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湘年幼时，就读乡间私塾。1904年（光绪三十年），考入大邑县立高等小学堂。当时，清廷宣告废除科举，设立文武学堂，编练新军。不满十七岁的刘湘，背着父亲赴雅安应考，遂被四川武备学堂陆军弁目队录取。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4月，刘湘考入四川陆军讲习所。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初，升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
1909年（宣统元年）夏，刘湘在速成学堂一毕业，即被分配到建成不久的新军三十三混成协（旅）六十五标作见习官。
1910年（宣统二年）春，经队官呈准，刘湘被保送到总督赵尔巽刚开办的四川陆军讲武堂深造。
1911年（宣统三年），调任第十七镇六十八标一营前队排长。不久，被派往成都，参与镇压保路同志军的作战。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后，第十七镇改为第一镇，刘湘任第二标张邦本支队的少校差官，随部进驻川北。
1912年（民国元年），第一镇改编为川军第一师，张邦本支队奉令归还建制。但该支队的第二营管带杨森拒不接受命令。刘湘便与该营都练官孙中华、队官唐式遵、杨国桢等串通，甩开杨森，将第二营拖到资中。刘湘升为第二营营长，随即，将部队开驻泸州。
1913年（民国二年）8月，川军第五师师长熊克武等人响应孙中山的“二次革命”，在重庆宣布独立，组成讨袁军总司令部，决定兵分三路，围攻泸州，首先消灭胡文澜掌握的周骏第一师。交战之前，熊克武特派速成同学傅常等前往策动，刘湘不置可否。战斗打响后，他与侯建国、刘盛恩奉命率领本营阻击讨袁军中路旅长兼第一队司令龙光所部。在这一带往复冲杀，保住了泸州。讨袁军失败后，刘湘因作战有功，被提升为第一师第三团团长，调驻重庆，埋头练兵。
1915年（民国四年）8月，袁世凯任命陈宦督理四川军务，为削弱川军，将各师加以缩编。刘湘经周骏在陈宦面前力保，新任旅长熊祥生亦见其朴实无华，才没有被撤换。同年冬，又被任命为铜梁、璧山、大足清乡分司令，奉陈宦之命大举搜查革命党人，为袁世凯复辟称帝扫清障碍。
1915年（民国四年）12月5日，云南通电宣布独立，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蔡锷率部取道四川，讨伐袁世凯。刘湘在熊祥生指挥下，率领全团防守泸州。次年3月，川军第二师师长刘存厚在纳溪宣布独立，称护国川军总司令，与蔡锷所率护国军会攻泸州。刘湘协助熊祥生将刘存厚留守泸州的部队全部扣押，获袁世凯奖赏三十万元。当护国军迫近小市和五峰顶时，他奉命率领本团为先锋，在北洋军的猛烈炮火掩护下，突过长江，反攻兰田坝，截断了护国军渡江的归路。经过战斗，护国军遭受挫败。陈宦和北洋军将领张敬尧即特电袁世凯，请对刘湘予以奖叙。3月13日，袁世凯发布命令说：“刘湘奋勇督战，连克要邑，肃清江岸，勤勇可嘉，着授陆军少将，并授以勋五位。”嗣后，又给刘湘授予三等嘉禾章。5月22日，陈宦宣告四川独立。熊祥生见大局转变，遂弃军潜回成都。刘湘因资历较深，为众所推，代理旅长。后经督理四川军务的周骏具报，被袁世凯正式任命为陆军第十五师步兵第二十九旅旅长。7月20日，护国军攻克成都，蔡锷在成都就任四川督军兼省长，电邀周道刚（时在北京陆军部供职）回川任第一师师长，请委刘湘为该师第一旅旅长。
1917年（民国六年）4月，刘湘先后两次领衔与川军各旅、团长联名通电，历数罗佩金（因积极推行唐继尧的“大云南主义”，引起川军不满）强滇弱川的九大罪状，要求北京政府主持公平，“速予解决，以弭川乱”。12月27日，他被北京政府授予陆军中将衔。
1918年10月30日，熊克武在重庆设立广州军政府任命的四川督军公署，与刘存厚势不两立，刘湘拥熊反刘，使熊克武在军力上压倒刘存厚。11月1日，刘湘以川军前敌各军总司令名义领衔发出通电，痛陈客军在川为祸之深，指出“川人屡年受制，束缚于滇黔暴力之下，受痛如山，积怨成海”，5日由刘湘、但懋辛出面，会同各军将领商定解决川事六项办法。12月10日刘湘等川军将领举行召开会议，议决制定省自治法。12月13日，四川第二军军长刘湘、第一军但懋辛、第三军刘成勋等通电主四川独立自治，反对四川督军刘存厚。12月30日北京政府特任刘湘为重庆护军使，31日晋授勋四位。
1921年1月8日，刘湘、但懋辛联合通电表示自治决心，“在中华民国合法统一政府未成立以前，川省完全自治，以省公民意志制定省自治根本法，行使一切职权，共谋政治革新，为图振兴实业，并在南北任何方面，决不为左护右袒”。1月21日，第一军但懋辛、第二军刘湘、第三军刘成勋再次联合通电，拒不接受北洋政府以刘存厚为四川督军、熊克武为四川省长的任命，“决以川人自立自治”。2月18日，刘湘与但懋辛、刘成勋联名通电，宣布刘存厚违反民意，是四川自治之一大障碍，应予驱逐，开始与第一、三军联合将驱逐刘存厚，3月下旬刘存厚战败下野。6月6日，四川混成旅旅长以上各将领在善后会议上推举刘湘为四川总司令，各军联合办事处撤消，24日又被推为四川省长，熊克武在幕后表示支持。7月2日，刘湘正式就任川军总司令兼四川省长，所部八万余人，成为四川军阀速成系的首脑人物。
1921年7月21日，湘军大举入鄂驱逐王占元，正在湖南的熊克武联络川军援湘，刘湘正欲向外发展，乃组织援鄂军。8月9日，四川援鄂军占领建利县，12日吴佩孚到达汉口掌握了湖北，赵恒惕向川军求援，17日刘湘任援鄂军总司令，但自己并未出川，但懋辛为副司令兼第二路总指挥，唐式遵为第一路总指挥，潘正道为鄂西总司令，令川军沿长江进攻湖北，19日占领巴东。9月3日，川军占领宜昌对岸之葛道山，川、鄂军在宜昌激战，11日鄂、直军击败围攻宜昌之川军。12日川军第二次进攻宜昌，再败鄂军，但未克，吴佩孚向川军商和被拒，13日亲率援军到宜昌督战，22日解宜昌之围。9月25日，援鄂川军退驻南沱溪，10月11日，退出湖北巴东，13日鄂军夺回利川，11月16日，川军退出湖北建始，24日退出施南。11月下旬，刘湘又调集大军三路攻鄂，吴佩孚恐奉军南下和南军北进，遂与刘湘议和。12月21日，长江上游总司令孙传芳与刘湘代表议定了川鄂媾和约十七条。1922年1月刘湘与孙传芳结为兄弟，定下相互援助的密约，川军退回四川，3月7日川鄂和约正式签订，刘湘不再外图。
1922年2月，孙中山令两广北伐，3月16日，刘湘通电不附西南，熊克武仍控制第一军，一直企图东山再起，煽动川军各部联合与刘湘为敌。5月14日，由于被但懋辛揭露欲消灭第一军的阴谋，但懋辛、刘成勋、邓锡侯、田颂尧、赖心辉等拟组联合办事处，刘湘被迫辞职退居幕后，第二军交杨森，暗中调兵遣将，准备与第一军作战，还电令汉口的乔毅夫速往宜昌与孙传芳密谈，请孙传芳即时派兵入川支援。6月8日，刘湘通电赞成恢复旧国会，19日赞成裁兵废督。7月1日，杨森在未告知刘湘情况下突然进攻但懋辛第一军，11日刘成勋、陈国栋、赖心辉、田颂尧等联合反对杨森。8月2日，杨森等推刘湘为靖卫军总司令，欲由刘湘率领抵抗联军进攻，刘湘避居重庆王家沱义新纱厂，通过大邑同乡刘成勋及第九师师长刘文辉等出面疏解，但以“杨森跋扈，不听命令”未就总司令，刘文辉派兵护送刘湘回到大邑县安仁镇老家，“樵山渔水，息影乡园”，置身事外以待东山再起，杨森逃奔吴佩孚。
1923年1月，四川战事又起，2月杨森乘机打回四川，5月刘湘旧部联合谋倒熊克武，6月杨森等战事不利，与袁祖铭共同推刘湘出山，刘湘借助乱世重整旗鼓。7月28日，北京政府任命刘湘为四川清乡督办，30日被川军将领推为四川善后督办，拟利用刘湘收拾川局。9月14日，熊克武、赖心辉军自内江大举南进进攻杨森，23日进迫重庆，刘湘以调和不成，即助杨森、袁祖铭军，25日刘湘自叙州至重庆，熊克武军猛攻。10月16日，熊克武、赖心辉、石青阳攻占重庆，刘湘、杨森退垫江万县。10月23日，特任“嘉威将军”，刘成勋、赖心辉也倒向刘湘。11月27日被孙中山下令褫职通缉。12月14日，刘湘、杨森、袁祖铭、邓锡侯及北军再占重庆，熊克武、赖心辉、石青阳部退往永川乐昌。
1924年1月31日，刘湘、杨森、袁祖铭等占领成都，2月19日，刘湘、袁祖铭自成都赴东路督师，防熊克武及滇军攻重庆，3月4日熊克武袭攻重庆失败，退綦江。4月7日熊克武合滇军胡若愚、周西成再袭重庆，为袁祖铭所败，熊克武以所部叛离，遂走贵州遵义、铜仁，入湘西，败走广东向孙中山辞职，从此出川。4月22日，驻扎内江之边防军总司令赖心辉投附刘湘。5月27日，刘湘被北洋政府任命为川滇边务督办，改封“甫威将军”，5月29日，授为陆军上将，兼筹川边边防事宜。
1925年2月7日，段祺瑞令改川边道为西康特别行政区域，以刘湘为川康边务督办，节制该省区军队，杨森实力强大，不愿居刘湘之下，刘湘暗中联络刘成勋、刘文辉、赖心辉等，形成“三刘一赖”的反杨联盟。3月，刘湘等又联名致电段祺瑞政府，要求调杨森赴京任职。4月9日杨森在成都召开军事会议，决以武力打破防区，发起四川“统一之战”，进攻赖心辉、刘文辉。4月17日，段祺瑞命刘湘制止四川杨森与赖心辉、刘文辉之战，杨森则以黄毓成为总司令，王缵绪、王正钧、蓝文彬分任北、东、南三路总指挥，自遂宁、内江、泸州攻重庆。4月28日，刘湘、袁祖铭等任赖心辉为前敌总司令，刘文辉、邓锡侯为副司令，准备对杨森作战。5月16日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四川军务督办。7月14日，杨森与刘湘、赖心辉、邓锡侯等之和议决裂，刘、赖、邓等组织联军，推袁祖铭为总司令（刘湘、刘文辉任中路，邓锡侯任右路，赖心辉任左路），8月杨森败走。8月24日，刘湘、袁祖铭、邓锡侯、赖心辉、刘文辉、刘成勋在自流井会议川事。9月3日刘文辉军攻入嘉定，杨森残部向叙州退走，杨森以所部不愿入滇，命转投刘湘，只身东去。10月27日，东山再起的吴佩孚任命刘湘为“川黔后方筹备司令”，未就。12月6日刘湘在成都召开四川善后会议，川内黔军袁祖铭、川军邓锡侯、田颂尧等与刘湘分赃失和，各方不欢而散，决定联合杨森反对刘湘。
1926年1月24日，袁祖铭返抵重庆，立即下令增调黔军四个团入城，在浮图关、两路口、磁器口等要地配置重兵，战争一触即发。1月29日，刘湘部队正移驻时，袁祖铭突然策动鲜英师何金鳌部哗变投袁，鲜英仅率残部一营突围与兰文彬会合。1月30日，袁祖铭又派兵攻击刘湘部守城卫队，占领驻渝机关，收缴川军守卫部队枪械，追击已撤退至白市驿等地的兰文彬、鲜英师，将刘湘的主力部队全部逐出了重庆。2月5日，邓锡侯及黔军袁祖铭联合进攻刘湘。2月21日吴佩孚令袁祖铭、赖心辉进攻成都，助杨森回川，结果刘湘、邓锡侯却与杨森秘密联合准备夹击袁祖铭，袁祖铭拒绝川军以协助军饷四十万“礼送黔军出境”，受到川军联合攻击，25日刘湘与袁祖铭冲突，3月4日刘湘与杨森联合，击败袁祖铭。4月30日，袁祖铭部黔军（王天培、李燊等）因与刘湘妥协，决定离川回黔，刘湘每月接济军饷四十万元（先付一百二十万元）。5月与杨森联合驱逐了黔军袁祖铭。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9日川康整军会议匆匆闭幕，10日刘湘通电请缨，13日再次通电，主张全国总动员，与日本拼死一决。7月25日刘湘令直辖各军、师长，于三日内驰返原防，遵令整军。8月7日刘湘到南京，出席了国防会议，慷慨陈词近两小时：“抗战，四川可出兵30万，供给壮丁500万，供给粮食若干万石！”会后，共产党的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亲临刘湘寓所访问，赞誉他积极抗战的决心。
8月20日任第二路预备军司令长官，辖九个军，26日发表《告川康军民书》，号召四川军民为抗战作巨大牺牲：“全国抗战已经发动时期，四川人民所应负担之责任，较其他各省尤为重大！”川军各将领纷纷请缨抗战。8月29日川康各军整编完竣。9月1日刘湘率部出川抗战。10月26日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作战地境为江苏的太湖以西和浙北、皖南部分地区。省政府秘书长邓汉祥等人，劝多病的刘湘不必亲征，留在四川。刘湘说：“过去打了多年内战，脸面上不甚光彩，今天为国效命，如何可以在后方苟安！”
1937年11月9日，刘湘自成都飞抵汉口，11日到南京，14日中央改调川军刘湘部分自汉口、河南东开。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宣言，移驻重庆办公，刘湘立即发电“谨率七千万人，翘首欢迎”。22日刘湘乘船到南京，下令所部各军、师堵击在浙江金山卫登陆、正向浙江境内侵犯的日军，重点保持于广德、泗安方面。11月23日，刘湘胃病突然复发，大口吐血，在昏迷中被护送至芜湖医院，28日送汉口万国医院就医，经抢救苏醒。12月3日，川军编为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刘湘兼，副总司令唐式遵）和第二十二集团军。12月13日南京沦陷，第七战区所辖地境被敌占领，该战区实际上已不复存在。12月30日，蒋介石训令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由唐式遵接任，刘湘专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
1938年1月20日，刘湘在汉口去世。死前他留有遗嘱，语不及私，全是激勉川军将士的话：“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刘湘这一遗嘱，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前线川军每天升旗时，官兵必同声诵读一遍，以示抗战到底的决心。
川政改革
1935年，就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的刘湘在蒋介石及参谋团的参与控制下，开始着手统一四川的行政，财政和军政。为了加快四川的统一步伐，促使地方“中央化”的首要任务就是打破防区，与地方政权脱离关系。刘湘作为主席，带头打破防区制，将军民两政分开，使军阀与地方政权脱离关系，从而使军阀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础，为川政改革开辟了道路。
四川省政府成立后，刘湘为适应新形势的发展，着手进行财政改革。虽然其改革有为其军费和政治服务的目的，但是毕竟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首先，统一币制。币制的统一结束了四川历史上各派军阀乱开银行的局面，从而有利于四川日后经济的发展。其次，统一田赋税收。省政府成立后，开始对田赋进行改革，规定从1935年3月1日起，田赋改为改为一年一征，采取一税制，废除苛捐杂税。另附加三倍的临时军费和附加保安费一征，实征一年五征，这较之以前军阀一年八征至九征，甚至十多征无疑是一个较大的进步。
川军整编
防区制时代结束后，各军交出地盘，军阀财政来源断绝，各部队统归善后督办公署领导，其军费粮饷暂由督办公署按月拨给。1935年2月27日，刘湘电令各军，要求各部队将该部官兵姓名并月支经费数目分别列表据报督署，由督署审查确定后，自3月1日起，按月核发。这一举措使四川军队原来为私有的性质有所改变。各军队失去了军费的来源，不得不服从善后督办公署的领导和刘湘的指挥，这也为川军进一步整编为国家军队创造了条件。1935年6月25日，蒋介石在南京召集川军将领开裁军会议，明确要求川军“至少要裁去半数以下”。1937年4月14日，贺国光飞到成都与刘湘商谈制定川康整军方案。1937年7月16日川康整军会议在重庆举行，最后决定川军各军一律缩编三分之一。“七七事变”后，川康整军加快了进程，1937年8月10日川军整编完成。经过两次整编，川军人数减去了三分之二，部队的编制更加精于合理，许多军官亦接受培训，军队战斗力有所提高。刘湘对川军的整编虽然充满了与蒋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但也是刘湘在国难当头的特殊背景下，顺应时代要求而作出的正确选择。
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发生后，并没有得到众多地方实力派的支持，真正比较明确态度支持张学良的，只有广东的李济深，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四川的刘湘。他于13日致电何应钦，表示“川事湘当绝对负责，尽力防护，共维大局”，对张、杨并无责备之言。迫于南京政府的压力，刘湘致电国民党政府和各省军政当局，提出“拥护中枢、抗御外侮、弭息内争和营救领袖”的主张。刘湘致电张学良对于张、杨发动事变的动机给予了肯定，希望张、杨以大局为重，释放蒋介石，通过和平手段解决西安事变。纵观刘湘在西安事变的态度与行动，可以看出刘湘对张、杨的同情态度，其政治主张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川军抗战
1937年日军进一步扩大了侵华，这激发了刘湘的爱国主义传统。“卢沟桥事变”的第二日刘湘电呈蒋介石：“请缨抗日”，并“同时通电全国呼吁一致抗日”。8月7日，刘湘乘飞机到南京出席中央召开的国防会议，他在会议上发言指出：“竭力抗战，四川可以出兵三十万，供给壮丁万百万和粮食若干万担”。八一三事变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以川军为第二路预备军，辖两个纵队，并任命刘湘为第二路预备军司令长官，担任平汉铁路的作战任务。在刘湘的积极推动与督促下，出川抗战的先头部队于9月1日分东北两路，浩浩荡荡的开赴抗日前线。
1937年10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任刘湘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随后，蒋介石将邓锡侯的川军第二十二集团军调往第二战区归阎锡山指挥。在二十三集团军的先头部队到达武汉后，拨归第一战区程潜指挥。刘湘得知，心急如焚，虽身患重病，仍赶赴前方担任作战指挥任务。省府秘书长邓汉祥劝其坐阵后方，然刘湘态度坚决的说：“我一向高呼抗日，如今战幕揭开，自己反退缩不进，岂不贻讥后世”。又说“过去在省内打了多少年内战，脸面上不光彩，今天枪口向外，正好乘时为国效命，借以洗刷自己的污垢，如何可以在后方苟安”。11月28日，刘湘被移送汉口万国医院。在汉口期间，刘湘仍旧积极关心抗战大局。当记者就当盛传日本通过德国驻华大使提出议和问题，征求刘湘意见时，刘湘说：“如果有人要和，我刘湘决定率领四川七千万同胞和川军将士抗战到底！”1938年1月13日以后刘湘病情恶化，于20日下午与世长辞。直到逝世前，刘湘仍不忘在他的遗嘱中嘱托四川军民“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一日誓不还乡，以争取抗战最后之胜利”。他的遗嘱成为大多数出川将士的信条，对整个抗战时期川军各部的抗战杀敌仍起着相当大的激励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