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梦龙是南直隶苏州府吴县籍长洲（今苏州）人，生于明万历二年（1574年），出身名门世家，冯氏兄（冯梦桂）弟（冯梦熊）三人被称为“吴下三冯”。其兄梦桂是画家，其弟梦雄是太学生，作品均已不传。冯梦龙除了写诗文，主要精力在于写历史小说和言情小说，他自己的诗集今也不存，但由他编纂的三十种著作得以传世，为中国文化宝库留下了一批不朽的珍宝。其中除世人皆知的“三言”外，还有《新列国志》、《增补三遂平妖传》、《古今烈女演义》、《广笑府》、《智囊》、《古今谈概》、《太平广记钞》、《情史》、《墨憨斋定本传奇》，以及许多解经、纪史、采风、修志的著作，而以选编“三言”的影响最大最广。
他一生有涉及面如此广，数量如此多的著作，这除了和他本人的志趣和才华有关外，也和他一生的经历密不可分。
冯梦龙从小好读书，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与封建社会的许多读书人一样，把主要精力放在诵读经史以应科举上。他曾在《麟经指月》一书的《发凡》中回忆道：“不佞童年受经，逢人问道，四方之秘复，尽得疏观；廿载之苦心，亦多研悟。”他的忘年交王挺则说他：“上下数千年，澜翻廿一史。”然而他的科举道路却十分坎坷屡试不中，后来在家中著书。因热恋一个叫邵慧卿的歌妓，对苏州的茶坊酒楼下层生活频繁接触这为他熟悉民间文学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他的《桂枝儿》《山歌》民歌集就是在那时创作的。
直到崇祯三年（1630年），他五十七岁时，才补为贡生，次年破例授丹徒训导，七年（1634年）升任福建寿宁知县。四年以后回到家乡。
在天下动荡的局势中，在清兵南下时，他除了对反清积极进行宣传，刊行《中兴伟略》诸书之外，还以七十高龄，亲自奔走反清大业。冯梦龙是一位爱国者，在崇祯年间任寿宁知县时，曾上疏陈述国家衰败之因。清顺治三年（1646年）春忧愤而死，一说被清兵所杀。
冯梦龙勤于著作，作品总数超过五十种。他六十一岁被任命为福建寿宁县的知县，在任四年，颇有政绩，曾编过当地的方志《寿宁待志》。到明末天下大乱，清兵入关，冯梦龙十分关心国家大事，从南下避兵祸的难民中收集材料，写成了《甲申纪事》、《中兴伟略》两部保存了珍贵历史资料的书。同时，冯梦龙也是通俗文学的全才，在民歌、戏曲、小说都有撰作，如下所述：
话本·小说类（短篇小说）：《喻世明言》，《醒世恒言》，《警世通言》；
话本·讲史类（长篇历史演义）：《有夏至传》、《东周列国志》（《新列国志》）、《两汉志传》、《平妖传》、《盘古至唐虞传》；
民歌类：《童痴一弄·挂枝儿》、《童痴二弄·山歌》、《夹竹桃顶真千家诗》；
笔记小品类：《智囊》、《古今谈概》、《情史》、《笑府》、《燕居笔记》；
戏曲类：撰作的有传奇《双雄记》、《万事足》二种；改订的则有《新灌园》、《酒家佣》、《女丈夫》、《量江记》、《精忠旗》、《梦磊记》、《洒雪堂》、《西楼楚江情》、《三会亲风流梦》、《双丸记》、《杀狗记》、《三报恩》等；
散曲、诗集、曲谱类：《宛转歌》和诗集《七乐斋稿》，均已失传，《太霞新奏》、《最娱情》、《墨憨斋传奇定本》等；
时事类：《王阳明出生靖难录》、《甲申纪事》、《中兴实录》、《中兴伟略》；
应举类：《春秋衡库》、《麟经指月》、《春秋别本大全》、《四书指月》、《春秋定旨参新》；
其他：《寿宁待志》、《折梅笺》、《楚辞句解评林》、《牌经》、《马吊脚例》等。
冯梦龙在小说、戏曲、文艺理论上都作出了杰出贡献，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冯梦龙最著名的作品是“三言”，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的合称。“三言”和“二拍（《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的合称）”合称“三言二拍”。《喻世明言》初刻时名为《全像古今小说》，后来为了和三言之意，改名为《喻世明言》。
冯梦龙编选的“三言”代表了明代拟话本的成就，是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宝库。这三部小说集相继辑成并刊刻于明代天启年间。“三言”各40篇，共120篇，约三分之一是宋元话本，三分之二是明代拟话本。“三言”中较多地涉及到市民阶层的经济活动，表现了小生产者之间的友谊；也有一些宣扬封建伦理纲常、神仙道化的作品；其中表现恋爱婚姻的占很大比例，《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是其中最优秀的一篇，也是明代拟话本的代表作。总之，明代拟话本较多反映了市民阶层的感情意识和道德观念，具有市民文学色彩。它表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社会风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艺术上，“三言”比宋元话本有了很大进步。它与宋元话本一样，具有情节曲折的特点，但它的篇幅加长了，主题思想更集中，人情世态的描绘更丰富，内心刻画上也更细腻。但是，“三言”语言不若话本生动，矛盾冲突也淡化了。
“三言”所收录的作品，有宋元旧篇，也有明代新作和冯梦龙拟作，但已难以一一分辨清楚。无论是宋元旧篇，还是明代新作，都程度不等地经过冯梦龙增删和润饰。这些作品，题材广泛，内容复杂。有对封建官僚丑恶的谴责和对正直官吏德行的赞扬，有对友谊、爱情的歌颂和对背信弃义、负心行为的斥责。更值得注意的，有不少作品描写了市井之民的生活。"三言"即表现了资本主义萌牙时期的新思想，又存留有消极、腐朽、庸俗的旧意识。这种进步和落后交织在一起的现象，正是新兴市民文学的基本特征。在艺术表现方面，"三言"中的那些优秀作品，既重视故事完整，情节曲折和细节丰富，又调动了多种表现手段，刻画人物性格。正如《今古奇观序》中所称：“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可谓钦异拔新，洞心駴目。”这标志着中国短篇白话小说的民族风格和特点已经形成。"三言"是一个时代的文学，它的刊行，不仅使许多宋元旧篇免于湮没，而且推动了短篇白话小说的发展和繁荣，影响深远。
“三言”中每个短篇小说集各四十篇，共一百二十篇，其中明代拟话本约有七、八十篇。“三言”的内容很复杂，在那些优秀的拟话本中，主要表现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通过动人的爱情故事，描写了被压迫妇女追求幸福生活的愿望，抨击了封建制度对妇女的压迫。《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是其中最优秀的一篇，也是明代拟话本中成就最高的作品。小说塑造了一个光辉的女性形象——杜十娘。她是京城的“教坊名姬”，为了摆脱非人的境遇，她迫切要求“从良”。当她一旦相信李甲的爱情后，便与贪酷的鸨母展开了种种斗争，终于凭借自己的机智，跳出了火坑。但在她和李甲一起回家的途中，李甲竟在金钱引诱和个人利害考虑下，把她出卖给富商孙富。十娘愤恨填膺，在痛骂李甲之后，就抱持宝匣，投身于滚滚波涛之中，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控诉了这个罪恶的社会，维持了她对爱情的理想。小说写十娘投江之后，旁观的人皆咬牙切齿，争欲拳殴李甲和孙富，反映了人民对这些纨绔子弟和市侩的憎恨；同时也表现了作者的鲜明爱憎。《卖油郎独占花魁》是一篇富有时代特色的爱情作品。小说写卖油郎秦重被花魁娘子莘瑶琴的美丽所吸引。他凭自己辛苦经营积蓄起来的一笔钱想去亲近她。莘瑶琴起初因为他不是“有名称的子弟”，“甚是不悦”。由于秦重对她格外体贴、诚恳，她才觉得“难得这好人，又忠厚、又老实”。但等级地位观念，又使她不愿立刻向秦重倾吐衷情。直到她受到吴八公子的侮辱欺凌后，才明白那些“豪华之辈，酒色之徒”只知“买笑追欢的乐意，那有怜香惜玉的真心”，终于向秦重提出了“我要嫁你”的要求，并表示“布衣蔬食，死而无怨”的决心。值得注意的是：在作品中，小商人已作为正面人物被作者加以大力肯定和歌颂，并通过生动的情节，宣扬了在婚姻和爱情问题上，可贵的不是金钱、门弟、等级；而是彼此知心如意，相互尊重。这正是市民思想进步性的表现。此外，《王娇鸾百年长恨》描写贵族小姐王娇鸾和负心汉周廷章之间的动人的爱情悲剧；《玉堂春落难逢夫》，通过妓女玉堂春和贵族公子王景隆之间一段悲欢离合的故事，反映了下层妇女被人摧残的悲惨境遇；《宋小官团圆破毡笠》，赞扬了刘宜春对宋金的坚贞不渝的爱情；《金玉奴棒打薄情郎》，批判了莫稽的富贵易妻；都是影响较大的作品。
(二)描写封建统治阶级内容斗争，表现了人民对封建统治者罪恶的愤怒谴责。明中叶后，封建统治阶级更趋腐朽，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也更为激烈，这是产生这些作品的现实土壤。《沈小霞相会出师表》就是直接反映当时统治阶级内部忠奸斗争的作品。小说写忠言直谏、嫉恶如仇的沈链和权奸严嵩父子及其党羽之间的斗争，基本情节都有史实依据。小说热情地歌颂了支援沈莲父子斗争的贾石和冯主事，又塑造了沈小霞妾闻淑英的形象，她是个有见识、有才干的妇女，在危难中协助丈夫机智地逃出了解差的手掌。《卢太学诗酒傲王侯》写浚县知县汪岑陷害士绅卢柟，揭示了封建官僚阴险残酷的本相。《灌园叟晚逢仙女》写一个庄稼汉出身名秋先的老者，酷爱栽花种果。他有满园的奇花异草，人都叫他花痴。恶霸张委想霸占这座花园，初说买，进而要他送，并趁着酒性，任意折损花木，践踏花圃。后在花神的帮助下，使落花返枝，更增鲜艳。张委就此诬告他为妖人，形成冤狱。最后又仰仗花神的力量，惩治了恶霸，救出了秋先。作品反映的虽然不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但对封建统治者的揭露和批判却极为深刻。小说中出现的浪漫主义情节，正是表达了当时人民群众反抗封建压迫的意志。
(三)歌颂友谊，斥责背信弃义的行为。这类作品的大批出现，说明了当时政治的黑暗，社会风气的恶劣；也反映了中叶后城市工商业的繁荣，市民阶层的壮大。这些作品中所描写的“友谊”的内容，虽然还不能算是新的东西；但体现这种“友谊”的主人公并不局限于封建文人，出现了手工业者，这是一种新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代的特征。《施润泽滩阙遇友》就是写两个小手工业者之间友谊的作品。嘉靖年间盛泽镇“开张绸机”的施复，在卖绸回来的路上，拾到六两多银子，他起先满心欢喜，算“有了这银子，再添上一张机，一月出得多少绸，有许多利息。……算到七年之外，便有千金之富”。但转念想道：“这银两若是富人掉的，譬如牯牛身上拔根毫毛，打甚么紧，落得将来受用。……傥然是个小经纪，只有这些本钱，或是与我一般样苦挣过日，……这两锭银乃是养命之根，不争失了，就如绝了咽喉之气……。”作为一个小手工业者的施复毕竟不同于那些贪婪无厌的剥削者，当他想到可能给失主带来的严重后果时，毅然地把银子退回了失主。失主朱恩也是个以“蚕桑为业”的小手工业者，对施复这种行动不能不感激万分。后来施复养蚕缺桑叶，至洞庭山去买，在滩阙地方无意遇上了朱恩。朱恩为报答他的友谊，盛情款待了他，并以桑叶接济他，还使他免于覆舟的危险。小说选择这样一个主题，歌颂这两个小手工业者之间的友谊，在文学作品中，还是个新的内容。揭露、批判朋友间的忘恩负义比较深刻的有《桂员外穷途忏悔》。小说写桂富五(即后来的桂员外)做买卖失利，在债主的威迫下，想投水自尽。朋友施济出资相救，得免危难，后桂富五发迹暴富，而施济去世，寡妻严氏携幼儿求救于桂员外，却得到了冷遇和奚落。严氏因而怄气而死。作者痛恨桂员外的忘恩负义，最后让他全家变狗以示惩罚。此外，《吴保安弃家赎友》，写吴保安与郭仲翔之间生死不渝的情谊。“三言”中的拟话本在艺术上仍保持不少话本的特色。但它是文人创作，主要供案头阅读的，因而又有自己的特点。比起话本来，它们的篇幅大大加长了，主题思想比较集中，情节也更为曲折，尤其在人情世态的描绘上比话本丰富了许多。这在《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张廷秀逃生救父》、《一文钱小隙造奇冤》等作品中表现得很突出。而在细节描写和人物内心活动的刻划上，也更趋于丰富、细腻。《卖油郎独占花魁》里，秦重服侍酒后的莘瑶琴那段描写，就是很典型的。作者在瑶琴酒醉归来，不睬秦重的情况下，先写秦重向丫环要了一壶热茶，把阑干上一床大红纻丝的绵被，轻轻取下，盖在美娘(瑶琴)身上，并“把银灯挑得亮亮的，取了这壶热茶，脱鞋上床，捱在美娘身边，左手抱着茶壶在怀，右手搭在美娘身上，眼也不敢闭一闭”。作者紧跟着又写美娘呕吐，秦重怕污了被祸，就把自己的道袍袖子张开，罩在她嘴上。在美娘吐毕后，又写他下床，“将道袍轻轻脱下，放在地平之上，摸茶壶还是暖的。斟上一瓯香喷喷的浓茶，递与美娘”。在上述一连串细节描写中，把秦重对莘瑶琴的爱怜、尊重以及他当时那种又惊又喜，战战兢兢的复杂心情，表现得非常的饱满、酣畅。又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写十娘见李甲由孙富处回来，郁郁不乐，她就“抱持公子于怀间，软言抚慰”。当李甲说出他与孙富的卑劣筹划时，作者写十娘“放开两手，冷笑一声道：‘为郎君画此计者，此人乃大英雄也，郎君千金之资，既得恢复，而妾归他姓，又不致为行李之累，发乎情，止乎礼，诚两便之策也。那千金在那里?’”作者在这样细节描写里，把十娘遭到突然打击后的那种难以抑止的悲愤以及对李甲的决绝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但拟话本艺术上也有不少缺点。小说中的矛盾冲突一般不如话本的直接尖锐，语言上文言成分增多了，虽然比较洗炼、流畅，但没有话本的鲜明、生动。
“三言”是有世界影响的作品。国外受传者主要是一些高素质的群体，他们一方面是“三言二拍”的受传者，另一方面又是向西方传播“三言二拍”的传播者。传教士大量译介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始于18世纪的法国耶稣会士。1735年，竺赫德(亦译“迪哈尔德”)主编出版了四卷本的《中华帝国全志》（亦称《中国详志》或《中国通志》），书中载有法国耶稣会士殷宏绪法译明“话本”《三言》《二拍》中的《庄子休鼓盆成大道》、《怀私怨恨仆告主》、《吕女郎还金完骨肉》，“三言”于明末清初传到日本，对日本的通俗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十八世纪时，日本的冈田白驹、泽田一斋师徒二人从“三言二拍”和《西湖佳话》中选出部分作品译成日文，编成日本“三言”，即《小说精言》、《小说奇言》、《小说粹言》。由抱瓮老人选编“三言二拍”而成的《今古奇观》是第一部被介绍到欧洲的中国小说集。1893年，法国巴维尔译的《小说与故事》中，收了《灌园叟晚逢仙女》译本。当时，中国小说流行在欧洲的文坛。德国的著名诗人席勒读了《今古奇观》后惊讶不已，写信给歌德说：“对一个作家而言，……埋头于风行一时的中国小说，可以说是一种恰当的消遣了。”这些权威人士对“三言二拍”的接受与认同对“三言二拍”在国外的传播起着极大的作用。只有他们先认同“三言二拍”，他们才会将“三言二拍”向西方受众传播，而且受众在接收传播时都有自己的选择，受众一般选择那些具有权威性的信息，他们在该国的权威性使西方受众更容易接受他们所传播的“三言二拍”。
“三言”之外，冯梦龙还有一个“三部曲”系列的小说类书：《智囊》《古今谈概》《情史》。《智囊》之旨在“益智”，《古今谈概》之旨在“疗腐”，《情史》之旨在“情教”，均表达了冯梦龙对世事的关心。而《智囊》是其中最具社会政治特色和实用价值的故事集。
综合冯梦龙的小说创作，他的文学主张主要有下面三点。
第一，冯梦龙在文学上主张“情真”。他重感情，认为情是沟通人与人之间最可贵的东西，甚至提出要设立一种“情教”，用它取代其它的宗教。他曾自负的说“子犹诸曲，绝无文采，然有一字过人，曰真”。（《有怀》评），又在《叙山歌》中说山歌“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落实到小说中，他在《警世通言序》中说小说要做到“事真而理不赝，即事赝而理亦真”。在他的有关小说的眉批里，常可看到“叙别致凄婉如真”，“话得真切动人”，“口气逼真”，“真真”等。情真、事真、理真是冯梦龙在各种文学形式中反复提到的，是他追求的总目标，有很高的理论价值。
第二，他虽然不反对文言小说，他的《情史》便收集了很多文言作品，但他更强调文学作品的通俗性，作品通俗易懂才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他在《古今小说序》中说：大抵唐人选言，入于文心；宋人通俗，谐于里耳。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则小说之资于选言者少，而资于通俗者多。试令说话人当场描写，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再欲捉刀，再欲下拜，再欲决脰，再欲捐金；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虽小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噫，不通俗而能之乎？
又在《醒世恒言序》说：“尚理或病于艰深，修词或伤于藻绘，则不足以触里耳，而振恒心”。这里，“文心”指的是文人典雅的作品，“里耳”是闾巷平民的感受，只有通俗的作品，才能得到闾里小民的欣赏。
第三，冯梦龙主张文学有教化作用，而且主张把社会教化的内容和通俗易懂的形式结合起来。他在《警世通言序》中举了里巷小儿听《三国》故事受小说人物影响的例子：
里中儿代庖而创其指，不呼痛，或怪之。曰：“吾顷从玄妙观听《三国志》来，关云长刮骨疗毒，且谈笑自若，我何痛为？”
这个例子生动的说明通俗小说的巨大影响力，确不是被奉为经典的《孝经》、《论语》这类书所能达至的。所以冯梦龙希望借着这些通俗作品去达到教化的目的。“三言”就是他的实践，他解释“三言”的命名：
明者，取其可以导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恒者，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义一耳。（《醒世恒言序》）
明白的昭示这套书的目的是“导愚”、“适俗”和“习之不厌，传之可久”。
冯梦龙的思想非常复杂，充满了矛盾。如果要全面研究冯梦龙思想的来源，至少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以孔子为代表的正统的儒家思想；第二，明中叶以降东南沿海一带市民阶层的思想观念；第三，明代影响较大的哲学思潮。就冯梦龙与明代哲学思潮的关系而言，对冯梦龙思想影响最大的是明代哲学家李卓吾（李贽）和王阳明。
据明人许自昌《樗斋漫录》记载：冯梦龙“酷嗜李氏之学，奉为蓍蔡”。并与袁无涯一起增补、整理、刊行李卓吾评点的《水浒传》。在冯梦龙所编纂、评改的《情史》、《智囊》、《古今谭概》、《太平广记钞》等著作中，大量引述了李贽的言论，且大多作了肯定的评价。李贽最为惊世骇俗的思想莫过于对孔子及其六经的蔑视和否定。他说：“夫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童心说》）被历代统治阶级奉为经典的《论语》、《孟子》、六经，决非万世之至论，实“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童心说》）李卓吾坚决反对以孔子的言论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汉唐宋三代，“中间千百余年而独无是非者，岂其人无是非哉，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李卓吾以其思想家的胆识，凭借犀利的笔锋，剥掉了孔夫子神圣的外衣，解除了六经、《语》、《孟》经典的包装，显露出其庸常的一面。在冯梦龙的著作中，也有对孔子及其六经的嘲讽和否定。他在《广笑府序》中写道：“又笑那孔子这老头儿，你絮叨叨说什么道学文章，也平白地把好些活人都弄死。”提出了孔子道学杀人的主张，其激进程度不亚于李贽。在《太平广记钞》卷二十六《刘献之》条后，冯梦龙有评：“假使往圣不作六经，千载又谁知其少乎？”将六经视为可有可无典籍。李卓吾在《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中，系统阐述他对妇女问题的看法。他说：“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人之见尽短，又岂可乎？”并对历史上有作为的女性，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与李卓吾一样，冯梦龙也肯定妇女的才智，在《智囊》中，专辑《闺智部》一卷，表彰古今才女。《闺智部?贤哲》总评曰：“谚云：‘妇智胜男。’即不胜，亦无不及。”这和李贽的男女见识无长短之别的主张何其相似。
李卓吾的文学观对冯梦龙的影响更大。李贽最根本的文学主张是“童心说”，他说：“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童心说》）在李卓吾看来，世上最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真情实感的表露。李贽认为，真正出自“童心”的优秀作品是通俗文学，是戏曲小说。在《童心说》中，他推《西厢记》、《水浒传》为“天下之至文”。冯梦龙认为文学是作家性情的表露，他说：“文之善达性情者，无如诗，三百篇之可以兴人者，唯其发于中情，自然而然故也。”（《太霞新奏序》）冯梦龙所说的“性情”，主要是指情感，他也常用“中情”、“至情”、“真情”。冯梦龙对通俗文学的推崇不亚于李贽。他说：“今虽委世，而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叙山歌》）并亲手搜集、整理了《挂枝儿》、《山歌》等民歌集。他称《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为“宇内四大奇书”。编纂了大量的通俗文学，包括话本经典“三言”。
王阳明是明代首屈一指的大思想家，冯梦龙对其学说推崇备至，他在晚年创作了传记小说《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这样评价阳明心学：“即如讲学一途，从来依经傍注，唯有先生揭良知二字为宗，直扶千圣千贤心印，开后人多少进修之路。……所以国朝道学公论，必以阳明先生为第一。”生活在明中叶的王阳明，亲眼目睹了现实的污浊，并对此痛心疾首，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驱使他凭借自己的智慧去拯救世人，达到天下大治的境地。他说：“仆诚赖天之灵，偶有见于良知之学，以为必由此而后天下可得而治。是以每念斯民之陷溺，则为之戚然痛心，忘身之不肖，而思以救之，亦不自知其量者。”（《传习录》中）王阳明提出“良知说”，希望唤醒人们的良知，改变社会现状。冯梦龙也是一位很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他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对其丑恶的一面看得更为清楚。他在《醒世恒言叙》中写道：“忠孝为醒，而悖逆为醉；节检为醒，而淫荡为醉；耳和目章、口顺心贞为醒，而即聋从昧，与顽用嚣为醉。”针对世上醉人多、醒者少的现实，冯梦龙要用文学创作来唤醒世人。他说：“天不自醉人醉之，则天不自醒人醒之。以醒天之权与人，而以醒人之权与言。言恒而人恒，人恒而天亦得其恒。万世太平之福，其可量乎！”（《醒世恒言叙》）冯梦龙的醒世思想和王阳明的救世思想是相通的。王阳明用以救世的一剂良药就是“良知说”。“良知”是什么？王阳明作过各种解释。他说：“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成，是故谓之良知。”（《大学问》）“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故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亲便是孝，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从兄便是弟，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君便是忠。只是一个良知，一个真诚恻怛。”（《传习录》中）王阳明所说的“良知”，就是是非善恶之心，孝悌恻隐之心，真诚恻怛之心，忠君爱国之心。实际上是一种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它是先天赋予、不假外求、人人具备的主观存在，“致良知”不过是加强自身道德修养，保持良知不为私欲遮掩，自觉自愿地履行这些道德规范。冯梦龙用以醒世的思想也主要是封建伦理观念。他说：“六经、《语》、《孟》，谭者纷如，归于令人为忠臣、为孝子、为贤牧、为义夫、为节妇、为树德之士、为积善之家，如是而已矣”，“而通俗演义一种，遂足以佐经书史传之穷”，（《警世通言叙》）可以“为六经国史之辅。”（《古今小说叙》）也就是说，小说也能起到六经的作用，可以教人为忠臣、孝子、义夫、节妇，甚至比经书的教育作用更显著。与王阳明不同的是，冯梦龙更强调文学的情感作用，而他们所宣扬的基本思想却没有什么不同。
冯梦龙作为戏曲家，主要活动是更定传奇，修订词谱以及在戏曲创作和表演上提出主张。至于冯梦龙创作的传奇作品，传世的只有《双雄记》和《万事足》两种，虽能守曲律，时出俊语，宜于演出，但所写之事，缺少现实意义。冯梦龙之所以重视更定和修谱工作，在于他看到当时传奇之作，“人翻窠臼，家画葫芦，传奇不奇，散套成套”(《曲律序》)的现象严重。为了纠正这种弊端，使之振兴，于是主张修订词谱，制订曲律，以期“悬完谱以俟当代之真才”(同前)。同时提出“词学三法”，强调调、韵、词三者不应偏废。在冯梦龙看来，一部优秀剧作，应该情真意新，韵严调协，词藻明白，文采斐然，案头场上，两擅其美。冯梦龙正是在这种主张驱使之下，从事传奇更定工作的。冯梦龙更定的作品达数十种之多，现可考者有17种，其中颇有不少名作，如汤显祖的《牡丹亭》、《邯郸梦》，袁晋的《西楼记》，李玉的《一捧雪》、《人兽关》和《永团圆》，《占花魁》，以及《精忠旗》等。在更定过程中，冯梦龙强调关目的真实自然，合乎情理，突出中心，反对枝蔓。更定的《精忠旗》，便是以慷慨大节为主脑，突出岳飞忠君爱国和将士人民对他的爱戴。他还注重人物性格的多侧面刻画，使之生动鲜明。以更好地发挥“传奇之衮钺”的作用。在他更定的《酒家》中，就曾给各种人物以不同的个性特征，“虽妇人女子，胸中好丑，亦自了了”（《酒家序》）。对于音律，见原作落调失韵处，冯梦龙也总是按谱加以修改，以便于演唱。他要更定汤显祖《牡丹亭》的原因，便是认为这部具有无限才情的杰作，只是“案头之书，非当场之谱”（《风流梦小引》），冯梦龙更定的《牡丹亭》，与汤显祖原著的意趣，虽有所差异，但也的确使之便于用昆腔演唱。
《春香闹学》《游园惊梦》《拾画叫画》等著名昆曲剧目，便有采用冯梦龙定本的地方。冯梦龙更定传奇的工作，对于纠正创作脱离舞台的案头化偏向，繁荣明末戏曲，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在戏曲表演艺术方面，冯梦龙也有不少精湛之论。他在《双雄记序》中提出，“歌者”必须识别调的宫商，音的清浊，不能“弄声随意”、“唇舌齿喉之无辨”。在更定传奇的眉评中，也时时“提示”演员，何处是“精神结穴”处，戏要做足；何曲演时不宜删略。要求演员应认真领会角色的思想感情，气质风度，以及其所处的艺术环境，演出神情和个性来。这表明冯梦龙在有意地探讨表演艺术的规律，并从理论上作了一些总结。
冯梦龙的散曲集《宛转歌》和诗集《七乐斋稿》，均已失传。从残存的数十首作品中可以看出，其散曲多“极摹别恨”之作。他的诗以通俗平易见长，虽不成诗家，但亦有可观之作。如在知县任上写的《催科》，其中便有“带青□早稻，垂白鬻孤孙”之句。正如钟惺所评：“下句更惨。二语出催科吏之口中，亦无可奈何之极矣。”（《明诗归》卷七）
此外，冯梦龙还曾参与校对精刻《水浒全传》，评纂《古今谭概》《太平广记钞》《智囊》《情史》《太霞新奏》等，并有笑话集、政论文等十余种传世，还撰有研究《春秋》的著作《麟经指月》。
明代文学是以小说、戏曲和民间歌曲的繁荣为特色的。小说、戏曲方面，颇有一些大作家，但在小说、戏曲、民间歌曲三方面都作出了杰出贡献的，明代唯冯梦龙一人而已。
缪泳禾：“冯梦龙是中国文学的骄傲。”“他建立了自己独特的文艺理论体系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中国古代著名文学家》）
潜明兹：“薄伽丘开辟了一个新时代，而冯梦龙却没有迎来一个新世界。因此“三言”便没有取得《十日谈》那样令人瞩目的世界地位。这究竟是历史的过错，还是冯梦龙本人的失误，抑或是前者决定了后者？”
