以更改，只是希望您仔细研究谋划这件事，不要留下悔恨。”张说说： “事情已经定下来， 荒唐无据的议论，哪里值得担心呢？”最终没有听从。等到制度出台时，朝廷内外的人对张说有很多指责。当时，御史中丞宇文融刚掌管田户租税的事情，每次向皇帝陈奏，张说多建议皇帝不要听从他，宇文融也因此对张说不满，张九龄劝张说对宇文融要有所防备，张说又不听从他的话。没过多久，张说果真被宇文融弹劾，罢掉了知政事的官职，张九龄也改为太常少卿，不久调出京师担任冀州代理刺史。后改授洪州（南昌）都督，不久又转授桂州都督，充岭南按察使。
开元十四年（726年）四月，宇文融和李林甫等人弹劾张说，张说被罢相，张九龄也受牵连，张九龄改任太常少卿。六月，奉命祭南岳及南海，就便归省。是年秋张九龄回京，仍被指为亲附张说，调任外官，出为冀州刺史。张九龄以老母不欲从之任所为由，表请罢官。翌年三月，改任洪州（治所今江西南昌）都督。在洪州任上，写了《在郡怀秋》诗二首，表达了时不能用，忧郁思归的心情，其一为：秋风入前林，萧瑟鸣高枝。寂寞游子思，寤叹何人知。臣成名不立，志存岁已驰。五十而无闻，古人深所疵。平生去外饰，直道如不羁。未得操割效，忽复寒暑移。物情自古然，身退毁亦随。悠悠沧江渚，望望白云涯。路下霜且降，泽中草离披。兰艾若不分，安用馨香为。
开元十七年（729年），张说又被玄宗拜任尚书左丞相、集贤院学士。开元十八年一病不起，终于病逝。他多次推荐张九龄做集贤院学士。
开元十八年（730年），张九龄转任桂州（治所今广西桂林）刺史兼岭南道按察使摄御史中丞。便道归省，与家人欢聚。开元十九年春，他从桂林乘船顺流巡行按察来到广州。
开元十九年（731年）三月，张九龄被召入京，擢秘书少监，兼集贤院学士副知院事。他奉旨代撰敕文，对御而作，不须草稿，援笔立成，深为玄宗倚重。在他的文集中，代皇帝起草的敕文多达114篇。两次升任他为中书侍郎。开元二十年二月转为工部侍郎，兼集贤院学士。八月，兼知制诰。张九龄时已55岁，屡乞归养。玄宗对他加以重用，并不批准，只是把他弟弟张九皋、张九章就近家乡封官，以便照顾老母。张九皋后官至广州都督兼五府节度经略使，张九章后官至岭南节度使、广州都督，都是统治岭南的封疆大吏。
开元二十一年（733年）五月，张九龄升任检校中书侍郎，十二月，授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兼修国史。主理朝政。他建议于河南屯田，引水种稻，遂兼河南稻田使。当时范阳节度使张守琏因为副将安禄山讨伐奚、契丹失败，捉拿护送他到京城，请求按照朝廷典章执行（死刑）。张九龄奏明皇上说：“张守琏的军令一定要执行，安禄山不应该免除死罪。”皇上特别赦免了他。张九龄上奏说： ‘安禄山狼子野心，面有谋反之相，请求皇上根据他的罪行杀掉他，希望断绝后患。”皇上说： “你不要因为王夷甫了解石勒这个旧例，误害了忠诚善良的人。”于是放安禄山回到藩地。
九龄为中书令时，天长节百僚上寿，多献珍异，唯九龄进《金镜录》五卷，言前古兴废之道，上赏异之。又与中书侍郎严挺之、尚书左丞袁仁敬、右庶子梁升卿、御史中丞卢怡结交友善。挺之等有才干，而交道终始不渝，甚为当时之所称。
开元二十二年五月，张九龄迁升中书令集贤院学士知院事修国史。
开元二十三年，加封为金紫光禄大夫，累官封他为始兴县伯，（食邑四百户）。李林甫自己不学无术，因为张九龄的品行被皇帝赏识，心理非常妒忌他。于是推荐牛仙客担任知政事（“掌管政事”），张九龄多次说不行，皇上不高兴。
唐玄宗被李林甫的谗言所惑，玄宗遂于开元二十四年迁九龄为尚书右丞相，免去了知政事。后来宰相每次推荐公卿时，皇上一定会问： “节操、品质、度量能够像张九龄吗？”旧例，（士大夫）者要把笏板插在腰带上，然后乘马，张九龄体弱，常派人拿着笏板，（朝廷）于是设立了笏囊。笏囊的设立，从张九龄开始。罢相后不久又因他荐举的监察御史周子谅弹劾牛仙客，触怒玄宗，坐“举非其人”，贬为荆州长史。
其时，唐朝处在全盛时期 ，但却又隐伏着种种社会危机。张九龄针对社会弊端，提出以“王道”替代“霸道”的从政之道，强调保民育人，反对穷兵黩武；主张省刑罚，薄征徭，扶持农桑；坚持革新吏治，选贤择能,以德才兼备之士任为地方官吏。他的施政方针，缓解了社会矛盾，对巩固中央集权，维护“开元盛世”起了重要的作用，因而被后世誉为“开元之世清贞任宰相”的三杰之一。
在主理朝政时敢于直言向皇帝进谏，多次规劝玄宗居安思危，整顿朝纲。玄宗的宠妃武惠妃，欲谋废太子李瑛而立己子时，命宫中官奴游说九龄，九龄叱退使者，及时据理力争，从而平息了宫廷内乱稳定了政局。而对安禄山、李林甫等奸佞所为，张九龄更痛斥其非，并竭力挫败其阴谋。
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安禄山任平卢将军，在讨伐契丹时失利，张守珪奏请朝廷斩首。之前，安禄山曾入京朝见，拜见过时任宰相的张九龄。张九龄颇有识人之道，明察秋毫，看出安禄山是奸诈之徒，断定日后此人必会作乱。宰相张九龄对侍中裴光庭说：“乱幽州者，必此胡也。”此次适逢安禄山干犯军法，被押送京城，奏请朝廷判决。张九龄毫不犹豫在奏文上批示，为严肃军纪，将安禄山斩首，奏文说：“穰苴出军，必斩庄贾；孙武行令，亦斩宫嫔。守珪军令若行，禄山不宜免死。”唐玄宗不明华夷之辨，看了批文后说：“卿岂以王夷甫识石勒，便臆断禄山难制耶？”唐玄宗没有最终批准，却为示皇恩，将安禄山释放。最终安禄山反叛，重演了西晋末年，羯族石勒反晋乱华的一幕。
开元二十四年八月五日千秋节（玄宗生日），张九龄送《千秋金鉴录》作贺仪，劝皇帝励精图治。
当初，张九龄担任宰相，举荐长安尉周子谅担任监察御史。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周子谅因为胡乱讲吉凶，皇上亲自加以质问，命令在朝堂上判决杀掉他。张九龄因犯了举荐不称职的罪，降职担任荆州大都督府长史。
开元二十七年，张九龄被封为始兴开国伯，食邑五百户。
病逝曲江
开元二十八年（740年）春，他请求回乡拜扫先人之墓，因为遇到疾病而五月七日去世，终年六十八岁，皇上赠封他为荆州大都督，谥号叫文献。
在他死后不久，曾被其断言“必反”的安禄山果然掀起了“安史之乱”，从而导致唐朝迅速从“全盛”走向没落。唐玄宗奔蜀，因追思张九龄的卓见而痛悔不已，遣使至曲江祭张九龄，追赠其为司徒。
文学创作
初唐以来，文学变革的主要力量来自一群社会地位不高的文人。但不可否认，他们的成功同某些具有远见的权势人物的支持有一定关系。如高宗的股肱重臣薛元超，曾举荐杨炯为崇文馆学士。杨以“薛令公朝右文宗，托末契而推一变”（《王勃集序》）之语，称颂薛氏对他们的文学事业所起的作用，四杰因此能在一时间造成很大势头。四杰、陈子昂之后，到了中宗神龙、景龙年间，应制之风大盛，诗坛有故态复萌的趋势。在开元前期，身兼执宰大臣和作家双重身份的张说、张九龄对扭转这一趋势起了重要作用。他们的诗，虽因地位关系不免常常作出努力报效君主的表述，但内中同时也包涵了积极求取自我人生价值的热情，因而能脱出徒为虚饰的宫廷文学陈习，具有感人的生气。他们作出的表率和对众多优秀诗人的奖拔，使得唐诗的变革和发展得到有力的延续和推进。
张九龄七岁知属文，有文名，张说称他“后出词人之冠”。有诗《感遇》12首，名列《唐诗三百首》第一首，和陈子昂的《感遇》38首相提并论，其中“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一联，更是他高洁情操的写照。另外，张九龄的五言律诗情致深婉，如：《望月怀远》一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唱绝千古。可以说，他是张说之后又一个既有权位又受人钦慕的文坛宗匠。
张九龄的诗文创作在精神上和张说有一脉相承之处。他高度评价张说以王霸之气充实诗文，在他的诗里，也不时可以读到“中览霸王说，上徼明主恩”（《酬王履震游园林见贻》），“弱岁读群史，抗迹追古人。被褐有怀玉，佩印从负薪”（《叙怀二首》之一）之类的句子。
但是，和张说的诗歌重在讴歌功业抱负不同，张九龄的诗歌更多地表现在穷达进退中保持高洁操守的人格理想。在遭李林甫排挤罢相后，这种态度尤其鲜明。他一方面希望切入社会政治，追求经国之大业和不朽之盛举，另一方面又力图持超越态度，把“仕”和“隐”这一对矛盾和谐地统一起来，不愿为追求功业而屈己媚世。这种进退裕如的生活追求，在当时是很有代表性的，其中包涵以主动姿态设计自我人生道路的欲望。而功名事业和自由人生，也正是盛唐诗的两条主要轨迹。
在艺术表现上，张九龄的诗歌不像张说那样直抒胸臆，而是以兴寄为主，显得委婉蕴藉。例如他的《感遇》十二首，均以芳草美人的意象，托物言志，抒写自己所信守的高尚品格。这些诗篇受楚辞的影响较多，但情辞委婉，在古典传统上，可以说是兼有“风”、“骚”的情韵。
张九龄夙好山水清赏，喜表现风清月朗的江山与孤高清莹的襟怀的契合。他在艺术上着意追求“言象会自泯，意色聊自宣”（《题画山水障》），即重在象外之象、言外之意的理想，这就使他的一些写景诗突破了前人多注重极貌写物、工于形似的表现手法，而在主客观的交融中大力加强抒情意味。
他写月夜的诗，情韵最为隽永，如《西江夜行》、《望月怀远》。这些诗中所展现的澄澈柔美的夜景，处处渗透着婉约深长的情思，分不清哪是景语，哪是情语，诗里的物色和意兴已经浑然一体了。胡应麟说：“曲江诸作，含清拔于绮绘之中，寓神俊于庄严之内。”（《诗薮》）又说“张子寿首创清澹之派”（同上），认为他下开孟浩然、王维等一路的诗风。这是十分中肯的。
张九龄诗歌成就颇高，独具“雅正冲淡”的神韵，写出了不少留存后世的名诗，并对岭南诗派的开创起了启迪作用。九龄才思敏捷，文章高雅，诗意超逸，其《感遇》、《望月怀远》等更为千古传颂之诗。有《曲江集》二十卷传世。张九龄的诗早年词采清丽，情致深婉，为诗坛前辈张说所激赏。被贬后风格转趋朴素遒劲。
政治主张
张九龄是开元时期的贤相之一，也是唐代唯一个由岭南书生出身的宰相。他耿直温雅，风仪甚整，时人誉为“曲江风度”。即使罢相后，如有人向玄宗举荐人才，玄宗辄问道：“其人风度得如九龄否？”开元末年，玄宗倦于理政，渐渐沉迷享乐，疏远贤人。在小人得志的凶险政情下，张九龄能守正嫉邪，刚直敢言，成为安史之乱前最后一位公忠体国、举足轻重的唐室大臣。他曾坚拒武惠妃的贿赂，粉碎了她危及太子的阴谋；他也曾反对任用奸佞的李林甫、庸懦的牛仙客为相，以至屡忤玄宗意，终于罢相。他目光远大，曾言安禄山“貌有反相，不杀必为后患”，然而不为玄宗采纳。后来安史乱起，玄宗仓皇入蜀时，忆起九龄平生之言，痛哭之余，唯有遣使祭奠故人而已。
总评
张九龄是一位诗文俱佳、才华横溢的文学家，尤以诗歌艺术成就为高。在唐代诗坛上，他是继陈子昂之后，力排齐梁颓风，追踪汉魏风骨，打开盛唐局面的重要一人。可以说，他以其诗歌创作和政治地位，影响了一代诗歌的发展。岭南豪迈亢直的民风，他本人耿介不阿的性格，使他的诗歌创作体现出“雄厉振拔”、“骨峻神竦，思深力遒”的劲健风格，又别具一种“雅正冲淡”的盛唐气度。以下这首《望月怀远》可窥豹一斑：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天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唐代，岭南尚在开化之中，张九龄的诗歌创作成就，对岭南诗派的开创、形成和发展壮大，起了启迪作用。后起广东诗人，如宋代余靖、元末南园五子、明代南园后五子、明末清初的岭南三大家以至清代的黎简、宋湘，在他们的诗歌中，都可以有形无形地见到张九龄的影响，逐步形成岭南诗派的独特风貌。清人屈大均在论及岭南诗歌的两大流派时，曾说：“粤人以诗为诗，自曲江始；以道为诗，自白沙始。”这是很中肯的。张九龄文集《曲江集》仍留传后世。
历代评价
《旧唐书》：九龄文学政事，咸有所称，一时之选也。
赞曰：开元之代，多士盈庭。日用无守，嘉贞近名。嵩、龄、适、挺，各有度程。大位俱极，半惭德馨。
《新唐书》：人之立事，无不锐始而工于初，至其半则稍怠，卒而漫澶不振也。观玄宗开元时，厉精求治，元老魁旧，动所尊惮，故姚元崇、宋璟言听计行，力不难而功已成。及太平久，左右大臣皆帝自识擢，狎而易之，志满意骄，而张九龄争愈切，言益不听。夫志满则忽其所谋，意骄则乐软熟、憎鲠切，较力虽多，课所效不及姚、宋远矣。终之胡雏乱华，身播边陬，非曰天运，亦人事有致而然。若知古等皆宰相选，使当天宝时，庸能有救哉！
王方庆：此子必能致远。
李林甫：九龄文吏，拘古义，失大体。
李隆基：正大厦者柱石之力，昌帝业者辅相之臣。生则保其荣名，殁乃称其盛德，节终未允于人望，加赠实存乎国章。故中书令张九龄，维岳降神，济川作相，开元之际，寅亮成功。谠言定其社稷，先觉合于蓍策，永怀贤弼，可谓大臣。竹帛犹存，樵苏必禁，爰从八命之秩，更进三台之位。可赠司徒，仍遣使就韶州致祭。
崔群：玄宗初得姚崇、宋璟、卢怀慎、苏颋、韩休、张九龄则治，用宇文融、李林甫、杨国忠则乱，故用人得失，所系非轻。
元稹：昔我玄宗明皇帝得姚元崇、宋璟，使之铺陈大法，以和人神，而又益之以张说、苏颋、嘉贞、九龄之徒，皆能始终弥缝，不失纪律。
林同：连理庭中木，丛生坐侧芝。未尝闻孝感，一一有兹奇。
司马光：上即位以来，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张嘉贞尚吏，张说尚文，李元纮、杜暹尚俭，韩休、张九龄尚直，各其所长也。
吴中复：明皇初任姚崇、宋璟、张九龄为宰相，遂致太平。乃李林甫用事，纪纲大坏，治乱于此分矣。
徐钧：禄山必兆边陲祸，林甫终贻庙社忧。二事眼前君不悟，何须金鉴录千秋。
归有光：万钧之重不为慑，雷霆之威不为怵。谔谔乎无所隐也，蹇蹇乎无所避也，侃侃乎无所挠也，亹亹乎必致之也。人主为之改容，奸萌为之弭息，四夷闻之而不敢窥伺，此正直之臣也。其在于古，若排闼、折槛、引裾、坏麻之类，皆可以言正直也。其大者，如汲黯、萧望之、李固、宋璟、张九龄、陆贽、李沆、范仲淹、李纲之徒是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