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拉马佐夫兄弟》是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最初在《俄罗斯信使》杂志上连载了将近两年（自1879年第1期至1880年第11期），并于1881年出版了第一个单行本。
该书通过一桩真实的弑父案，描写老卡拉马佐夫同三个儿子即两代人之间的尖锐冲突。老卡拉马佐夫贪婪好色，独占妻子留给儿子们的遗产，并与长子德米特里为一个风流女子争风吃醋。一天黑夜，德米特里疑心自己的情人去跟老头儿幽会，便闯入家园，一怒之下，差点把老头儿砸死。他仓皇逃离后，躲在暗中装病的老卡拉马佐夫的私生子斯麦尔加科夫悄然杀死老爷，造成了一桩震惊全俄的扑朔迷离的血案，从而引发了一连串惊心动魄的事件。作品展示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家庭、道德和人性的悲剧主题。
第一卷：一户人家的历史
该卷大致介绍了卡拉马佐夫家族的概况以及与小说情节相关的故事，如老卡拉马佐夫的两次婚姻及对三个孩子的毫不尽教养之责。另外，卡拉马佐夫三兄弟的各自性格与他们回到老家的前因后果也予以充分交代。该卷的结尾，佐西马长老神秘地让阿辽沙还俗。
第二卷：不该举行的聚会
该卷故事的开始，卡拉马佐夫一家聚于小镇的修道院，佐西马长老决心做中间人，调解德米特里和老卡拉马佐夫因为德米特里的财产而发生的纠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伊万这个无神论者提议了在这个很神圣的地方当着长老的面谈论如此的问题。当然，德米特里还是一如既往地晚来，而后的聚会反而让父子关系更加恶化了。该卷还有一个细节：佐西马长老安慰了以为承受着丧子之痛的妇女，这也许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个人感情的渗透。
第三卷：酒色之徒
该卷介绍了更多了德米特里、老卡拉马佐夫与格露莘卡间三角关系的细节，并在刻画德米特里躲在老卡拉马佐夫寓所外等待格露莘卡时偶遇阿辽沙的对话中探讨了德米特里的人格特点。就在那天夜里，德米特里钻入老卡拉马佐夫寓所并威胁要在近期杀了他。这一卷还介绍了斯麦尔加科夫的身世，包括他的母亲“发臭的Lizaveta”的故事。结尾时，格露莘卡吃醋于卡特琳娜被许配给德米特里时被阿辽沙撞见，这让这个骄傲的女人大惊失色。
……
故事开始于德米特里含糊不清的逃跑计划，因为要是不逃他将忍受20年的西伯利亚苦难劳工生涯。卡特琳娜到医院与德米特里相见，德米特里本该被带走却生了场病，如今大病初愈。他们承诺相爱一生，但其实各自都心有所属了。小说在伊柳沙的葬礼中结束。伊柳沙的学童朋友听了阿辽沙的“石边演讲”，他保证会永远记着郭立亚、伊柳沙和所有的学童，即使他们可能会分开永不得相见。阿辽沙恳求孩子们互相敬爱，要将伊柳沙的记忆永远铭记，更要记得他们此刻石边的相聚与相敬相爱。学童们在泪水中向阿辽沙保证他们会永远记着这里的每个人，拉着手回到斯涅吉辽夫的家中赴宴，高呼道”卡拉马佐夫万岁！”
其实现存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是部未完成的作品，但在1881年2月9日 陀思妥耶夫斯基准备写作《卡拉马佐夫兄弟》第二部时，他的笔筒掉到地上，滚到柜子底下，他在搬柜子过程中用力过大，结果导致血管破裂，当天去世。根据陀思妥耶夫斯基留下的笔记，第二部的内容大要是：阿莱沙在与丽莎婚后，又受到其他女人的引诱，丢下了丽莎，过著荒淫的生活。之后又逃到修道院，在寂寞中度过一生。
俄罗斯是个信仰东正教的国家。 自从公元10世纪末俄罗斯公国皈依基督教以来，俄罗斯民族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东正数“成了俄罗斯人精神的基础”，东罗马帝国灭亡以后，俄罗斯人把莫斯科称为第三罗马，认为世界精神生活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了俄国，巨大的使命感和神圣感使信仰与道德在俄罗斯人民的心目中既有终极意义也具有实践价值。对俄罗斯人来说，基督教信仰不仅仅是一个宗教问题，而是承裁了社会、道德、人性等多层面的复杂内涵。但是，19世纪农奴制改革以后，俄国资本主义经济迅猛发展引发的物欲横流、道德沦丧，使整个俄罗斯社会四分五裂，危机四伏。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我们这里开始了一个普遍‘隔绝’的时代。大家隔绝、孤立，任何人都企图创造出自己的、新的、前所未闻的东西。任何人都舍弃了原先思想和感情中共同的东西，并从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开始。任何人都想从头开始。他们毫不惋惜地割断了原有的关系，每个人都自由行动并仅仅以此感到欣慰，……同时，无论在什么问题上几乎不存在道义上的一致；一切都四分五裂，而且甚至不是四分五裂成小团体，而是成了个体了。”“我们的社会没有基础，没有形成行为难则，因为根本不存在生活。巨大的震荡，一切都停顿了，一切都在衰败，似乎一切都被否定和不存在。而且不像西方只限于表面，而是在内部，在道德上。”在这种情形下，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民主革命运动日渐高涨，知识界关于社会主义、革命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西欧主义、斯拉夫主义等各种理论学说的论争也纷纷扬扬。
各种社会思潮尤其是无神论的强烈冲击，使俄罗斯传统的价值体系陷入困境，上帝存在的自明性受到怀疑，从而使“上帝是否存在”的话题成为当时的时代难题。
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78年开始写作《卡拉马佐夫兄弟》。小说的发端就能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年深受的几处影响的痕迹。例如他此时深受俄国哲学家和思想家Nikolai Fyodorovich Fyodorov的影响。Fyodorov推崇基督教中“凡人通过向耶稣对先辈的过错进行弥补达到救赎与重生，从而达到天下大同” 的理念。陀思妥耶夫斯基辛辣地将这场弑父案表现为未被这种意识形态所必然遭致的结果。故事中的兄弟不但不为举止荒唐的父亲赎罪以求得重生，反而串通一气对父亲的死推波助澜，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这正是人类不统一的体现。宗教与哲学虽深刻影响着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以及他笔下人物的命运，然而一个更大的悲剧却彻底改变了小说的命运。1878年5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年仅3岁的儿子阿辽沙离开了人世，这也打断了小说的进度。陀斯妥思耶夫斯基遭受了空前巨大的打击，因为他儿子正是死于是家族遗传的癫痫病。他将对于儿子离世的悲伤写在小说中，将阿辽沙这个与儿子同名的人物设置为贯穿始末的英雄并赋予它所有为自己敬仰与寻求的美德。这份心痛也被揉和进了小说中退伍上尉斯涅吉辽夫 与他的儿子伊柳沙 的故事中。
一段个人经历也影响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让他选择以一场弑父案作为小说的主要情节。19世纪50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传播反政府言论而被放逐至西伯利亚，成为强制劳工。那段时期，他遇到了一个名叫Ilyinsky的年轻人，他被指控谋财弑父而被放逐至此。大约十年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才得知是Ilyinsky乃是被误判的，且在真正的杀人犯伏法之后才得以无罪释放。这个事件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直接体现在了这部小说中，更成为了推动情节发展的决定力量。不仅如此，老卡拉马佐夫的大儿子德米特里的许多体貌特征和性格特点也都与Ilyinsky很相似。
费多尔·巴弗洛维奇·卡拉马佐夫
Fyodor Pavlovich Karamazov
老卡拉马佐夫这个55岁的寄生虫和小丑在两次婚姻经历后成为了三个儿子的父亲。不仅如此，传言中他还有第四个儿子，不过这个私生子帕维尔·斯乜尔加科夫竟然被他以厨子的身份留在家中。可是，老卡拉马佐夫对于几个儿子都不感兴趣，正因为如此，这个家庭中的所有成员之间都充满隔阂。而老卡拉马佐夫 遭到谋杀的故事和随即发生在他的大儿子德米特里身上的一系列事件构成了整部小说的主要情节。
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
Dmitri Fyodorovich Karamazov
德米特里（米嘉、米剑卡、米特里）是老卡拉马佐夫的长子，也是老卡拉马佐夫第一次婚姻的惟一一个孩子。他继承了父亲好色的特质，这也使他常常与父亲冲突。 德米特里喜欢享受整夜的声色犬马和任何能带来刺激的娱乐，这使他很快耗尽资财，更诱发了他与老卡拉马佐夫更大的冲突。老卡拉马佐夫被谋杀后，他也因为父子间紧张的关系自然而然卷入了警方的调查。但事实是，他的确在与父亲为同一个女人格露莘卡的争夺中差点想杀了他，可是被抢先了一步。
伊万·费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
Ivan Fyodorovich Karamazov
伊万是老卡拉马佐夫的次子。他是狂热的理性主义者，总困惑于莫名感受到的苦楚。就像他和阿辽沙在《反叛》（第五卷第四章）这一章中说的：“我并非不接受上帝的存在，只是我谢绝了他的拯救。”
自幼，伊万就表现得不温不火，似乎隔离于世上的所有人。他虽然嘴上不说，但对老卡拉马佐夫恨之入骨。这份仇恨最后却演变成对于老卡拉马佐夫死的愧疚，让伊万最终精神崩溃。小说中一些相当难忘或出彩的片段中都有伊万的身影，包括《反叛》（第五卷第四章）这一章、紧接着的由他创作的诗剧《宗教大法官》，以及他关于魔鬼的噩梦（第十一卷第九章）。
他也常被认为是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最黑暗的一个。
在书中，伊凡列举了许多儿童无辜地遭受苦难的事例，作为他“不能接受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的根据。他描述了异族侵略者虐杀儿童、地主驱使群狗把农奴的孩子撕成碎块等种种暴行，并谴责那个宽恕凶手、与凶手拥抱的母亲。伊凡的论据是如此有力，以致作家的理想化身阿辽沙在回答伊凡的问题——该不该枪毙凶手时，情不自禁地说：“枪毙！”作家后来承认，与伊凡的独白相比，卓西玛长老临死前反渎神的谈话显得苍白无力。他不止一次地指出这部作品“否定上帝的强大力量”，指出第五卷《赞成与反对》是全书的高潮。这些情况充分表明，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内心斗争中，怀疑、反抗的思想与现实主义对于宗教说教的胜利。
但是，在作家的笔下，伊凡不仅仅是个无神论者。作家把无神论与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混淆在一起，把伊凡写成那桩弑父案的思想教唆者，以此来与革命民主派进行争论，否定社会主义。这自然而然地受到当时进步势力的严厉批驳。《卡拉马佐夫兄弟》是七十年代俄国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是作家在其一生中对哲学、政治、伦理、心理等各方面所做的苦苦探索的艺术总结。
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
Alexei Fyodorovich Karamazov
阿列克塞（阿辽沙、阿辽什卡）是老卡拉马佐夫最小的儿子。小说的开篇，讲述人即宣称他为故事中的英雄（而陀氏在序中也这样宣称）。在故事一开始，阿辽沙是当地修道院的见习教士。因此他的信仰从一开始便和哥哥伊万的无神论势不两立。他被佐西马神父送回尘世，随后就卷入了卡拉马佐夫家族肮脏不堪的迷局中。他还在旁支的故事中帮助了一群小学童，他们的命运给了整部悲剧性的小说一丝希望。阿辽沙在小说中一般充当他的兄弟与其他人间的故事的传话人或是目击者。
帕维尔·费多罗维奇·斯乜尔加科夫
Pavel Fyodorovich Smerdyakov
斯乜尔加科夫的母亲“发出臭气的Lizaveta”是街头上的聋女，他的名字也取自“发臭气人的儿子”的谐音。街坊都传他是老卡拉马佐夫的私生子，而故事他开始他便在老卡拉马佐夫家当仆人和厨子。他沉默寡言、闷闷不乐，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是个癫痫患者。还是个孩子时，他喜欢收集流浪猫，却只是为了把他们吊死并埋了。斯乜尔加科夫总是形单影只，却对伊万有这特殊的钦佩并和他一样接受无神论，他甚至还向 伊万承认是自己而不是德米特里杀了老卡拉马佐夫并且声称是受了伊万的指使。他的名字在俄语中还有“蠢蛋”、“无耻之徒”的意思。
阿格拉菲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斯维特洛娃
Agrafena Alexandrovna Svetlova
阿格拉菲娜·斯维特洛娃（格露莘卡，格露莎）是当地有名的荡妇，对于异性有着难以解释的吸引力。年轻时，她曾被波兰军官抛弃，如今正被一个残暴的吝啬鬼包养。与此同时，老卡拉马佐夫和德米特里都为她倾倒，这对父子的情敌关系更直接使德米特里牵扯入老卡拉马佐夫被害的事件当中。可这对父子如此为情所困，却换来格露莘卡的玩弄与嘲笑，甚至被包养她的吝啬鬼好好伤害了一把。不过随着故事的发展，她却变得几近宽宏大量。
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维尔霍夫策娃
Katerina Ivanovna Verkhovtseva
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卡嘉，卡笺卡）是德米特里 的未婚妻，虽然他和格露莘卡有如此公开的奸情。她之所以会被许配给德米特里就是因为他为自己父亲的债务埋了单。与此同时伊万也爱着她，而她似乎也一贯以傲慢示之。不仅面对伊万，卡笺卡的“高尚”、“慷慨”和“宽容”也在故事的开始时时体现，甚至让人将这些品质与她完全画上等号；她却在后来堕落的过程中不断地冷冰冰地提醒着所有人的罪。在审判的结尾，一切都证明了卡笺卡并不比小说中的任何一个人物多余。即使是在结尾她向米剑卡忏悔并答应帮助他出逃时，面对进入医院病房的格露莘卡，卡笺卡显然还是无法放下自己的身段。
佐西马长老
Zosima, the elder
佐西马神父是阿辽沙在小镇修道院时的老师，也是修道院中的长老。因为他能预知未来、替人治病，所以在镇中也是个名人，同时也为他在众僧侣中带来了崇拜与嫉妒。小说中，佐西马长老曾经驳斥过伊万的无神论，但更多时候他充当的是一个解释和发展阿辽沙人格的角色。伊万关于其无道德论的辩护至多也是毫无根据，不过却反应了他的人格与家教。佐西马长老的教育决定了阿辽沙日后在伊柳沙故事一线中对待学童的方式。
伊柳沙
Ilyusha
伊柳沙是当地的学童，同时也是小说副情节的主要人物。他的父亲，穷困潦倒的退伍上尉斯涅吉辽夫被老卡拉马佐夫差遣去恐吓背有债务的德米特里 ，反遭后者的侮辱，整个家庭也因此蒙羞。我们因此可以相信正是伊柳沙后来的病魔缠身直至死亡（他的葬礼正是小说的结尾）更好地诠释了小说的主题——即使一个微小的举动都会影响别人的命运，或者说我们“都对别人负有责任”。
神学思考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上帝存在的思考是在人类的苦难之上展开的。人既然带着原罪降临人间，恶的存在就不可避免。苦难是人生的原生态，是人的宿命。人可以逃避环境，但无法逃避自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犯罪、苦难具有人的生存意义上的普遍性，原因就在于恶植根于人的本性；任何社会制度都会有恶，有犯罪。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写出了人的生存状态与无可逃避的悲剧困境。也就是说，世界的苦难是永恒的。因此，上帝在给人选择自由的同时，也同时赋予了人向善的能力与愿望，人生就是一个善与恶搏斗的过程。在苦难的世界中，人只能信靠上帝，否则便会陷入沉沦。
小说中的人，无论是无神论者伊凡、弑父的斯美尔佳科夫，还是私欲熏心的德米特里，不管他们犯了什么罪过，都对上帝存在的问题作出了回应。有回应说明人内心存在着向善的可能，伊凡发疯了，斯美尔佳科夫自杀了，德米特里忏悔了，都是这种可能性的有力证明，而这正是人的希望之所在。正因为如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对这些人的行为与思想进行否定的同时，也寄予他们悲悯与同情。他悲悯那些恶人陷入欲望的泥淖不能自拔，他同情那些思想者因迷失正途而遭受痛苦；他以阿辽沙背负十字架勇敢前行的行为彰显上帝的伟大，为世人树立榜样，期望人们通过道德实践获得拯救，从而改良社会。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明白，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有人选择善，也有人会选择恶，这是人性使然，历史必然。但是，只要我们与上帝同行，人类就有希望。
在陀氏看来，在复活的过程中，在死与生的往复循环中，生命被无限地延续下去，死亡不能终止生命，而是生命进程中的一个环节。在复活的进程中，死亡被改变并转向生命。“一粒麦子”是周而复始、无休无止的生命的象征，它证明着生命的永恒。陀氏相信，人在肉体生命结束之后还有精神的生命，人的灵魂是不死的。“灵魂不死”指的是人不可混灭的神性，是永恒的善，是道德力量的胜利，是超越个另一个肉体生命的人类道德理想的世代延续。
在小说的尾声中，阿辽沙站在夭折的小学生伊留莎的墓前，面对一群孩子进行演说，鼓励他们友爱、善良、诚实，在别人的心中播下善和爱的种子，而自己的精神也将在身后的世世代代中绵延不绝，得以重生和再现。“我们一定会复活的，我们会决乐地相见，互相欢欢喜喜地诉说过去的一切。”小说的尾声和题词交相呼应，再一次暗示了两个关键字眼——复活和不朽。
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我们看到，卡拉马佐夫兄弟们，时而是天使，时而是野兽。他们同时体味着两个深渊、“一个在我们头顶上，是高尚的理想的深渊，一个在我们脚底下，是极为卑鄙丑恶的堕落的深渊”。但他们的目光，却始终落枉自已身上的那个人上。陀氏将人类的希望寄托于“人性超越”之中，他所理解的“人性超越”是建立在神性关照基础上的人性的完满，而神性关照的前提是人性在创造性的发展中涅磐。
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作家思考并阐释了理性主义与价值信仰之间的冲突，并通过代表理性的伊凡·卡拉马佐夫和代表基督信仰的阿辽沙之间的矛盾以及阿辽沙内心世界的变化来表现这种冲突，表现主人公追求爱的信仰的艰难曲折的心路历程。佐西马神父与伊凡的对话非常清楚地说明了伊凡的心理；他既不相信自己的灵魂会不朽，也不相信教堂。伊凡红着脸承认了。神父又说，“这个思想在你的心里还没有解决，并且在不断地折磨你……你心里这个问题没解决，这就是你最大的痛苦，因为它非常迫切地要求解决”。神父最后让伊凡去冥思苦想，探索崇高的东西。事实上，我们可以发现即使伊凡这样一个绝对理性的人，也在现实中发现了苦恼，所以他也在寻求，佐西马长老的死彻底动摇了他的信仰。在精神困惑的时候，他同样跟随着拉基金又一次敲响了格鲁申卡家的门，这是伊凡向情欲诱惑的一次屈从。在现实面前，阿辽沙也做了很多的挣扎，他不能不偶尔走出他那永远是安详宁静的心态。当伊凡向阿辽沙讲述那个小男孩被群狗撕咬，问他该对那个将军怎么办时，他脱口而出“枪毙”。他此刻做了别人的审判官，也没有说出“宽恕”二字。我相信阿辽沙的内心此时一定是痛苦的，因为一个绝对信仰上帝的修道士绝对不会有暴力倾向，这说明他的信仰在现实面前动摇了。然而陀斯妥耶夫斯基并没有让他们继续痛苦下去，他在《罪与罚》中就曾表明舍弃绝对的神性的价值本源，理性根本就不可能成为人性的根基。神性也就为人性提供了背景。人在神性面前才感到自身本性的卑微和渺小。一旦失去了神性的背景，人的罪性就会恶性膨胀。没有了上帝，不仅杀人是合理的，而且连自杀都是合理的。其实，很容易理解伊凡与阿辽沙的挣扎，在这种挣扎中其实就是在受难，一旦人与上帝交换了位置，把上帝的存在判为虚妄，这样做的结果是被迫接受自然残酷和荒诞的法则。阿辽沙按照陀氏的精神从理性主义重又回到神本主义精神，也许这更肯定了基督信仰确信上帝的求赎之爱、对世间万物的博爱，并把它看作绝对可靠的价值法则。这不仅是阿辽沙和佐西马长老的最终价值观念和信仰，也是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价值观念和信仰。
《卡拉马佐夫兄弟》对于“罪恶”这一主题的把握，隐藏在人物性格的潜性“罪恶”之中。从显性层面来看，可以知道费多尔的累累罪行，能了解德米特里的邪恶个性，能看到斯麦尔佳科夫的罪恶本质。但事实上，其他人物性格中也存在潜在的“罪恶”。被大家视为“翩翩公子”的伊万，憎恨吝啬好色的父亲，也厌恶流氓霸道的兄长，常常“盼望一个混蛋把另一个恶棍吃掉”。小说中作者极力维护与打造的“天使”阿廖沙，虽然自小到大都很善良，但不可避免地在内心深处也有“罪恶”的因子。例如虽然他将弑父欲望压抑和转化成了对上帝的信仰，但也在伊万的影响下发生过短暂的动摇，甚至最后驱使他放弃了阻止兄长以父的念头，从而导致了家庭悲剧的发生。
在陀思托耶夫斯基的世界里，自由主题与罪恶主题联系紧密。在他看来，“没有自由，恶就是无法解释的；恶出现在自由的道路上，没有与自由的这一联系，就不存在对恶负责的问题，恶是自由的孩子”。因此，在小说中，这两大主题虽各有自己独立的体现，但在表面文字的暗流下，二者是彼此联系，相互依存的。
首先，由于自由意味着善恶间的选择，因此自由之路往往引导人走向恶之路，而恶之路又使人分裂。小说中伊万性格最复杂、思想最矛盾。在父亲死后，并不是凶手的他因为这罪行内心煎熬，出现了精神分裂的现象。在盔梦中，他内在的恶化为魔鬼展示在他面前。伊万的内心就在这种善恶的自由中挣扎。他对魔鬼说：“你是我的化身，不过，只是我的一面……我的思想，我的情感的一面，而且是最暴露的一面。”这个魔鬼作为伊万内在的恶人格化出来的另一个“我”，体现了自由与恶在选择冲突时所产生的对人内心的冲击与个性的分裂。由自由产生的恶战胜了自由本身，成为了人格的反面。
其次，赎罪可以重返自由。自由产生恶，而恶又产生罪。在罪恶当中，人往往是不自由的，从身体的束缚到精神的不安，人往往因恶而远离了自由，赎罪则能重返自由。当德米特里误以为打死了照顾自己多年的老管家格里戈里时，他陷入了侮恨的深渊，痛苦得甚至想要通过自杀来解除罪恶，重获心灵的自由。而当德米特里在面对即将犯下的弑父罪恶时，他心中的争斗十分激烈，如烈火炙烤，无比煎熬：是任由恶战胜自由从此永不自由，还是战胜恶以此来重获自由？最终，他的灵魂从地狱中得以解放，他以罪恶的解除重获了心灵的自由，开始了自己新的人生。
诞生于19世纪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却充斥着现代元素。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部小说中运用了各色写作技巧，很多文学评论家也因此称这部小说在结构上有些散乱。那个全知全觉的讲述者便充分印证了这一点。虽然小说中的思想与感受大多与作者有利害关系，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无所不用其极的这种写作怪癖却让他自己也仿佛变成了小说中的人物。在陀氏的文本中，讲述者与小说人物的语言严丝合缝，因此小说中也自然不存在话语的权威。这种写作技巧提升了“真理”的主题，也让叙述变得更加主观。
语言风格也是陀氏这部小说中的一大特色。每个人都德行一致，有着自己的语言风格。例如律师菲久科维奇习惯将“偷”说成“抢”，更有一次断言老卡拉马佐夫被谋杀案中的五个嫌疑人是“完全不负责任的人”，读者因此便可感觉到这个律师总是想显得自己很有学问却反而总是措辞不当。文中还有几处脱离故事情节之处，都是为了让读者注意并了解那些在故事一开始并不那么重要的人。例如第六卷《俄罗斯修士》中，全篇几乎都被用来介绍佐西马神父，其中还包含了一段佐西马神父的自白，而这个多年前遇到的人物似乎并没有主线的故事中起到什么作用。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刻画人物心理方面的卓越成就，走在后来得到专业心理学家们确认的许多原理前头。比弗洛伊德早生三十五年的陀氏，在小说中记录了他观察人类感隋活动的惊人发现。他曾详细地写到过人的表现狂、俄狄浦斯隋结和青春期变态心理，他认为梦是由潜意识心理活动引起的，并非源于理智，而是发自欲望。陀氏指出，笑可以显示一个人个性中隐秘的一面，笑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地把面具卸了下来。在他所描写的“偶合家庭”中，每一个成员都过着独立、封闭的生活，与其他成员处于隔离状态。《卡拉马佐夫兄弟》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便是这样一户人家。陀氏观察到人身上有专横跋扈的倾向，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力欲。他发现爱的因素中包含着对所爱者行使权力的欲望。如果这种欲望得不到满足，所爱者就可能同时被既爱又恨。这一原理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得到了精妙入微的演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刻画自虐癖好以及把惩罚作为摆脱负罪感的手段，比现代的“死亡本能”理论和弗洛伊德的“超越快乐”准则都早得多。陀氏甚至作过“分裂人格”心态细节的记录。在他的作品中，简直很难说哪一个比较重要的人物不属于分裂人格。《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德米特里也罢，爱与恨同样火辣辣的卡捷琳娜也罢，“魔鬼”Lise也罢，尤其是在与魔鬼对话一章里两个自我猛烈碰撞的伊万……人格分裂的例子简直不胜枚举。
自从出版以来，这部作品曾被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教宗本笃十六世以及Andrew R. MacAndrew、Konstantin Mochulsky等各色在不同领域的大家都评价其在文学史上有极高的成就。
《卡拉马佐夫兄弟》对后世的部分文学与哲学巨匠有着深刻的影响。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称其为“史上最伟大的小说”，喜欢她的理由是其中的俄狄浦斯情结。
1928年，弗洛伊德发表了一篇名为《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弑父》的论文并在其中探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自身的精神及其对于这部小说的作用。在论文中他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痫病并非自然发生，而是对于父亲死亡含有愧疚的生理表现。在他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包括他小说中的那些儿子）由于潜在的占有母亲的欲望而期盼父亲的死亡。值得关注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痫病也正是在他的父亲死去那一年（他18岁时）首次发作，弗洛伊德再理论中引此为证。《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弑父与罪的主题，特别是伊万阐释的道德负罪，可以被认为是对于弗洛伊德理论的有利作证。
弗兰兹·卡夫卡是另一个自认为其作品深受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卡拉马佐夫兄弟》影响的作家。卡夫卡自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有“血缘关系”，这或许是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存在主义的主题，也有可能是因为《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父子间紧张的关系。
前苏联文艺理论家格罗斯：“如果站在艺术家本人立场上，按照他自己制定的结构去评价《卡拉马佐夫兄弟》，那么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最后一部作品，乃是对他艺术道路的真正总结，对他的艺术创作经验的完整概括，是把长篇叙事小说扩展为长篇史诗的尝试。陀氏在垂暮之年，以其旺盛的精力和意志创作了一部类似悲剧大合唱的纪念碑式的小说，这部小说成了他整个朝气蓬勃的创作活动集大成的多声部的尾声。”
1947年，《卡拉马佐夫兄弟》，耿济之译，上海晨光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953年，《卡拉马佐夫兄弟》，韦丛芜译，文光书店出版社
1996年，《卡拉马佐夫兄弟》，徐振亚、冯增义译，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8年，《卡拉马佐夫兄弟》，荣如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9年，《卡拉马佐夫兄弟》，臧仲伦译，译林出版社
2000年，《卡拉马佐夫兄弟》，年勋、宋岭译，延边人民出版社、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2年，《卡拉马佐夫兄弟》，王幼慈译，小知堂出版社
2003年，《卡拉马佐夫兄弟》，何茂正、冯华英译，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4年，《卡拉马佐夫兄弟》，孙绍振、王光明译，华夏出版社
陀思妥耶夫斯基（Ф.М.Достоевкий，1821～1881），俄国19世纪小说家，他的创作具有极其复杂、矛盾的性质。
陀思妥耶夫斯基生于医生家庭，自幼喜爱文学。遵从父愿进入大学学工程，但毕业后不久即弃工从文。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思潮影响下，他醉心于空想社会主义，参加了彼得堡进步知识分子组织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革命活动，与涅克拉索夫、别林斯基过往甚密。
1846年发表处女作《穷人》，继承并发展了普希金《驿站长》和果戈里《外套》写“小人物”的传统，对他们在物质、精神上备受欺凌、含垢忍辱的悲惨遭遇表示深切同情。唤醒他们抗议这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