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8年7月14日，埃米琳·古尔登（Emmeline Goulden）出生于曼彻斯特的一个充满激进主义的殷实中产阶级家庭。曼彻斯特不仅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开路先锋，而且是激进政治改革的中心，具有激进主义传统，这里是持不同政见者的前沿阵地和社会暴动频发地区。曼彻斯特还是19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妇女参政运动的重镇，反抗权威的传统和氛围，也深深影响了埃米琳的家族。
在母亲的启蒙下，少女时代的埃米琳就已经成为一个不自觉的妇女参政论者。埃米琳15岁那年，母亲带她参加了妇女参政协会的第一次会议，这是埃米琳第一次对妇女参政运动有了感性认识。她在自传中写道：“我被这些演讲的内容所吸引，甚至为此感动。” 埃米琳对母亲充满感恩，认为母亲是真正把她领到妇女参政事业大道上的启蒙者和指引者。
1872年，她被送到法国巴黎接受教育。埃米琳所在的学校是巴黎著名的女子师范学校，该校具有女性平等受教育的理念。在求学期间，埃米琳结交了她终身的好朋友、法国姑娘纳米尔·罗什福尔（Noemie Rochefort），纳米尔的父亲罗什福尔—吕凯侯爵（Marquis de Rochefort-Lucay）曾经是巴黎公社的领导人之一。纳米尔给埃米琳讲述了其父辈的英雄事迹，给埃米琳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埃米琳在巴黎学习期间，接触到了英国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年）的《法国革命》（The French Revolution）。此书对埃米琳的激进思想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她认为该书的观点“激励和影响了她的一生”。
尽管埃米琳的父母要比当时英国中产阶级的父母开明得多，但是他们依然无法完全摆脱维多利亚时代的性别观念，在女儿的培养问题上，他们依然保持着传统甚至保守的观念。这就出现了自相矛盾的观念冲突：一方面，古尔登家族孕育了埃米琳的自由和正义的理念；另一方面，在教育上，父母又施以传统的规范来约束她。随着埃米琳的逐渐成熟，这种情形必然激起她对维多利亚式中产阶级女性生活的强烈不满。而理查德·潘克赫斯特（RichardPankhurst，1838-1898年）的出现，使她的人生开始有了新的选择。理查德是曼彻斯特妇女参政全国委员会的法律顾问，他积极参与妇女的参政运动，为妇女争取权利做出了各种努力。埃米琳通过跟随父亲参加理查德的政治集会而有缘结识这位激进的政治家，渐渐地，理查德成为埃米琳心目中的英雄。
1879年12月18日，埃米琳和理查德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从此改姓为埃米琳·潘克赫斯特（Emmeline Pankhurst）。婚后，富有自由激进思想的理查德没有按照中产阶级的家庭观念去要求埃米琳，相反，他鼓励埃米琳去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并不希望埃米琳变成家务劳动的机器，而始终认为除了家庭，社会同样需要女性做出努力。正如他婚前的信中所言，“每一项斗争事业都将是我们共同的事业”。
埃米琳加入新生的英国独立工党后经历的事件对她日后“要行动”的激进政治理念的形成同样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独立工党在成立之初，由于资金的缺乏，根本没有开会的场所，经常只能在户外举行集会，最常去的地方就是曼彻斯特的克拉夫（Clough）公园。1896年5月17日，独立工党在此集会演讲，其发言人被警察以扰乱公园秩序罪传唤，由于他们拒交罚金而被捕入狱。此后，埃米琳作为唯一的女性和其他工党成员多次来到此地继续演讲，抗议当局的行为。由于男性演讲者陆续被捕，埃米琳被推到政治斗争的前沿，成为集会的主持发言人，其不俗的表现使这场斗争继续保有活力。
埃米琳还协助丈夫进行了三次议会竞选，这些活动的参与对埃米琳的政治观念和政治活动能力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1885年的第二次竞选活动，它对埃米琳激进战斗策略的形成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1885年的大选之年，理查德作为自由党代表参加了竞选。尽管此次选举有自由党的支持，但理查德最终还是输给了保守党的代表。埃米琳把这次失败归咎于爱尔兰自治者的影响。她认为，在选举中，爱尔兰选民在自治党领袖查尔斯·斯图亚特·帕内尔的引导下拒绝投票给自由党——即使自由党的代表是支持爱尔兰自治的，而把票投给了保守党。爱尔兰自治党所处的这种举足轻重的局势，对于埃米琳的政治意识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她说：“这样一个小党，几乎是没有可能从绝大多数的敌对中赢得自治的，但是帕内尔及时用他所能用的种种方法使政府屈服。这是可资借鉴的政治经验，今后要为我所用。”
1889年，富有实战精神的艾米林·潘克赫斯特建立了“女权同盟”。 1894-1903年，埃米琳把自己主要的政治精力都投入到了独立工党的工作中。这个时期是埃米琳独立走上政治舞台的开始，也是她政治意识日趋成熟的时期。在这之前，她是以潘克赫斯特夫人的角色协助丈夫参与各类社会政治活动的，而今她的个人政治身份开始显现，并在地方政治中崭露头角。
1894年，埃米琳以独立工党代表身份毫无争议地当选为奥彭肖（Openshaw）的济贫法监护人。当时的中产阶级妇女很少有人愿意从事这项并不令人愉快的工作，因为必须经常面对那些处于最困顿的社会群体。通过济贫法监护人工作，她接触到了社会底层的民众，亲身感受到了社会底层妇女的悲惨境遇。她在担任曼彻斯特独立工党济贫法监护人期间，参观了曼彻斯特地区的很多工厂，亲眼看到女工、童工的悲惨境遇。担任济贫法监护人，强化了埃米琳的政治意识，使她强烈地意识到，妇女只有获得选举权，才能彻底改变自己的悲惨命运，而只有通过妇女的参政运动，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她说：“在我成为济贫法监护人之前，我已是一个妇女参政者，但是正是担任济贫法监护人的工作，使我开始意识到，女性拥有选举权不仅是一种权利，而且是一种迫切的、不容置疑的需要。正是那些无法得到保护的贫困母亲和婴儿的悲惨境遇，激励我成为战斗的参政者。”
1900年，埃米琳作为独立工党的代表被选为曼彻斯特的教育督导。地方督导职位的设立主要是为了配合1870年《教育法》的贯彻实施。曼彻斯特是第一个成立教育督导委员会的城市，该委员会也是当时英国规模最大、最有影响的教育督导委员会。教育督导的设立给妇女参与地方政治提供了新机会，妇女可以通过选举成为教育督导。这份工作强化了她女性主义的观念。她发现，女教师明显处于劣势，不仅工资低于男教师，且在常规的课目外，要额外承担家政课程。为此，她提出了批评和质疑。
1902年《教育法》废除了教育督导制度，代之以新的体制。埃米琳认为，这是对妇女代表的一种侮辱，妇女不再有资格进入地方政府的教育机构。在她看来，导致妇女在地方政治中处于次要地位的最重要原因，就是妇女没有选举权。在妇女地方政府协会和全国工作妇女联盟的共同压力下，政府做出了让步，同意地方教育当局允许女性成员参与。
1903年4月，在独立工党的力荐下，埃米琳成为曼彻斯特教育委员会的成员。她在这个职位上工作了4年，并被任命为曼彻斯特技术学院的指导。曼彻斯特技术学院是欧洲排名第二的技术学院，每年要花费数千英镑的费用用于男性的技术培训，却不为女性提供任何技术培训。由于男性工会反对给妇女提供技术培训，只有面包和糖果制作技术的培训才允许妇女加入。埃米琳认识到，这是男性把女性置于服务的位置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从而更加坚定了她为改变妇女社会政治地位而斗争的决心。
1898年7月5日，理查德病逝。丈夫的去世使家庭生活陷入了窘境，为生计所迫，埃米琳辞去了济贫法监护人的工作（该职位不带薪酬）。不久，她承担了一份带薪的工作，负责地方政府中的婚姻、出生和死亡登记注册。这一职位使埃米琳有更多机会了解妇女的生活境遇。她所在的工作区域是工人阶级集居之地，因此在担任注册员期间，她和众多女工有了面对面的接触，所见所闻她们各自的不幸遭遇，促使她决心要让妇女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在社会中生活。
1894~1903年，埃米琳参加独立工党并希望该党致力于改变贫穷妇女的不幸，支持女性的议会选举权。该党虽对妇女参政持友善态度，却并不真正热心推动妇女参政运动的开展。经半个多世纪、寄予厚望的三次议会改革并未赋予妇女选举权。为破除根深蒂固的“女人的位置在家中”的传统的性别隔离，1903年，她又同自己的两个女儿组织起“妇女社会与政治同盟”，成为女权运动激进的核心力量。以埃米琳·潘克赫斯特为代表的妇女社会政治同盟在20世纪初掀起了一场更为激进的妇女参政运动，她们以男性激进模式为榜样，通过暴力的手段争取平等的政治权利，震撼了整个英国社会。她们闯入演说会场质问首相或大臣，为了唤起社会各方人士对妇女参政运动的关注，她们还采取了激烈的手段，破坏设施、纵火、自杀等形式。
1903年10月，由17个妇女参政团体组成的妇女社会政治同盟成立，这是英国妇女参政运动史上最为著名的组织。埃米琳强烈要求政府改变对妇女不公平待遇和性别歧视，她认为“女性与男性一样承担着各种义务，就应该享有和男子一样的平等权利和参与法律的制定”，“如果一半的人口基于性别被排挤在政治体制之外，显然代议制政府是名不副实的，英国并不存在真正的民主”。埃米琳“要行动，不要空话”的参政理念一直贯穿在同盟的行动纲领之中。
1905~1914年英国的妇女激进参政运动，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集会、游行、会议质询等主要形式争取权利；第二阶段升级为对公共秩序制造有限度的破坏，砸窗、焚烧邮件等形式，并采取绝食方式来表示决心；第三阶段则带有暴力革命倾向，扩大至使用炸弹、纵火等，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停止。
第一阶段（1905－1907）：妇女社会政治同盟采用激进的和平方式，争取公众关注和支持，最常用的手段是干扰政治会议议程的进行。
1905年5月12日，英国议院讨论妇女参政议案，来自兰开夏的纺织工人、全国妇女参政协会的代表以及同盟的成员把议会大厅挤得满满的，期盼能够通过这一提案。然而议程安排的第一个提案却是关于车行道照明问题。妇女参政者见证了议会的成员认真讨论并批准了道路照明提案，却在玩笑和掌声中轻易否决了妇女参政议案，尝到了苦涩的失望和被玩弄的感觉。
1905年10月13日自由党在曼彻斯特举行集会，安妮·肯尼和埃米琳的长女克丽丝特布尔旁听她们向发言人提问：“若自由党再度当政，是否给女性选举权以及该党将对妇女解放采取哪些举措？”当发言人不予回答时，她们再度提问，并挥舞“给妇女选举权”的旗帜，展开写着：“自由党政府是否给工人妇女以公正？！”的9米长幅制造声势，最终导致会场混乱，两人遭到逮捕并且受到审判。在法庭上她们拒绝缴纳罚金，被分别判罚3~7天监禁。她们英勇的举动和被囚禁的消息受到媒体关注，“衣着体面的妇女被警察粗鲁地扔出了会场”的照片震惊英国公众。习惯于绅士风度的英国人觉得不可思议，许多读者写信给报社表达对妇女的同情，并不断有新成员加入，该组织的影响和规模得以扩大。正如埃米琳·潘克赫斯特所认为的那样：两个人的行动揭开了英国妇女参政史上主动出击、对抗政府的序幕，妇女参政运动从边缘变为一个活跃的中心话题。
1906年1月，自由党在大选中获胜后，同盟的抗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1907年2月13日，妇女多次冲击国会，大约60多名妇女被捕，很多人在与骑警激烈搏斗时受了伤。1907年2月同盟成立议会内的游说团，组织一次次户外集会与示威游行。这期间埃米琳·佩西克和她的丈夫弗留德里克·劳伦斯创立了同盟的第一份报纸《给妇女投票权》。
第二阶段（1908－1912）：同盟行动演变为有节制的暴力行动。通过砸窗户、毁坏财物、袭击政治家、烧毁信件，并采取主动要求被捕、在狱中进行绝食抗议等方式对公共秩序制造有限度的破坏，吸引社会广泛关注，以期向政府施压。
1908年6月21日，2.5~5万同盟会员参加举行妇女参政史上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户外示威游行。1908年2月11日，埃米琳率代表团要求见首相，抗议最近50名参政者的被捕，为此埃米琳被判监禁6个星期。
1908年7月，当首相阿斯奎思拒绝接受已通过二读的妇女选举权法案时，同盟成员终于抑制不住心中的怒火，在未经领导人许可的情况下，2名妇女将唐宁街10号首相住宅的玻璃砸碎。此次砸窗行为虽为自发的泄愤行为，但却启发了领导，埃米琳签署命令把砸窗户作为行动方式，以吸引社会更大的关注。
1910年，她们数年的努力终于得到了一些微弱的回应。对历时多年的争取投票权运动持同情态度的一组男议员向议会提交了一份《和解草案》（Conciliation Bills），提倡把投票权赋予私有资产达百万的女性。在最初的辩论中，议员们对这一法案给予了绝对多数的支持。但后来这一法案由于时任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的反对遭到雪藏。他宣称：“由女性参选的政府作出的决定会缺乏事实上和道德上的权威。”正如埃米琳所说，“要行动，不要嘴动。是我们永远的座右铭。”（“Deeds,not words, was to be our permanent motto.”）作为回应，她在1910年11月18日领导300名女性参政论者，组成代表团在议会入口外集结。警方组成的人墙对她们进行管控，后来升级为暴力，她们被殴打甚至性侵。
结果是血腥的——115名女性入狱，无数人受伤，2名女性丧生。这一天被称为“黑色星期五”（Black Friday）。一张警察攻击一名倒在地上的女性的照片登上了报纸头条，而政府也很快意识到他们越过了底线，于是所有被捕女性在圣诞节前被释放了。埃米琳的姐姐也在此事件后逝世。
此后一年内，人们再次尝试寻求和平的解决方案，但1911年，首相再次撕毁了下议院通过的《和解草案》。妇女参政论者不得不再一次举起武器。400名女性协力组织了一场砸窗户的破坏运动，攻击百货商场等地点。
绝食、特别是集体绝食，不仅成为她们抗争的主要形式，还大大推动了团体精神的形成。埃米琳被拘留14次，被判入狱6次，参加绝食行动12次。她的女儿们也都相继多次入狱。在暴力行动中，1909年有294名妇女被捕，163名被囚禁，110名绝食和36名被强制进食。1910年有116名、1911年有188人被囚禁，1912年有240人被捕。埃米琳坚持用绝食方式来迫使政府让步，警方则采取强制性喂食的做法对付妇女参政者。其残酷画面、妇女们在被捕后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再次引起社会震撼，坚定了妇女们团结奋战的意志和决心。
第三阶段（1912－1914）：同盟的暴力行动进一步升级。埃米琳在《我的故事》中提及，1913年暴力的不断升级就是为了让民众感到不安全，可以让公众转而对政府施加压力，赋予妇女选举权。1913年的前10个月共发生323起暴力事件，平均每月32起。1914年前7个月间发生105起，平均每月15起。据统计，有1000名妇女相继入狱。在1913年妇女选举法案再次失败后，同盟开始纵火的行动，火车站、教堂、学校和私人住宅以及工业用房都曾经遭到妇女们炸弹袭击和纵火焚烧，就连伦教皇家植物园的兰花、曼彻斯特和伦教美术馆的艺术作品也都成为她们袭击的目标。
1913年6月4日的叶森德比赛马会上，为了唤起英国及国际社会对英国女性投票法案运动的关注，同盟的激进分子艾米丽·威尔丁·戴维森（Emily Wilding Davison）怀揣着“给女性投票权”（“votes for women”）的紫白绿色横幅冲向了王室成员的赛马，自戕于国王乔治五世的马蹄下，不治身亡。这一事件使妇女争取投票权运动连续数日占据报纸头条。而在这之前，妇女社会与政治同盟以各种方式试图吸引社会对于女性权益的关注和支持，却都以失败告终。而这一次，全世界的媒体镜头终于都转向了她，进而转向了她所代表的群体。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8月英国对德宣战，埃米琳和英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急邃的变化。她暂停斗争，决心与政府共渡难关。在同盟和政府进行谈判后，政府宣布对入狱妇女大赦，暴力活动宣告结束，妇女们投身到支持英国参战的行列之中。埃米琳的公众形象也开始了从英国政府眼中的暴徒到欧美大众心目中英雄的转变。
女权主义者们通过演讲、写信和加入志愿服务大军，动员人们参战，号召女性投入生产。战争期间，许多女性接替了应征入伍的男性的工作，由于收成不好，英国政府食品生产部迅速组织了妇女土地服务队，发动女性从事农业生产，以保证有足够的食物储备。联盟的努力得到了回报，政府开始承认女性的价值。一战结束后，政府不得不承认，如果没有女性的努力，英国不可能赢得战争的胜利。1918年2月，英国政府规定，30岁以上女性获得选举权。
多年的巡回演出、讲座、监禁和绝食使她们付出了代价，疲劳和疾病成了埃米琳晚年生活的一部分。她的健康每况愈下，埃米琳·潘克赫斯特搬到汉普斯特德的一家养老院。1928年6月14日星期四，埃米琳·潘克赫斯特逝世，享年69岁。她被埋葬在伦敦布朗普顿公墓。
潘克赫斯特去世前一个月，政府通过法案，女性赢得了和男子同等的选举权。随后，美国等国家也逐渐允许女性投票。
埃米琳·潘克赫斯特成立女权运动组织“妇女社会政治协会”，以“行动而不是嘴动”为口号，发起各种抗议活动，促使社会关注妇女平等参政的权益。以她为代表的英国女权运动家不惜以自己的自由和生命为代价，为妇女争取选举权。在她们的努力下，“人民代表法案”于1918年2月6日获得议会通过。从此，年满30岁且拥有财产权的英国女性被赋予选举权。1928年，即潘克赫斯特去世之年，英国21岁以上女性终于获得与男性同等的选举权。
随后，美国等其它国家也在妇女参政运动的浪潮中逐渐允许妇女投票。在1999年，美国《时代》杂志将埃米琳·潘克赫斯特列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并表彰了她对世界的影响力：“她塑造了我们这个时代女性的想法，她使社会进入一个新的模式，这可能已没有回头路。”
随着时光的流逝，妇女参政论者的形象在慢慢的改变，她们不再是罪犯、暴徒，而成为英国妇女运动史上最具超凡魅力的英雄，成为英国女性争取民主权利不懈努力的象征符号。
《自由或死亡》、《妇女从未恼恨生为女儿身》 、《争取人类自由的最后一战》。
传记《埃米琳·潘克赫斯特》，作者君·坡维斯新。2002年8月3日的英国《卫报》发表了对这部传记的书评，作者是麦克·福特。
1918年战后，时任英国副首相大卫·劳埃德·乔治赞扬了潘克赫斯特和妇女党：“她们以杰出的才能、坚韧和勇气与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和绥靖主义者斗争。”
1928年6月18日，潘克赫斯特的死讯在全英国范围内传开，并在北美广泛传播，《每日邮报》将她的葬礼游行评价为“就像一个军队在哀悼去世的将军”，《纽约论坛报》称她为“20世纪早期最杰出的政治和社会煽动者，也是争取女性选举权运动的最重要领袖。”
1930年，时任英国首相斯坦利·鲍德温在潘克赫斯特雕塑揭幕仪式上的讲话中回顾了夫人的一生，并肯定了她所做出的贡献：“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潘克赫斯特所作的一切使她名垂青史。站在我们面前的她是一位坚定而富有魅力的领导人，她是一位雄辩的演说者，她是一位先知，是一位强者，……没有任何一位妇女像她一样具备这么多的头衔，也没有一位妇女让我们汲取那么多的力量和勇气。今天我们为这位英雄妇女的雕像揭幕，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缅怀她。”
1993年，时任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在同盟成立75周年的纪念活动上，并肯定潘克赫斯特是英国妇女的“英雄”。
2018年2月6日，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参观女权运动家埃米琳·潘克赫斯特的故居，并发表讲话纪念：一个世纪前的英国女权运动家们“不惧来自传统社会的激烈反对，坚持不懈为女性争取投票权，因为她们知道自己的目标正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