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方国青铜文明—虎踞南国
3200年前的江西人创造的青铜王国，江西人生产和贸易造就中国南方辉煌的青铜文明—虎方国青铜文明，江西清江县吴城和江西新干大洋洲青铜文明。江西九江荞麦岭青铜冶炼遗址则将中国青铜冶炼史前推至夏代。
江西万年县仙人洞遗址发现了目前世界上所知的最早的稻谷遗迹，证明早在一万多年前江西人已经开始生产稻米。
江西，唐代时期称江南西道，江南西道为唐代经济中心；宋代江南西路，江南西路为宋代的经济文化中心；元代江西行省，江西行省为元代经济中心；江西为明代经济文化中心。
江西无论经济、书院均位居全国各道(路、省)之首，江西经济、文化的繁荣又进一步助推江右商帮的持久扩张和发展壮大，奠定江右商帮称雄中华工商业900多年的经济、文化、市场基础，成为中国第一商帮。
江西开发历史悠久。江西万年县仙人洞遗址发现了目前世界上所知的最早的稻谷遗迹，证明早在一万多年前江西已有稻作农业出现。
夏商周时期，工矿业、铸造、陶瓷、纺织等工业也在江西兴起，如江西新干大洋洲青铜出土、鹰潭角山窑址、瑞昌铜岭古铜矿遗址等。
春秋战国时期，农业继续发展，纺织业也取得成就，如江西贵溪出土了苎麻布和印花织物等纺织品。
秦汉时期，制瓷业进一步发展，造船业进一步发展，如汉武帝时期在江西南昌建造了大型战舰浔阳楼船。
魏晋南北朝时期，江西工农业进一步发展，东晋在京城之外有三大粮仓，其中两大粮仓在江西，即豫章仓和钓矶仓，这两仓均是“大贮备之处”。唐德宗贞元时，长安饥荒，就是从江南西道运稻米十五万石，经襄阳以至长安。制瓷和造船业等工业继续发展，青瓷烧制逐步在江西普及，造船由于战争需要进一步增多。
五代时期茶树、果木、纤维植物等经济作物在江西广泛种植，当时在洪州（州治在今南昌）、饶州（州治在今鄱阳）、江州（州治在今九江）、吉州（州治在今吉安）、袁州（州治在今宜春）、虔州（州治在今赣州）、筠州（州治在今高安）等地都有植茶的记载，其中洪州、袁州、吉州、虔州的茶均有名茶或好茶，而饶州地区产茶最多，产地亦最广，饶州又以浮梁茶最负盛名。自唐代历吴、南唐，至宋初，政府每年从江南东、西路议购茶叶1000余万斤，其中大都出自江西，唐德宗在位时始征茶税，全国每年征收茶税四十万贯，江西浮梁一地每年出茶七百万驮，税十五余万贯，占全国的八分之三。东晋人范宁在《精隐记》中记述说：“潇湘有橘乡，洞庭有橘里，彭泽有橘市。”可以看出当时江西的柑橘成了交易的商品，有专门的橘市。
江西种植的纤维作物主要有三种：桑、苎麻和葛。江西麻葛资源丰富，为麻织、葛布生产提供了条件。从《元和郡县图志》、《新唐书·地理志》的记载看，江西各州出产的麻、葛、苎织物有苎布、白苎布、葛布、细葛布、麻布等类。说明在江西各州，麻葛种植是非常普遍的。到南唐时，江西的丝织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技术亦有提高。如上饶、临川一带出现了一种新产品，号曰“醒骨纱”，“用纯丝蕉骨相兼捻织，夏月衣之，清凉适体”。南唐政府于昇元三年（939年）出台鼓励农桑的政策：“民三年艺桑及三千本者，赐帛五十匹。”这种政策的推行，使江西桑树的种植更为广泛。而桑、麻、葛等纤维作物的广泛种植为江西纺织业的发展准备了条件。
唐代江西的制瓷业、矿冶业、造船业等工业发展，
瓷窑几乎遍布江西全境，瓷器业遂成为这个时期江西最大的工业行业之一，其中尤以吉州窑、洪州窑最为著名。
在矿冶业方面，江西矿产资源丰富，唐代全国矿冶之处，“凡银、铜、铁、锡之冶，一百六十八”，主要分布于陕、宣、润、饶、衢、信六州之地，其中江西占有两州（饶州、信州），为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中饶州是当时全国最大的银产地，饶州乐平县银山，元和时每年产银10余万两，收税7000两，约占当时全国收银税总数12000两的58%。南唐昇元年间（937-943年）所置的信州铅山铜场，发展最快，全宋初出铜无算，“常十余万人采凿，无赖不逞之徒，萃于渊薮。官所市铜钱数千余万斤，大有余羡，而铜山所出益多”，以致铜价降低。可见江西矿冶业规模之大，分布之广。矿冶业成为江西工业中的另一大支柱。
江西盛产优良材料，为造船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贞观十八年（644年）七月，唐太宗李世民命阎立德等“诣洪、饶、江三州，造船四百艘以载军粮”。至五代时江西造船业仍很兴盛，如南唐洪州节度使朱令赟率战舰数百艘与宋军作战，其“大舰容千人，朱令赟所乘舰尤大，拥甲士、建大将旗鼓”，其高“数十重”。民间造船业兴盛，唐代著名诗人王勃在《滕王阁序》中所描述的“舸舰弥津，青雀黄龙之舳”、“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尽现江西舟船之盛，此时江西的洪州（今南昌）、饶州（今鄱阳）、江州（今九江）成为中国造船中心。
唐开元四年（716年），张九龄开凿了大庾岭路，使赣江-大庾岭路发挥了南下两广商业通道的优势，促进了江西商业发展。
宋代时期，江西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农业、工业、商业经济全面繁荣。尤其是商业经济，在农业、工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商业贸易遍及各个乡村市镇，出现了不少草市、城镇；商业贸易种类从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到劳动力的买卖；商业贸易出现个体、联合经营等形式。
宋代江西工业经济在农业经济发展的前提大繁荣，尤其在制瓷业、矿业、纺织、木材、造纸、制茶。
制瓷业是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是中国瓷业生产发展的又一高峰阶段，江西制瓷业的发展体现在以瓷都景德镇为首的一批瓷窑走上历史舞台，尽显宋代瓷业的艺术高峰。瓷器的烧法与制作、色釉的创作与仿制、瓷雕与彩绘等技术在宋代有大的飞跃，瓷器因而成为宋代对外贸易的一大商品。宋代江西的瓷窑主要分布在饶州浮梁景德镇、吉州庐陵永和、饶州乐平、抚州南丰、赣州宁都及江州等地。宋代单景德镇瓷窑就达300多座。
采制茶叶，是江西农业生产中的重要项目。江西各地几乎没有不产茶的州县，据《宋史·食货志》所载，淮南、两浙、荆湖、福建产茶州军共为三十七州六军，江南为十州五军，占第一。江南的十州五军中属于江西省范围的是江、饶、信、洪、抚、筠、袁七州及临江、建昌、南康三军，共为十处，占三分之二。据《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九之二》记载，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诸路各州产茶数，江西共463万余斤，约占总数1781万余斤的26%，雄居全国第一。产茶额超过百万斤的共有七个州，其中以隆兴府（洪州）最多，为281万余斤。
矿冶业是宋代社会重要的工业之一，江西采矿和冶铸生产鼎盛，各地开采的矿产种类丰富，具体表现为：鄱阳、德兴、浮梁、贵溪、南康和抚州等地的金矿，南丰、德兴、饶州、铅山、弋阳、贵溪、赣县区、于都、瑞金和大庾等地的银矿，铅山、德兴、弋阳、大庾、南康、瑞金和吉安等地的铜矿，赣州、余干、鄱阳、德兴、乐平、铅山、弋阳、玉山、贵溪、分宜、安福、万安、吉水、吉安、泰和、永新、新建、进贤、上犹、德安和德化等地的铁矿，宁都、会昌、南康、大庾、上犹和南康等地的锡矿，铅山、大庾和宁都等地的铅矿，等等
信州铅山场产铜较稳定，与韶州岑水场、潭州永兴场号称“三大场”，铅山场铜产量高，且在技术革新中，首先采用胆水浸铜法，“铅山兴利，首九鸟儋功”。从此，“招集坑户就貌平官山凿坑了淋铜，官中为置炉烹炼，每一斤铜支钱二百五十”。“故常募集十余万人，昼夜采凿得铜铅数千万斤，置四监鼓铸，一岁得钱百余万贯。”经过长期实践，江西德兴人张潜“博通方伎，得变铁为铜之法”，其子张甲在总结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写成了《浸铜要略》一书。这是有关冶炼技术的最早记载之一。
北宋铅山场产铅28.5万余斤，比乾道初年的11.5万余斤增加两倍有余。而乾道的产量占当年总额19.1万余斤的60%以上。德兴铜场有铜泉32处，每年产铜5万余斤。铅山铜场北宋初每年产铜达38万斤，安福连岭场71.4万斤，庐陵黄岗场10.6万余斤，铅山场14.7万余斤，弋阳县12万斤，广信区12万斤。铜铁的高产量使得铜铁钱造铸业也很发达。北宋元丰时，饶州永平监岁铸61.5万贯，江州广宁监铸34万贯，两者共铸95.5万贯，占全国506万贯的18.9%。
铜器铸造在江西也十分广泛、繁荣。时人记载说：“临川、隆兴、桂林铜工尤多于他郡。”其他如信州、吉州、虔州、丰城等地的铜器铸造业也很兴盛。金银器的制作也很多。
另外，高安、萍乡、丰城、玉山等地还有煤矿，煤炭业也有一定的发展。史载“石炭——或云信州玉山亦有之，人畏穿凿之扰，故不敢言也”。“丰城、萍乡二县皆产石炭于山间，掘土黑色可燃，有火而无焰，作硫磺气，既销则成白灰”。至今江西萍乡的煤在江南还十分出名。
宋代江西纺织工业的发展在丝织、麻织方面表现明显。由麻织成的布在各地都有产出，如江州的葛布、洪州的葛布、袁州的白苎布与葛布、抚州的葛布、吉州的葛布与白苎布、赣州的白苎布、南安军的苎布等。
宋代抚州布商陈泰作为包买商的状况，每年年初，其向崇仁、乐安、金溪以及吉州属县的织户发放生产性贷款，作为其织布本钱；到夏秋之间去这些地方讨索麻布，以供贩卖。由于生意越做越大，各地有“驵主”、“甲首”作为代理人，为陈泰放钱敛布。抚州民陈泰，以贩布起家，每岁辄出捐本钱，贷崇仁、乐安、金溪诸绩户，达于吉之属邑，各有驵主其事。至六月，自往敛索，率暮秋乃归，如是久矣。
江西造船业中国之冠—占据宋代半壁江山
江西盛产木材，造船业成为江西重要的工业之一。同时，赣江、鄱阳湖等极为通达的水运，推动了造船业的兴隆。宋代江西的造船业主要集中在洪、吉、虔三州。由于漕运的需要，宋在洪、吉、虔、江等州设置造船场，北宋宋真宗时期各地造船的数量共计2634艘，江西单吉、虔两州就达1130艘，约占总数的43%，居全国第一位。南宋时，洪、吉、虔三州造船场三州造船数达千艘以上。其他如抚州、江州也有造船工场。
江西是中国东西南北交通中心枢纽，繁忙的航运、丰富的森林资源、繁荣的工农商业，加上境内的主要河流汇入鄱阳湖并注入长江，共同决定了江西的航运在对外沟通上有着中心枢纽作用，从而带动了造船业的发展，以赣江沿岸的造船业尤为兴旺。
当时，宋代拥有全球最庞大的帆船舰队和商船队，频繁远航至日本、朝鲜、印度、东南亚及西亚、东非等地区。蔚蓝的海面上常年行驶着浩浩荡荡的中国远洋船队。
当时中外商人所乘用的海船很多都是“宋朝制造”，“中国船”具有运载量大、稳定性强、安全可靠、航速较快等特点，
南宋乾道五年（1169年），宜黄民莫寅“造大舰成，以大钱邀善术者视之”。另外崇宁年间抚州各地民间还举行竞渡游乐活动。可见造船业的发展不但促使了相船术及竞渡的产生与发展，而且也大大地促进了江西的水上运输业及经济的快速发展。
江西造船业在宋代极度繁荣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拥有先进的技术。
当时，江西造船、修船已经开始使用船坞了，并首先运用了滑道下水的方法。相较于其他地方造船场所造的船只，“江西制造”的船体更巍峨高大，结构更坚固合理，行船工具更趋于完善，装修更为华美，特别是开始使用指南针进行导航，开辟了全球航海史的新时代，推动宋代经济、商业、对外贸易达到中国古代的最顶峰。
南宋淳熙六年（公元1179年），马定远主持在江西制造了100艘马船，均配备了可以拆卸的轮桨，平时可作渡船使用，遇上战事又可“摇身一变”成为战船。由此可以看出，那时的造船技术已经很发达。
根据《江西通史》记载：宋船头小，尖底呈“V”字形，便于破浪前进；身扁宽，体高大，吃水深，受到横向狂风袭击仍很稳定；结构坚固，船体有密封隔舱，加强了安全性；底板和舷侧板分别采用两重或三重大板结构；船上多樯多帆，便于利用多面风；大船上均设有小船，遇紧急情况可用于救生、抢险；每只船上都有大小两个锚及探水设备……这些特点非常适合于远洋航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航海事业的发展。
宋代江西造纸业发达，其造纸材料除传统的麻、桑、藤、楮、苔、麦秸、稻秆外，增加了竹子。江西吉州、抚州、信州等地造纸业发达，临川滑薄纸、抚州茶杉纸和牛舌纸、清江藤纸、江州布水纸、南康军布水纸、袁州纸、饶州纸、吉州竹纸、等都成为贡品而闻名天下。
江西自唐宋以来，科举教育发达，加上地理因素影响，天然砚石资源丰富，从而促进了本地区制砚工艺的发展。宋代时期，江西的制砚工艺已经很成熟，雕刻纹饰与砚石巧妙结合，使不少文人雅士垂青于此，其中尤其以星子县金星砚、玉山县怀玉砚和修水县贡砚最为著名，被誉为“江西三大名砚”。
就种类来说，江西酒主要可划分为黄酒和烧酒两大类，其中黄酒以粳米、糯米等谷物为原料，经过蒸煮、糖化和发酵而成；烧酒主要以稻谷、高粱和麦子等为原料蒸馏而成。
宋代江西造酒多为私酿，各地都有自己的特色酒。如洪州、饶州、吉州、袁州等，其中袁州的酒还成为地方贡品。洪州的双泉、金波等酒在北宋时期名声也很大。
两宋时期，江西是中国文化中心，江西教育事业发达，科举鼎盛，书院居全国各路之首。诸如抚州南城盱江书院、贵溪象山书院、庐山白鹿洞书院、铅山鹅湖书院、吉安白鹭洲书院、南昌东湖书院与宗镰书院、瑞州西涧书院、兴国安湖书院等，都在两宋时先后建立，为江右培养大批人才。据不完全统计，《宋史》上有传的江西籍人达二百二十余名，分别属于五十县，并涌现出了许多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诸如李觏、王安石、陆九渊、周必大、王钦若、晏殊、欧阳修、曾巩、洪适、文天祥、黄庭坚等。江西科举的兴盛、文化的发达，也带动了刻书业的兴旺，两宋时期成为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江西为宋代刻书中心。”江西刻书因精且富而闻名于世，刻书中心主要分布在抚州、南康、宜春、萍乡、饶州、吉州等地。
另外，江西纸张充足，也有利于印刷业的发展，在抚州、饶州、吉州等地都有一批刀法熟练的刻字工人，使江西成为宋代印刷业的中心。
江右商帮是中国开拓力、实力、渗透力最强、分布最广的中国第一商帮。一批批江右商移民向全国扩张，他们向人烟稀少的地区迁徙，向商业欠发达省份迁徙，其中两湖、两广、云贵川的江西移民最多，如云南省就有近一半是江西移民，另外还有一些迁居海外的。江西移民中绝大多数都是经商，浩浩荡荡的江右商人迅速流向全国各地，占领全国广阔的市场，使江右商帮不断扩张，成行成市。中国大多数市镇流传着“无江西人不成市场”、“无江西人不成码头”之语。
分布于全国各地的江右商帮，对原有的社会经济秩序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冲击，激发并促进了全国广大地区工商业的发展。
中国东西南北交通中心枢纽—通江达海
唐代以来形成了以鄱阳湖为中心的放射性网状交通。从鄱阳湖入各大河流及其重要支流可到江西境内各州；由其河流与周边的关口隘道联系可进入江西周边的各个地区，其中江州-鄱阳湖-赣江-大庾岭贯穿江西南北，是最重要的交通线。从鄱阳湖-长江上中下游干支流-大运河，江右商深入全国各市镇的经商大通道。
唐代以来，江西形成了以鄱阳湖为中枢的水陆交通网。江西水路交通以鄱阳湖为中枢，以赣江、抚河、信江、修河、饶河及这些河流的支流为脉络，将整个江西连为一体。陆路，尤其是与周边地区借助平行山脉间的孔道的陆路交通，与水路一道，构成江西完整的水陆交通网。
以鄱阳湖为中心，从鄱阳湖溯赣江而上可到吉州，再到虔州，而从赣江入其支流袁水可到袁州（今宜春）；入支流锦江可到筠州（今高安）；入抚河可到抚州；入信江沿江而上可到信州（今上饶）；入饶河可到饶州（今鄱阳）及其重镇浮梁。唐末五代江西腹地与周边地区的交通由水运和陆运连接而成，从江西的运输中心——鄱阳湖到各周边地区均有便利的交通线。
1、赣江-鄱阳湖-长江上游干支流，全省江右商进入两湖、云贵川的商业大通道
2、赣江、鄱阳湖-长江-大运河，全省江右商深入安徽、江苏、浙江、山东、河北的商业通道
3、长江-江州-鄱阳湖-赣江-大庾岭线。唐代以来，从鄱阳湖向南至洪州（今南昌），再由此溯赣江而上，翻越大庾岭可到达广东，即是赣江-大庾岭交通线路；向北经江州（今九江）、襄州（今湖北襄阳）直达中原。江州-鄱阳湖-赣江-大庾岭线是纵贯江西的主要交通干线，也是江西最重要的商路，亦是古代中国重要的道路之一。这条道路连接岭南与淮南及中原地区，对这些地方的经济交流起了重要作用。此路也带动了江西的商业发展，使洪州成为了当时东南的一大都会。
从鄱阳湖出江州（今九江）可进入长江。江州是鄱阳湖区的物资集散地和江西北部的咽喉，其“路通五岭，北导长江，远行岷江”。由江州出江西沿长江而上到荆南、湖南和川蜀一带；沿江而下能到淮南即安徽和江苏南部地区，是当时江西最重要的两条交通干线之一。
4、鄱阳湖-饶河-阊江-徽州线。从鄱阳湖入饶河，到饶州（今上饶）浮梁，再由阊江可入安徽歙州祁门，是唐代以来江西进入安徽的重要交通道路。江西与安徽另一条水路是婺水。婺水从北向南流经婺源，注入鄱阳湖，也是沟通江西和安徽的要道。
5、鄱阳湖-信江-玉山-浙江线。从鄱阳湖到信江，过玉山，是江西进入浙江的重要道路。这条线路是唐代全国三大交通线路之一——长安到东南交通线的一段。
6、汀州-虔州-郴州线。汀州-虔州-郴州线是这时期横跨赣南的一条交通线，也是江西东通福建汀州、西至湖南郴州的一条道路。它与赣江-大庾岭路共同促使虔州（今赣州）成为赣南交通枢纽。两条交通线的存在使赣南成为“四省咽喉，而粤则南赣肩背，郴、衡其左腋也，汀、漳其右臂也”
7、洪州-赣江-袁水-宜春-湖南线。这一时期，江西到湖南亦有交通线：一是虔州到湖南郴州；二是出江州经长江到湖南岳阳；三是自洪州出袁州（今宜春）到潭州（今长沙）。人们从洪州出发，溯赣江而上入其支流袁水，逆袁水西到袁州，再由袁州出江西进入湖南的潭州，“取袁州至潭州，总一千二百里”〔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06，因此袁州成为“湖湘之孔道”，并作为枢纽促进了湖南与江西的经济交流。
粮食、木材、餐饮业、茶业、矿业、瓷业、盐业、金银首饰业、铜铁铸造业、钱庄业、典当业、银行业、水果业、鱼业、蓝靛、油料业、苎麻业、毛竹业、漆业、布业、烟草业、酒业、制糖业、纸业、笔业、砚业、书业、百货业、船业、运输业等行业是江右商帮广泛经营的行业。
江西农业开发历史悠久，江西万年县仙人洞遗址发现了目前世界上所知的最早的稻谷遗迹，证明早在一万多年前江西人已经开始生产稻米。
魏晋南北朝时期，江西进一步发展，东晋在京城之外有三大粮仓，其中两大粮仓在江西，即豫章仓和钓矶仓，这两仓均是“大贮备之处”〔唐〕魏征。
唐代“庐陵户余二万，有地三百余里，骈山贯江，扼岭之冲……土沃多稼，散粒荆、扬。”稻米能运销荆、扬等州，足见当地产量之多。吉州庐陵有一大米商龙昌裔“有米数千斛粜，既而米价稍贱”其售米行为直接影响庐陵市场的米价，成为威慑一方的大贾。米商往往于丰收之际收购粮食，“积米以待踊贵”，从而影响当地的粮价；或者将粮食运往缺粮之地以获取利益。“江西诸郡，昔号富饶，庐陵小邦，尤称沃衍。一千里之壤地，粳稻连云；四十万之输，将舳蔽水。朝廷倚为根本，民物赖以繁昌。”（宋代）“惟本朝东南岁遭米六百万石，以此知本朝取米于东南者为多。然以今日计，诸路共六百万石，而江西居三之一，则江西所出为尤多。”（宋）
清代江右粮商粮食外销路径主要包括以下几条：
一是由长江而下至江浙地区，湖广、江西地方，粮米素丰，江南、浙江，咸赖此二省之米”，南京“皆湖广、江西上游米粟所汇聚”
二是由长江出口，经江南转运，由海道运至福建，“江、湖二省，从内地至闽，必由长江而江南换海舶，方可出口海运
三是顺章水南运到大庾岭，然后挑运到广东南雄；四是由赣州溯贡水到会昌绮门岭、周田坡，然后转运到潮州
五是由九江向北沿昌江运往安徽，所谓“徽州府属山多田少，所出米谷，即丰年亦仅供数月民食，全赖江西、浙江等处贩运接济”。
大量粮食经商人之手源源不断地输往江南，不只作口粮，也有相当多的数量用于酿酒。如嘉庆时，然苏州无论丰歉，江（西）、（湖）广、安徽之客米来售者，岁不下数百万石。良由槽坊酤于市，士庶酿于家。本地所产，耗于酒者大半故也。
唐代茶树、果木、纤维植物等经济作物也得到广泛种植。当时在洪州（州治在今南昌）、饶州（州治在今鄱阳）、江州（州治在今九江）、吉州（州治在今吉安）、袁州（州治在今宜春）、虔州（州治在今赣州）、筠州（州治在今高安）等地都有植茶，其中洪州、袁州、吉州、虔州的茶均有名茶或好茶，而饶州地区产茶最多，产地亦最广，饶州又以浮梁茶最负盛名。自唐代历吴、南唐，至宋初，政府每年从江南东、西路议购茶叶1000余万斤，其中大都出自江西，唐德宗在位时始征茶税，全国每年征收茶税四十万贯，江西仅浮梁一地每年出茶七百万驮，税十五余万贯，占全国的八分之三。唐代以来，江西形成江右茶商集团，江西鄱阳县安仁里细民吕用之的父亲吕璜“以货茗为业，来往于淮、浙间”，吕璜是当时专门将淮南地区（包括江西）的茶叶长途贩运至荆南进行贸易的富商大贾。唐代江西产茶地区很多，是唐代茶叶生产中心，饶州、吉州、信州、洪州都是当时重要茶叶产地，其中洪州西山白露茶等是茶中精品。唐代江西茶叶不仅质量好、产地广，而且数量惊人，其间尤以饶州浮梁县为最。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诸路各州产茶数，江西地区共463万余斤，约占总数1781万余斤的26%，居第一。产茶额超过百万斤的共有七个州，其中以隆兴府（洪州）最多，为281万余斤。
江右商帮的足迹也遍布福建、两广。明代学者王世懋发现福建建阳、邵武、长汀等地居民的口音与江西口音相似，一经询问，原来这里有大量江西商人的活动与入籍。以盛产武夷茶著称的建宁府为例，茶农茶商几乎都是江西人，每年早春二月，总有数十万江西人来到这里，筐盈于山，担接于道。
江西山地森林资源丰富，因而木材商人也较多。唐代各地高山之上有“木客”专门砍伐木材与人进行交易，他们“斫杉枋，聚于高峻之上，与人交市以木易人刀斧”〔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08，吉州也有木材商活动，如商人徐彦威在信州购买木材，再贩卖到苏州、淮南一带，往返一趟，能“获钱数十万”。赣州年销1600万方木材，江右木材商在赣州木材上年获利就达数百万两白银，
江西矿产资源丰富，唐宋是中国全国矿冶中心。
江右商人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主要表现为两种方式，一是直接投资于矿冶业，从事铜、铁等的冶炼和经营；二是收买农户或手工业者的原料或半成品，自行设场加工，生产商品。
明宪宗十七年（1481年），刑部因江西商人携带绢布、火药等物品涌入四川少数民族地区买卖铜铁、聚众开矿，疏请申禁，“江西人不许往四川地方交结夷人”。《皇明条法事类纂》卷29，《江西人不许往四川地方交结夷人讦告私债例》。
西南三省是矿产资源极为丰富的地区。在这里，常常聚集江右商开山觅矿。特别是清初罢官矿听民开采之后，西南矿业得到长足的发展。康熙末年，四川“一碗水地方聚集万余人开矿，川西的昭觉县，“当乾嘉时，矿厂甚王（旺），汉人居于斯土者成千万计。滇、黔是当时全国矿业最发达的地区。贵州“银铜黑白铅厂，上下游十有余处。每厂约聚万人、数千人不等”。在云南，“滇省矿厂甚多，各处聚集砂丁人等不下数十万，每省流寓之人闻风来至。
丰富的矿产资源，吸引着江有厚积资本，开矿觅利。特别是滇省铜矿，江右商人更视为利数。江、川、湖江右商帮大商巨贾。每开一厂，率费银十万、二十万两不等。明清西南矿业的发达，与江西商人的积极投资经营是分不开的。
江右商人在西南的采矿业中，表现出商业资本与产业资本相结合的经营方式。江西商人往往集行商和矿主身份于一身，开矿、贩运贸易两不误。云南永顺东南的卡瓦地区（今云南凤庆、永胜东南），打槽开矿及走厂贸易者，不下二三万人”。其中主要是江西人。“其平常出入，莫不带有货物，故厂民与商贾无异。”
江西、云南、贵州、四川、湖南、湖北一带的冶金采矿业，皆操于江右商之手，可见江右商人投资矿业已成风气。如金溪县商人陈文楷曾经商于四川，后进入云南，“开场冶铁于桐梓、綦江间。获得丰厚的利润；又如新城县（今黎川县）饶大俊，经商于福建，于沙县设场开矿冶铁等等。江西本省铁矿主要位于兴国、长宁（今井冈山市）、上犹三县，本地商人多投资开采，江西长宁籍江右商人严永盛和钟常丰各自经营冶铁工场四座；嘉庆十七年（1812年），长宁商人赖赵兴也曾经营铁冶工场等等。
江西萍乡籍江右商文廷式创办康泰福煤号，买机器开采安源煤矿，兼营炼焦运输。后与汉阳钢铁厂、大冶铁矿合组成汉冶萍公司。
盐是唐代江右商经营的重要商品，不少人以从事食盐贩运而致富。唐代诗人白居易曾作《盐商妇》诗，”盐商妇，多金帛，不事农桑与蚕绩。南北东西不失家，风水为乡船作宅。本是扬州小家女，嫁得西江大商客。绿鬟富去金钗多，皓腕肥来银钏窄。前呼苍头后叱婢，问尔因何得如此？婿作盐商十五年，不属州县属天子。每年盐利入官时，少入官家多入私。“《盐商妇》对暴发的江右盐商及盐商妇作了描写，从诗中可以看出，江右商因从事食盐贩运，获得高额利润。
宋代江西主要以食淮盐为主，但地处江西中南部的吉州、虔州的民众因临近闽粤地区，许多江右商私贩闽粤盐，出现了众多江右盐商，“二州民多盗贩广南盐以射利，每岁秋冬，往往数十百为群，持甲兵旗鼓，往来虔、汀、漳、潮、梅、循、惠、广八州之地。”十百为群，与巡捕吏卒相斗格。”（宋）“江岭之交，最多盐贼，起而为大害者，往往有之矣。此本良民，但为衣食，与商贾何异哉。〔宋〕李觏：《李觏集》
动以万计，皆是虔州诸县平时搬贩私盐之人（宋）赣、广间，常以岁杪贩盐，空聚落往返，号“盐子”〔宋〕
阎大翁者，居鄱阳，以贩盐致富，家资巨亿。夫妇皆好布施，诸寺观无不沾其惠。〔宋〕
信州盐商范信之说，奉佛喜舍，日课诵观世音名万遍。每入市，逢人携飞禽走兽及生鱼鳖虾蛤，必买而放之……或一日费钱二三万。〔宋〕
江西、两湖、西南、两广的盐商大部分是江右商人，西南井盐、两广海盐为江右盐商垄断、扬州苏北盐场、中国北部长芦盐场也活跃大量江右盐商。
江西抚州市临川县温圳镇杨溪李家村就出了李诞辰、李宜民两个大盐商。
李诞辰经商，后成为为两江盐督。李诞辰便一跃成为两江之地最大的盐商。海盐流出去，银子流进来，生意越做越大，称银子的秤砣要两个人才抬得起来……。
抚州府所辖的东乡县，民众经营广泛，“其无籍之民，不役纸厂，则贩私盐”，牵车者遍走通都大邑，远逾黔滇不惮焉”。
李宜民，（1704-1798）江西临川温镇圳杨溪李家村人，清代两广大盐商，居住在广西桂林。享有“临川李氏”盛名。李宜民一支笔一把伞独闯桂林，在广西一带经营盐业达数十年，是雍、乾时期广西巨富。李宜民垄断广西盐业，成广西最大盐商，其财富积累也迅速膨胀。不二十年，致富数百万两，后成广西首富。临川李氏一支，自李宜民起，在桂林世代繁衍，终致成为“富比王侯，园林半城”的鼎盛望族。
江右临川籍盐商李宜民初因经商不利，往广西桂林，佣书自给，积有余资。后往云南太平土司一带从事贩运活动。李宜民是一位颇具胆略心计的知识型商人。
雍正年间，大府议两广盐法，裁商鬻归官，所在置粜运。有司以宜民诚悫练达，令其勾当……既而桂林、柳州、浔州、太平、镇安诸属盐禀悉任之。乾隆戊寅（1758年），大府复议罢官销，集商运，无敢应者。粤商率其众请于大府曰：“非宜民不可。”宜民乃规画公利，岁发巨舶百余艘，濒海出滩峡，水风宴如，运日济。大府寻议加引，诸商畏缩，皆谢去。（宜民）遂独任焉。而鹾务日见起色，家益日饶。这段材料一方面向我们提供了清代地方官府对盐业的干预及对盐商多方敲剥的情况，一方面又展示了李宜民由一般商人继而转变为盐商的发家史。从时间上推算，李宜民督理两广盐务前后长达数十年之久。后其侄李秉裁亦赴粤，宜民令其“督悟州盐埠，刷弊杜私，深赖其力”。江西丰城县籍江右商盛朝澜则因在广东经营盐业致富，捐资议叙广东盐课司提举。这里，李宜民和盛朝澜分别代表着江右盐商两条不同途径：一为官府笼络，一为自行捐纳。
查日乾（1667-1741），祖籍江西临川，天津大盐商，芦盐巨富。在天津东门里建宅水西庄,是清中期天津文化史上十分著名的一座古典园林，查日乾长于持筹，业盐致富，家遂中兴，蔚然成为津门豪富。在天津东门里建宅水西庄,是清中期天津文化史上十分著名的一座古典园林，也是当时全国三大著名私家园林之一。曹雪芹曾寄居于此，成为《红楼梦》大观园的重要原形。
廖可亭，江西临川人，扬州大盐商，淮盐巨富。廖可亭在扬州当今遗存各类房屋约有150余间，建筑面积约3300余平米。
华联辉（1833—1885），祖籍江西临川。华联辉主要经营盐业，开设“永隆裕”盐号，是贵州最大的盐商。同治一年，在茅台最先开设“成义烧房”，成为茅台酒的创始人。华氏家族，兴盐业、建酒房，创办“文通书局”等文教产业，华家捐银赈济，捐资助学，助饱以及被当时的政府和军队索要和借用的款项合计超过二三百万两。华氏家族累积财富、投资文教，惠及桑梓、创立品牌、振兴实业、以济民生。
江西安庐陵县籍江右商周扶九—勤奋拼搏、勇于开拓成中国首富。
周扶九(1831--1920)名鹃鹏，字泽鹏，号凌云，江西吉安庐陵县（吉安县）高塘乡人,近代中国扬州最大盐商、近代中国金融家、上海滩地皮大王、上海滩黄金巨子、近代中国实业家，其资产达5000万两白银，是中华民国初期的中国首富，周扶九的商业版图终生不断扩大。
江西的货币历史文化源远流长，西汉就有铜钱的铸制流通，唐宋代江西铸钱最盛，设置的铸钱监院最多，是唐宋铸钱中心。江西信用机构产生也较早，在唐宋时期就有典当店铺经营抵押信用活动，清代又有钱庄银号的兴起。
江右商的金融网络：江右商典当、钱庄、银行遍及江西、两湖、西南、两广、江南、江淮、中原、西北
中国钱庄的产生可追溯到1200多年前的唐中叶，中唐时期便有了兼营银钱的组织，称谓“柜坊”，开初由商铺兼营，后来便由专门机构经营了。
北宋时期就出现了“钱铺”，明末清初，其业务有了扩充。以后逐渐与从银铺发展而成的银号并驾齐驱。到19世纪70年代，钱庄发行的庄票，是很受欢迎的信用工具。钱庄能遵守信用，到期如数支付。
乾隆年间，江西丰城白马寨村杨学修的典当行和钱庄遍及两湖两广，计有典当行、钱庄40多家，古代钱庄、近代票号、银行不是垄断行业，江右商完成资本积累大量进入金融业。
南昌：奉靖江右商是以奉新、靖安两县而得名，包括王德舆的源源长钱庄、张树斋的德昌祥钱庄、陈筱梅乾大信、德大信两个钱庄等12家钱庄；吉安帮、南昌帮则分别以吉安府、南昌府而得名，其中吉安帮9家钱庄，南昌帮数量最多，达30家。此外还有抚州帮4家钱庄。裕丰钱庄、松盛信钱庄、万和厚钱庄、义昌仁钱庄、裕通钱庄等，吉安帮经营范围也较广，他们团结紧密颇能互助，擅长经营，除在本省主要城市设有分庄或联号外，在省外如湖南长沙、常德、衡阳、湘潭，湖北汉口、荆州及上海等地均有分庄。
景德镇钱庄：钱庄最盛时期，全镇区有35家钱庄，大多是江右商经营。
武汉：清末南昌怡生厚钱庄、汉口怡和兴钱庄、怡和利钱庄、怡生和钱庄是江西庐陵籍江右黄兰生兄弟所开设，黄兰生兄弟资产200万两白银，三怡钱庄在清末汉口的钱业占有及其重要的地位，其不仅吸纳了巨额的士绅存款，而且武汉三镇在当时举足轻重，官员的官款、公款或私款都存在三怡钱庄。汉口三怡钱庄因此吸纳了武汉三镇大量的钱款。1908年，怡和兴，怡和利、怡生和三家钱庄由于亏欠铁厂巨款，以致周转不灵，连带影响南昌怡生厚钱庄。该钱庄宣布倒闭，不过谁也没料到，这家钱庄的倒闭给汉口政、商两界造成巨震。
长沙：春茂钱庄、谦和钱庄、裕顺长、万裕隆名四大钱庄的资本占了长沙市数十家钱庄资金的50%以上，除裕顺长”的大股东为湘潭人外，其他3家都是江西人开设的，长沙市里最有名的金融街，街上钱庄和批发商行的老板,大多是江右商。
西南：江西抚州籍江右商汤子敬同生福钱庄、源远长钱庄、正大昌钱庄、德大永钱庄、正大永钱庄、永美厚银行（长江中下游城市武汉、沙市、上海等七家分行）、四川商业银行、川康殖业银行。
周扶九(1831--1920)名鹃鹏，字泽鹏，号凌云，江西吉安庐陵县（吉安县）高塘乡人,近代中国扬州最大盐商、近代中国金融家、上海滩地皮大王、上海滩黄金巨子、近代中国实业家，其资产达5000万两白银，是中华民国初期的富可敌国的中国首富，周扶九的商业版图终生不断扩大。
周扶九发家后不仅继续做盐票生意，同时将积累起来的资本在长沙、常德等地开设钱庄。不到20年时间，武汉、长沙、常德、扬州、镇江、徐州、南昌、九江、赣州、吉安、上海、南京、芜湖、湘潭等地都有他的钱庄。
黄文植(1879—1939)名贤彬，江西南昌市南昌县人，近代武汉商业巨子、近代中国爱国实业家和金融家。13岁时由族兄携至湖北武穴镇曹裕隆钱庄学徒，因勤奋经营，被提为经理。
1912年，邀集同乡好友筹集资金开设义成钱庄。资金积累增加，合资开办同慎钱庄和聚昌钱庄。他在武汉先后开德成银号和大孚银行，并任大孚银行董事长。
1920年以后，黄文植将经营商业的重心由武穴镇转移到汉口。黄文植负责经销湖北、江西两省的精盐业务。后又与久大精盐公司合组大同盐号，业务扩展。1927年宁汉分裂，湖北全省食盐供应极为紧张，而大同盐号却拥有大量食盐，一年中获利100多万银元，九江经销处获利20多万银元。随着经济实力增强，他在武汉先后开德成银号和大孚银行，并任大孚银行董事长。1936年九江久兴纺织公司获利216万余银元。商战屡屡获胜，声誉与日俱增，公推为汉口总商会会长。
江西靖安县籍江右商陈筱民国元年又随李纯到天津创业，在天津、上海、武汉、扬州拥有多家钱庄盐号，出任南浔铁路总董。
江西抚州南丰县籍籍江右商包竺峰在上海、南京、徐州、南昌拥有多处钱庄油行、布行、民国时期回乡建江西大旅社和包家花园，投资创办江西银行。
江右商人在西南经营典当业
典当一般以土地、房产、贵重物品或农作物作抵押，并立有相应的文契。它伴随着江右商人的活动足迹而遍布西南各地。如在云南，明成化初期该省姚安府有江西安福、浙江龙游等地客商不下三五万人，遍于城市乡村。这些商人进行了大量的借贷活动，史载：“遍处城市、乡村、屯堡安歇，生放钱债，利上生利。收债米谷，贱买贵卖。”由此可见，江右典当商势力之大，而江右典商中尤负盛名的则属抚州商人。江右典商一般兼放高利贷，他们在西南的经营活动，直到清代中后期仍盛行不衰。江西商人在湖北地区活动频繁，借贷活动较为常见：地多异省之民，而江右为最。
广东连州、高州等地也有不少关于江右商人施放子母钱的记载，江西吉水县江右商周松冈，幼年时父亲去世，母老弟幼，家力不济，于是辍学经商，独身前往湖北汉川经营商业借贷，获利丰厚并将之寄回家，支持兄弟完成学业，以及作为弟妹的婚嫁财资。
河南邓州名士李贤则对江西商人在当地放债的情况进行过描述，江右商人在当地经商者众多，他们往往在春夏新米出来之前、民众急需钱财买米之时，向当地民众进行借贷，待秋收后再予返还本息。在邓贤看来，这使得当地民众的财富大都流进了江右商人的腰包，故认为江右商人“谲而且智”。
李渡码头货船曾沿堤排开数公里
抚州商帮为江右商帮的一个分支，进贤县李渡、文港等乡镇原来属于抚州地区，同时也都是紧临抚河的地区。
李渡当年船运的货物码头，停靠的货船沿河堤排去有数公里长，各色货物上上下下。从晚清到抗战时期，李渡的商贸达到最高峰。那时李渡人开了俊记、慎孚等数家钱庄，有几家的银票还可在上海、汉口等地通用。货币流量达到了平均每天20多万银元。
“豫章诸县，尽出良材”，江西盛产优良材料，为江西造船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造船业是历代江西工业支柱之一，江西造船业为中国之冠，江西人从远古时期生产独木舟到生产巨型商船和战舰，汉武帝时期在江西南昌建造了大型战舰浔阳楼船，汉朝一次能出动2000艘楼船舰队，20万水军，舰队中配备各种战舰日行百里。贞观十八年（644年）七月，唐太宗李世民诣洪、饶、江三州，造船四百艘以载军粮”，至五代时江西造船业仍很兴盛，如南唐洪州节度使朱令赟率战舰数百艘与宋军作战，其“大舰容千人，朱令赟所乘舰尤大，拥甲士、建大将旗鼓”，其高“数十重”，江西造船业兴盛，唐代著名诗人王勃在《滕王阁序》中所描述的“舸舰弥津，青雀黄龙之舳”、“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尽现江西舟船之盛，江西的洪州（今南昌）、饶州（今鄱阳）、江州（今九江）成为中国造船中心。江西造船业为中国之冠—占据宋代半壁江山，宋真宗时期各地造船的数量共计2634艘，江西单吉、虔两州就达1130艘，约占总数的43%，居全国第一位。南宋时，洪、吉、虔三州造船场三州造船达数千艘以上，其他如抚州、江州也有造船工场。
江右商帮群体的净明文化—1500多座江西会馆和万寿宫
许真君深受历代江右人的爱戴，江西万寿宫有1600多年的历史，江右商帮一代又一代，一批又一批的经商浪潮，1500多座江西会馆和万寿宫是遍布全国和海外是江右商帮向全国不断扩张的历史轨迹之一。汉口、沙市、长沙、湘潭、常德、重庆、成都、昆明、贵阳、福州、广州、南宁、桂林、南京、苏州、杭州、上海、扬州、徐州、聊城、济南、天津、宣化、北京、邓州、信阳、商水（周口市）、开封、西安、兰州、东北等全国各市镇和海外建1500多座江西会馆和万寿宫。
万寿宫中祀许真君，许逊，江西南昌人。江右商帮的江西会馆（万寿宫）不是道士修真之地，而是江右商帮联络中心，重庆万寿宫里面经常有江右商一百多个商业团体日夜办公，晚上灯火通明。江西会馆和万寿宫具有为江右商提供融资、商业信息交流、议事调解裁决纷争、举办公益慈善事业场所。江右商人之所以敬奉许逊，一方面是寻求精神寄托，以许逊净明道规范江右商行为，树立义贾形象，使其不至于见利忘义，也是江右商讲究“贾德”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面是因为江右商人是一个乡土性很强的商业集团。
江右商在利润刺激下远涉千里客居异地，因商业竞争、文化隔膜和土客冲突，江右商相互联络，抱成一团，以众帮众。江右商帮能成为称雄中华工商业900多年中国第一商帮，江右商帮长盛并不断创造辉煌，与江右商结合成这种商帮组织的形式是分不开的。
江右商帮是中国开拓力、实力、渗透力最强、分布最广、人数超雄、操业最广的的中国第一商帮。江右商帮从地域看有府帮、县帮；从行业看有药帮、瓷帮、粮帮、木帮、盐帮及茶叶、绸布、纸张、金银首饰、钱庄、典当等各种行帮；从经营方式和人员构成来看，其中又有坐商、行商，三教九流应有尽有，地缘、亲缘和业缘环环相扣。有些府帮、县帮外出经商常常是每到一处，首先建江西会馆。既有江西全省各府商帮合建的江西会馆，而在其周围还有各府、县商帮所建的府县会馆，如抚州会馆昭武宫、南昌丰城的豫章会馆轩辕宫、临江会馆仁寿宫、庐陵会馆石阳宫等等。
唐宋元明清民国经商贸易已成为遍及江西各府、州、县的社会风气。
北宋时期，当时江西地区人口达446万，占全国总人口的1/10，位居全国各路之首。元初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江西人口达1400万，江西地区在册户、人口数分别占全国的20.2%和23.3%居全国各省之首，而江西地窄人稠，故民多经商。
江西人仅从明初到明末近1000万江西人（净流出）移居湖广（两湖），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东进福建，北上皖南，南下广东。这些散布在全国各地的江右商人，或久居一方，或往来于江西与各地之间，形成了人数众多的江右商帮。江右商帮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出现了专职的行业经营者，其中既包括经营江西发达的工农业产品，如瓷业、茶业、布业、纸业、药业、木材业、米业等等，也包括外地特产或其他商品的经营，如对食盐、西南矿业等的经营。这些专职的行业经营者，或者世代传承，或者进行资本运营，为江右商帮的发展鼎盛作出了贡献。
中国流通领域内的大宗商品如粮食、食盐等必然成为江右商人经营的重要内容，而且举凡江西的一切工农业产品，如茶叶、瓷器、纸张、苎麻、夏布、蓝靛、烟草、油料、木竹、药材，以及笔管、书丝、石炭、烧酒、柑橘、甘蔗等，只要有微利可图，皆可成为江右商人负贩经销的物品，并以逐渐扩张。尤其以江西、两湖、云贵川、福建、两广流通领域的商品绝大部分掌握江右商帮手中，为江右商帮源源不断创造巨大的利润。江右商在河南、江浙等地也很活跃，当地市场上的许多货物都来自江西或出自江右商之手。江右商帮的活动江右商帮给全国广大市镇带来工商业勃勃生机，对历代江西社会经济和全国经济格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明宣德十年（1435年），河南南阳知县李桓圭上书明廷，说该地有许多江西商人，放贷生息，累起词讼，要求申明禁约。天顺、成化时的大学士李贤，也说他家乡邓州四方商人云集，“西江（即江西）来者尤众”〔明〕陈全之：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年），河南布政使年富甚至要求政府尽驱在当地的江西移民，尤其是江西商人。
河间府的瓷商、漆商，宣化、登州等地的书商、巾帽商等，也“皆自江西来”
陕南山区，历来是流民汇集之处，清陕西按察使严如煜说这里的土著居民不到十分之一二，其余的皆来自江西（江右商）、湖广（江右商为主）、广东、安徽、江西，而江西流民则多从事工商业活动。
极边如辽东、甘肃、西藏乃至境外异域，江右商人也携货往返，乃至娶妻生子、至死不归。如玉山县商人张良舒，长年在辽阳经商，积资甚富。同乡商人多在此有外室，并有人将佳丽介绍给良舒。可见当地江右商人不在少数。南丰县商人夏某曾多次出入西藏，往返贸易，最后病死于藏东旅次，竟然被他儿子打听到下落，扶柩而归可见这条商道也是江右商人的熟路。
王士性在万历时曾派人巡视缅甸，使者行程近万里，历时两个月，回报说只要有居民点，其头目往往就是江西抚州人，这些“抚人”又多为经商至此而定居的：视云南全省，抚人居什之五六，初犹以为商贩止城市也。既而察之，土府、土州，凡僰猡不能自致于有司者，乡村间征输里役，无非抚人为之矣。然犹以为内地也。及遣人抚缅，取其途经酋长姓名回，自永昌以至缅莽，地经万里、行阅两月，虽异域怪族，但有一聚落，其酋长头目无非抚人为之矣。〔明〕王士性
南昌有布肆，号“一文钱”。闻其创始之主至贫，惟余钱一文。乃以购面粉，拾破纸、鸡毛于市，范土为儿童所玩之鸡狗等售之。久之，积钱渐多，乃渐作小本经纪，勤苦贮蓄。遂设布肆，以资财雄于会城矣。〔清〕徐珂：《清稗类钞》，第5册《农商类·商贾》。从中可以看出，店主原来仅余一文钱，但是通过在乡市间从事小贩小卖，勤俭致富，然后才在省城建立布肆店，走上较大经营之路，从中也能反映江右商的经商能力。
江右商在千年的商贸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创造了巨大财富，也形成了不少的流芳百世、令人景仰的人格精神。江右商那种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和合共赢的协作精神，以义制利的儒商精神、潜心学艺的钻研精神、童叟无欺的和谐精神、勇于排难的战争精神、稳扎稳打的务实精神、胸怀大志的进取精神。这都是江右贤才爱国之心、爱乡之情的综合反映，不仅饮誉乡里，而且传颂海内，教育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后人，在推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江右商历史文化源远流长，江右商创造中华最活跃的创业文化。瓷都、药都、铜都、锡都等地名，记载的是江右商帮创造的工商业文明，江右商帮称雄中华工商业900多年也反映了江右商人的创业精神和显著业绩。一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家的数量多少，素质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创业水平和经济竞争力。应该说，现在的江西人和过去的江西人没有太大的变化，当年江右商所有的特点，现在的江西人仍然具备。现代的江右商人，有着比先辈们更开放的思想、更先进的理念、更开阔的眼界、更丰富的知识，更无畏的气概，而江右商先辈们勤劳、诚信、务实将成为溶入现代江右商人血液中的优秀基因。
黄立，祖籍江西，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高德红外是大型红外热像系统产业化研发生产基地，是中国光谷高速发展的高科技国际化光电企业，企业效益成长性在武汉高科技企业中排名第一。
2015年黄立以170亿元的个人资产，这是黄立第三次成为湖北首富。
李志林，江西鄱阳县人，佛山市简一大理石瓷砖董事长。李志林是全球陶瓷全新品类—大理石瓷砖品类的开创者，2014年简一大理石瓷砖年销售额近10亿元，增长超30%。
曾金辉，江西抚州南丰县三溪乡人，迪比科集团董事长。迪比科在抚州建设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生产基地，新上石墨烯钛酸锂动力电池、三元锂动力电池、磷酸铁锂动力电池及储能锂电池组等系列产品生产线，项目全部建成投产后，可实现年销售收入200亿元。
余惠勇，江西德兴人，百果园董事长。百果园2016年在全国有1700多家水果连锁店，年销售额近50亿元，是中国最大的果业连锁公司，百果园计划到2025年在全球开出10000家店，打造全球最大果业公司。
罗嗣国，江西奉新县人，奥其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奥其斯致力打造全球最大的LED照明“工厂超市”，规划年产6亿件（套）LED灯具产品，年产值80亿元。
100余江西抚州籍江右商抚州打造500亿元变电设备产业，100江西安义籍江右商安义县打造300亿元建材产业，100余江西樟树籍江右商樟树打造300亿元金属家具产业，1万余江西南康籍江右商南康打造1000亿元家具产业。
200余江西抚州市黄龙坑村籍江右商在全国各地创办200多家木制品企业年销售额近20亿元，100余江西抚州临川大岗镇籍江右商深圳市创办100多家印刷企业年销售额近30亿元，200江西全南县龙源坝乡籍江右商广东东莞大朗镇创办200多家羊毛衫企业年产值近100亿元，3000江西丰城荣塘镇籍江右全国各地创办10000家超市，丰客隆、粤客隆、宏佰、富佳、明珠、江豪、新天地、星佳、港湾、金丰等超市集团年销售额近200亿元，2000江西德兴籍江右商黄柏乡创造200亿元窗帘产业。
400江西鄱阳县珠湖乡江右商在全国各地创办400家金刚石刀头企业年产值50亿元，2000江西抚州乐安籍江右商全国各地水产贸易年销售额近30亿元，3000江西抚州东乡籍江右商内蒙古二连浩特市从事边境贸易年销售额近30亿元，1000余江西抚州东乡籍江右商黑龙江绥芬河市从事中俄边境贸易年销售额近30亿元，1000余江西广丰籍江右商在全国各地创办1000家红木家具和木雕企业年产值近500亿元，5000江西抚州广昌籍江右商在全国各地创办5000家物流企业打造1000亿元物流产业，6000江西进贤籍江右商全国各地创办6000家医疗器械企业年销售额超1000亿元。
杨先进，江西抚州人，东莞铭普光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东莞铭普光磁股份有限公司位于广东石排镇，2016年公司产值超20亿元。
黄帅民，江西抚州人，广东唯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唯康集团已经发展成一家集智能楼宇综合布线产品、电子信息技术产品、教育教学设备产品等研发、生产及销售为一体的大型高科技集团公司，2016年产值达20多亿元。
刘明山，江西人，新疆新发地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明山投资13亿元在新疆伊犁州建设新发地国际商贸广场项目，该项目占地500亩，总建筑面积60万平方米，新发地国际广场全部建成后，将是伊犁河谷乃至北疆最大的综合型商贸批发市场。
郭小铭，江西人，江苏威龙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董事长。江苏威龙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位于江苏直溪镇，2016年底所有项目全部建成后，可年产电动汽车6万辆，销售收入可达20亿元。
李才圣，江西万年县苏桥乡人，深圳天鹰兄弟无人机创新有限公司创始人兼总经理。深圳天鹰兄弟无人机创新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精准农业和智能农用无人机研究与开发，以及无人机飞防、播种、喷洒固态肥料和农业数据采集与传输的创新航空科技有限公司。天鹰兄弟集团先后在江西、安徽、新疆、河南、贵阳、黑龙江、云南、四川、韩国等地建立控股子公司。2016年9月深圳天鹰兄弟无人机创新有限公司在江西万年县投资5亿元建设包括年产1万架无人机生产基地、1万平方米的展示厅、无人机5S服务体验中心、无人机驾驶培训学院、办公楼及无人机作业示范基地。
江西赣商联合总会蓬勃发展，现有团体会员单位40个，其中省级江西商会29个，国外(境外)江西商会5个，计划单列市江西商会2个，省内设区市赣商联合会4个。据不完全统计，全国赣商组织共有会员企业4万多家，包括科瑞集团、毅德国际、正邦集团、用友软件、煌上煌集团、方大集团等一大批有实力的赣商企业，在境内外上市赣商企业60多家。在商会的倡议和引导下，前后共有30多万赣商回乡创业。2016年，赣商回乡投资总额多达1500亿元，占全省利用非公经济省外资金总量的40%左右，赣商已经成为推动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