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年，张寿臣出生在西交民巷小四眼井，五岁随父在隆福寺、护国寺等地说相声。八岁上学。十一岁时由于丧父，中途辍学，正式以说相声为业。十二岁拜焦德海为师，张的拜师为相声又延续了一代新人。学艺期间，张寿臣学会了大量节目，出演即红，时人谓之“娃娃红”。十五岁满艺出师，演出于西安市场、护国寺等明地。随年龄的增长，声音、形体发生变化，行话谓之“倒人缘儿”，同行不愿搭伴，于是开始自己单干。十七岁的他，第一次离开北京。与师弟聂小锁步行经通州、三河县、玉田县至唐山，沿途演出。这也是相声第一次来到唐山、三河县和玉田县。在归途中，曾到天津北开市场、三不管等地演出，与李瑞峰等短期合作。这也是张寿臣首次来津演出，由于几年的闯练和积累，不仅掌握了传统的相声段子，表演亦日渐成熟，并开创了年轻演员单口相声的先例。
一九三一年，收常宝堃(小蘑菇)为徒。“七七事变”，京津沦陷后，多次拒绝日方提出到东京(实际是釜山)录制唱片的要求，遭到特务的跟踪，乃与侯一尘到南京、镇江等地作短期演出。而后多年与周德山搭伴演出于天津各曲艺场，并与白云鹏同台演出于新中央戏院表演滑稽小戏。后因思想苦闷，有心退出舞台；但又为生活所迫改行说评书。一九五三年，参加天津市曲艺工作团，专事单口相声的演出。一九五六年，为继承北方评书传统节目，由市文化局安排在南市通海茶社，演述评书《水浒》。由何迟整理的《小神仙》、《吃西瓜》两本单口相声选集出版。其代表节目《三近视》被译为外文在国外发表。年底，所在单位天津市曲艺工作团并入天津人民广播电台曲艺团。在天津各曲艺场随天津人民广播电台曲艺团演出单口相声。一九五八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张寿臣单口相声选》，共收集代表性单口相声十五段。同年开始在天津戏校少年训练队任教。并不断为全市专业相声演员辅导，扶持群众性的业余曲艺活动。并曾拍摄了单口相声《贼说话》，收入电影记录短片《曲艺集锦》中。一九六O年去北京参加第三届全国文代会,与全体代表一起受到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当选为中国曲协理事。三年后，当选为第三届天津政协委员。此间陆续发表了《谈单口相声的表演》、《我对传统相声的看法》、《借劲使劲》等论文。在退休后仍坚持传艺和提供史料等活动。而后并再次当选为第四届天津政协委员。
张寿臣在他60多年的艺术生涯中，博采众长，匠心独运，大胆创新，取得了卓越成就。他是我国相声艺术界重要的代表人物。
张寿臣在相声界不仅威望高，和同行的关系也很好。
在天津，他常去各区的相声场子串门，到北京了，当然也要去相声场子看看大家。
北京市曲艺团相声演员中，有和他一起长大的师兄弟汤金城、谭伯如；有曾一起同过台的王长友、罗荣寿；有他喜爱的青年演员赵振铎、赵世忠，还有他的盟侄陈涌泉、义子高凤山……张寿臣很想念他们，这一天下午大会没有安排，虽然天气很热，他执意要去北京曲艺团。
北京曲艺团的团址坐落在前门外大栅栏里面的迎秋剧场。剧场的后台没有门，演员及其他人员出入都经前台。张寿臣到剧场时，演员都在后台开会。
前台门前有一负责保安和传达工作的看门老大爷，坐在门前的椅子上冲盹。张寿臣径直往后台走时，看门大爷被惊醒，拦住张寿臣说：“想听相声，晚上来。”
张寿臣心中暗想：“我想听相声什么相声我没听过啊。”口中却说：“我不听相声，我找人。”
看门大爷问：“您找谁呀”
张寿臣随口搭音，说：“我找说相声的。”这句话是句实话，他到曲艺团不是找某个人，确实是要找说相声的。没想到，看门大爷误会了，以为来人和他开玩笑，脸一沉，反唇相讥，说：“您说的对，我们这儿没外卖，后台全是说相声的。对不起您哪，后台正开会哪，开会时间一律不会客。”
张寿臣只好请求说：“我从天津来，您受点累，给通报一下。”
看门大爷的口气也缓和了，说：“您说您大老远的从天津来，240里地，天又这么热，我不给您找吧，显得我这么大的岁数不懂嘛。您别和我开玩笑啊，您找谁”
张寿臣见看门大爷答应给找人，忙说：“谢谢您了，给您添麻烦，找谁都成。”这句话本是善意，“找谁都成”，说相声的哪有不认识张寿臣的呢。
看门大爷又误会了，动了真气，说：“您越说越不像话，找谁都成，嘿嘿，没法儿给您找去！”
张寿臣无奈，只好说：“那就找高凤山吧。”
看门大爷点点头说：“哎，这还像话。”随后站起身来向后台走去，走到剧场门口，又转身追问了一句：“高凤山是您什么人”
张寿臣有些不耐烦了：“是我儿子！”
看门大爷听了此话，又走了回来，重新坐到椅子上：“您哪，纯粹拿我开涮！‘找说相声的’，‘找谁都成’，这不全是废话嘛！高凤山又是您的儿子了，高凤山家里的事儿我都清楚，他怎么成了您的儿子了！您赶快走，别在我这开搅。”
迎秋剧场距前门饭店虽然不远，但正值酷暑，天气闷热，张寿臣步行到目的地，已是气喘吁吁，大汗淋漓了，本想快些见到相声演员，也好歇歇脚喝口茶凉快凉快，没料到竟和看门的大爷纠缠不休，他的火气也被勾上来了：“我哪句话把您得罪了我哪句话和您开搅了。凡是说相声的，给我找哪个都成，他们停止开会，也得让我进去！高凤山是我儿子您又不信了，后台还有我好几个儿子哪！大热的天儿，这不存心找别扭嘛！”
后台开会的人听见前面吵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纷纷走出来看个究竟，走在前面的高凤山见是张寿臣来到剧场，又惊又喜，忙趋步上前，请安问好，“哎哟，我的亲爹，大热的天，您怎么上这儿来了，我们正准备抽空儿瞧您去哪，快，快快，您快后台歇会儿吧。”张寿臣没有回答高凤山及几位相声演员的问候，而是反问高凤山说：“你是我儿子不是”高凤山被问愣了，忙答道：“是啊，是啊，这还有错嘛！”张寿臣听后微微一笑，随后又用眼斜瞟了看门大爷一眼，得意的神情似乎在说：“怎么样我说的话没错吧，我找我儿子，这回你信了吧。”
看门大爷站在一旁，看愣了。他如果想闹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只有转天去问高凤山了。
1960年以后，张寿臣的工作进入了一个非常紧张、繁忙的阶段。在党的“推陈出新、古为今用”的文艺方针指导下，挖掘、整理传统剧目、曲目无疑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在相声界，这项工作责无旁贷地由名望最高、资历最深、辈分最长、年龄最大的张寿臣承担下来了。张寿臣没有辜负党和各级领导对他的期望和重托，以对党和国家感恩报德的心情及对相声艺术执著负责的态度，出色地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光荣使命。张寿臣的工作量不能算小，而他对于工作的态度却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只要领导有令，他二话不说，即刻领命，从不计较个人得失。那时，交通不似如今这样方便，他腿脚又不好，出行必须雇用人力车，而车费是要自己掏腰包的。他在家接待采访者比之外出的任务也不轻松，往往是他还没有起床，来访者已经到了，这一拨儿刚走，那一拨儿接踵而至，有时要连续工作到夜间一两点钟才得休息。别的不谈，仅就茶水而言，一天要换沏几壶茶水。领导曾多次关切地问过他：“张老，有什么困难可以向组织提出来。”张寿臣总是笑着摇头说：“没有，没有，国家重视相声，拿我当宝贝，只要把东西留下来别带走了，我心里就高兴。”
1962年的一天，张寿臣下班回来，兴奋地对妻子说：“组织上决定，有我、有他瞎叔(王殿玉)、曾大爷(曾振庭)、王佩臣我们4个人永远不退休。”从此，他“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劲头儿更足了。到了1964年，也即那一场政治风暴即将来临的前夕，文艺形势也发生了变化。此时，似乎一切的文艺作品或多或少的存有问题，当然相声艺术也不会例外。传统的相声段子大多能冠上一顶“小帽子”而被禁演，而新段子因题材狭窄创新有限，所以各演出团体只能反复演出几段允许上演的节目。这样的形势必然影响到张寿臣的工作，正当他兢兢业业、废寝忘食地为挖掘、整理传统相声而工作时，突然被告知退休了。
当张寿臣接到退休的通知后，他的心情既有知足也有担忧。张寿臣参加工作不足十五年，按规定只能拿百分之六十的工资。虽然每月少拿近一半的工资，他知足无怨。他担忧的是，他是相声的代表，他的退休将意味着传统相声被抛弃了。退休那一天，张寿臣手持退休证，胸戴大红花，告别组织回到家中的时候，他说：“退休了，没用了。没用了国家还养活着，无功受禄，心中有愧呀。不是新社会，没有共产党和毛主席，旧社会谁还管哪。”其实，张寿臣并没有实际意义上的退休。退休后，他仍然担任着天津政协委员、天津曲协副主席的职务，仍然热心地为求教者讲艺。此时，他只有一个愿望，即肚子里的东西不要带走。然而，事情往往不朝主观想象的方向发展，终于有一天，没有人再敢登他的门了——“文革”开始了。
“文革”初起的时候，张寿臣退休已近两年，外面发生的一切，他知之甚少。一是他腿脚不灵便，很少出门；二是来看望他的人愈来愈少，唯一和外面沟通的是报纸和广播，可是批斗、游街、大字报等现实情况，报纸和广播是不会反映出来的。因此，“文革”的实质对于张寿臣来说，感受只有简单的3个字：不理解。
一天，张寿臣看到报纸上登载的有关“破四旧、立新风”的文章，周围邻居家如何“破四旧”的风闻也传进了他的耳中，他手拿报纸不解地自问道：“四旧怎么算是四旧呢破四旧又怎么个破法呢”既而他又说：“既然报纸上发表了文章，就应当响应党的号召，坚决地破四旧。”于是，在没有压力，没有指令，也没有弄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的情况下，一场主动破四旧的“革命”行动，在张家小院里认真且又稀里糊涂地开始实施了。张寿臣认为，建国以前的东西就属于四旧，凡是形势反对的、现时不需要的即应毁掉，首先是旧式服装，如长衫、马褂、皮袄及演出时的缎子桌围等都没有用了，把这些服装都拆成了单片。再有就是字画和书籍了，画有寿星老、麻姑献寿的几张字画被撕毁了，大批的书籍被撕毁了，上至《史记》、《资治通鉴》，下至《聊斋志异》、《水浒》、《三国演义》，还有一套16开本24册的《圣教史略》，最无辜的是一套12册的《象棋棋谱大全》……通通被撕成单页、碎片。然而，问题又出现了，四麻袋碎纸片怎样处理呢扔进垃圾堆如果被人发现无异于自引其咎，没有办法，只好用火烧掉。为防火灾的发生，在小院当中放置一个洋炉子，在炉子里烧纸片。当洋火炉上的水壶里的水开了4次又有一锅肉被烧熟之后，火炉旁仍有一麻袋书籍碎片在等候着“贡献”最后的余热。
张寿臣虽退休在家，但论其地位和名望，是很难摆脱这场厄运的。一次，在原单位的批判会上，张寿臣被缺席批判。与会者历数了他的宗教信仰、权威地位、过生日的排场、拜师时的旧礼节等作为批判内容。其中，张寿臣的一位弟子慷慨激昂、义愤填膺地说：“张寿臣是封建的祖师爷，是封建社会的余毒，我们要和他彻底划清界线，从今以后，我不再承认他是我的师父！今后我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紧跟毛主席革命到底。毛主席才是我的师父！”不久，张寿臣就听到了这一消息，当他得知心爱的弟子竟然说出如此不近情理的话，他茫然了。张寿臣和这个弟子的关系甚好，付出的辛劳也很大。在以往过生日时，这个弟子多次主动为老师组织寿日的活动，师父家中有事，他也是积极主动地帮忙，为什么突然之间竟成水火张寿臣遇有不顺心的事，爱骂街、爱着急，但是这一次他却非常冷静。不久，张寿臣的名字出现在造反派创办的各种小报上，名字倒着写上面打个×。家人和他的朋友们都很担心，因为“批”和“斗”是连在一起的，“某人被揪出”、“某人被批斗、游街”的消息不绝于耳，经常找张寿臣聊天的果仁张张惠山，即在这一时期被斗死在群英戏院台上，而张惠山只是卖果仁的小贩，他遵纪守法、为人忠厚，没有任何理由被批斗的。有一天，一位张寿臣的老友来找他，把手中的一张小报递给张寿臣后说：“你看看吧，上面点了你的名字。”随后又说，“本来不想给你看这份小报，唯恐你看了以后担惊受怕，可是不让你知道不行啊，外面的形势你不了解，万一红卫兵真的来了，你更受不了。看看吧，有个思想准备。”
这是一张由天津文艺界造反组织印制的名为《山鹰》的小报，上面赫然印有“打倒反动的艺术权威、相声的祖师爷张寿臣”的标题，令人心惊肉跳。
然而，张寿臣看过小报后却若无其事地笑了，他说：“说我是‘艺术权威’，这我承认，凡是相声里的事儿，我说了算；说我是‘祖师爷’，我也承认，如今说相声的，没有比我辈分大的；说我‘反动’，我不承认，旧社会，我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情，新社会，我没做过对不起党和毛主席的事情。为人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叫门，不怕，我不怕。”
张寿臣在“文革”期间没有受到冲击，且有每月的退休金，可谓经济稳定，生活无虞。可是，难熬的寂寞对他的精神造成了极大的压抑。且不说青年时出入娱乐场所的繁喧，以及同行对他的崇敬而形成的众星捧月式的场面，即使退休后，拜访者、学艺者也是络绎不绝。然而，1966年“文革”以后，寂寞来到了他的身边。
来看望他的人越来越少，用“门可罗雀”来形容当时的情景，一点儿也不夸张，因为任何人也不敢沾惹和“权威”有联系的麻烦，除去在津的几位弟子如田立禾、穆祥林等，及几位老友如张起荣大爷、姜大爷、刘叔叔隔一段时间来看望他以外，只有一位不怕引火烧身的常客经常来找张寿臣聊天儿，这就是干儿子赵佩茹，他为张寿臣带来了快乐和慰藉。然而好景不长，1969年赵佩茹无端被隔离审查，也不能来看他了。张寿臣打开收音机，想在收音机中听到同行的声音，而传出的除样板戏以外，一段相声也听不到。
张寿臣唯一可去的地方——到浴池洗澡，因为“文革”的不断深入也使他裹足难行，浴池的许多服务设施被取消，如，洗浴后不准休息、拖鞋自取、喝水自斟等，他很难适应，而用以代步的三轮车也适应形势的需要，一律拆掉顶篷改为光板的货运车，不再拉座了。
寂寞无奈的张寿臣，只好经常地将椅子搬到胡同口外的便道上，眼望过往的行人，希冀遇见一位相知和他说一说话以解心中的郁闷。
1970年春节过后，张寿臣病倒了，医家有谓“百病生于忧郁”，他的生病和几年来的寂寞郁闷不无关系。开始，只见一些感冒的症状，发烧咳嗽，胸闷气短，请来附近卫生院的医生，初步诊断为感冒转肺炎，可是吃药打针后并不见效，于是，央求邻居借来副食店的小推车，将他送到了总医院。1958年张寿臣胆囊切除手术时曾去过一次总医院，那一次，多方领导关照，主任医师主刀，张寿臣的病虽然很重，但未受痛苦，这一次不同了，张寿臣备受冷落，在门诊室，医生拿过病历本看了看封皮上张寿臣3个字，又抬起头来看了看病人，淡淡地说：“去照张大片吧。”这位医生约五十来岁，他应该知道张寿臣的，可是，他一句安慰的话、多余的话也没有。在照相室，已经站立不起来的张寿臣必须站在照相机前，他几次急躁地说：“不照了，不照了！”家人劝他并手搀左臂强撑住父亲的躯体，张寿臣才半蹲半立双腿颤抖勉强地照了一张像。最凄惨的情景是在观察室，张寿臣被诊断为肺癌以后，医生并没有安排他住院，而是被送到观察室观察。
所谓的观察室即是医院的门诊大厅，所谓的病床即是两把候诊用的木条长椅。妻子和两个儿子守护在病床前。护士负责输氧、输液，医生不请不来，只有病人出现病变时，医生才会派护士送来保守疗法的药物安咯血和氨茶碱。
张寿臣在医院只住了两天，第三天天刚亮，他趁人不备突然拔掉输氧管和输液管，语气坚定地说：“回家！”家人见此状况，赶忙劝说：“回家还怎么治疗啊”张寿臣惨然一笑说：“别蒙我了，我这病没有治，我死到家里去，不在这活受罪。”拗不过张寿臣，家人只好找医生开了一些药，回家了。
回到家以后，好在肺癌只有憋闷感没有疼痛感，张寿臣靠对症药物及简单的医疗器械治疗，痛苦比在医院反而少了些。饮食越来越少，身体逐渐消瘦，可是张寿臣的精神却很好，思维清晰、谈吐依旧，心态平和从容，没有丝毫的恐惧感。他仍然坚持每日读报的习惯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天。开始，他戴花镜手拿放大镜自己阅读，后来他连拿放大镜的力气都没有了，就让家人为他读报，先将报纸的所有标题念上一遍，然后由他选题再逐段念给他听。
弥留之际的张寿臣呼吸急促、声音嘶哑，可是只要他有精力、有亲朋在他身旁，他就会不间歇地说话，好似说了一辈子的话还没有说够，又好似话的惯性迫使他不停地往下说，他谈的最多的是这样几项内容：以亲身经历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正确性。他对家人说：“我经历了清朝专制、军阀混战、日本侵华，国民党和新中国，新旧社会两重天哪。共产党、毛主席是中国的大救星，要听毛主席的话，跟着毛主席、共产党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你们这样做，就是对我最大的孝顺。”
张寿臣期盼祖国的统一，他还对子女们说：“你们别忘了，台湾解放时(当时的提法)到我的坟前大喊3声，告诉我台湾解放了！”面对相声的凋零，他对相声的前景感到忧虑和茫然，他说：“难道相声这行儿就真的完了吗”……
1970年7月9日早晨张寿臣从睡梦中突然惊醒，出了一身的凉汗，大口喘着粗气，似乎感觉到今日和往日的不同，示意坐在床前的儿子将他扶起来，张寿臣身倚枕头在床上，要过墙上的镜子又令儿子撕下“7月9日”的日历，然后，他端详着镜中的面容，用嘶哑、微弱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说：“你们看，我头上流的不是汗，是油。你们要是不信拿张白纸试试，纸黯了，是汗，纸不黯，是油。‘汗如油、喘如牛’啊，绝象。完了，一切都结束了，人活七十古来稀呀，我今年73(岁)，不算短寿了，托毛主席、共产党的福，不是解放，我早就完了，旧社会说相声的，很少活这么大岁数的，我欺祖了，我知足啊……记住今天这个日子，7月9日，告诉你(在)新疆的兄弟，明年的今天是我的祭日……哭吧，呆会儿再哭我就听不见了……”张寿臣说话吃力，但他仍然在说。中午，儿子劝父亲休息一会儿，他点了点头并示意扶他躺下，随即他又说：“我喝口水。”当老伴将小瓷壶嘴放在他嘴边的瞬间，忽然张寿臣的双眸定住、脸色变得惨白、喘动骤停、心脏停止了跳动，此刻是11点10分。
2002年11月5日，一代相声大师张寿臣墓碑揭幕仪式在永安公墓举行。随后，举办了纪念张寿臣诞辰104年学术研讨活动。
当晚，姜昆、戴志诚、侯耀文、石富宽、李金斗、陈涌泉、常贵田、苏文茂、魏文亮、孟凡贵、李伯祥、杜国芝等京津地区20多位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奉献了一台精彩的晚会。此次活动是相声界一次前所未有的盛会。
提起相声前辈张寿臣，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而且受到业内外人士的折服，他的相声儒雅中带着幽默，睿智中透着机敏，无论是单口相声、对口相声、群口相声以及太平歌词等等，都非常擅长，而且是个非常有气节的艺人。
且不说张寿老的艺术多么的精湛，他对自己的徒弟要求也是非常的严格，正因为对自己徒弟要求的非常严格，所以，他的弟子都很出名。
那么张寿老是怎么给他的弟子起艺名的呢？张寿老按照家里的排序，弟子一律按照“立”字排。因为张老先生早年比较迷信，有位算命先生给他算过卦，说他五行缺木，于是呢，张老先生就把自己的儿子、徒弟的名字里全部加上了木字儿，咱们可以对照一下：儿子张立林、张立椿，徒弟：常立桐（常宝堃）。
从一九二五年开始，张寿臣专事逗哏，与陶湘如搭伴，立足于天津，艺术生涯走向兴旺时期。在此期间，改编了大量的传统节目，对《文章会》、《倭瓜镖》、《大相面》、《八扇屏》、《对对子》、《全德报》、 《老老年》、《训徒》等都做了大幅度的增删工作。另外，创作了讽刺卖国贼的《揣骨相》，揭露官府黑暗的《哏政部》及《洋钱伤寒》、《五百出戏名》、《三节会》、《百家姓》、《窝头论》、《地理图》等新节目，取得了较高成就，形成了稳而不瘟、谐而不俗的艺术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