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至1928年，卡蒂埃·布列松在中学学习期间开始学习摄影，并结识了一些摄影家，为他们的作品所倾倒，从此产生了献身摄影艺术的信念。布列松真正从事摄影活动是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1931年，22岁的布列松去了一趟非洲象牙海岸，在那里买了一架相机进行拍摄。一年以后，当他正要回国时，才发现镜头已经发霉，所拍照片全部报废。后来他买了一台莱卡相机，从此这架相机成了他一生的旅伴。
从非洲回国后，布列松参加了当时的超现实主义小组从事摄影活动。1932年，他第一次在美国纽约，然后又在西班牙马德里展出了自己的作品。1934年，他旅居墨西哥一年，仍然从事摄影工作。1935年在美国同保尔·斯特朗从事电影拍摄工作。在1936年至1939年之间，布列松为让·雷诺，阿雅克，贝克尔和安德烈·兹沃波达当助手，拍摄了影片《生活属于我们》、《乡村一部分》和《火的规律》以及纪录片《生命的胜利》。
1940年，布列松被德国当局逮捕，经过两次试逃，终于成功。越狱后，他在1943年参加了支持反法西斯被捕人员的秘密活动。此间，他还拍摄了许多艺术家、画家和作家（如马蒂斯、博纳尔、布拉克、克洛代尔等人）的肖像。在1944年至1945年期间，他参加了一个摄影团组，专门拍摄德军占领下的法国，他以摄影为手段，揭露法西斯的罪行。他还拍摄了巴黎解放的情景，记叙了法国人民的欢乐时刻。
1946年，布列松在美国度过了一年多的时光，协助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组织了一个摄影展览。1947年，布列松与罗伯特·卡帕、戴维·西摩·奇姆，以及乔治·罗杰等人一起创办了“马格南”图片通讯社，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的几个同类组织之一。布勒松1966年脱离该社，经他本人同意，仍由该社保存和经营他的底片。
1948年至1950年期间，布列松在东方的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度过了三年。在中国居住的一年中，有6个月是在国民党垮台之前，6个月是在新中国诞生之初。这期间他抓拍的上海抢购黄金风潮和国民党末日等照片忠实记录了中国历史的伟大变迁，成为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献。
1952年至1953年，布列松回到欧洲工作。1954年，他作为东西方集团关系解冻后被苏联接纳的第一个摄影家访问了苏联。1958年至1959年，正值新中国建国十周年大庆之际，布列松应中国邀请曾访华3个月。1960年，布列松去古巴访问并进行摄影报道，后回到阔别30年的墨西哥逗留了4个月，又去加拿大住了一段时间。1965年去印度和日本。1969年，布列松用了一年时间，准备他的摄影作品展览。该展览于1970年在法国巴黎大宫殿展出，盛况空前。
1973年以后，布列松重操画笔，但有时也拍摄一些摄影作品。1980年夏，布列松正式退出摄影界。他一生从事摄影半个多世纪，足迹遍及世界各地，拍摄了大量精彩照片。但是，他从来不允许别人拍摄他本人的照片，他的意愿似乎是，永远躲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描绘和刻画芸芸众生。
从1932年到1934年，布列松肩背相机，走遍了地中海沿岸、墨西哥、美国。收集在作品集《决定性瞬间》的许多早期杰作，全部是在这一时期里拍摄的。其风格是，巧妙地捕捉到生活中的非现实感。废墟中玩耍的孩子们、站在西班牙土墙边的孩子，这些作品给人以沉醉在幻想中的感受。在他去纽约时，举办了个人影展。但是，当时被沙龙派统治的摄影界，虽然有些人高度评价了他的个性，但大部分人持否定态度。他的作品被打上“反造型式摄影”的烙印，被严厉责之为“暖味、矛盾、反造型式的、偶然的照片”。
年轻的布列松依然勇进。他反击道:“你们是否理解我的照片？”如果他的照片被当时摄影界所接受的话，可以肯定地说，那决不会发展为现在这种新的风格。正是由于摄影界没有接受，布列松的自信心就越发增强，并受到极大激励。同期，他还担任电影副导演，作为鲁尔那鲁的助手，到各地旅游，并下苦功夫攻读摄影。电影，无法修版，所有构图都是在取景框中决定。照相与电影一样，也是无法改变原构图的。布列松把他旺盛的精力都投入到这项工作中去，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布列松毕竟是布列松。他奔走在西班牙内乱之中，参加乔治六世的加冕典礼。与其说是去参加，不如说他是去把照相机对准那些社会名流。二次大战开始之际，他随电影班从军，之后又成为德军的俘虏。三年中，他两次试图逃走，均告失败，第三次终于成功。他返回巴黎，参加了抵抗组织。这一时期，他拍下了许多文化界、艺术界人士的肖像。毕加索、马蒂斯、布拉克、鲁欧、撒尔托尔等人的肖像作为杰作，收集在他的《决定性瞬间》中。
1944年，巴黎解放。但是，有关解放的照片，布列松竟然一张未拍。他参加抵抗运动，忙得不亦乐乎。当然，他还是拍了一些反映巴黎市民审判德国帮凶的情景。他还以前线遣返回国的战俘为主人公，导演了电影《归途》。这是1945年的事情。巴黎的解放，对于布列松是莫大的喜悦。然而，更使他兴奋的是，与从前消息杳无的卡帕、西摩等人的相会。1947年，他们横渡美国，中途又有乔治、罗杰和艾丽亚·爱斯娜加入，马格那姆终于走上了正轨。同年，布列松在美国纽约现代美术馆举办了有161幅作品，长达两个月的个人影展。这个展览是布列松向世界巨匠迈出的一大步。
1954年，布列松早期几十幅名作被重新整理，出版了题为《决定性瞬间》的作品集。经过安利·马蒂斯的设计，它成为一本非常高级的作品集。另一本由米罗设计，撒农特尔写说明的《欧-洲人》是一本充分表现欧人性格特征的优秀作品集。这期间，他还到过埃及、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等地采访。1955年，出版了《两个中国》，还出版了《巴黎岛》等作品集。
1955年，布列松在巴黎卢浮宫美术馆举办了大型个人影展，这在巴黎是空前的举动。可见，布列松作为摄影家的地位越来越高了。但是，战后13年过去，布列松的周围开始变化:卡帕战死在印度支那，西摩也倒在埃及战场上。从前的两位挚友，都先后离开了人世。然而，摄影家是不能顾及个人情感的波动的，既然还活着，就要作为世界事件的目击者和揭发者而履行职责，这是布列松的生活观。当然，在履行职责的同时，也包含了对死去战友的怀念之情，他把任何名誉、地位都看成是虚荣。
1957年，由日本(每日新闻)社主办的布列松个人影展在日本开幕。那时，人们传闻布列松会亲自参加，然而未能如愿。因为世界局势不稳定，埃及动乱、匈牙利事件等此起彼伏，作为新闻摄影家，他的责任感是不允许他离开战场的。
日本方面的影展，完全由布列松本人设计，展厅也是依据他的要求而布置的。个人影展如果不能反映出他本人的风格，那就缺乏意义。展览会应该使人感觉到艺术家的气质。当时，众多的布列松崇拜者都期待着，把眼睛都瞪圆了。然而，布列松还是未能离开巴黎。或许，对于一名摄影家，过去的成就都是过眼烟云。布列松把自己的生命永远安放在未来的天平上。这恐怕就是摄影艺术家们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