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虽身处南洋，但一直心系中国，积极支持中国国内的革命活动。他结识了孙中山，在1910年加入同盟会并积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后，陈嘉庚担任福建“保安会”会长，筹款支援福建，稳定了当地局势。
陈嘉庚对于文化事业，也是积极支持。他支援了范长江、夏衍等人主办的“国际新闻社”和《华商报》等，还汇款支持邹韬奋复办《大众生活》周刊。
1928年中国济南惨案发生后，南洋华侨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声援运动，陈嘉庚担任“山东惨祸筹赈会”主席，积极筹款救济难民，还发起抵制日货运动。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在新加坡成立，陈嘉庚被推选为主席。他自己带头捐款，还组织各类活动。近1939年一年，南洋华侨就向祖国汇款3.6亿多元，从卢沟桥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的4年半期间，共计捐款约15亿元，极大地支援了中国国内的抗日力量。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后，我国对外交通濒于瘫痪。新修建的滇缅公路成为最主要的军运大动脉。不但需要大批军运汽车，而且急需大批熟练的司机和汽车修理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南进出口物资运输总经理处商请陈嘉庚先生在南洋代招募司机和修理工（通称“南侨机工”或“华侨机工”）。陈嘉庚领导的南侨总会遂于1939年2月迅速发出《征募汽车修机、驶机人员回国服务》的第六号通告。陈嘉庚一方面号召华侨捐款捐物，购买大量汽车和军需物品，另一方面还亲自到南洋各埠演说动员，广大华侨青年热烈响应、纷纷报名参加。白清泉等在新加坡首先报名，当即批准30名；廖国雄、赖玉光等在巴株、巴峇带头报名，当即批准50名。同年2月18日，首批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成员80名在新加坡集中出发，南侨总会举行盛大欢送会。陈嘉庚勉励大家：“你们是代表千万华侨回国服务的，一定要坚持到底”。新加坡报纸出版欢送专刊，把首批回国机工赞颂为“八十先锋队”。
陈嘉庚坚持抗日到底，针对汪精卫等人的妥协方案，在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上提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的著名提案。电文提案经5次删改，原意被歪曲，锋芒被砍掉，尽管如此，仍产生日益广泛的影响，振奋了全国人民和广大海外侨胞的人心，对于当时重庆的主战派亦起着很大的鼓舞作用。
（按：上述“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是盛传的十一字之提案，和事实有出入。提案原文不止11字，而是三条、100多字。汪精卫一伙删去其第二、三条提案，对第一条则几经修改，想模糊提案的针对性，删改为“公务员不得谈和平案”。后经大会成员激烈讨论，认为9个字的修改案含糊不清，不伦不类，形同儿戏，表示反对。最终定下的则是19个字，即“在日寇未退出我国土之前，公务员不得言和案”，成为国民参政会正式文献记录在案，在1938年11月2日重庆《中央日报》上公诸于众。由于这是陈嘉庚提出的震动中外的坚决反对汉奸国贼、妥协分子投降卖国的著名提案，因此特摘录原文如下：
议长、秘书（长）公鉴：
东电悉。庚因事未能赴会，甚歉。
兹有提案二宗，乞代征求参政员足数同意并提请公决。
一、日寇未退出我国土之前，凡公务员对任何人谈和平条件，概以汉奸国贼论。
二、大中学校、在抗战期间，禁放暑假。
三、长衣马褂限期废除，以振我民族雄武精神。
陈嘉庚 叩首（1938年10月26日）
1940年3月，陈嘉庚率领南侨总会组织的“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慰劳抗日前线的将士与后方的军民，这是他人生中的一大转折。从1927年到1940年回重庆之前，他是坚决的“拥蒋派”，称“蒋委员长乃中国国内外四万万七千万同胞共同拥戴之唯一领袖”，“蒋委员长的意志，即中国全国国民的意志”。抗战义捐款项悉数汇交国民政府行政院。访问重庆与延安之后，他了解了中国抗战的真相，分清了是非，思想认识产生了飞跃，断定“共产党必胜，国民党必败”。
陈嘉庚访问延安是他政治生活的一个里程碑。他说，这次来延安慰问不容易，国民党造谣言破坏共产党的名声，处处设障碍阻挠我们到延安。蒋介石捧他、拉拢他，并干扰他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接触。陈嘉庚为了弄清国共摩擦的真相，劝说国共两党团结抗战，于1940年5月31日抵达延安。他原定在延安停留三天，恰巧因随行的李铁民车祸住院，这样陈嘉庚在延安多住了四天， 6月8日清晨，离开延安东行，前往山西战区慰问考察。
“陈嘉庚当时访问延安是需要一定的胆略的。当时延安临近前方，经常受到空袭。延安城已被日机炸平，新建的窖洞也有被炸塌的，空袭警报的枪声不时破空而起。就在陈嘉庚先生访问延安之前的4、5月份，王震将军刚率领三五九旅粉碎了日寇对晋西北河防的六路进攻，山西全境的八路军配合晋西北战场，大破日军，歼敌5万余名。在陕甘宁边区，保卫延安的战备大演习刚刚结束，留延安的200多名华侨青年，也在各自的学校、机关参加了演习，随时准备行军打仗。”
在访问延安期间，陈嘉庚先生参加了四次群众性集会，同毛泽东、朱德和其他党政领导人多次会晤，深入交谈；参观了中国女子大学、抗日军政大学、延安市容和安塞钢铁厂、印刷厂；与财政、公安、司法负责人谈话；广泛接触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的校友；并同延安各界人士和归国华侨青年进行了多次接触和座谈；出席延安各界的欢迎会和欢送会。
与毛泽东会面时，毛泽东曾对陈嘉庚描绘未来的国家：一没贪官污吏；二没土豪劣绅；三没赌博；四没娼妓；五没小老婆；六没叫化子；七没结党营私之徒；八没萎靡不振之气；九没人吃摩擦饭；十没人发国难财。
陈嘉庚这次访问延安，经过实地考察，亲眼看到边区军民一致，官兵一致，认为这是“克敌制胜之本”。反观国民党“大后方”官员腐败，坐待外援，民众疾苦无人过问，军事节节失利。对比之下，感到中国共产党深知民心侨心，国民党无视民心侨心。陈嘉庚说，这次访问延安最感满意的是，真正看到中共坚持国共团结、坚持抗战到底，立场坚定，态度诚恳；对边区各界艰苦奋斗的精神尤为感动。通过这次访问坚定了他对抗战胜利的信心。他心中的“疑团”也解开了，破坏抗战、投降卖国、贪污腐败、祸国殃民的是国民党，真正抗日救国、维护团结统一、廉洁奉公的是中国共产党，断定“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后，陈嘉庚反对美国援助蒋介石，以南侨总会主席名义致电美国总统和国会表示抗议。并且抵制蒋介石召开的国民大会，指出蒋介石“一夫独裁，遂不惜媚外卖国以巩固地位，消灭异己，较之石敬瑭、秦桧、吴三桂、汪精卫诸贼，有过而无不及。”1947年，又组织“新加坡华侨各界促进祖国和平民主联合会”（简称“民联社”），积极声援民主党派关于制止内战的斗争。
1949年5月，陈嘉庚应毛泽东的邀请，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当年9月，以华侨首席代表身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此后，陈嘉庚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
1961年8月12日，陈嘉庚病逝于北京，享年87岁。后安葬于福建集美鳌园。
陈嘉庚不仅是伟大的爱国者、著名的实业家，而且也是一位毕生热诚为国兴学育才的教育家。陈嘉庚事业达致顶峰时，不过拥资一、二千万元左右，在当时的华人企业家中，比他富有的人为数不少，但为国家和民族兴学育才始终如一地慷慨输捐而自己一生过着非常俭朴的生活的，唯有陈嘉庚。正因为如此，黄炎培先生曾说：“发了财的人，而肯全拿出来的，只有陈先生。”陈嘉庚倾资兴学重点，一是集美学校，二是厦门大学，三是新加坡华侨学校。即立志兴办集美学校，从小学到中学及各类专业院校，学校规模之大，师生人数之多为全国之冠。与此同时，陈嘉庚在新加坡又先后积极资助与创办六所华侨华文学校，开创了华侨在海外办学新风。1919年，陈嘉庚公司进一步发展，企业资产总值约达400万元左右，便雄心勃勃地回国筹办全国第一家侨办大学--厦门大学。为做表率，他带头认捐400万银元。其认捐数额正好与其当时全部资产总值相当。陈嘉庚在爱国兴学方面用钱气魄之大，目光之远，举世罕见。
陈嘉庚说：“民智不开，民心不齐，启迪民智，有助于革命，有助于救国，其理甚明。教育是千秋万代的事业，是提高国民文化水平的根本措施，不管什么时候都需要。”本着上述办学目的和动机，他不惜倾资办学。
陈嘉庚不仅是一个教育事业家，而且不愧为一个教育家。在长期办学的实践中，形成了他的教育思想：第一、他提倡女子教育，反对重男轻女。大力倡办女子学校，让女子能上学，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开了风气之先，是难能可贵的；第二、强调优待贫寒子弟，奖励师范生。他反对办学分贫富，尽力帮助贫寒子弟上学。同时，他非常注意师范生的培养，严格选择和物色师资人才，对于好的加以奖励；第三、讲究教学质量，注意全面发展。陈嘉庚从办学开始，就一直注意“德、智、体三育并重”，强调全面发展；第四、主张“没有好教师，就没有好学校”，强调要确立教师在学校的主导地位，他认为要办好学校，关键在于领导和教师，“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要提高教学质量，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选教师”，因此，他十分重视选择校长和教师；第五、为了振兴实业，培养生产技术人才，倡办职业技术教育；第六、要求普及教育，并订下同安“十年普及教育计划”，设立同安教育会和教育推广部。他为教育事业奋斗了一生。
陈嘉庚致富后首先想到的是兴学报国。他说：“国家之富强，全在于国民，国民之发展，全在于教育，教育是立国之本。”早在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他就捐献2000银元，在家乡创办惕斋学塾。民国3年3月创办集美高初两等小学校，此后又相继创办女子小学、师范、中学、幼稚园、水产、商科、农林、国学专科、幼稚师范等，并逐步发展，在校内建起电灯厂、医院、科学馆、图书馆、大型体育场。在昔日偏僻的渔村里建设起举世闻名的集美学村。陈嘉庚兴学的动机和爱国情怀，可以从如下他在1918年“致集美学校诸生书”中得到反映：
“教育不振则实业不兴，国民之生计日绌，……言念及此，良可悲已。吾国今处列强肘腋之下，成败存亡千钧一发，自非急起力追难逃天演之淘汰。鄙人所以奔走海外，茹苦含辛数十年，身家性命之利害得失，举不足撄吾念虑，独于兴学一事，不惜牺牲金钱竭殚心力而为之，唯日孜孜无敢逸豫者，正为此耳。诸生青年志学，大都爱国男儿，尚其慎体鄙人兴学之意，志同道合，声应气求，上以谋国家之福利，下以造桑梓之庥祯，懿欤休哉，有厚望焉。”（按：“致集美学校诸生书”，录自《陈嘉庚先生纪念册》）
1913年，陈嘉庚在家乡泉州府同安县集美创办小学，以后陆续办起师范、中学、水产、航海、商业、农林等校共十所；另设幼稚园、医院、图书馆、科学馆、教育推广部，统称“集美学校”；此外，资助闽省各地中小学70余所，并提供办学方面的指导。1923年孙中山大元帅大本营批准“承认集美为中国永久和平学村”，“集美学村”之名就是由此而来。规模这样宏大，体系这样完整的“学校”，全国还找不到第二个。
1921年陈嘉庚认捐开办费100万元，常年费分12年付款共300万元，创办了厦门大学，有文、理、法、商、教育，五院17个系，这是唯一一所华侨创办的大学，也是全国唯一独资创办的大学。厦门大学于1921年4月6日开学，陈嘉庚独力维持了16年。后来世界经济不景气严重打击华侨企业，陈嘉庚面对艰难境遇，态度仍很坚定地说：“宁可变卖大厦，也要支持厦大”。他把自己三座大厦卖了，作为维持厦大的经费。
陈嘉庚倾资兴学，他希望有志之士，闻风继起，振我中华，故虽企业收盘，仍多方筹措校费，艰苦支撑，百折不挠，估计他一生用于办学的款项，约达美金一亿元以上。在他的倡导下，许多华侨纷纷捐资兴学，蔚然成风，影响极为深远。
陈嘉庚为集美和厦门大学兴建数十座雄伟的高楼大厦，自己的住宅却是一所简朴的二层楼，既小且暗，办事不便，但他十分怡然。他的生活艰苦朴素，自奉菲薄。床、写字台、沙发、蚊帐等都是古老的。外衣、裤子、鞋子、袜子全都打补丁。他家有数百万财产，晚年却为自己规定低的伙食标准即每天五角钱，经常吃番薯粥、花生米、豆干、腐乳加上一条鱼。他身体力行的座右铭是：“应该用的钱，千万百万也不要吝惜，不应该用的钱，一分也不要浪费。”
尽管陈嘉庚曾是南洋成功的华人大实业家之一，但他的个人生活却始终十分简朴。他的个人自传中写到，“我之个人家庭，年不过数千元，逐月薪水足以抵过。在集美建一住宅，不上一万元，他无所有。”但是他极具公益心，尤其对于兴办教育，非常热心。早在1913年，他就在家乡创办小学，1918年又创办师范学校，并设立中学，附设男女小学和幼儿园。随着他的企业的兴旺发展，他又继续在集美开办水产航海学校，商业学校，农林学校，幼儿师范等，同时也设立了科学馆（现集美大学工程技术学院），图书馆和医院等，使集美成为了系统完整的学村。
在新加坡，陈嘉庚对于当地华侨子女的教育也非常热心，1919年创办了规模宏大的“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是当时南洋地区华侨的最高学府。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他又创办水产航海学校，南侨师范和南侨女中等学校。当时有教会请陈嘉庚捐款10万元创办一所大学，陈嘉庚慨然答应，但提出要以兼设中文课程为条件。
在承担集美、厦大两校庞大开支的同时，陈嘉庚还于民国10年联络新加坡华侨，组织同安教育会，支持同安县创办40多所小学。民国13年，陈嘉庚把同安教育会改为集美学校教育推广部，至民国24年，先后补助本省20个县市的73所中小学，补助总额达193227银元，全部由陈嘉庚承担。在侨居地，陈嘉庚竭力倡办华文学校，曾任新加坡道南学校总理。民国4年在新加坡捐资创办崇福女校，民国8年又捐资3万元创建南洋华侨中学，后来又捐40多万元作为该校基金。民国36年3月，创办南洋女子中学。
陈嘉庚，原名陈甲庚，1874年10月21日出生于福建省泉州府同安县集美社（现属厦门市集美区）。
1910年，陈嘉庚加入中国革命同盟会，被推举为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协理及道南学堂总理， 向闽侨募捐五万多元建筑校舍。
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福建光复，陈嘉庚被推为福建保安捐款委员会会长，筹款二十多万元支援福建财政，另筹五万元接济孙中山先生。
1912年 ，陈嘉庚携眷回国，筹办集美学校。
1917年，陈嘉庚购进三千七百五十吨轮船一艘，名为“谦泰号”。因两年来营业顺利，派胞弟敬贤回国创办集美中学和集美师范学校。
1918年，集美师范和中学正式开学。陈嘉庚发起筹办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
1919年，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正式开学。陈嘉庚回国筹办厦门大学，组织同安县教育会，对各乡小学给予常年补助。
1920年，集美学校增设女子师范和商科，陈嘉庚创办集美水产航海学校。
1923年，陈嘉庚当选新加坡怡和轩俱乐部总理，在新加坡创办《南洋商报》。
1925年，创业有成，资产达一千二百万元，是陈嘉庚一生中登峰造极，得利及资产最巨之时。
1926年，陈嘉庚扩建南洋华侨中学校舍，创办集美农林学校。开始面临逆境，胶价暴跌，营业亏损甚巨，被迫将厦大和集美两校校舍建筑工程局部停工，但经费仍竭力维持。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陈嘉庚发起组织新加坡筹赈会，被推担任主席，捐募新加坡币一千万元，支援祖国抗日战争。
1938年，陈嘉庚被选为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致电汪精卫反对其主张同日本和谈。
1940年，陈嘉庚组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并率团返国到重庆、延安等地视察慰问。
1941年，陈嘉庚被推为南侨总会第二届主席。组织南洋闽侨总会。创办南洋华侨师范学校。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领导组织新加坡华侨抗敌总会。
1942年，新加坡沦陷，避居爪哇三年，陈嘉庚写成《南侨回忆录》和《住屋与卫生》。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重返新加坡。11月18日，重庆各界召开“陈嘉庚安全庆祝大会”，毛泽东主席特送条幅，题“华侨旗帜 民族光辉”八个大字。
1946年，陈嘉庚创办新加坡《南侨日报》。
1947年，陈嘉庚召开新加坡华侨大会，反对荷兰殖民军屠杀印尼巨港华侨暴行，议决准备对荷兰实行经济制裁。为集美各校开拓经费来源，陈嘉庚在香港创办集友银行，实行以行养校，是史无前例的创举。
1949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首途回国。9月在北京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陈嘉庚被选为常务委员。10月1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
1950年，陈嘉庚回国定居故乡集美村，亲自主持集美、厦大两校校舍的修建。
1954年9月，陈嘉庚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1959年，陈嘉庚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创立厦门华侨博物院。
1961年，陈嘉庚在北京逝世，遗体移集美鳌园安葬。
陈嘉庚17岁（1891年）时渡洋前往新加坡谋生，起初主要在他父亲经营的顺安米店服务，共做了13年。陈杞柏晚年实业失败，陈嘉庚接手衰败的家业后，于1904年创建菠萝罐头厂，号称“新利川黄梨厂”；承接了一个也经营菠萝罐头厂的日新公司；自营谦益米店。是年，陈嘉庚之弟敬贤来新加坡习商，管理谦益米店财务，主理新利川菠萝厂业务。1905年，陈嘉庚创办“日春黄梨厂”（兼制冰）。1906年，陈嘉庚入股恒美熟米厂，在福山园套种树胶。经过兄弟二人同心努力，自1905年起三年间各年分别获利（实利）5万多元、4万多元、13万元。
新加坡当时的法律有规定“父债子免还”，但以信誉为重的陈嘉庚虽然经济拮据，却宣布“立志不计久暂，力能做到者，决代还清以免遗憾也”。面对家道中落，陈嘉庚艰苦奋斗了4年时间，终于有些盈利，他便不顾亲友反对，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找到债主，到1907年为止，连本带利还清了父亲所欠的债务。此事成为新加坡华人商业史上一大佳话。当然，当时也曾有人说他“傻”，但他说：“中国人取信于世界，决不能把脸丢在外国人面前！我们中国人一向言必信，行必果。”陈嘉庚“一诺万金”的信誉迅速传遍了东南亚。此后，人们十分相信陈嘉庚的商业道德和信誉，都愿意与他做生意。可以说，陈嘉庚之所以能在家业衰败后艰苦创业10年左右成为百万富翁，与他“一诺万金”的诚信商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910年春，陈嘉庚在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启迪下，同一批有志之士脱离清廷关系，在中国同盟会盟书上发誓签名：“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有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有渝此，任人处罚。”从此，他遵照孙中山的革命宗旨，唤醒侨胞，支持民主革命和振兴中华的一系列活动。
当橡胶第一次从巴西移植到马来西亚，陈嘉庚即用2000元购了种子，播种在菠萝园中，进而大面积种植，到1925年，他已拥有橡胶园1.5万英亩，成为华侨中最大橡胶垦殖者之一。之后他开办橡胶制品厂，生产橡胶鞋、轮胎和日用品。鼎盛时期（1925年）营业范围远及五大洲，雇佣职工达3万余人，资产达1200万元（新币，约值黄金百万两）。
陈嘉庚首创橡胶制品大规模生产，促进了侨居地民族工业的发展；他开辟了橡胶制品和其他制品直接输出的国际市场，在华侨中第一个打破英国垄断资本的垄断局面；他还培养了成千上万的企业家和技术人才。
1937年10月，陈嘉庚发起成立“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任主席，得到了大力支持和广泛响应。
1938年10月，在著名闽侨菲律宾的李清泉（他致函陈嘉庚，称南洋华侨应该在香港或新加坡，组一筹赈总机关，领导募）印尼的庄西言（他亦致函陈嘉庚，嘱托他在新加坡组南侨总会，所言目的与李清泉同）倡导和劝说下，又经国民政府行政院（庄西言致函陈嘉庚后，致电行政院建议陈嘉庚领导南侨组织筹赈总机关）致电要求，陈嘉庚出面联络南洋各地华侨代表在新加坡开会，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陈嘉庚被推举为正主席（李清泉、庄西言为副主席）。他带头捐款购债献物，精心筹划组织，使南侨总会在短短三年多的时间内便为祖国筹得约合4亿余元国币的款项。此外，他组织各地筹赈会为前方将士捐献寒衣、药品、卡车等物资，以及在新加坡和重庆投资设立制药厂、直接供应药品等。
1939年，陈嘉庚应国内之请代为招募3200余位华侨机工（汽车司机及修理工）回国服务，在新开辟的滇缅公路上抢运中国抗战急需的战略物资。
1940年，陈嘉庚组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团历访重庆、延安等地。他据实发表关于延安观感的演讲，盛赞陕甘宁边区的新气象。通过对国共两党辖区的访问，陈嘉庚认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1949年，陈嘉庚应电邀，回国出席全国政协，参加开国大典。陈嘉庚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当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嘉庚生前叮嘱“把集美学校办下去，把300万元存款捐献给国家”，并一再呼吁祖国统一，弥留之际还对台湾的回归深表关切，体现了一个爱国者的赤诚之心。国家还为此设立了陈嘉庚科学奖。
1961年8月12日陈嘉庚先生在京病逝。早在1918年，陈嘉庚先生早已决定，逝后不将财产遗留给儿孙。“陈嘉庚先生治丧委员会”由周恩来总理担任主任委员，丧仪极为隆重。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亲自执绋，廖承志在追悼会上致词。陈毅在吊唁的时候激动地说：“陈嘉庚先生是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作为华侨领袖来说，他是一个杰出的爱国主义者，追随革命，善始善终，值得后人学习。”8月15日首都各界举行公祭，公祭结束后，灵柩南运，专车经过的许多城市，当地党政部门和归国华侨都到车站献花圈致祭，最后在集美鳌园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陈嘉庚先生在鳌园中长眠于世。
陈嘉庚先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他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国界，不仅中国内地人尊敬他，而且华侨和海外华裔也尊敬他。他的精神在海内外都将永放光芒。
* 公——永无止境的奉献
* 忠——永不动摇的爱国
* 毅——永不言败的坚强
* 诚——永不毁诺的铮铮傲骨
对于轻金钱，重义务，诚信果毅，疾恶好善，爱乡爱国诸点，尤所服膺向往，而自愧未能达其一，深愿与国人共勉之也。
——陈嘉庚1946年《南侨回忆录弁言》
做人最要紧的是诚实与正义，要明是非，要为社会做事。再多的钱可以花光，但诚实、正义却永远受人尊敬……有的人，伤天害理的事敢做，乌七八糟的钱敢挣，这样的富翁受人唾骂，遗臭万年。
——陈嘉庚归国后对身边工作人员的教诲
畏惧失败，才是可耻。
——陈嘉庚教育文集
非常事业要达成功，亦应受非常之辛苦，若乏相当之毅力，稍不如意，便生厌心，安能成事哉？！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陈嘉庚办学最艰难时期致集美学校校长陈村牧的信
“爱国始于爱乡”
“祖宗的土地，尺寸不得让人，反之则为国贼也”
“救国之目的，无非求领土之完整、主权之恢复”
“凡真诚爱国者，视全国当如人一身，拔一毛而知痛”
——摘自陈嘉庚：《南侨回忆录》
在集美穿街走巷，我们不时能看到一些以“诚”命名的庭院或店铺，如诚园、谦诚书屋等等，还有不少商家打出“诚实经营”、“诚信是金”等标语。
“君子必诚其意”，嘉庚先生无论经商还是做其他事，历来铁骨铮铮，永不毁诺。1918年，先生和胞弟陈敬贤亲自将“诚毅”二字定为集美学校的校训；如今，集美的不少商铺都在讲求诚信，集美的学堂也在讲授诚信，陈嘉庚先生一生崇尚的诚信美德，正在集美薪火相传、发扬光大。
先生回国定居后，也常常教诲身旁的人要诚实守信。采访中，嘉庚先生生前秘书张其华先生对两件小事印象深刻。一件发生在1958年，当时集美各校要筹办农场，但校区土地有限，学校有人建议，把几年前赠给农业厅的天马农场的大片土地收回一部分。张其华认为有道理，便请示先生，结果受到先生的严厉批评。先生说，已经赠送给别人的东西又要讨回，出尔反尔，是不诚实之举，并责怪张其华没有当场批评学校的这种错误主张，还要照搬来提什么建议。
另一件事则发生在同样长期追随在嘉庚先生身边的总务主任叶祖彬身上。1956年10月，星马工商贸易考察团里的一些乡亲回到集美，嘉庚先生请他们第二天早上到家里一起吃地瓜稀饭，并叮嘱叶祖彬多做一些饭。结果叶祖彬忘了通知，让客人们饿了肚子。尽管事情不大，嘉庚先生却认为，叶祖彬在这件事上对他失了信，同时也让他失信于客人，因此，要求叶祖彬写出检讨，并给予停薪一个月的处罚。展现了他奖罚分明的性格。
陈嘉庚先生被毛泽东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爱国老人。他的事迹全球传扬，他的精神历久弥新。陈嘉庚先生一生爱国、一生创业、一生兴学，他的实践和精神形成了独特而又丰富的嘉庚精神，其核心是爱国主义。“君子必诚其意”、“士不可不弘毅”……九十多年前，陈嘉庚从中华文化的精髓中提炼出“诚毅”二字作为他所创办的集美学村各校的共同校训。诚者，诚以待人；毅者，毅以处事。嘉庚先生要求师生做到“诚信果毅”，他说“我希望于你们的，只是要你们依照着‘诚毅’的校训，努力地读书，好好地做人，好好地替国家民族做事。”“诚毅”校训有着巨大的凝聚力，成为一代又一代集美师生的座右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