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迦牟尼（Śākyamuni）不是其本名，是后人对他的尊称，意义是“释迦族圣者”。“释迦”是他所属部落的名字，有“能”、“勇”之意；“牟尼”是当时对出家修行成就者的称谓，译作“文”、“寂静”等，是圣者之德，“释迦牟尼”汉译又作“能仁寂默”。一般也称为“释尊”或“佛陀”。
乔达摩（Gotama；Gautama）又译“瞿昙”，义为“纯淑”、“地最胜”。 传统上认为这是他的族姓；也有认为是其母族姓，其姨母是拘利族瞿昙姓之女，此外舍利子、满慈子、迦旃延子等都以母之姓来称呼，说明当时有名字包含母亲姓名的习俗。佛的堂弟提婆达多也曾自称和佛都是“母族成就”； 季羡林认为“乔达摩”不是姓氏，而是古印度贵族依照习惯从婆罗门氏族借用来的。
悉达多（Siddhāttha；Siddhārtha）又作“悉达”、“悉陀”、“悉多頞他”等，义译有“财吉”、“成利”、“一切义成”等。一般认为这是释迦牟尼在俗家时的本名；也有认为是后人的假托。《佛所行赞》说，其父净饭王发愿“一切达成，国富力强”，因此给他取了这个名字。
佛陀时代，印度北部有十六国，基本上都是君主制。此外还有若干独立或半独立的小国，释迦族统治的迦毗罗卫就是其中之一。它臣属于憍萨罗国，位于今天尼泊尔境内，接近印度边界。释迦族从事以稻作为主的农业。当时释迦族的政治体制，有学者认为是贵族共和制，即由少数统治者协商进行统治；另有学者认为释迦族实行的是专制的少数寡头政治。
释迦牟尼的父亲净饭王是释迦族的首长之一；母亲是摩耶夫人，她欲返回故乡天臂城待产，在蓝毗尼园产下佛陀。相对晚期的佛典编者对此添加戏剧性描写：摩耶夫人怀孕前梦见白象入胎；她在蓝毗尼园的无忧树下，是站着生下佛陀的； 阿含经更说佛是从摩耶右胁生出的；相士阿私陀听闻太子出生，进宫预言太子将会成佛，而他等不到这一天，所以悲喜交加。
摩耶夫人在他诞生七天后去世，他由净饭王的续妃波阇波提抚育 （大乘佛教传此人是佛的姨母； 另说由乳母抚养）。七岁开始接受学业培养，包括吠陀和五明学艺，以及兵法和武术等。十六岁娶天臂城主之女耶输陀罗为妃（另说有三夫人），生有一子名罗睺罗。在一部早期经典中，他自述青年时期生活奢侈，极尽声色娱乐，有暖、凉、雨三时宫殿轮换居住。 这是当时贵族阶层无论武士或商人习以为常的奢侈情况。但他因深深困扰于生死问题而出家。
国族形势的影响：在当时十六国争霸的时代，释迦族的迦毗罗卫国（东方刹帝利）臣属于憍萨罗国（西方婆罗门势力），释迦族不断受到强邻的侵略威胁，地位十分脆弱。作为没落部族的王子，面对国族暗淡前景，他有意为迦毗罗卫争取思想权威的地位，从而巩固刹帝利的统治。
沙门思潮的影响：当时的印度，在重解脱的宗教风气下，对哲学和思想的追求相当普遍。出现以不同形式出家的沙门，这是婆罗门的对立面。深居于森林茂密之处进行沉思，是印度的传统。这渊源于稍早于《奥义书》的《森林书》时代，到佛陀时代已成为印度上层阶级的一种风气。
成长环境与个性：幼年丧母的他，在年少时便具有强烈的内省倾向和敏锐的感受力。传说他在随父外出农耕祭典时，独自在树下坐禅，达到初禅之境；他见虫子被农夫掘起，又被飞鸟啄食，痛感众生相残。这种对世间诸苦的深沉思考，即使在结婚生子后也没有消除。所谓“四门游观”事件：他出城分别见到老人、病人、死人，当最后看到出家沙门时便决定出家，一般认为这是释迦牟尼出家动机的象征性说法。
出家到摩揭陀国：佛陀29岁出家（或19岁、25岁）。他在某天中夜离城，行至阿那玛河畔，剃去须发并去除饰物。 然后南行至当时印度新文化中心地摩竭陀国，这里群集众多新型思想家。据载他在首都王舍城托钵时引起了频婆娑罗王的注意，国王劝他放弃出家并交给他一支军队，他拒绝了。 剃发和托钵是当时出家沙门的风尚，表示与婆罗门的对立。
禅修：他从学阿罗陀迦兰，达到“无所有处定”。阿罗陀希望他留下，但他因为不满足于此而退出； 又从学郁陀兰弗，达到更深的“非想非非想处定”，即泯“想”和“非想”的差别，住于“平等寂静”的知见，感到心似乎与“不动的真理”合一。但这仍然无法解决问题，他还是离开了。
瑜伽禅定是印度东方哲学的具体形式，到释迦时代则十分流行。这里的“无所有处定”、“非想非非想处定”，包含在原始佛教教理的“四无色定”中。佛教在禅定上安立智慧，表示只修定并无法契合真理。禅定虽是心的锻炼，但出定后又回到动摇不停的心，所以禅定自身是盲目的。
苦行：释迦牟尼苦行处是尼连禅河畔 的优娄频罗聚落。苦行流行于各时代，主张折磨不净的肉体达到解脱，受出家人普遍崇敬。佛以六年时间深入极端苦行，摧残自己的身心，竟使其他苦行者以为他将丧命。最终他认为苦行无益，因无法达到觉悟与涅槃，所以放弃。他回忆起小时候在树下的初禅体验，认为这可能有所帮助。他在尼连禅河沐浴，接受了牧女苏耶妲的乳糜之供。憍陈如等五随从因此厌弃他。这成为佛后来表达佛教立场的开端，即佛教的教义不提倡无意义的苦行。
他通过正常饮食恢复了体力，来到距苦行处不远的伽耶城，不久后开悟成为“佛陀”。此时他35岁（或31岁）。据上座部所说，成道前，当他努力调伏自心，七年来围困他的“魔”在此时“现形”。其“十魔军”有：色欲；不乐梵行；饥渴；贪爱；懒惰昏沉；恐惧；疑惑；毁损执着；获取奉承、荣誉与非正名声；贡高我慢。诸天无法战胜“魔军”，也曾有修行者投降。他以“慧”战胜“魔军”。
关于释迦牟尼觉悟的内容，《阿含经》中的说法竟有十五种之多， 较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或说由四谛而悟；或由十二因缘而悟；或四禅中得三明而悟。作为完整系统化的四谛和十二因缘，或不视为成道内观的原形；成道所悟之“法”，以及三明的内容，都是关于缘起和寂灭的学说。
佛陀开悟后享受于法乐中。他感到其学说尚不能被接受和理解，有不愿说法的心理。 据上座部说，梵天王得知佛不愿说法，感觉事态严重而下凡劝请，他保证世间将会有人能够理解佛法，佛最后同意说法。此处以婆罗门教的上帝劝请佛陀，意将佛教地位抬高到神教之上。
佛静坐约一个月（期间有二商人供养麸蜜）后开始游行。他欲寻找离开自己的五比丘。途遇诡辩外道郁婆伽问他师从何人，他表明无所师从而成道，这位异学者只说“也许吧”，摇摇头往另一条路走了。这里暗示为一条邪路，郁婆伽的反应象征有些人还不愿了解这种新的学说。
他来到位于波罗奈城郊外的鹿野苑，这里距伽耶城约210公里， 有野鹿自由活动，当时的宗教家聚集于此。他找到五比丘，他们有意表示冷淡。佛表明自己已经证悟，将示法教化。五人持续了相当长时间的质疑，但最后认可了他并听闻教导。他们在鹿野苑过着集体生活，五比丘一一领会了说法的内容，成为佛的首批弟子。释迦牟尼在鹿野苑的首次说法，被称为“初转法轮”。
这段时期说法的内容，一般认为他首先阐明“中道”， 后说“四谛”或“八正道”。对此也有很多分歧，也有人认为“八正道”或“四谛”的系统化此时并未完成。上座部和说出世部的记载都说后来佛向五比丘作了一番更深奥难懂的讲话，他将经验现象分析为“五蕴”并提出“无我”的学说。
在波罗奈城的活动：最初说法之后，释迦牟尼暂时留在鹿野苑。波罗奈城当时是水陆交通枢纽，经济贸易很活跃。该国富商俱梨迦长者之子耶舍在听闻说法后决心出家；耶舍父母和妻子也皈依佛教；耶舍的朋友们也纷纷出家，据说有54人。在波罗奈度完雨期后，佛嘱咐他们独自分头游历各地，而他自己独往摩揭陀的优娄频罗聚落。
摩揭陀国的初期教化：释迦牟尼返回优娄频罗，事火外道三迦叶及其门徒改宗佛教。皈依佛教的摩揭陀人中，不少是受到三迦叶的影响。佛成道次年到王舍城，频婆娑罗王成为护法居士并赠送竹林精舍。成道第四年，本是诡辩派的舍利弗和目犍连带领同门皈依佛教，二人指导了教团在理论上的重大完善和发展。摩诃迦叶也在此时期皈依，佛灭后他成为教团的实际统领者。憍萨罗国富商须达多，在王舍城投宿期间皈依释迦，此人对后来佛在憍萨罗国的传教起着重要作用。
访问释迦国：结束摩揭陀国的教化，佛访问释迦国（不止一次）。一般认为其独子罗睺罗和异母弟难陀（当时是订婚期）都在首次访问时出家。净饭王表明，从前佛出家他很痛苦，难陀出家也一样，现在罗睺罗又要走，他非常伤心。他要求别让父母不许之子出家，佛加入了这项新规定。佛的堂弟阿难、阿那律、提婆达多等后来均出家；宫廷理发师优波离也出家了。
释迦牟尼前期以摩揭陀国的王舍城为中心传教，较晚才涉足北方憍萨罗国的舍卫城。皈依于王舍城的须达多长者，是舍卫城的首位佛徒；由于他的活动，佛教才在舍卫城奠定了基础。他买下太子祇陀的一块地，修建祗园精舍赠送给教团，释迦牟尼后半生才得以在舍卫城传教。
佛教在舍卫城的传播，经历了敌对势力各种阻碍。本土宗教以六师外道占支配地位；从国王起，传统婆罗门教形式上仍受重用。据载，舍卫城一个祭火婆罗门见释迦牟尼正在托钵，对他破口辱骂。佛教在当时环境不被轻易接受，佛陀也遭到他们的陷害。和妓女有关的旃遮伪装怀孕事件、孙陀利被害事件，这两起婆罗门势力制造的阴谋都发生在舍卫城传教最初期。
尽管有外界种种阻碍，佛教也在舍卫城得以广弘。波斯匿王的皈依有重要作用，他看到佛受民众崇敬，自己也成为佛教的热心保护者。其他重要弟子如富楼那、须菩提、迦旃延，都是在舍卫城皈依佛教的。其中须菩提是须达多长者的外甥，其他二人则是慕名而远道来访的。
晚年的释迦牟尼颇为不顺，不幸事件接踵而来。
僧团分裂（提婆达多叛逆）：佛陀事业末期，还是碰到了严重的内部纠纷。佛的堂弟提婆达多因意见不合而造成僧团分裂，这发生在成道后30年左右。 据说提婆达多想获得僧团领导权。他在戒律上提出倾向苦行的“五法”， 佛不同意，他遂带领支持者离开僧团。提婆达多与外道六师之一的晡刺拿是亲密好友，二人的思想都否认轮回和善恶业报。在当时沙门体系内，对苦行与轮回说的立场是较重大的问题。这两方面，提婆达多都与释迦牟尼根本对立。
南北传佛典中提婆达多谋杀佛陀的种种暴行和卷入政治阴谋的记载， 被认为是佛陀派记录者的捏造和夸大。提婆达多一度在僧团享有声望，受到如来大弟子称赞， 具有一定的徒众和力量。季羡林认为，提婆达多和释迦牟尼并非私人恩怨，而是当时僧伽内部两条思想路线的斗争。但提婆达多作为斗争失败者，在后世佛徒笔下不会有好的形象。有一种稍后的证据，提婆达多的团体存在了上千年（法显、玄奘、义净都在印度见到提婆达多派的僧人 ），这证明了他的影响深远。
双贤入灭：被誉为“双贤弟子”的舍利弗与大目犍连，在佛陀晚年游化各方，使佛法得以有序开展。在耆那教记录中，甚至认为佛教教团是由舍利弗统率而非释迦牟尼。然而这两人先于佛陀相继去世。舍利弗因病而死于故乡那罗陀村；目犍连在罗阅城遭婆罗门袭击，伤重而死。不久后佛陀在一次说法时说：“舍利弗和目犍连入灭后，我觉得这样的集会，犹如虚空……”
释迦族被吞并：释迦牟尼晚年，释迦族被憍萨罗国吞并。北传佛教说琉璃王攻入迦毗罗卫大举屠杀，释迦族人几近灭绝，佛曾两度试图阻挡。在强邻兼并政策下，弱小的迦毗罗卫迟早要接受被吞并的命运。南传经典并无释迦族被灭的说法，释迦族人在佛灭后也有参与后事。据斯里兰卡佛教文献及耆那教文献所记载，部分释迦族人为躲避屠杀从迦毗罗卫城逃到毗发瓦那。
“我已老、衰耄矣。我之旅路将尽、年寿将满，年龄已八十矣。
阿难，犹如旧车辆之整修，尚依革纽相助，勉强而行。”
生命的最后一年，释迦牟尼在摩揭陀国的王舍城住了一段时间。
从灵鹫山回故国迦毗罗卫，是最后的旅途。然而他在返回故乡的途中逝世了。
摩羯陀出发：正策划攻打拔耆国的阿阇世派大臣拜访佛陀，但他的攻打计划没有得到佛陀的支持。 随后佛陀在法堂集会，讲述使僧伽发达的法则和“七觉支”。 佛陀出发，途中几度为比丘说法，包括“四谛”、“戒定慧” 、“佛法僧”几个主题。
吠舍离安居：佛到拔耆国都吠舍离，受庵摩罗宴请。后往梨婆村准备过雨季，村庄食宿不够，佛与阿难留驻，弟子们四散居住。 佛患重病，知大限将至，他努力抑制病苦，之后病情有所好转。阿难请佛教命佛表明他说法无任何隐藏；教导“自依止，法依止”和“四念处”；后来发表关于佛法提纲的讲话。 雨季过后辞别吠舍离，一路说法不断。
拘尸那入灭：佛在南末罗国，受铁匠纯陀宴请后腹痛痢血。稍息后在拘孙河沐浴，前往北末罗国都拘尸那迦，中途让阿难回去安慰纯陀。渡过尼连禅河至一娑罗树林，已疲惫不堪，阿难铺好卧具，佛躺下侧卧。须跋陀前来求见被阿难拒绝，佛让见面。他问教派僧侣是否证知，佛表明若无八正道则无真正的沙门果，须跋陀皈依成为最后的弟子。佛交待，以后法和戒律就是老师；若僧团愿意，“小小戒”可舍。最后说：“诸行皆是坏灭法，应自精进不放逸，勤求出道。” 佛在禅定中安详而逝。
后事：佛入灭时身边大弟子只有阿那律和阿难在，遗体被移至郊外天冠寺。七天后大迦叶和僧众集合，与末罗居民以轮王礼荼毗。遗骨在集会堂安置七天，末罗人以歌舞香花表达恭敬。周围八国遣使，经徒卢那调解，遗骨平分八份；徒卢那把瓶子带回供奉；迟到的孔雀族人见遗骨已被分完，便带走骨灰。所以共八座佛骨舍利塔、一座瓶塔、一座骨灰塔。
大和尚制度：因僧团逐步扩大，佛确立大和尚制度，由他们教导新比丘并制定更多规章；也规定对犯戒者的处罚。上座部毗奈耶举出几起非正规处理后，让佛陀制定受具足戒的全面正式手续。
限制出家条件：因僧团情况日益复杂，故再三发布条文限制出家条件，避免与世俗社会相冲突和防止不良动机者。例如在摩揭陀发生逃兵入佛教僧团的事件，国王提出控诉，佛陀规定拒绝供职朝廷者入团；后又规定拒绝患病或残废者；奴隶也不得入团，否则也会引起麻烦；盗贼、负债人和杀人犯或以出家名义脱逃，也应拒绝；一般二十岁以下或父母不许者亦不接纳。
女众僧团的成立：直至教团基础得到巩固，释迦牟尼仍未允许女性出家。姨母大爱道几度请求，均被佛陀拒绝；后来阿难又帮忙请求，最终佛陀才勉强答应此事。他显然担心这会污损整个教团的名声，缩短佛教的寿命。为防范这种危险，他颁布许多附加条款约束比丘尼，使她们严格从属于比丘僧团，至此比丘尼得到正式承认。到释迦牟尼晚年，比丘尼也已达到相当的数量。
制戒与诵戒：经频婆娑罗王建议，佛批准斋日仪式并创议需背诵的戒律。每次斋日之际，犯戒者需当众坦白。四种最严重的罪行需开除，其它或留团查看，或暂停比丘身份，或公开认错了事。舍利弗早已要求佛制定戒律，使僧团得以持久不衰， 佛决定待罪行实际出现才制定。结果第一次罪行发生于成道第五年，此后陆续添加，极繁细的戒律被逐步制定出来。
教团分散和会议制度：僧团由数目不定的地方小组构成。各僧团划定比丘正常居住和集会的范围。开会除疾病等特殊情况可托人投票或转达意见外，须全体到场。会议决议经一致通过方有效。规定必须尽一切努力辩论、调和、折中异见，以达全体一致，否则会引起团体分裂。分散的教团之上不设立最高权力机构，佛陀有意树立的唯一权威是他的教义和戒律。
雨季安居制度：雨季定居是当时沙门团共通所行的。雨季旅行困难，尤其道路不通时容易糟踏庄稼。规定各僧团雨季静居至少三个月；平时随意游巡的比丘在此期间需留居一地。大家要求将全体僧侣的住处建在一起，结果产生兴建永久性僧寺的需求。这个步骤当佛陀在世时走了多远并不清楚，但毗奈耶纪录了有关建筑形式、家具设备和居住要求的详细规定。
传教使用的语言：释迦牟尼不允许比丘使用梵语传教。尽管当时梵语已发展到最高峰。佛的母语是什么样子已无从推断，但他一生很长时间游行于摩揭陀，所以应是以摩揭陀语说法。但佛不将其作为经堂语，也不规定某种标准语言。佛教信徒出身各阶层，来自各地区。佛陀允许比丘利用自己的方言俗语来学习和传教，这使佛教在初起时就在各阶层快速传播起来。
【彻底反对婆罗门教】
否认梵天：佛陀否认吠陀宣扬的创造主梵天，即根本上否定了婆罗门教。“若彼三明婆罗门无有一见梵天者，若三明婆罗门先师无有见梵天者，又诸旧大仙三明婆罗门阿咤摩等亦不见梵天者，当知三明婆罗门所说（梵天）非实。”
反对祭祷：对婆罗门教传统的火供、血祭等，释迦牟尼多次批判。“种种供养，实生于罪” ；他视血祭为作恶：“……小小众生悉皆杀伤；逼迫苦切仆使作人……是等邪盛大会，我不称叹”。当时人说：“沙门瞿昙呵责一切祭法”。
呵责咒术等迷信：对咒术、问卜等，佛均视为邪术迷信。“或有沙门、梵志持一句咒，二句、三句、四句、多句、百千句咒，令脱我苦……终无是处” ；“见谛人信卜问吉凶者，终无是处”；甚至说：“幻法，若学者，令人堕地狱”。总之，他对神权而起的祭祀、咒术、预言、解梦、占卜、召唤鬼神、相天等，给以彻底的廓清。
改造婆罗门教：婆罗门教以三火祭祀，佛也说供养三火，即供养父母名根本火，供养妻儿眷属名居家火，供养出家人名福田火； 彼礼拜六方，佛也教拜六方，乃是亲子、师生、夫妇、朋友、主从、宗教师与信徒间合理的义务。
【对奥义书思潮的态度】
否定“梵我”：奥义书断定“梵”与“我”的绝对实在，宣扬“梵我合一”。“梵”本身常住不变，清净不受污染（这种信仰渗入中后期的大乘佛教）。透过敬神、持咒（“唵”）和瑜伽实践加以追求，可恢复“真常”的“本我”。释迦牟尼说“无常故苦，苦故无我”，彻底否认绝对的真常和实在的我。他认为梵我的终极性对于无执智慧有害无益，正是生死的根本。
舍弃苦行，摄取瑜伽：奥义书时代流行苦行与瑜伽，释迦牟尼曾修学而又舍弃。瑜伽禅定是证悟的重要途径，他摄取作为修证方便；但专修瑜伽容易陷入追逐神秘的“灵修”泥潭，不能证悟；指示安放在正确的见解，纯洁的行为上。
接受轮回说：奥义书依业而有轮回，依智而得解脱的思想，释迦牟尼大致承认；但生死的根源是烦恼。
【对东方新宗教的态度】
相同之处：注重现实和变化、尊重自由思考、倡种姓平等、反对吠陀权威，释迦牟尼和东方沙门采取相同的立场。
不同之处：抨击极端的纵欲与苦行，唱中道说。“莫求欲乐极下贱业……莫求自身苦行……离此二边，则有中道”。对“色心是我，常住不变”的梵我唯心论；“命即是身”的唯物论；“命异身异”的二元论，一一破斥，宣扬缘起的中道。
纠正新思想的缺点：新思想破旧而不能立新；见变动而不能见条理；不能确立崇高理想；倾向庸俗的功利世界，有否定道德和真理的倾向。释迦牟尼给予“法性、法住、法界、常住”的特质，肯定道德与真理，树立中道的宗教。
释迦牟尼对“创世上帝”观念的看法
巴利语中，相当于其它宗教创世上帝一词的是Issara，毗湿奴或梵天。佛陀从不承认创世上帝的存在，无论它是一种力量或一有情。
《尼乾经》佛陀驳斥该宿命论：“故尔，由于上帝的造作，人们成为凶杀者、偷盗者、不贞洁者、谎言者、谤言者、恶语者、贪欲者、歹毒者、邪见者。因此，对于那些由上帝创造出来的人，他们既无希望也无能力，也没必要作此事或不作彼事。”对于从事极端苦行的天衣派行者，他说：“诸比丘，若有情众生经历的苦乐为上帝所创造，那么，此等天衣派行者一定是由邪恶的上帝所创造，人们需承受如此悲惨的痛苦。”
《坚固经》佛说了这样的情节：某比丘造访大梵天，问：“地水火风四大在何处永灭？”大梵天说：“比丘！我是梵天、大梵天、征服者、不被征服者、全见者、自在者、主宰者、制造者、化作者、最高的神、操纵者、一切过去未来众生之父。”比丘重复了问题，大梵天又说同样的话。比丘再次提问，大梵天害怕比丘在天人面前揭穿他的真面目，于是他把比丘拉到一旁，请他不要说破。
《般达龙本生》佛陀质问创世者所谓的神圣公正：“有眼之人皆能见到疾病，梵天为何没把所创造之人塑造好？如果他法力无边，为何他又很少伸出他的祝福之手？为何他所创造之人又都惨遭痛苦？为何他不给他们施予快乐？为何欺骗、谎言和无知如此盛行？为何虚伪如此嚣张？真理和正义如此衰落？数落你，梵天非正义，你创造了容纳错误的世界。”
《大菩提本生》中佛说：“若有万能之主存在，支配一切众生之苦乐善恶，此天主沾满了罪恶。人类只能按其意志行事。”
【中道】释迦牟尼首次说法即提出中道：“于诸欲爱欲贪着事，是下劣、卑贱，凡夫所行而非圣贤，无义相应；自烦苦事，是事非圣贤法，无义相应。如来舍此二边，依中道而现等觉，眼生，智生，寂静，证智，正觉，涅槃所资。” 表明贪爱纵欲和极端苦行是两种邪执，而佛教是“舍此二边”的“中道”。
但是，并非在苦乐之间求取折中的态度，就是“中道”。一般的人生观，不是纵欲就是苦行，都是以情识为本的妄执；而中道是以智为本。他说：“诸比丘，何谓如来现等觉，眼生，智生，寂静，证智，正觉，涅槃所资之中道？即八圣道：谓正见，正思惟，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
不落二边的中道，是缘起的正见。不落有无的中道：“世人颠倒，依于二边，若有、若无……迦旃延，如实正观世间集者，则不生世间无见；如实正观世间灭，则不生世间有见。迦旃延，如来离于二边，说于中道，所谓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 不一不异的中道：“若见言命即是身，彼梵行者所无有；若复见言命异身异，梵行者所无有。于此二边，心所不随，正向中道。贤圣出世如实不颠倒正见，谓缘生老死……缘无明行。” 不常不断的中道：“自作自觉则堕常见；他作他觉则堕断见。义说、法说，离此二边，处于中道而说法，所谓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 ）
【缘起】缘起在原始经典有各形式的说明，其最基本的定义是：“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又“一切生法皆是灭法”也说明缘起。“若见缘起即为见法，若见缘起即为见佛”。“缘起法者，非我所作，亦非余人作，乃彼如来出世及未出世，法界常住。 ”缘起的提出最初是追究“苦”的原因，关注众生内缘起是其根本内容。有所谓十二支，另有五支、八支、九支、十支等更朴素的缘起说。原典对十二缘起无明确解说，部派佛教或今日佛教学者对十二缘起有不同的解释和争论。
【无常、苦】
五取蕴是苦：《长部》佛举十一种苦：生、老、死、愁、悲、苦、忧、恼、怨憎会、爱别离、所求不得，总说为“五取蕴即苦”。“众生”或“我”的本质是“五取蕴”，佛以此作为苦的界说，“比丘们，什么是苦呢？应该说它就是五取蕴。”
无常是苦：苦谛的意义是“无常即是苦”。佛解释五蕴的无常变迁：“梵志们，就像一道山洪，源远流长而波涛湍急，把一切都冲走。它没有一分一秒的停留，只是不断地流、流、流。梵志们，人生就像这山洪一般。”“世间迁流不息，无有恒常。”
诸受皆苦：尼柯耶说三种受：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诸所有受悉皆是苦”。“我以一切行无常故，一切行变易法故，说诸所有受悉皆是苦……我以诸行渐次寂灭故说；以诸行渐次止息故说，一切诸受悉皆是苦。”
《增支部》某经中佛细数诸乐，如家庭生活之乐、五欲之乐、厌离之乐、染著之乐、色身之乐、心灵之乐等等，这一切都是“苦”，甚至各种无染的禅定境界也是“苦”。《中部》某经佛先赞叹禅定之乐，接著说这些喜乐是无常、苦、变易不居。
“凡真正见到苦，也必见到苦的生起，也必见到苦的止息，也必见到苦的止息之道。”
【无我】
婆罗门以色和识即我，我是常住妙乐的。佛以蕴处界观有情，决无离身心的我：“色无常，无常即苦，苦即非我，非我者亦非我所。” “缘眼、色生眼识，三事和合触，触俱生受、想、思。此等诸法非我非常。”
佛说：“当他听到如来及弟子所传的教义，意在摧毁一切臆见……消灭渴爱，达到无著、寂灭、涅槃时，那人自忖：‘我要被消灭了，我要被毁掉了，我将不再存在。’于是他哀伤忧虑、焦急不安、椎胸痛哭而精神恍惚，不知如何是好。”
佛表明任何神我论都不可能消除忧悲苦恼，因为我见即是愚痴。他说：“比丘们，我与我所确实不可得，所谓‘宇宙就是神我；我死后为灵魂，常住不变，亘古不灭，我将这样永恒存在’，这样的臆见，岂非十足的愚痴！”
对于这样的问题：如果没有神我、自我，受业报的又是谁呢？没有人可以比佛本身更能解答这个问题了。有一个比丘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佛说：“我已经教过你了，比丘们，要在一切处、一切事、一切物中见缘起。”
根据佛陀的教导，执持“无我”（断见）与“有我”（常见）的见解都是错误的。因为两者本质都是我见桎梏。
有认为“我”即所谓“心”或“识”，此“自我”或“灵魂”是永恒不灭的实质。相信一个人有灵魂，在佛陀说教中看做是一个难以消除，为人们所特别喜爱，为多数思想派系所固执的问题，这种特殊信仰即使在现代也很顽强。事实上释迦牟尼很明确的否定了不变的“识”——“灵魂”的存在。
识的生灭无常：佛陀看来，与其认心、意或识为“我”，还不如认物质色身为“我”。因为色身似乎更坚实；心、意、识远比色身更加变幻无常。
识的因缘而生：一个名叫嗏帝的弟子，声称世尊曾教他：“轮转飘泊的，乃是同一不变的识。”佛问他所谓的识是指什么，嗏帝给出了一个典型答案：“它就是那个能够表现、能够感觉、能随处经历一切善恶业报的东西。”世尊训诫他说：“你这愚蠢的人！你听我对谁这么说过？我难道没有设法解释‘识是因缘所生，离开因缘条件，就无所谓的识’吗？”佛陀解释识是如何依生起的因缘不同而得名眼识、耳识、鼻识、味识、身识、意识。他又比喻说：“以木柴燃烧的火叫做柴火，以稻草燃烧的火叫做草火……识也是从使它生起的因缘得名。”
没有离开物质而独存的识：佛陀毫不含糊地宣称识是依色、受、想、行四蕴而生起，不能离此四蕴而独存。他说：“识可以以色为方便、以色为对象、以色为给养而存在，并且为乐此不疲故，它可以生长、增进、发展……（受、想、行同理）”“如有人说：我可以显示识的来、去、消逝、生起、成长、增进、发展，而与色受想行无关，那他所说的东西根本就不存在。”所以识不是与物质对立的绝对精神。
【生死流转的根本——无明、渴爱】
“于无始生死，无明所盖，爱结所系，长夜轮回，不知苦之本际。” 以无明而生种种爱染，但主要是对五蕴身心自体的染着，有此而称为有情：“无明覆，爱结系，得此识身”。 “无明为父，贪爱为母”，共成此有情的苦命儿。
无明（我见）：佛解释无明：“不知前际，不知后际，不知前后际；不知于内，不知于外，不知内外；不知业，不知报，不知业报；不知（佛法僧）；不知（苦集灭道）；不知因，不知因所起法；不知善不善，有罪无罪，习不习，若劣若胜，染污清净；分别缘起皆悉不知。” 无明迷蒙即产生各种我见，经中又以萨迦耶见──即身见，我见为生死根本。
渴爱（执取）：“苦的根源就是渴爱。它造成来世与后有；与强烈的贪欲相缠结，随地随处拾取新欢。这渴爱有三：欲爱；有爱；无有爱。”佛曾告诉罗吒波罗：“世人常感不足，梦寐以求，乃成为渴爱的奴隶。”
无明和渴爱并非最初因，生死之流没有起点（因一切是缘起）：“这相续不断的轮回没有可见终点。也不见有众生受无明所蒙蔽、被贪爱桎梏所羁绊、在生死中飘泊轮转的开端。”“无明的起源不可见，不可假定在某一点之前没有无明。”
【生死流转的动力——业】
业包含过去现在一切有意念的身心活动。奥义书以来，业被看作流转生死的动力，但在佛世还没有重要地位。
有些宗教把无意念的行为也看成是业，但佛陀说无意念的行为不成为业。佛说：“诸比丘，我说行为业。众生通过意念，由身口意作业。”《中含》：“若有故作业，我说彼必受其报……若不故作业，我说此不必受报。”
佛陀依缘起而说明生死流转：“自作自觉即堕常见；他作他觉即堕断见。义说法说，离此二边，处于中道而说法，所谓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 浮弥尊者也否定自作、他作、共作、无因作，“世尊说，苦乐从缘起生”。
佛陀驳斥“前业注定一切”的宿命论，《增支部》佛说：“若有人说，人们必然依其行业而受报，则无梵行，亦无获彻底灭苦之机缘；但是若有人说，人们依其行而受其果，则有梵行，亦有获彻底灭苦之机缘。”
佛说：如果“不于身、戒、意、慧严于律己，少善缺德，以小小不善业报痛苦为住”，则小恶也难逃报应；如同杯水，即使投入少许盐也会咸苦不堪。反之，重业即轻受；如同以大量盐投入恒河，河水也并不因此变咸。
巴利原典对涅槃的若干定义：“一切有为法的止息，放弃一切污染，断绝贪爱，离欲，寂灭，涅槃。”“熄灭贪爱，就是涅槃。”“生死相续的止息，就是涅槃。”“放弃、消灭爱欲与对此五蕴之身的贪求，就是苦的止息。”涅槃是烦恼的寂灭，但并非生命的熄灭。《相应部》说涅槃超越种种无常变化和痛苦忧毁，是不凋谢、宁静、不坏，无染、和平、福祉、岛洲、依怙、皈依处，目标、彼岸。
涅槃不是条件和合的缘生法：“若无此不生、不长的非缘生法，则一切生的、长的、因缘和合的，即无从得解脱。有此不生、不长、非缘生法故，生的、长的、因缘和合的，才能得到解脱。”虽有路可通往涅槃，但涅槃并不是这条路的结果，涅槃不是任何东西的结果或效应，涅槃不是一种终结。
涅槃超越概念范畴，无法被描述：“此中无地水火风四大种。长宽、粗细、善恶、名色等观念均摧破无遗。无此世间亦无他世间，无来无去亦无停留，不死不生亦无根尘。”涅槃不是一种境界、一个领域或一个位置。涅槃不是任何物质状态，不是任何禅定体验或心灵感受。
佛不回答“涅槃之后如何”这类问题：比丘罗陀曾问“涅槃有何作用？”释尊对他说：“罗陀，这问题不能成立。修习梵行即以涅槃为最终目的，沈潜于绝对真理之中。”又“已证涅槃的佛或阿罗汉死后如何”，佛表示不可表达。有游方者婆磋提出该问题，佛说“生”、“不生”等名词不能适用于阿罗汉，凡与此有所关的色、受、想、行、识等，阿罗汉俱已澈底根除。已证道涅槃的佛陀，经历苦、乐、不苦不乐的一切感受而不受其拘缚。他声称：“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
佛陀时代，被称为“中国”的北印度恒河流域，是当时世界文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十六大国在此争雄，其中摩揭陀国和憍萨罗国是二大强国，此外还有众多小邦国。雅利安人统治区的新兴国家都是君主制；婆罗门文化圈外为共和政体，执政者罗阇（“王”）为定期选举。因统治需要，种姓制度逐渐严格起来。婆罗门（西部当权）和刹帝利（东部当权）都是奴隶主阶级；吠舍少数分化为中小奴隶主或官商阶级，绝大多处于奴隶边缘；首陀罗（非雅利安）多为手工业者，实际是种族奴隶。
这时期并没有激烈的阶级斗争。各城邦政治秩序比较稳定，农工商业都相当发达。印度海外贸易早已开始，由于商品贸易的繁荣，出现了新兴富商。在各国通过扩大领土的战争中，刹帝利掌握实际的军事力量，获得政治地位，取代婆罗门种姓的权威。即使在哲学方面，也有婆罗门向刹帝利转移的迹象。一般认为，这一时代新政治和新文化的中心是在摩揭陀。
梵教极盛时代：第一阶段，吠陀宗教占支配地位：①吠陀天启：梵教理论根基“吠陀”是神的启示；②婆罗门至上：四姓阶级分化更严格的确立下来；③祭祀万能：注重仪式，祭祀替代天神成为吠陀的核心，密咒崇拜大盛，功利之教抬头。第二阶段，吠陀和非吠陀思想汇流：受东方沙门宗教影响，出现反传统的奥义书。神因被祭祀操纵而失去独立意义，梵天抽象化为宇宙本体，宣扬梵我合一和业感轮回。
到公元前5、6世纪，佛教等沙门教派兴起：①沙门学说包括对宇宙的描述，宇宙按自然法则演化，不受上帝创造或控制；若有天神也必须服从自然律。这在奥义书已有萌芽，后经非吠陀哲学发扬光大；②沙门僧侣相信某种形式的轮回说，宣扬解脱业感轮回，奥义书兴起时婆罗门教也逐渐接受轮回说；③以苦行隐遁和深入哲理来帮助解脱。
沙门教派的僧侣：新运动哲学家“沙门”来自各阶层。他们出家过着游行乞食的生活，通过思考和苦行发现真理。广纳门徒，接受平民或政府的供给支持。他们希望对他们离开的社会施加影响，他们四处发表讲演，宣扬道德伦理，劝导社会改革。他们抨击吠陀的荒谬，宣称婆罗门制度是借虚伪宗教仪式敛财的骗局。除了佛教，主要沙门宗派是佛典常说的“六师外道”。
佛在人间：佛陀从不以神灵或神使自居，“我今亦是人数”。佛教不是神教那样说为神的启示；乃以人间觉者的教化而达安乐和清净。“诸佛皆出人间，非由天而得”。 他曾说，弟子接受他的教导，却并非所有人都能成就，“婆罗门，对此我能做什么呢？婆罗门，我如来只是指路的人。”
慈悲与无私：佛陀的慈悲在其言教中随处可见。拔耆国有位名为狮子的将军，他本是耆那教的豪华施主，当与佛见面后非常欢喜钦佩，要求成为居士弟子。佛陀答应后，劝他不要取消长久给与耆那教徒的布施。吠舍离发生瘟疫时，佛陀冒着被传染的危险，身入其境以化导。对于门徒，佛陀同样予以无私关怀：他亲自照料生病的比丘，为失明比丘缝衣服，为重病比丘洗灌，向小比丘忏摩……
他的护法居士虽不乏权贵之人，但他身无分文，始终三衣一钵行脚乞食。他祥和安宁，从不愤怒、悲伤、嫉妒，没有任何自私与傲慢。即使受到诽谤迫害，也从不起仇恨；受到称颂也毫不得意。他赤足行走于恒河两岸各地，四十五年说法不倦，通过自己的言行化导有情，从不希求任何回报。
不以统领者自居：佛从不视自己为僧团领导者，也不愿别人这么看待他。“我不摄受众”，“同坐解脱床”。他以身作则：自己建房，自己洗衣扫地；五日一行比丘之房。阿难在说法，佛忘病而起身听之；听到堂中说法，佛便站立在户外。众僧按律自恣时，佛说：“我若有过错，欢迎大家揭发！”他让弟子不要不好意思向他请教，“应以友人与友人请问”。姨母以新衣施佛，佛让她施与众僧：“施比丘众已，便供养我，亦供养大众。” 频婆娑罗王以竹园施佛，佛说：“但以施僧，我在僧中。”
关于谈吐：佛陀侍人谦逊有礼，对主动上门的辩论者，他总是心平气和地与他们讨论。他的态度是理智而非感情的，对来求教者总是顺应谈话的对象，循韬善诱，引发别人自作思考。他不喜欢向他们发表滔滔讲演，也没有无意义的话。他善于用比喻，从生活中选取来的比喻来阐述比较难懂的佛教教义。他的谈话很富于幽默感，例如他会用挖苦讽刺口气讨论婆罗门教。
“若不互相扶持，他日有谁看护汝等”
世尊和阿难在僧团驻地周围漫步，见一生病比丘卧身粪秽无人扶助。佛上前问：“比丘，汝患何疾？” 该僧答：“弟子肠胃不适，世尊。” “有侍者否，比丘？” “无有，世尊。” “诸比丘何以不汝扶持？” “长老，弟子未效劳诸比丘，是故诸比丘不我扶持。” 佛对阿难说：“阿难，汝往取水，吾等为之沐浴，何如？” “是，世尊。” 阿难提了水来，世尊注水，阿难为他遍身洗灌。然后世尊托头，阿难托脚，将他抬起置于床上。尔后世尊为此事召集全体僧人开会，佛问：“诸比丘，有如是如是居所，其中有一比丘身染疾病否？” 众人答：“有之，长老。” “诸比丘，彼患何病？” “彼老宿僧所患肠胃之疾，长老。” “彼老宿僧有服事者否？” “无有，长老。” “是何以故，诸比丘众未与扶持？” “彼比丘者，长老，从未服事我等，是故诸比丘众未与扶持。” “诸比丘，汝等无父无母，无人照顾，若不互相扶持，他日有谁看护汝等？诸比丘，愿意侍候我者，即应看护患病之人！”
扬弃时代思想的深见：佛陀打破婆罗门的第一因论和非婆罗门的共因论，立互为因果的缘起论，这接近辩证法；又承认业力，有反唯物倾向；以缘起为本，无神我为世界主宰，无神我为个人灵体，又倾向无神论；东方虽衍出反吠陀潮流，但颇嫌于神秘和苦行的极端。释尊以中道为解脱行；慈和不失其雄健，深思而不流于神秘，淡泊而薄苦行。以世间为无我的缘起，反侵略而唱无诤，辟四姓而道平等；崇善行以代祭祀万能，尊自力以斥神力、咒力。是对六师外道以及婆罗门的彻底扬弃。
超越思辨的如实修证：六师外道以及婆罗门都以本体论为依据，某青年曾请教了有关世界本质、身心关系、人死后续存与否等十四个问题（十四无记）。 是当时印度思想界各为执持的哲学命题，他们都自称能真正解答现象的本质。佛认为这些问题无法诉诸经验而得到解答，是使人困惑痛苦的精神枷锁；这些基于想象或思辨的理论，只是独断的教条主义；并且由于见解不同，而引发针锋相对的冲突。佛陀对此一概避而不谈，代之以实际的修证；以超越的反省、批判的态度来解决它们。
意义：佛教是释尊本其独特深见，应人类的共欲，陶冶印度文化而树立。佛教蕴藏着许多新文化的萌芽，从而成为后来印度新思想的代表。后起六派哲学的思想分化，宗教制度与社会秩序在东方崛兴中动摇；佛教的传布冲过恒河上流，到达印度河流域；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时代，摩竭陀中心的大帝国达到非常的隆盛。佛教也进而为印度国教，弘通到印度以外。
佛与刹帝利：佛从出家乃至宣传，都与他出身的刹帝利阶级利益分不开。他要替刹帝利解决当时思想界的混乱局面，为刹帝利向婆罗门争首席地位。他的学说特别是实践哲学压倒了当时的婆罗门，替他的祖国迦毗罗卫争得了地位。他晚年在憍萨罗国宣道的时间特别多，从而缓和了憍萨罗对迦毗罗卫的威胁。支持他的，摩揭陀国的频婆娑罗王供养竹园精舍，憍萨罗国波斯匿王也支持他。此外他同憍赏弥国的优填王、摩揭陀国的阿阇世王、憍萨罗国的琉璃王、南海之主优陀延等都有交谊。
佛与商人：佛和商人的接触也很多，如最著名的大施主是须达多。当时在摩揭陀国和憍萨罗国，商人都是腰缠万贯，在社会上有很重要的地位。摩羯陀王室也参与贸易活动，双方结成了密切的关系。佛在几十年传教活动中，到过许多国家，所走的路也都是当时主要的商道。游历常与商队结伴，他去世前的游行也走的是商道。他的护法居士中，阔人富人占多数。佛教的有力支持者，也都是刹帝利和这些新兴富商。由此看来，他的学说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也就不言而喻了。
佛与平民：佛陀的学说并不只是刹帝利阶级的学说，而且也是普通民众的学说。他反对种姓制度，受到当时各种姓的支持，甚至一些婆罗门思想家也跟着他走。他也关心农民，主要是吠舍；他反对杀牲，这有利于农业，而农业又主要是吠舍的职业。从社会地位来看，他确实收了一些低级种姓的人，比如大弟子优波离就出身剃头匠，弟子中还有淫女、强盗、猎人。他曾比喻说：在入海以前，长江大河各有自己的名字，一流入大海，就混同起来，表示他的教团内部没有种姓之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