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国之君，皇帝的主要职责是治理国家、富国强兵，但文中的这位皇帝可谓“不务正业”。他对于新装的喜好似乎已经变得病态：不惜花掉所有的钱—宁可让国库空虚；不关心军队—置国家安全于不顾；也不喜欢去看戏—排斥其他任何艺术享受；每一天每一点钟都要换一套衣服—新装已经成为他生活的全部。这位昏庸的皇帝考察官员不看政绩，不微服私访，不深入了解，而是通过穿“新装”来加以识别，可谓愚蠢至极。
面对织工设置的骗局、走火入魔的皇帝，上至大臣下到百姓，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仗义执言，力谏皇帝。他们为了一己私利、自身安全不得不说假话。有官职的怕丢官职，没有官职的怕人家嘲笑自己太愚蠢，可悲。于是，骗子行骗，大臣助骗皇帝受骗，虚伪、欺骗充斥了整个社会。
小孩没有经过世风的污染，眼睛是明亮的，看到什么就说什么。对有些事情，他们总是直言不讳，绝不会看大人的脸色行事。“可是他什么衣服也没有穿呀！”如一道闪电划破夜空。这句话既天真又大胆，既率直又肯定，符合小孩的身份。它虽出自孩子之口，却说出了所有老百姓的心里话，以致大家都重复着小孩的这句话—“他并没有穿什么衣服！有一个小孩子说他并没有穿什么衣服呀！”“他实在没有穿什么衣服呀！”从而戳穿了骗局，揭示了真相。
一位奢侈而愚蠢的国王每天只顾着换衣服，一天王国来了两个骗子，他们声称可以制作出一件神奇的衣服，这件衣服只有圣贤才能看见，愚人不能看见。
骗子索要了大量财宝，不断声称这件衣服多么华贵以及光彩夺目，被派去的官员都看不见这件衣服，然而为了掩盖自己的“愚昧”，他们都说自己能看见这件衣服，而国王也是如此，最后穿着这件看不见的“衣服”上街游行，一位儿童说“他什么也没穿啊！”。
《皇帝的新装》原本是从中世纪西班牙民间故事移植而来。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也曾在其戏剧中运用过这个素材。故事的结局是那个国王光着身子在朝臣和全城百姓面前走过，大家都噤若寒蝉、不吭一声。安徒生改写时，在结尾处让一个孩子喊出了“他没有穿衣服”这句真话。
这篇故事写于1837年，和同年写的另一起童话《海的女儿》合成一本小集子出版。
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1805－1875）是一个将民间传说、道德说教和幽默诙谐与他自己的非凡想象力结合起来的丹麦作家，他创作的童话故事不仅对儿童而且对成年人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他出生在Odense城的贫民窟。他的父亲是一名鞋匠，但受过良好的教育。
1837年印刷的第三卷童话故事包括了《美人鱼》（The Little Mermaid）和《皇帝的新装》（The Emperor's New Clothes）。安徒生其它著名的童话故事有《丑小鸭》、《打火匣》（The Tinderbox）、《小克劳斯和大克劳斯》（Little Clausand Big Claus）、《豌豆公主》、《白雪公主》（The Snow Queen）、《夜莺》（The Nightingale）、《坚定的锡兵》（The Steadfast TinSoldier）。
人性弱点
故事中有奢侈而昏庸的皇帝，虚伪而愚蠢的大臣，巧舌如簧的骗子和人云亦云的看客。对于他们的诸种表演，作者有浓墨重彩、绘声绘色的描述，却不见声嘶力竭、痛心疾首的诅咒；他的讽刺，并不是揭露性、批判性、带有明显痛感的讽刺，而是诙谐、幽默意义上轻松的讽刺。他嘲笑皇帝的愚蠢、大臣的馅媚、看客的人云亦云，但是，这种嘲笑不含敌意和轻蔑，却饱含善意和温情。对于所有出场的人和发生的事，他似乎是在欣赏，而不是在愤恨。其中的坏人、小人，甚至包括骗子，自始至终，谁也不曾受到任何惩罚。其讽刺意味幽默却并不辛辣，富有温情而绝非“无情”，更找不到充满道德优越感的训诫。 《皇帝的新装》表达了对于“成年人的印象”，是对“虚荣”背后的“自我深度的迷失”这一人类固有和共有的人性弱点的再现，是安徒生为我们提供的一面生活的镜子。
诚然，这样的人性弱点具有普遍性，超越地位，超越阶级。安徒生真是深谙人性的弱点，他让皇帝、大臣、百姓共同促成这个骗局的安全着陆。他“以戏剧性的轻松活泼，以对话体的形式，说出一个爱慕虚荣的故事”，并不是单纯在于“讽刺了封建统治者的丑恶本质”，而是在坦陈人性的弱点、温情地给成年人上了一课。
权利意识
在安徒生的故事中，皇帝之所以要购买这件神奇的新衣，最主要的目的在于用更简便的方式来更加有效地治理国家，这与意识形态的功能极其类似。意识形态以一种扭曲的形式被创制出来，旨在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同样，当皇帝听到达件神奇的外衣时，第一个涌上心头的想法是利用它更好地治理国家。“穿上它，我就可以明确判断文武百官是否称职；更可轻易辨别智慧圣贤和愚人腐才。”虽然皇帝热恋新衣，但是他渴求这件衣服的最根本驱动力是用更简单的方式治理人民：轻而易举地享有最高权威却不必过度地为国操劳。意识形态的运转方式与之有着惊人的相似：“公民认为自己遵照上帝旨意而行事，实际上，他们遵从的是牧师和暴君。”换言之，就像安徒生童话里的骗子们一样，通过制造出一些“美丽的谎言”，国王可以牢牢控制他的臣民。正因如此皇帝才理所当然地决定：“我应该预订，让他们开始纺织布料”。
其次，统治阶级把选定的意义当作真理，进行公开发布和流通运行，其中存在着一系列极其复杂的步骤和过程。为了检查那块神奇布料的生产进度和验证骗子言语（谎言）的可信度，皇帝派出了忠心耿耿的阁老大臣，因为“他才能出众，最有可能看见那块布料；身居高位，游刃有余，合格称职，无人能及”。为了掩盖自己的“力不从心”位高权重的大臣不得不承认布料美丽非凡、无与伦比。这意味着谎言布料首次得到了以钦差大臣为代表的官方的认可。意识形态由一套复杂观念和成，旨在控制人们的思想，更有繁复细节使之看来其实可信，这与新衣布料如出一辙：“他们（骗子）详细列举出五颜六色的布料色彩，仔细描述着别具一格的特别样式。年迈的大臣聚精会神地听着，以便回到皇帝那儿可以照样背出”。
第二位高官的再次造访进一步证实了谎言的确实可信。在两次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皇帝“选定—群官员”，“陪同自己前去访问两个狡猾的骗子”，作为政治意义的发布者和捍卫者，皇帝评论道：“很漂亮。我极其满意”。至高权威表达了无上赞赏，随同大臣自然是赞美有加。同样，欺骗的思想新衣如同意识形态，被制造出炉而且得到了官方认可。“全体随从们仔细地看了又看，可是他们并没有比别人看到更多的东西。然而，他们与皇帝一起惊呼着：“哎呀，真是美极了。”统治阶级内部就这个虚假的谎言达成了共识，随后，这种官方认可的真理将在百姓之间进行流通循环，并且以此来塑造公民。“他们建议皇帝用这种美妙绝伦的布料做一套衣服，然后穿着它去参加即将到来的游行大典。”故事中的游行是核心策划、用以展示官方意志的仪式。“典礼官说：‘陛下，华盖已经准备完毕，您可以在游行大典中使用了。’然后皇上在庄严漂亮的华盖下，昂首阔步地行走在游行队伍中间。街道两旁的公众及屋里的人们都高声欢呼着。”具体可见的华盖也为新衣所代表的无形的理念（蠢材无法看见）增加了可信度和权威性，因为“二者（新衣和华盖）都是伪造之物，只有‘懂行之人’才明白它们的价值”。
最后，国王意识到了新装不存在，而且从公众那里得到了证实，“因为他知道事实就是如此”。那么皇上会宣布撤回对新装的溢美之词吗？会公开承认自己对这件事的错误判断吗？从更广的范围来讲，阁老大臣和其他内阁高官会为他们所犯的荒唐错误而集体向民众公开道歉吗？换言之，统治阶级会承认他们奉为真理并使之流传的意识形态外衣所具有的欺骗性吗？一个不得不强调的因素就是，这是一个政治事件。米歇尔·福柯在《真理与权力》中对真理有一个极其精彩的定义：真理并不是取决于陈述的内容，而取决于何人所说，在何种情景下所说。因此，在盛大庄严的游行中面对街道两旁热情高呼的民众，作为“社会意义的捍卫者和保证人，皇帝所说的话无论内容是什么都是真理。正因如此，皇帝想：“游行必须要继续下去。”。因此他摆出一副更为骄傲的神气，而内饰们手中托着那条并不存在的后裙。”
文章一开始，就写了皇帝酷爱穿着打扮，竞然到了每一天、每一点钟都要换一套衣服的地步；几乎每时每刻都消磨在更衣室里，为了穿得漂亮不惜花掉所有的钱；他甚至从不关心他的军队，只关心自己的新衣服。作者运用夸张的手法介绍了主人公皇帝爱慕虚荣，试新衣成癖，突出强调他把全部时间和精力浪费在穿衣上而不顾国计民生，这对故事的展开埋下了很好的伏笔。正因为骗子掌握了皇帝懒惰异常，虚荣心十足的致命弱点，他们才能利用皇帝爱穿新衣的癖好，设下骗局，编出关于布料有“奇怪的特性”的鬼话，诱皇帝上钩。他们的骗术虽不高明，但抓住皇帝的弱点精心布置，巧妙设计，不仅一开始就让读者对这个不称职的皇帝的骄奢淫逸和爱慕虚荣有所认识，而且使得故事情节的发展天衣无缝，无懈可击，顺理成章，成功的推出了整个骗局。
极度的夸张是借助于作者丰富的想象力完成的。两个骗子所设下的骗局，想象就非常奇特。骗子就怕戳穿他们的骗局，而这两个骗子对皇帝的心思和臣民的心理都琢磨透了，他俩的骗局非常露骨，而且非常毒辣。他们不是搞伪劣产品，而是根本就没有织布，根本就没有衣服。他们有一种“钳口术”，谁要说一句真话，说看不见衣服，就借用专制的皇权，说你“不称职或者愚蠢得不可救药”。于是，大臣随员为了保护自己只得说假话，皇帝为了自己的“尊严”也要说假话，高贵的骑士们、街上和窗口里的老百姓、成百上千的人都在异口同声、自欺欺人地称赞皇帝的“新装”，这是一个强烈的讽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